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1991年发表《为“大历史”辩护》一文，是“大历史”走上史坛的开端，后在亚历山大·默德荣格、弗雷德·斯皮尔、马妮·休斯-沃灵顿等人的推动下，迅即成为国际史学界新的研究领域。“大历史观”提出了从宇宙大爆炸到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叙述新框架。历史是“整个宇宙”的历史，不再仅仅是人类或地球的历史。西方学术界认为这标志着“历史研究的革命性时刻”的到来，“这是一项可与牛顿的运动规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相媲美的伟大成就”。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历史观”已传入中国并产生广泛反响，迄今已经刊发的各类相关文章数以百计。

　　对待来自西方学术文化前沿的“大历史观”，我们正确的态度是开放包容，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坚定文化自信，对“大历史观”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洋为中用，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作出不同的解读。中国话语的“大历史观”，不是历史认识时空的延长或扩大，而是植根于唯物史观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念的凸显，即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亦即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大”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一有机整体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规律性的运动。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辩证结合中探究历史规律时，历史认识不是一成不变地再现历史、机械地重构历史，而是主体对客体辩证的、能动的反映。坚持历史认识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及其在“大历史观”中的辩证统一，对彻底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客观主义”等错误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这正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和前提。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从“大历史”到“大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论述对我们深化研究“大历史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中领悟到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既要守正创新，坚守理论创新的根和魂，又要海纳百川，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精华。这也是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深刻阐述，准确地揭示了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本质特征。中国史学是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备上述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思考中国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客观基础，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使“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完成了人类历史观念的伟大革命。百余年过去了，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探究历史奥秘的钥匙。同时，唯物史观也在根据历史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创新。随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话语的“大历史观”应时而生，人类社会任何真理性的内容都应有中国化的表述，“大历史观”也是如此。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大历史观”中表现为整体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例如，在论述从科学的历史时空坐标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我们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其放在中国是一个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的伟大国家这样一个广阔历史背景下展开，通过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探索史这一整体性的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从历史矛盾运动整体性和连续性的大视角出发，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原有认识往往会进一步深化，展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创新性内容。例如，20世纪最初的20多年间，中国先后发生了三件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事，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三件事既是先后发生的“三件事”，又因其内在的历史联系，可称为20世纪初“中华民族空前的伟大觉醒”这“一件事”。为了科学阐释这“一件事”的意义，仅仅依靠对历史过程的描述是不够的，而是要通过理论性的阐释，分析这“三件事”是怎样融汇为“一件事”的。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历史研究的学理性和创新性将会不断得到加强，这无疑会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有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经由“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话语的“大历史观”是新的文化生命体中的一员，其意义和价值首先在于，它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源源不断地用新的研究成果为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注入活力，使其在发展道路上不断获得新的动力，以加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发展“大历史观”，加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首先要清醒地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加速演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当人类文明站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亟须回答“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时，现实生活会提出许多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或热点问题，对此我们不能回避、不能视而不见，而是要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展开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思想，是一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道路创新，更是对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上的超越。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既是我们对全球治理的现实回应，也是在新时代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催生了全球史的兴起，推动了人类文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在西方，除了威尔·杜兰特的11卷《世界文明史》外，皮特·N. 斯特恩斯、威廉·H. 麦克尼尔、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也都有著述问世。在中国，同样有多种文明史研究成果出版。“大历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具体内容之一，从这一理论出发，无论是“对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考察”，还是从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都赋予其时代的、民族的和学科发展的新内容。人类文明史是世界各民族自古以来共同创造的“大”历史，而非仅仅是欧美的现当代历史。这就需要冲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逐渐实现世界史、中国史、考古学的整合，为人类文明史研究开辟出新的广阔天地。在“大历史观”的统领下，世界文明史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新的研究领域、新的历史认识视野、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成果等，必将对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对“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深化研究“大历史观”，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仅是中国历史科学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其现实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倡导、弘扬、发展“大历史观”，不仅有助于对历史认识宏观问题的深入研究，弥补传统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不足，而且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的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大历史观”，使之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成长壮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yl23455永利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