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对区域协调发展做出了更加长远、更加系统的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从逻辑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为推动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核心，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统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着力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当前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顶层设计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提高国内大循环覆盖面，在更大空间尺度上降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彰显中国特色和大国特征。回顾人类历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充斥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以追逐资本超额利润为目的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和平发展、自主创新，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这要求我们必须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区域协调发展全过程、全领域，在促进各区域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区域经济间的相对平衡。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高质量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区域协调发展以优化经济资源空间配置结构为主要目的，通过政府规划和市场机制，促使经济资源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形成相对有效的空间结构，推动各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度参与分工，形成“1+1＞2”的聚合效应。区域协调发展谋求的是可持续发展，以发展为前提，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等通过产业、交通、人才、公共服务等政策的系统集成，实现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这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一致。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更加强调小尺度、跨区域、相对精准的区域合作示范效应。当前，我国已相继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大尺度的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未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基于小尺度空间推进行政边界、地理边界、经济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多维耦合，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探索区域一体化新动能。

　　从理论上讲，人口、产业的聚集可以通过学习、匹配、共享等微观机制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形成集聚经济。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初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放到部分地区，可以迅速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这一阶段，规模经济会进一步促进要素的空间聚集，形成循环累积的正反馈，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失衡。但当集聚提升至一定水平后，又会产生土地成本上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集聚不经济情形。要素开始由集聚区向周边地区扩散，区域经济开始寻求从局部快速增长转向全局均衡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为我国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迅速提升打下坚实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为共同富裕奠定良好基础。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已成为制约人民幸福感提升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宗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必须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政策系统集成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

　　区域协调发展以政府引导为重要特征，有利于解决自由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可能出现“失灵”，加速“循环因果累积”，形成区域经济“马太效应”，导致边缘区与核心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此时，政府可结合不同地区比较优势，实施“融合化”“协同化”“一体化”“同城化”等差异化区域合作策略，在不损害先发地区发展的同时促进落后地区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协调。实施政府引导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通过政府协商、经贸合作、协同治理、资源共享等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

　　我国通过政策集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探明了空间路径。一方面，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逐渐打通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经络”，构建起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框架。目前中部和西部GDP占全国的比重已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2年的22.1%、21.4%。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分别从2012年的1.69、1.87下降至2022年的1.50、1.64，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不断深化，使得区域政策的精准性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潜力加速释放。2022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10万亿元、29万亿元、10.46万亿元，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了40%，充分体现了各区域战略发挥全国经济压舱石、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田的重要作用。

　　处理好核心区域与非核心区域间的关系，深入推动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提升中心城市的核心能级，壮大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并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引导大城市功能有序向周边中小城市疏解，以都市圈为重要载体推进区域交通共联、产业共兴、人才共享、服务共建、生态共保。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不断深化城市错位发展理念，建立网络化的产业集群组织，推动各城市在园区开发、要素供给、机制协同等方面拓展合作深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要素、资源、功能辐射功能。

　　处理好核心区域或城市之间的关系，深化区域战略联动发展。从区域来看，以核心城市“强强合作”为纽带，加快构建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串联形成的沿海经济带为南北向发展主轴，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城市群串联形成的长江经济带为东西向发展主轴，和以晋陕豫郑（州）洛（阳）西（安）高质量发展合作带为中西部地区联动轴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从城市来看，以长江流域中上游的武汉、成都和重庆以及黄河流域的郑州和西安五个国家中心城市为支点，强化长江与黄河战略联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全国一盘棋。

　　处理好非核心区域或城市之间的关系，推进行政边界区域融合发展。加快推进相对落后地区和城市立体化交通体系建设，大力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推动商贸流通提档升级，以枢纽经济建设推动交通边缘城市向交通枢纽城市跨越，为其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功能跃迁夯实基本条件。加快省际毗邻地区的融合发展，系统总结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小尺度、跨区域、精准化的区域合作经验，深入探索省际毗邻区合作交流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积极谋划一批省际毗邻区域融合发展新样板。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