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当今世界克服西方现代化的难题、把握现代化运动的内生动因提供了范例。中国新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性地承担贯通现在与未来、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集中体现，文化主体性建设优先突出地成为中华民族完成使命担当的时代任务。这是中国新时代建设新型文明的客观要求和重要标识，更是从方向和动力两个维度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开启新型文明观念

　　走向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大工业开创世界历史，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欺凌中进入了资产阶级所建立的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在与西方列强的殊死博弈中，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遭到历史性的延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苦求救国济世良方，皆以失败告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毅然决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筹划和实施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在近代实施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中，摆脱不了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交集，需要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即便如此，正如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敏锐觉察到的一个“世界史问题”所提示的，“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韦伯的敏锐洞察毋宁说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证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历经艰辛，排除万难，走上了一条植根于中国国情又遵照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发展道路，书写了人类历史的壮丽史诗。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并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凸显的不同的主要矛盾，完成阶段性的目标和任务，自始至终贯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洋溢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勇毅前行的文化气息。

　　1.打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桎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运动，决定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境遇中，中国社会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十分突出地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近代起步时的历史处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2.建设强大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努力使中国富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全面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乃至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3.奋进民族复兴新征程，强起来的中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已然获致全新的发展境界和使命担当。中国社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探索现代化运动的本质规律，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我们简要回顾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自始就依据所处的时代条件，针对自身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确立现代化的主题和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及其解决，不是思想家凭空捏造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所决定、分阶段展开并完成的。如果不能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及运动蕴藏着立足于自身的“铁的必然性”，那么，我们理当相信，“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这就颠扑不破地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植根于中华民族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在前提原则上与西方现代化迥然相异；中国式现代化展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明观念毫无疑问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

　　其一，劳动为资本导航。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资本是西方现代性的“以太”，资本在现实生活世界拥有支配一切的绝对权力。但是，现代—资本主义这个“文明时代”，在推行资本普遍统治中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只要“物的依赖性”掩盖甚至置换人的“对象性本质”，就是本末倒置的僭越，以至于生活世界充斥着“对象性本质的异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遂甚嚣尘上。毫无疑问，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以至于社会生活运行始终摆脱不了动力短缺的困扰。解除困境的根本办法，就是终结资本逻辑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按照劳动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让资本在劳动原则的引领下充分发挥其“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是以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与对立为前提，以“物对人的全面统治”为标识，那么，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能决定性地高扬劳动的本源意义，依靠劳动的力量来破解资本的抽象统治，让资本是其所是，亦即重现其是人的活动产物的原初面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然开始的这一重大变革，倡扬劳动引领资本运动的新型文明观念，毋庸置疑关乎现代社会存在基础的转型与重建。

　　其二，平等保障自由的实现。“人的独立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人性品格或精神气质。没有这种“人的独立性”，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活动中提炼出来的“自由”和“平等”，实际上就是“人的独立性”的基本构成或核心内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原本相伴相生、相互依存的“自由”和“平等”，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平衡协调的发展。自由直接与个体相连，能够优先获得发展。平等一定是在个体之间的联系中才能实现并表现出来，平等天生就具有社会性的存在性质。可是，在资本原则所导向的生活处境之中，平等是不可能如其所愿地得到实现的，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必将延展到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平等何以重要？平等与自由同源互感，是确保自由真正实现的规范性前提。没有平等提供相匹配的实质性制衡与支援，个体有可能罔顾其他人的正当诉求或其他情况的正常存在，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或意愿，把追求自由变为个人随心所欲的活动，如此便走向恶性膨胀的主观性。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人的独立性”内涵残缺不全，毋宁说自由的实现即意味着自由的失去。这根本不是虚构出来的幻象，而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实情，以至于迄今但凡提到“人的独立性”，流俗一般都指向自由。这已然是西方现代性或西方现代文明根深蒂固的认知，且延续至今。既是这样，重新确立平等应有的地位和价值，就只能寄希望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倡导的个人本位优先的价值观已被历史证明是妨碍自由实现的抽象说辞，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本质上不能为自由的实现配置本该有的支援性条件，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无疑具有引领人类自由发展的优越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行动，正是可贵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重塑文明叙事，让自由与平等同在，从而能够塑造真正有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其三，高效能治理助推高质量发展。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世界进入一个总体上相对稳定与和平的时期，解决民生问题、追求美好生活能够凝聚最大多数民意而成为全球共识。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消费主义”的生活风尚，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信奉只要把经济馅饼做大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发展观。这一发展观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叙事中的强劲话语，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世界各国都力推经济发展，追求经济增长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但是，只要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同于美好生活，淡化乃至遗忘社会生活的其他指标，就是把复杂多维的社会发展简化为单一的经济发展，带来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制造经济越发展、问题越严重的发展悖论。经历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生存苦旅，国际社会致力于推行“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观念。可持续发展旨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协调统一；包容性发展坚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致，推动发展惠及所有人，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把“高质量发展”当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中，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观念，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力求在质的有效提升的基础上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内容，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通过有效治理而最大限度地集聚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正是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高效能治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运动创建了一个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协调一致、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范例，谱写了现代国家文明治理的新篇章。

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困境

　　西方现代文明是资产阶级“非常革命”历史作用的成果和表现。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发动了工业革命，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把资本逻辑形诸社会生活建制的基本原则和支配力量，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内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人们过着有史以来最为丰裕的物质生活，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特征，构成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基础，更是西方现代文明得以延续的基本理由。

　　为了终结封建所有制关系，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不仅建构了只有服从于发财致富的条件才能巩固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的“经济统治”机制，资产阶级还竭力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和“观念统治”。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中。“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支配—从属”式结构，维系着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大致平衡和基本秩序，同时组建了以“西方先进—东方落后”为格局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了“中心国家—边缘国家”共存的现代国际关系架构。与此同时，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所阐发的“天赋人权”学说，被资产阶级奉为立国治国的观念前提。随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融合集成，特别是整个近代哲学所给予的实质性支持，资产阶级建构了与资本运动相匹配且能够提供必不可少文化辩护的观念体系或意识形态，成为现代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我们姑且把资产阶级超越封建关系的历史性创制简要归纳如下：以资本运动和市场化为轴心的经济结构，主从分隔分明的强权政治，自诩普遍适用的意识形态话语或文化霸权，等等。这些方面毫无疑问展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多重特质，也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般特质。马克思曾经概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第二大形式”的时代特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正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生活状况精炼而切近的表述。“人的独立性”固然标识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维度，但这一积极性质是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生成的，且只有服务于这一基础才能获得开展自身的可能性条件。这就彰显了最关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或西方现代文明之本质的关键点：资本逻辑已然上升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资本原则形成了对于社会生活的普遍的绝对的统治。这样的生存境遇究竟能够营造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呢？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从商品开始透视资本主义社会，切中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要害。“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商品，不仅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无止境地追逐商品价值的基础上，并以实现商品价值增殖为基本目标。由于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劳动实际上成为社会生活的原动力和本质。抽象劳动独特的表现方式，也增加了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接受。与具体劳动突出劳动的“质”即“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相比，抽象劳动则撇开了劳动的具体性质而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指向劳动的“量”，即“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抽象劳动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形式上可以避免具体劳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相互之间可以找到共性的考量标准，进行等价比较。只要是等量的抽象劳动，不管人们在社会地位以及财富等方面是如何的悬殊，都可以公平地进行交换，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是说，社会生活以抽象劳动为基础，具有公正和平等的外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且形式上皆能受惠，从而能够受到激励而自愿地开展交换活动。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抽象劳动为基础，不仅是逻辑上能够成立的理论分析，更有社会大众在认知和情感上的认同，无疑成为社会生活的内在巩固的性质。马克思追问：“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进行的都是能够直接感知的具体劳动，看到的都是有形的具体物品，总以为平常行为的成败就是受到商品体（物）的左右，商品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商品拜物教便应运而生。既然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掩盖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历史性质，人们在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虚幻的物与物的关系，所以，引进“抽象劳动”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结构，可以挑明“质上不同”的商品却根据“形式相同”的原则（即可以计量的抽象劳动）而能够进行交换的缘由，揭穿商品形式神秘性的迷雾，从而澄清商品拜物教的谜底。虽然人们无法感性地把抽象劳动指认出来，但抽象劳动寓于具体的商品体之中，始终与人们的生存筹划相伴随，决定商品的价值。抽象劳动“不仅是商品关系中各种不同对象所归结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可以说，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劳动，隐而不彰地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运转。更值得提出的是，在日常的商品交换中，量化的合理计算把不同质的商品联系起来。特别是具有严谨性和直观性的“科学计算”的加持，让社会大众以为抽象的、量化的可计算性就是商品的真正性质或本原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所负载的社会历史性质——商品拜物教的真正渊薮——就被忽略乃至被遗忘，社会大众深陷“物的依赖性”之中而不明就里，以至于抽象和形式化的工具理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割舍不了的一种文化取向。唯有抓住抽象劳动及其实际开展，才能透过社会生活的表象，深刻领悟商品的运动机制及其真正性质，从而把握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

　　可以看出，以抽象劳动为分析基点，马克思切中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自行制造的深层次矛盾：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受到抽象劳动的支配，抽象劳动的决定作用却是人们无法直接感知的；人们被商品所役使，却不了解“物的依赖性”的真相。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可计算性”已然蔓延发展为生活世界普遍要求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沉浸其中，毋宁说自觉不自觉地不断再造可以“抽象—形式化的”“精确计量”的生活处境，依循物化逻辑日复一日地筹划生存。这样一种让人受奴役、被遗忘的生活状态何以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持存？如果不是社会文化结构上生成的普遍必然性，这种境况还有可能吗？这样说来，提供文化辩护和精神武装的西方近代哲学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在近代哲学开端处，笛卡尔力求重建哲学的基础，通过“我思故我在”的精详论证，确定“我思”为决定一切的主体和出发点；康德明察笛卡尔哲学中隐含的偶然相关的弊端，深入阐述“我思”基于“纯粹活动”而成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主体；黑格尔用“自我活动”来阐释主体的内在性质，建构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绝对主体。这就是近代哲学意识“内在性”本体论原则的简要形成历程。从此可知，这一原则以范畴的演绎和升级为动力机制，通过富有环节的连接与发展，直到黑格尔论证“绝对精神”的内涵，便达到了“抽象的”“形式的”的状态，才大功告成。在这一完成状态，绝对精神“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在本体论原则高度，近代哲学如此这般倾心于“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实质上正是现实生活世界“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即抽象劳动的决定作用的理论表现和先验推演。同时，近代哲学矢志不移地强力推进这一原则，恰恰毫无例外地履行着文化导引的功能，日益深入地参与和引导现实生活运动，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相匹配的精神食粮，思辨地复活被“抽象—形式化的”精确计量所宰制的“人的独立性”。

　　这样就比较清楚，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决定性地推行抽象的、形式化的、可计算的方法，特别是经过近代哲学家们的思辨提炼与加工，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独有的文化风尚和标识。随着“观念统治”大行其道，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时代特征，而这种观念则是关于“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所以，“抽象和形式化的工具理性”不可移易地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底色，造就和左右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前途命运。

立足于历史地平线的文化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强起来的中华民族在创造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的同时，必将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成就，同样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力。这就是指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建设。“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从其现实根据和思想渊源来看，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设，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的事情，更具有关乎当今世界和当今时代发展前途的重要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这就是说，在资本普遍统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以物为媒介而表征着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事物皆有其独特的社会联系。正是这样，除非抓住事物的社会性质、事物的来龙去脉即历史性质，否则，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会是疏离真相的抽象认识，就不可能认识并把握事物的存在性质即本来面目。正如黑格尔所洞察到的，真理性认识都是通过中介才能达到的。在现代社会，社会历史创造因素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的认识中介，所有的事物都是在这一因素的中介作用下才能存在。换言之，撇开这一因素所形成的认识，其实质上不过是“想象主体的想象的活动”；由此所谓“回到事情本身”，不过是回到认识主体的想象本身。正是基于深刻领悟这一存在论事实，历史唯物主义发动了一场存在论革命，确立了历史性视域在人们认识世界中的优先性和基础性：只有立足于历史地平线，人们才能避免任何形式的随意假定、任性臆断乃至主观构造，从而真正认识现代世界的本质及其变迁。我们理当明白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以及由之而来的重要意义。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盛行的“抽象和形式化的工具理性”方法，根本上不能容忍也无法驾驭社会历史创造因素的存在，因为现实生活世界挥之不去的这一因素，总是到处制造偶然突发的、个别的事件，让生活世界充满活力、色彩斑斓。无视社会历史创造因素的存在，就是排斥或者摒弃历史过程；其结果，要么疏离现实，要么裁剪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方法负载的思想取向不可遏制地蔓延扩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一度产生了“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抽象和形式化的工具理性”方法的非历史性质。这里暴露的问题，毫无保留地指向这种认识方法所扎根和开展的时代基础，指向西方现代文明的痼疾和隐忧。解决问题的出路，首要的是尊重社会历史创造因素在现代社会存在中的基础性地位，充分发挥历史性视域在现代认识活动中的建构性质。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到现实生活世界的现场，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如果这些简要分析让我们看出西方现代文明在何处出了问题以及如何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当下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设，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则，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应有之义，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历久弥新。深切领悟历史性并富有成效运用历史性，正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迄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存在的文明，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民族精神的内在激荡和自我造就。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活着的过去”，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诸如“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民胞物与”的民生理念、“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可贵品质，代代相传，培育了中国人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中华民族始终开放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总是针对现实生活境遇而激活自身文化传统，把文化传统转换为起着建设和积极作用的精神力量，升华为当下生活经验或生存智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然以活生生的实践成果接续民族精神，把民族精神中富有活力的内容加工改造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元素，为当代中国精神文化建设集聚思想资源。于是，在中华民族近代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乃至民族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所以，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中华民族，不仅在自身实践中，而且通过典籍记载的知识整合，领略到历史性的巨大建构性质。这一独特优势，确保当下中国富有内容和活力地建设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文明在世界变局的博弈中重焕荣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当今世界变局的宏大背景中，文化主体性建设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所担负的文化使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此扎根，才能反映和表达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拥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正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

　　（作者简介：陈立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