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了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转变。人民群众需要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大，需要的层次不断提高、需要的多样性不断丰富，其不仅局限于传统语境下的物质生活富足和精神生活充盈，而且在政治、法治、文化、道德、健康、生态等方面的需要也有增无减。如何科学理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内涵，对于有效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推进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郑重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我们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大历史观的指引，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面理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与当时特定历史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美好生活愿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人民美好生活的类别、档次、水平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内涵和外延也会随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而更加丰富。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在相应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社会基本矛盾会以最具代表性、最为突出的形式所体现，即社会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把握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首要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方向。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关系我国全局发展的历史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要全方位多层次动态认识和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需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动因，“需要的样态”表征的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层次高低，“需要的变化”贯穿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演变的整个历史进程。人的需要的阶段性变化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息息相关，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作用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人类之所以从事生产劳动，首要原因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正是在人的需要的推动下，人类展开对自然世界的改造，生产力才能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其二，人的需要的变化会促使劳动者不断提升认识水平、提高生产技能、改进生产工具，最终推动生产力的跃迁发展，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又会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如此，人的需要与生产力就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方式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需要是人的最高需要，那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的阶段性需要。

　　近代中国，为了救亡图存，各阶级都先后亮相于历史舞台，但都未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中国的革命面貌变焕然一新。在这一时期，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群众最大、最美好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百废待兴，吃饱穿暖是中国人民群众最大、最美好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几十年的量变积累，温饱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人民需要“以真正的、完整的、全面的美好”方式进入中国历史舞台。由求独立到求温饱，由到求富裕到求美好，是近200年以来中国人民的需要问题发展演变的逻辑主线。只有基本物质需求问题解决了，才会凸显其他方面的问题，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美好生活就无从谈起。现阶段，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成就虽然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需要问题，但仍然存在收入差距较大、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生态污染、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人民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期待逐渐上升。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解，同样应该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提示，从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演进中进行理解。并且，尤其应该注意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前缀“日益增长的”。所以，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既建立在已经成熟了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上。而随着全新的物质条件和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到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然也会产生相应变化。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不断丰富。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一方面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受动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又具有能动性的一面。所以，人在本质上应该是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体，二者不可或缺。反映到人的需要问题上，人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殊性存在，既具有与其他物种类似的物质性需要，同时也具有能够体现人的特殊性的精神性需要。

　　首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丰富多样物质性需要为基础。立足于唯物史观，我们发现，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就是物质需要的满足问题，人类进行的一切斗争实际上都围绕着物质利益问题展开，并且其社会历史根源就在于背后的经济因素。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法、哲学……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对于人的物质性需要问题，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给予了重视，并且正是对于这种问题的重视推动了马克思在哲学立场上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在政治立场上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工资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即是维持工人自身存活和养家糊口的费用，是需要的最低水平。这个最低的标准就是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语境下的“通常的工资”。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逻辑的统治下，人的需要最后都会演变为一种需要，就是对货币的需要，这是一种“真正的、唯一的需要”。由此，人的需要沦为一种病态的、异化的需要。针对工人劳动的异化和工人需要的异化，马克思提出要建立人类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阶段，“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性需要的合理满足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前提，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志。物质是文明的基础，丰富的、多层次的物质需要满足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满足的基础和关键，物质性需要的满足不仅关系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美好生活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需要中，物质需要具有第一性、优先性。更加丰富、更高水平的物质需要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人民的需求也进一步丰富与提升。一是更加丰富、更高水平的物质性需要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就必然要求更加丰富的、更高水平的物质性需要。重视供给端物质生产的丰富性、高效性、协调性、绿色性；更加重视民生领域公共产品供给，使得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二是更加丰富、更高水平的物质性需要的公平性问题。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物质生产虽然类型丰富、水平更高，但贫富分化使得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底层劳动者的物质性需要仍旧相对匮乏。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阶层间、地区间、城乡间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在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向世人展现了坚定不移的决心。三是更加丰富、更高水平的物质性需要的合理性问题。更加丰富、更高水平的物质性需要虽然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基础，但要防止滑入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虚假需要、奢侈需要的泥潭之中。面对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诱惑，在人的物质需要问题上更应当进行合理引导，防止在更加丰富、更高水平的物质需要问题上走向极端。

　　第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社会层面的精神性需要为提升。人作为物质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自然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的集合体，其特殊之处就体现于超越于物质、自然层面的精神性与社会性。反映到人的需要层面，人的本质的特殊性决定了人必然会有着区别于动物的、强烈的精神性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对人的需要的层次类型进行了科学揭示。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其肉体的存活必须建立在物质需要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人作为区别于其他一切物种的社会存在物，又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性需要。当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的精神需要开始凸显，精神需要是物质需要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需要。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真正的需要应该是超出物质需要之外的一种需要，即社会性需要。因为，马克思强调，“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正是人类交往的两个主要维度，决定了人的需要的两个大类：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而鉴于动物也具有自然层面的物质需要，导致马克思将社会需要界定为人的本质性需要，这种本质性需要恰恰就包含人的精神性需要。精神性需要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构成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时深刻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弊端就是物欲的过度膨胀，物的逻辑取代了人的逻辑，丰富饱满的人性被贬斥为单一干瘪的物性，类型丰富、层次多样的需要仅仅呈现出对于商品的需要，它所带来的是人文精神失落和理想道德泯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第二个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既要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的主方向，将物质文明的发展推向更高水平；也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满足和精神世界建设，这本身就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具体要求。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实践逻辑，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

　　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论题，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怎样的生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类理想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怎样的？而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能仅仅在理论层面进行抽象建构，而必须立足于人的实践这一现实的广阔空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人类解放为主题，以人的自由发展为追求的科学理论学说，正是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进路，完成了对人的价值的一系列问题的科学解答。从一般价值论的基础构建来看，必先对以下三个核心问题进行回答：一是事实与价值的分殊问题。马克思主义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现实出发，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事实性的基础上提出要变革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二是价值主体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下，价值主体不是某一特殊群体，而是全体人类。三是价值标准的问题，也即为价值标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既要实现人的自然解放，也要实现人的社会解放；既要满足人的物质性需要，也要满足人的社会性需要；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的高度统一。从价值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展现了人类社会最崇高的价值追求，即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主义之所以具有跨世纪的影响力、感召力，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更在于其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不带任何偏见的，为自私自利、冲突对抗、剥削压榨的人类社会描绘了一个美好蓝图，为人类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客观来看，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实现在本质上都可以理解为人的需要的具体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阶段性历史任务的准确判断，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价值追求的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概括。从继承性与发展性的角度来看，两个范畴具有高度的理论共通性。“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价值追求的实现，应该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为前提；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又会为“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价值追求的实现创造历史条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将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作为最高价值追求；那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性价值追求。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任务和发展目的两大方面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科学揭示，即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的逻辑关系来看，根本任务与发展目标是互为条件、相互转换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目标的基础，只有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基础，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只有通过根本任务的方式才能实现。可见，无论是根本任务，还是发展目标，都是为了达到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共同富裕”这一的根本目标。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阐释，明确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可见，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具体内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人民”要求是全体人民群众，这满足的是共同富裕的“共同”要求，而且是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等多种需要类别、不同需要层次的深度融合。同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然要求生产力高度发达，而且必然要求没有剥削、平等公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体现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领导人民不断满足其需要、实现人民幸福的历史。“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规定了其内容实质。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优化极大程度地释放了生产力发展潜力，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其发展成就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深刻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的历史性变革。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是生产力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社会生产总量踏入世界前列，但在发展中尚存不平衡不充分；二是人民群众的需要的品类愈发丰富，层次更为鲜明，个性更加突出，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由此可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命题的提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升，在人民物质层面的需要满足之后，人民群众的需要水平、类型、层次要求有了新的提升。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间，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在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有没有”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美不美”“好不好”的阶段迈进。人民群众更加注重现实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总是在现实的社会物质状况的基础上，不断以各种方式满足自身持续变化的需要过程中前进的，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所以，人的需要的满足必然是实践的结果，新的需要的提出同样也是实践的结果。可以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这一奋斗目标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人类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任何形式的需要的满足都应该以自然层面的物质需要为前提，因为这是人的肉体得以存活的关键。人只有在维持肉体存活的基础上，才能有资格谈论其他需要的满足。所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必然要以物质需要的满足为前提。而物质需要满足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自然环境所提供的劳动对象，二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因此，面对21世纪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目标的物质需要满足必须兼顾生产性与生态性的统一，其既要以科学合理的物质生产为保障，又要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支撑。

　　（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强大且成熟的物质生产为保障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以满足人类“吃喝住穿”等一些需要。这是人类存在的“第一事实”和首要前提。在“第一事实”的基础上，人类历史的第二个事实就是在原有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不断催生、引起全新的需要。可以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人的需要动机决定了生产实践的开展。需要动机、需要意识的产生必然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影响，受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生产关系的影响。反之，人的需要也是由社会生产所决定的。马克思深刻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需要与物质生产之间是辩证统一的：需要是生产的主观动力，生产是需要的客观前提，二者缺一不可。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来看，经济建设始终都是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不断释放生产潜力，持续提升物质生产水平，不仅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首要前提。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实现，我国的社会生产能力能够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需要。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我国在生产一端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其是生产数量上增长明显，在生产质量上仍需进一步提升。从生产与生态的关系来看，过去粗放式生产方式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痛点问题。所以，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应该更为重视的是物质生产的合理性、绿色性、可持续性的问题。要想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的经济发展辩证法，做到生态保护与生产发展的有机统一，即“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支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语境下，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资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状态应该是建立在实践活动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并且，人作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必须依赖于自然环境；只有借助于自然环境所提供的实践对象，人才有可能进行改造世界的各种活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考察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时进一步提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自然环境所提供的客观条件对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在，经济学在考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常用到一个术语，即资源禀赋条件，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此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同样警示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上有着更为深刻的分析，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并且在马克思人与自然辩证关系观点的基础上，从现代共生论的高度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命运相关的生命共同体，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前提。从“自然环境”到“生态环境”仅两字之差，但意义却大不相同。从基础内涵来看，马克思语境下的自然环境强调的是“自然性”，即人之外的客观世界，其作为人的劳动对象、生产资料而出现；而生态环境强调的则是“生态性”，其内涵更为丰富。生态环境一方面包含自然环境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也在现代生态科学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人的生产活动的科学性、合理性问题。其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内涵了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开始重视生产活动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影响。在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呈现出不可逆的态势，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是保障健康生活质量以及创造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关键，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2016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总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命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人民需要阶段变化的科学研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求的集中表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坚持阶段性与历史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生产性与生态性的高度统一，从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理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是一个僵化的、静止的、定量的范畴，而是不断变化的、具体的、运动的范畴；另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是凭空提出的抽象范畴，而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开放的、历史的范畴。当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在不断的发展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3年第4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