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自人类迈入现代的门槛以来，人的解放便逐渐成为人类社会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所谓人的解放，主要是指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力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人的实践能力和认知能力逐渐提高，并不断实现历史性的飞跃。由此，人逐渐摆脱以往传统社会在经济、社会、自然等方面对于人的种种禁锢和束缚，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幅度增强，被动自发性相应地明显减弱，人越来越能够以符合其本性亦即人的原则的方式来生存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人的解放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如此，人的解放还对于催生现代化动力具有重大意义，以致于离开了人的解放，现代化动力就无从谈起。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客观上看，人的解放也存在一定的失控的可能性，如人的需要的过度化、资本的失控、人的物质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的出现，而这些问题又会给现代化建设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为了确保现代化进程持续而健康地推进，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有效防范和解决。

　　社会是由无数个具体的社会成员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所有社会成员。从最为基础的层面上讲，也就是从社会的质料构成层面上讲，社会成员基本行为取向状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社会所蕴含的基本潜能总量的大小，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动力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基础性影响。

　　在传统社会当中，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等级制的结构。在这种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依附性的特征，即就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其基本行为取向没有独立性、自主性、平等性可言，其一切行为及思想皆依附或隶属于他人，主要表现为缺少起码的人的尊严，生命权和财产权得不到应有的基本保障，日常生产生活遭受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在一般情形下，这种独立性、自主性、平等性的普遍缺失，使得大多数社会成员不可能具有生产及思想创造的热情。相应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是呈现出十分缓慢前行、进化度很小的情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人的解放潮流的形成，自由、平等等重要价值理念逐渐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习近平指出，“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逐渐形成的先进理念，社会成员必然会消除以往依附性的行为取向，而逐渐形成一种自主性的行为取向。社会成员的这种自主性行为取向具有这样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独立性。在现代社会当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其自身的主人，都是独立决策的自然“法人”，都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己意欲做的事情，也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换言之，就是“我的事情我做主”，“我的事情我担责”。不仅如此，每一个社会成员还有责任参与必需的社会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实现个人权利和社会义务的统一。马克思指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此外，社会成员的自主性还表现为自致性（后致性）的行为取向。在传统社会当中，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是一种先赋性的行为取向，即社会成员能否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家庭、种族、性别等方面的先天优势，而不是后天的努力及能力。与之不同的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以成就为取向的角色是强调当事人表现的角色”。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的，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技能以及实际的工作业绩，来获得自己意欲得到的生活处境。

　　第二，自身的利益诉求。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利益问题对于社会成员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不过，具体来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当中的社会成员对于自身利益的看重程度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比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成员更加重视自身的现实利益问题。一是整体而言，现代社会成员更为看重自身的现实生活。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宗教生活的色彩极为浓厚。教会以上帝的名义左右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大量的日常生活。当时的社会成员最为看重的是彼岸世界的天国生活，希冀通过自身一生的艰苦劳作、恪守教规，以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来赎清自身与生俱来的原罪，而获得进入天国的入场券。不仅如此，有些社会成员出于发自内心的虔诚，在十一税的基础上，还要为教会捐助更多的钱财，以期早日赎清自身的原罪。这些无疑加重了人们现实生活的苦难。相比之下，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更加重视世俗化的生活，但是极为落后的生产力、“正其谊不谋其利”的社会导向以及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节俭意识，使得当时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期许只能限于基本生活底线的保障，即维系简单的人口生产和再生产，最多是希望在此基础之上，对基本生活略有改善而已。而随着现代化进程、人的解放进程的推进，社会成员关于改善自身现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具有了正当性依据，从而导致其整体的现实利益诉求越来越重。二是单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诉求会加重。在传统社会当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多是以庄园或家族、家庭为基本单元来进行的。具体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由于其缺少生产上的自主性，因而其具体的利益诉求就需要通过整个庄园或家族、家庭而间接地反映出来。大量社会成员虽然艰苦劳作，但其劳作常常处在一种习以为常的本能化情状，即一切生产生活活动均听由庄园主或家族、家庭主事人予以安排。在这样的情形下，每一个社会成员切身的利益诉求相对来说还不是十分直接和凸显。与之相比，现代社会则有明显的差别。在现代社会当中，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家庭的生产功能已经减弱甚至已然消失，并转而交至社会化的生产部门，家庭的规模也随之由大变小；大多数社会成员必须在家庭之外的工厂或机构中独立地承担起生产、经营或其他劳动的职责，以此获取必要的收入来维系自己及家人的生存和发展。换言之，经济活动的重担具体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那里。由此，单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也必然会表现得更加直接和凸显。

　　第三，理性化。在现代社会，现实的经济社会状况使得社会成员的理性化认知和判断成为一种现实。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成本核算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掌握的技能，否则便难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成员理性化行为方式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现实影响。在现代大工业条件下，“机器以及使用机器的技术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包含着理性的和普遍适用的规范，从而约束了使用它们的人，往往促使个人态度和社会态度大致上越来越接近于机械的规范”。社会成员的理性化认知和判断至少包括如下一些重要内容。其一，判断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人们只有通过一定的理性分析，方能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生活成本，从而实现自身经济活动效益的相对最大化，至少必须使自己的生产投入费用低于收益所得。其二，重视合作共赢。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离不开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合作。况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社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形下，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生产活动都越来越离不开与他人的合作。长远看，社会合作一旦受到损害，那么将一损俱损。其三，重视社会风险的防范。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愈益积累、愈益加大的社会。面对种种社会风险，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当具有忧患意识和相应的抵御风险的理性举动，如进行必要的储蓄，参加各种各样必不可少的社会保险，等等。

　　第四，竞争性。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同现代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能够很好地促进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再者，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种能够与社会成员的独立性、重视自身利益以及理性化行为方式相匹配的重要经济制度。它按照每个人的具体贡献来进行有差别的初次分配，谁对生产效率的贡献相对较大，谁就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习近平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就要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同时，无论是劳动、资本、土地，还是知识、技术、管理，都应该按各自贡献获得相应回报。”这样的制度安排必然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同他的具体付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便能有效地激发出他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潜能得以充分释放。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动力之所以能够大面积生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由上可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的解放成为一种历史潮流。它将逐渐催生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观并推动其普遍化，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的事情。而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观的普及又会进一步催生并推动社会成员自主性行为取向的普遍化。社会成员自主性行为取向的逐渐普遍化，意味着社会成员独立性的普遍形成，进而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成为现代化动力来源的独立单元。这也意味着社会成员切身利益诉求的普遍加重，进而使得现代化动力的增强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意味着社会成员理性化行为方式以及竞争意识的普遍形成，进而使得现代化动力的形成和高效率释放成为可能。凡此种种，从社会成员这样一个普遍的质料层面上，为现代化动力提供了无数个独立的生长点，奠定了大面积的、坚实的、深厚的动能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比之传统社会，现代化动力之所以能够得以持续激活，其基础性的原因就在于此。

　　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空间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潜能开发程度的大小，进而影响到其所在国家现代化发展动力的强弱。换言之，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有多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为其社会成员提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多大。这是因为，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关系到其能够以怎样的方式聚合和配置资源并进行生产创造活动，关系到已经获得解放的社会成员何以持续增强现代化的动力。

　　在传统社会条件下，由于人们从事生产的空间规模十分狭小，因而无法有效地容纳大量的生产要素，或者说无法实现广泛、有效的资源配置，这就使人们的生产缺少有益的参照借鉴，进而无法实现高效率的生产。同时，也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存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竞争性以及由竞争性所产生的外在压力，因而无法有效地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凡此种种，使得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处在一种明显的被束缚、被禁锢的状态当中，其潜能难以得到有效开发，进而使得传统社会明显缺乏前行动力，难以出现大的飞跃性突破。比之传统社会，以现代大工业以及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破除了狭小空间和自给自足状态的限制，使人们逐渐获得巨大的解放。这突出地表现为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大面积、大幅度扩展，生产要素得到最大限度的聚集和有效配置，现代化由此获得强劲的动力。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第一，大面积、大幅度的社会流动有助于增强现代化动力。在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面积、大幅度的社会流动。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面对这种情况，以往以庄园或家族、家庭为基本单元的自然经济毫无竞争能力，家庭的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逐渐分离，其中大比例的生产功能移至社会化的大生产当中。与之相适应的是，社会成员的业缘关系逐渐取代了以往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大量社会成员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第一产业部门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部门，从经济不发达的区域转移到经济发达的区域，一些社会成员甚至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入到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当中。这一方面使生产要素得以在广阔的活动空间当中实现有效聚集和配置。生产要素的有效聚集和配置，有赖于资源选择空间的广阔性。如果只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去聚集和配置生产资源，那么由于选择余地的狭小，很多真正优质的资源无法被吸收进来，生产效率很难是高效的。相反，如果在广阔的空间当中来选择生产要素，那么由于备选者众多，将优质资源充分吸引进来并形成最优搭配的概率就会增大。进一步看，如果生产要素实现了最优配置亦即性价比最大化的搭配，也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了一件大概率的事情。另一方面，这能够使某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某些方面形成比较优势。从世界范围看，成本最低、养料最多以及生长周期相对较短的现代化生长点并不见得都集中于某一个国家当中，而往往分散在多个国家当中。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来说，如果其国土面积不是很大，自然资源拥有量不占优势，而且又处在较为封闭的状态，那么其现代化建设就很难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为避免这些客观上的不利因素，如果该国能够打开国门，在坚持民族自主性的条件下，实行较为充分的对外开放，使自身的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较为充分的流动，并借助自身在某个方面的优势，如高水准的人才队伍或是区位上的优势，同对于这些优势有着需要的其他国家的相关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那么相对来说就容易形成具有某种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生长点。

　　第二，社会成员活动空间的增大使整个社会充满创造活力。其一，众多的机会可供选择。就社会成员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活动来说，也存在一个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选择的问题。如果职业选择的余地很小，那么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均会降低。而如果“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也即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样看来，较大的活动空间有助于大量社会成员找到更加合意的、更能激发自身潜力的职业。其二，众多的人和事可供交流。在现代社会当中，由于人们活动空间的广阔性，加之所接触的人和物的异质程度较高，因而可以获得大量有价值的参照物，从而有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可供汲取和借鉴，能够做到追则有目标、戒则有教训。如是，假以时日，社会成员就能够逐渐进行化合性的再创造，从而促进某种既不同于个人以往，也不同于他人创造的新事物的生成。现代社会当中社会成员创造能力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可以从专利申请数量的迅速增加这样一个侧面得到印证。2000至2020年，世界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从874800件剧增至2304400件，增幅为163%；非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从502700件剧增至972300件，增幅为93%。其中，中国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从25346件增至1344817件，增幅为惊人的5200%；非居民专利申请数量从26560件增至152342件，增幅为474%。无疑，这些创造性的发明专利对于现代化动力有着巨大的催生意义。

　　第三，社会生产生活空间的扩大有助于社会合作能力的提升。社会合作是社会成员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之间虽然具有竞争性，但也离不开相互合作。马克思指出，社会成员“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比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当中的社会合作至少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社会合作的复杂性愈益增强。当社会分工愈加细化，社会合作也呈现出一种愈益复杂化的情形，但同时社会整合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即社会合作的任何一方愈益离不开其他合作方而独立地进行生产生活。二是社会成员对于相互间合作的选择余地相对较大。虽然社会合作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当中生产要素配置的最优化规则来进行，但不能否认的是，在遵循这个规则的前提下，仍然存在一定的选择余地。就此而言，由于生产生活空间的广阔性以及各种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社会成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同谁合作，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合作。由此，社会成员在相互间的社会合作中便能够带有一定的积极主动性，从而使社会合作的质量和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现代社会当中的高质量社会合作，使得整个社会获得了一种超越无数个人能力简单相加总和的、全新的、更高层面的人的能力，使得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程度逐渐提高，进而极大地增强了现代化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

　　社会生产的供给与社会成员的需求两者高度相关，是一种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毋庸置疑，人的需求是一个事关所有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满足人的需求是一切发展包括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目的。一方面，从根本上讲，社会成员的需求领域、需求层级以及需求样式，是由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时代条件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某种特定时代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成员的具体需求也关系到其较为稳定的普遍动机，即人的具体需求是怎样的关系到人的具体奋斗目标是怎样的，并进一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怎样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可以看到，在既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下，人的需求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基础性的动力意义。

　　在传统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而且发展速度很慢，致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求数量和需求层次十分低下，甚至限制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力。不能不说，这是传统社会长时期缓慢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现代社会，在生产力大幅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无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层级上看，其满足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其影响广泛而深远。第一，社会成员基本需求底线大幅度提升。伴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人们的需求层次在不断提高，从总体上看已经明显超出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准。就此而言，至少明显地反映在两个具体的指标上：一是绝对贫困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二是恩格尔系数普遍呈现越来越低的情形。第二，社会成员的需求愈益呈现出多样化、丰富化以及升级换代的情状。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人均GDP的提高。这就为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丰富化以及升级换代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二是闲暇时间的增多。随着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愈益从以往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放出来，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己能够支配的闲暇时间。而闲暇时间的增多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可以说，社会成员闲暇时间的普遍增加，能够直接促进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丰富化以及升级换代。在上述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生活品位”，这对于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前面讲到，就一般情形而言，社会成员需求的具体状况与社会生产的创造活力的关联度较高，两者相互促进。经济活动首先要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人们需求的具体状况也能直接影响经济生产的目标以及相应的投向。同时，有着强烈需求的社会成员也会注意不断提升自身的工作能力，以便能够称职地参与经济活动，并取得相应的收入，用以购买自己所需求的产品。这样看来，人的需求对于现代化动力的影响最为直接，或者说人的需求是现代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直接动力，能够有效地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讲，社会成员需求的逐渐旺盛和不断的升级换代，同样也能够推动现代化动力的升级换代。人的需求遵循由低到高的演化规律。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人的需求分为不同的类型或层次，从而对现代化生成不同的推动力量。人的需求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能够促进现代化动力由低到高的升级换代。在传统社会，人的需求欲望相对来说十分低下，总体上停留在以基本食品需求为主的层次，仅仅依靠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便可得到满足，因而第一产业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当中占有压倒优势。到了现代化的早期，为了满足社会成员对巨量的基本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就要维系和扩大生产这些基本工业品的能力，这就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第二产业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到了现代化的中期，随着人们对于各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经济部门结构也相应升级换代，这具体表现为以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占比越来越大。正因为人的需求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由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形成如是看法，即人的解放对于现代化动力的持续生成和增强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人本身的认知水准、短期利益、从众心理、本能冲动以及人的解放的不平衡推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的解放并非在任何情形下都具有正面的积极效应。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的解放虽然有着有效破除以往封建等级制等旧的时代桎梏的巨大历史进步意义，但有时在某些条件下，却会造成某些异化现象，对现代化动力形成某些新的负面效应。如是，既有损于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也不利于现代化动力长远的持续生成。有鉴于此，我们在认识和推进人的解放时，应当确立起人的解放的合理边界，以此防止或矫正相应的有害现象，确保人的解放始终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从而使现代化的动力能够持续、健康地生成和增强。

　　第一，不能脱离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现代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持续、健康地满足人的正常需求。唯有如此，方能使一个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即获得应有的人的尊严并逐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人的需求及相应期望值具有无止境扩张的趋势。马克思指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是，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以及相应的期望值的扩张速度经常会明显超过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以及相应期望值一旦脱离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便会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难以得到满足和实现，而且还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谈论人的解放问题时，切不可脱离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必须以特定发展水平的现代生产力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作为推进人的解放的合理边界。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收入提高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福利水平提高必须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

　　第二，必须防止资本的野蛮生长。现代化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人的解放以及由此形成的现代化动力离不开市场经济。然而，在市场经济中，资本由于其自身的不可或缺性和稀缺性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某种条件下，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使得资本具有了某种自启动机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资本无限增值，追逐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是资本‘天然的使命’”。如果任由资本野蛮生长而不加约束，则必然迎来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里，严重的贫富差距将成为常态，人的解放也会变形走样，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将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建设也由此失去原本的意义。具体到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就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习近平指出：“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

　　第三，应当防止人的物欲化需求左右社会的现象。虽然物质需求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最为基础性的需求，但是社会成员的需求不应仅仅限于物质方面。从不同的领域看，社会成员的需求既包括物质方面的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者，人的需求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存在一个从单纯重视物质上的需求到同时重视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需求的过程。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总量越来越大，加之社会福利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社会成员在基本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相对来说容易得到满足。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对于物质方面的需求会逐渐呈现出某种边际递减的情状，与此相对应，人们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则会呈现出某种边际递增的情状，社会成员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的需求势必呈现出协调推进的趋势。但是，一些国家在现代生产力获得大幅度发展、物质财富总量获得大幅度增加的情形下，却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某种过度看重物欲化需求却相对轻视精神文化需求的现象。在这些国家，各个厂家为了自己产品的销售，使用广告等诱惑性手段，对于自己的产品进行夸大的、虚假的、几乎是无孔不入的过度推介。这就使物质需求在大量社会成员那里产生出“入脑入心”的效果，使得无价值消费、透支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等非理性行为以及嫌贫爱富、不劳而获等不健康心理层出不穷或持续加重。如是，不少社会成员呈现出某种过度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物欲化需求，并由此挤压了精神文化等非物质需求的空间。有鉴于此，我们在促进人的解放时，应当确立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同步推进的基本原则。唯有如此，方能确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正确方向，进而保证现代化动力的健康、可持续的生成和增强。正如习近平在论及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时指出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防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生态环境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基础性条件。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在现代化的早期，人们基于生产能力的巨大提高，有时骄傲自大，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替大自然作主的意识，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天换地，让大自然顺从自己，因而对大自然进行无止境的任意索取，并沉醉于征服大自然、主宰大自然的喜悦当中。此外，由于资本具有无止境扩张和增殖的本性，完全不顾及公共利益而试图将自己的意志任意扩展至人类能够抵达的每一个角落，结果导致有时人的解放同生态环境呈现出某种对峙状态，使所有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如若任由这种情形发展下去，那么世界所有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都将面临危机，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都相应中断。如今，人们愈益意识到，维护好每一个人都须臾离不开的生态环境，是人的解放的合理边界。人的解放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并行不悖的，以顺应大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