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探索如何走向历史主动的历史。鸦片战争以来，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探寻掌握历史主动的方法，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洋务运动，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无论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他们试图掌握历史主动的尝试都先后遭遇失败。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把握历史主动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推动国家和民族从历史被动转向历史主动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掌握历史主动而奋斗，其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当代中国仍然持续发挥着作用。

一、青年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的初步形成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青年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受各种社会思潮影响，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多次转变。但他探索历史主动的出发点却是一以贯之的，即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17岁时，毛泽东读到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正是由于这样的初心，青年毛泽东不断探索如何发挥历史主动，最终在对各种思潮的比较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起初，毛泽东认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案，只是反对君主专制，却不反对君主制度，他“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2]。1911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接触到同盟会创办的《民立报》，了解到广州武装起义的事迹，开始拥护革命党人，逐渐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转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更是投笔从戎，加入起义新军。返回学校后，他在学习与实践中再次发生思想变化。1916年毛泽东多次写信给萧子升谈到对时局的看法，在从长沙返回韶山途中目睹了陆荣廷的桂军，指出桂军“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面对封建军阀借反对袁世凯争权夺利，指出“南北军兴，湘为斗场，省城波浪迭兴，当春夏之交，危险万状，而能镇定不挠”。[3]这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从反对君主专制到反对封建制度再到反对封建军阀的不断深入。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使近代中国摆脱历史被动，毛泽东也逐渐认识到“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4]，转而认为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于改造哲学和伦理学，使得“天下皆为圣贤”。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以后，毛泽东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新青年》灌输给毛泽东的是个性解放学说，在五四时期成为他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要武器，毛泽东还受到康德主义影响，在读了《伦理学原理》后，其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表现为二元论，为后来转向唯物主义提供了桥梁。[5]总的来说，毛泽东一直在为国家和民族如何掌握历史主动努力探索，但所接触的理论都没有清晰地揭示历史规律，各种思潮和实践轮番出台，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民族的面貌。

　　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毛泽东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他曾回忆道，在此之前，“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6]。沿着反帝反封建的路径，他探索着掌握历史主动的路径，在短短几年思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18年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开始读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其后，他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7]在随后刊登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认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的根本方法，赞扬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8]。该文反映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有一定了解，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启蒙下，更是有了具体的阶级立场。虽然这时他离马克思主义还有一定距离，但已经接近找到历史依靠谁前进的答案。当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启蒙“也只是学理层面上的探讨，现实革命斗争的实践则是毛泽东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9]。驱张运动为毛泽东告别无政府主义提供了契机，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第二次到上海后，与陈独秀的谈话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在理论和实践双重互动的影响下，毛泽东最终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理论与实践是存在间距的，如何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增强历史主动的思想武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长时间探索。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的发展成熟

　　1949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0]这一观点不仅深刻地解释了近代中国从历史被动转向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理论的指导，还表征了增强历史主动的方法，即“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11]真理的相对性决定了“学会”马克思主义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真理的客观性又决定了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能达到“学会了”的状态。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集中体现在“学会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把握历史主动奠定根本前提。毛泽东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性人物，以其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推动近代中国摆脱了历史被动。一方面，发挥历史主动，必须回答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基于欧洲的具体实际，曾提出农民是中间等级的观点。十月革命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城市包围农村是俄国革命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生动的社会实践时，最初因为缺乏经验，采取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将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当作金科玉律，将苏联经验照搬照抄，使革命一度陷入危机。中国革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将农民组织起来，推动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发挥历史主动，必须回答历史前进的方向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既有人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个阶段进行，其实质是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走向右倾错误；也有人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从而走向了“左”倾错误。毛泽东则依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方向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12]。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第二，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发挥历史主动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曾高度评价巴黎公社运动中的无产阶级：“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13]。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来源于自身的特性，他们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他们代表着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巴黎公社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只有在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其历史主动性转化的实践才能遵循历史规律从而创造新的历史。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的建设对于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性。一方面，尤其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保持党的先进性。毛泽东将思想建党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28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4]。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出身的党员逐渐占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党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亦不在少数，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时常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加强理论武装，使党员既在组织上入党，也在思想上入党，就十分必要。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提出“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15]等观点。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6]。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17]这些重要论断，为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提供了指导。另一方面，提出通过“民主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黄炎培在延安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令人警醒，在中外历史上，“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历史上不乏所谓的“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王朝鼎盛期，也不乏“为政以德”“民贵君轻”的思想，但这些封建王朝都跳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封建统治阶级不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封建王朝后期，往往出现土地兼并、吏治腐败、藩镇割据等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在封建剥削下苦不堪言。在西方历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具有历史进步性，但资产阶级本质上仍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本质上都是资本专政的‘钱主政治’，对人民来说只是形式上的民主”[18]，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也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跳出历史周期率具备了历史可能性。但无产阶级政党也面临着诸多考验，物质、精神、能力、外部环境等方面的考验都有可能使无产阶级政党脱离群众，从而陷入历史周期率循环。毛泽东从实践中概括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民主，以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无产阶级政权就不会人亡政息。

　　第三，强调研究和总结历史，推动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延安时期，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毛泽东组织党内大规模学习和研究历史，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开展实践。他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部历史文献集，这些党史文献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基础材料，如《六大以来》“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19]。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强调研究党史要遵循“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采取“古今中外法”，“应该以中国做中心”[20]，为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方法指导。1944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的六条意见和《学习与时局》一文中的一些论断，涉及了历史的评价问题，如指出“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21]，“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22]等，这些论断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提供了指导。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前后历时近四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严谨的论证，凝聚了全党智慧，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反复修改。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党史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增强了历史主动。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的接续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作为新生的事物，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接续推进，总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留下了历史教训。

　　第一，推动“第二次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把握历史主动奠定了根本前提。一者，提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强调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探索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关于国体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从“工农民主专政”到“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再到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系统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23]在这里，毛泽东阐释了人民的内涵以及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即是按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建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后，在重大社会变革下很多矛盾纷涌而至，1956年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要求退社等现象，再加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的发生，这就必须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如何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强调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二者，提出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探索了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影响下，“以苏为师”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共识，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学习。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苏联模式暴露的问题，使毛泽东逐步认识到从“以苏为师”转向“以苏为鉴”、辩证地看待苏联经验的重要性。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24]“以苏为鉴”并不是否定苏联的成功经验，而是需要辩证地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优点和缺点。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性，“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25]。在充分总结历史经验和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问题，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如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中，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需要加重，吸取了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教训。

　　第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构成了掌握历史主动的一般路径，欧美国家通过率先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曾经掌握了历史主动。[26]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蕴含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但如何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力，仍是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难题，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初步探索。一方面，毛泽东充分学习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有益经验。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使生产力水平相较于传统社会有了质的飞跃，由此带动了社会各领域从传统向现代迈进。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一者体现在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27]；二者体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8]，但遗憾的是没有最终付诸实践。对于苏联经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更是主张全盘学习，这也推动了我国重工业以及军事国防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毛泽东充分反思西方现代化和苏联现代化的弊端，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独立自主精神也是毛泽东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毛泽东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附于其他国家，最终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急于掌握历史主动，发动“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了深刻教训。“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9]这决定了掌握历史主动总是要与历史发展的进程紧密相关，如果超越或脱离具体的历史阶段谈历史主动，就有可能将实践引入误区。为了尽快掌握历史主动、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在看到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后，认为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时，“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相继发动。毛泽东对于实践的乐观估计，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背离了他自己一向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使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出现了曲折，留下了深刻教训。

　　四、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的启示与价值

　　回顾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在绝大数时间中都产生了积极意义和重大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从主观上而言仍是为了掌握历史主动所犯的错误，但由于脱离了具体实际，导致留下了深刻教训。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的两种经验，一种是成功的，一种是失败的，应该视作为“两份历史遗产”[30]，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历史主动提供启示。

　　第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握国家和民族发展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揭示了历史如何前进，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揭示了历史依靠谁前进，“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揭示了历史向何处前进的问题，这三大问题的科学揭示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前提。[31]其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32]。在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带来了重大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实践充分证明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只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不断激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力。最后，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认识历史，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从而增强历史主动。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制定，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的先河，在革命时期把握了历史主动。中国共产党相继制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第三个历史决议，同样在不同时期增强了历史主动。面向未来，仍要继续发扬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的优良传统，以历史映照现实、以历史远观未来。

　　第二，党的建设是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保障。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论述尤其是思想建党的论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增强历史主动。新时代仍然要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要继续发掘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的理论资源，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同时，继中国共产党人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需要统筹把握“两个答案”的辩证统一性，在“两个答案”的有机结合中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第三，保持历史耐心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必要条件。“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毛泽东晚年失误证明了保持历史耐心的极端重要性。理论的科学、制度的优越、人民的拥护都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相较于其他政党和其他制度的突出优势，但优势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水平仍需要历史的积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生机活力，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经济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我们既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不能过分估计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作用，而是必须立足于基本国情，锚定历史方位，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精髓，以坚定的历史耐心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此外，我们还需要深入发掘毛泽东精神在毛泽东发挥历史主动过程中的重要性，毛泽东精神“代表了20世纪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文明挤压下，不甘落后、英勇奋战、自强不息的生存意志和进步追求”[33]，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发掘毛泽东精神，有利于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包括历史主动精神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把握历史主动提供精神支撑。

　　（作者简介：尚庆飞，山东莒南人，哲学博士，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机制研究”（22VRC009））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现代哲学》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