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习近平非常关心思政课建设，多次对办好思政课提出明确要求，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3·18讲话”）中要求“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作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的重要指示；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提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重要论断等。这些新的要求既有内在联系，又有不同侧重点，为新时代办好思政课指明了方向。但是，学者们对这些重要提法的区分还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对“大思政课”的理解也有泛化的倾向，不利于深刻把握“大思政课”的要义和着力点，难以发挥“大思政课”的针对性价值，因而，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深化。

“大思政课”的内涵定位

　　“大思政课”概念，源自习近平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强调善用“大思政课”的语境，所以，要从习近平关于思政课的重要论述中把握其内涵和要求，才能真正厘清“大思政课”的内涵定位和要侧重解决的核心问题，真正把“大思政课”落到实处。

　　第一，“大思政课”本质上是要围绕思政课进行改革创新。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过，思政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指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而不是别的课，别的课虽然也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但不能泛化为思政课。“大思政课”理念是在如何进一步办好思政课的要求下提出的。习近平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1]这里讲的“大思政课”，其出发点和实质都是思政课。正是为了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思政课建设，才强调讲好“大思政课”。因而，“大思政课”首先是思政课，必然具有思政课的属性、意义和要求。“大思政课”是思政课的新形态，而不是在思政课以外另外构建一种课程育人体系。强调“大思政课”，目的是为了上好思政课，要围绕思政课建设进行改革创新。

　　第二，“大思政课”要在“大”上做文章。“大思政课”作为思政课的新形态，同传统思政课相比，最突出的特质就是“大”。就“大思政课”的概念界定而言，关键是要把“大”的定位搞清楚。目前，学者们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大思政’课”；另一种是“大‘思政课’”，两种理解把“大”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大思政’课”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大思政”的理念。所谓“大思政”理念，就是学校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充分利用和发挥各类主体、各门课程、各种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形成协同育人效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不同角度多次强调“大思政”格局，“三全育人”“课程思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大思政课”等都是在贯彻“大思政”理念的过程中形成的。有些学者正是把思政课放在“大思政”视域下对“大思政课”进行了阐释。比如，有学者认为，“‘大思政’即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运用各种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实施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众施加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实践活动。开展‘大思政’的课，即为‘大思政课’”；[2]也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格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为方法论指引，贯通式思考、系统性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工作力量的大调动、资源要素的大调配、体系结构的大调整，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有效整合、体系机制优化完善，实现育人质量和效果的有效提升”[3]等。

　　而“大‘思政课’”的观点，则主要是基于思政课的定位和“上好思政课”的要求。“大思政课”首要目标是上好思政课，提高思政课有效性，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比如，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是在思政课的宗旨——培养时代新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目标下，充分发挥传统教材和课堂以外的资源与方式，进行课程资源转换，使之构成思政课的课程要素，引导学思践悟，更好完成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这一重任的形象用语”；[4]也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即遵循思政课的教育规律，紧紧围绕其内在要求，充分挖掘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运用现实社会生活素材丰富思政课内涵，拓展社会教育资源和实践教育渠道，创新教学方法，以求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做法及形成的格局”[5]等。

　　这两种理解都在一定意义上深入阐释了“大思政课”的内涵和外延，对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大思政课”的内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从习近平系列重要论述和有关文件的精神要求来看，“大思政课”主要不是“‘大思政’课”，而是“大‘思政课’”。“大思政课”虽然与“大思政”“三全育人”“课程思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等理念具有内在联系，但又各有其侧重点，不能把“大思政课”理解为这些理念的代名词或合成词。“大思政课”是思政课，目的是做强做大思政课，而不能泛化为大思政意义上的课程，否则就难以凸显思政课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和在立德树人工作中的关键课程地位。所以，将“大思政课”定位在“大‘思政课’”的理解上更为准确，其侧重点、着力点更加明确。同时，也不能把“大思政课”孤立实施，要把“大思政课”理念与“大思政”“三全育人”“协同育人”“课程思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等理念统筹实施，形成协同效应，合力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第三，“大思政课”的要义在于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习近平非常关心和多次强调要办好思政课，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而且每次都有强调的侧重点。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推动形成了“同向同行”“课程思政”“三全育人”理念；2019年“3·18”讲话中强调“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2021年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推动了“大思政课”这一思政课新形态的构建。这些重要论述均与“大思政课”相关，但“大思政课”强调的侧重点与前面强调的“同向同行”“课程思政”“三全育人”“思政课一体化”等又有所不同。

　　大是相对于小而言的，但不能把“大”泛化。“大思政课”的大小之分不是数量和规模意义上的概念，“大思政课”之“大”在于从学校小课堂向社会大课堂的拓展和延伸。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对学员讲话时就曾从学习途径的角度指出：“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6](P384)“大思政课”也要求到社会生活中去讲。正如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之‘大’绝不是指课堂规模的大小，其‘大’在宏大的时代、鲜活的实践、生动的现实，强调社会各方参与力量之多、横向辐射范围之广。善用‘大思政课’，就要打造社会大课堂，深化课程思政全课堂，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扩展多维空间。”[7]也有学者认为，“‘大思政课’不再局限于学校，而是借助社会资源把思政课课堂空间由学校拓展到社会全域，倡导构筑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体系。”[8]可见，强调“大思政课”的要义在于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使思政课从内涵与外延、内容与形式、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线下与线上、显性与隐性等各方面向社会拓展，“让思政课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充分互动、与时代同频共振”，[9]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拓展思政课育人途径。

　　当然，思政课向社会拓展首先要基于思政课的本质和要求，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而不是离开思政课、淡化思政课小课堂，另外建构社会大课堂。同时，思政课又不能仅限于思政小课堂，要充分利用好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形成协同效应，巩固思政课成效。实施“大思政课”目的还是为了上好思政课。根据思政课向社会拓展的路向和与社会协同的要求，“大思政课”从内涵与外延来讲，在内涵上要开门办思政课，在外延上要利用好各种社会育人资源；从内容与形式来讲，在内容上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形式上要加强实践教学和现场教学；从纵向与横向来讲，在纵向上要注重大中小学思政课的社会课堂一体贯通，在横向上要加强思政课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合作；从时间与空间来讲，在时间上要善于利用社会历史与时代背景素材，在空间上要利用好社会育人场所；从线下与线上来讲，在线下要重视社会生活参与和社会实践环节，在线上要打造“云上大思政课”和发挥社会服务效应；从显性与隐性来讲，在显性方面要理直气壮讲好思政课和发挥好学校思政课的主渠道作用，在隐性方面要发挥社会生活的隐性、渗透性育人功能。

“大思政课”的育人思维

　　“大思政课”理念是上好思政课的思维创新。大思政课强调了“大”的指向，其中蕴含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深刻意蕴。从“大思政课”的理念来看，主要蕴含了以下几种育人思维。

　　第一，大局思维。习近平在“3·18讲话”中强调：“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10]在强调“善用‘大思政课’”时进一步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这次总的背景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突如其来的疫情加剧了这两个方面给人们的影响。”[1]由此可见，“大思政课”的大局思维，就是要面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在“两个大局”的统筹和结合中，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不断深化和加强思政课教育。一方面，要着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以开放姿态和全球视野去认识中国与世界，在中外比较中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要面向社会，提高政治站位，围绕抗击疫情、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主题，讲好“国之大者”的思政课内容。关于“国之大者”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指出，“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11]他还指出：“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12]等。这些为“大思政课”的大局思维、大局意识指明了方向。

　　第二，系统思维。习近平作出“善用‘大思政课’”指示一年多来，各地各类学校在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人民日报记者在专题报道中讲到：“‘大思政课’大就大在是一门社会大课，是系统工程，光靠学校还不够，需要社会各方参与。要坚持系统观念，练好内功，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健全讲好‘大思政课’的保障促进体制机制，汇聚全社会的育人合力。”[13]有学者也认为，“‘大思政课’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全局性的系统工程，要求突破思政课局限于课堂、校园这一有限时空范围的狭隘性，广泛调动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的一切育人主体，有效整合育人资源。”[8]既然“大思政课”是一项系统工程，就必然需要系统思维。所谓系统思维，就是把认识对象看作一个系统，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统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综合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法。“大思政课”的侧重点虽然在于学校思政小课堂与社会育人大课堂相结合，但在具体实施中涉及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线下与线上、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横向与纵向等多方主体、多种资源、多方面关系，因而，它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制定全面系统的实施方案，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否则，“大思政课”的实施就难以到位，达不到应有效果。同时，要辩证认识诸多方面在“大思政课”中的定位，既要充分发挥学校思政课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又要注重社会因素对思政课的影响和作用，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互动和合作。

　　第三，历史思维。历史思维，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历史、把握现实、展望未来、推动发展的一种思维方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大思政课”视域下，要把中国悠久历史、伟大实践、现实生活中的鲜活素材，有机融入思政课。鲜活的思政课素材，正是亿万中国人已经书写和正在书写的时代篇章。“把新时代的中国置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100年中国共产党奋斗史、70多年新中国发展史、40多年改革开放史和未来30年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进行思考，让思政课与时代同向、与现实同频、与实践同行、与学生思想共振，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2]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更是大思政课的生动教材。习近平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14]“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15]思政课要善于讲好“四史”“抗疫斗争”等内容的中国故事，增强思政课的时代感、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四，协同思维。协同的含义主要包括协调一致、互相配合、沟通合作等。“大思政课”建设涉及多方主体、多种资源，需要协同思维来推动。上好“大思政课”，不能光靠学校和教师，还需要全党全社会多方面力量的支持与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增强育人合力。首先，协同思维是构建“大思政课”工作格局的客观需要。习近平在“3·18讲话”中就思政课的工作格局专门指出，“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10]这实际上就是“大思政课”思维。思政课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多方主体密切合作，凝聚各方面力量，形成协同效应。如果主体间没有协同思维，就无法整合思政课资源，难以形成育人合力。其次，协同思维是“大思政课”素材获取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大思政课”需要用好历史资源，讲好历史故事。挖掘和利用历史素材涉及多个学科、部门、机构的管理，离不开协同合作。另一方面，“大思政课”需要加强实践教学，不断拓展生活素材。而把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不仅涉及校内各有关部门的协同配合，需要课程设计和教学管理上的协同对接，也需要获得社会有关场所和育人基地的支持和配合，因而需要加强学校和社会各方面育人制度和机制的衔接与贯通，共同担起立德树人使命。最后，协同思维是“大思政课”质量提升的有力保障。协同思维下的主体协同、资源协同、实践协同等都是提高“大思政课”质量和效能的重要条件。多主体协同，有利于学生开阔知识视野，从多方位、多视角加深对思政课的学习和理解；多种资源的协同有利于把各种思政课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和有效利用，为思政课提供更加丰富的问题库、课件库、案例库、素材库和在线示范课程库等，并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实践教学的协同可以促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让学生从社会生活和现实素材中加深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也有助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大思政课”的价值旨归

　　“大思政课”本质上是思政课，因而，首要目标是上好思政课，要着力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且，“大思政课”理念在推动上好思政课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和优势，着力在坚持守正创新、致力讲好道理、促进全面发展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第一，守正创新。习近平在“3·18讲话”中指出：“我们通过守正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守正就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僵化的、陈旧的、过时的。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为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10]“大思政课”之“大”说到底是为思政课服务的，“大思政课”的一切努力都要紧紧围绕思政课的守正创新来开展。

　　“大思政课”守正，就是坚持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主导性，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这是创新的前提和本质要求，偏离守正要求的“大”是绝对要不得的。从本质要求来讲，要立足于思政课的政治性属性，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淡化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主义方向，也不能把思政课的核心内容边缘化、中性化、迎合化；从目标任务来讲，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好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内容建设来讲，要根据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要求，把“大思政课”的内容选好、教材编好、故事讲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大思政课”创新，就是要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用好社会育人资源的过程中改进教育方法，拓展育人途径，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和时代感、吸引力、说服力。但要防止在“大思政课”实施过程中出现把思政课泛化、通识化的问题，努力打造思政金课。比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堂“大思政课”，要讲好各种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能用一些未经核实、存在争议和有负面影响的素材迎合学生猎奇心理。同时，要防止有人借“大思政课”平台蹭热度、博眼球、赚流量，误导价值取向，破坏思政课形象。

　　第二，讲好道理。习近平在“3·18讲话”中曾指出：“办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并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10]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16]而“大思政课”正是落实“怎样培养人”“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内在要求，核心是“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不仅是思政课落实“怎样培养人”的方法要求，也是思政课加强“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方式。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都离不开社会生活，而“大思政课”正是在于强调学校思政课小课堂与社会育人大课堂相结合，所以，要通过“大思政课”更好地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首先，要通过“大思政课”把道理讲深。理论性是思政课的显著特点。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力量引导学生，是思政课把道理讲深的基本要求。同时，把道理讲深不仅需要严谨的理论逻辑，也需要学生在实践中体悟和升华。1990年7月下旬，北京大学30多名学生赴福建福州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看望大家并深情寄语：“同学们的忧国忧民，只有到基层中去、到实践中去、到人民中去，才能真正知道所学的知识如何去发挥、如何去为社会作贡献”，并主张“应该多创造机会让青年学生们认识社会，在实践中把握自己”。[13]

　　其次，要通过“大思政课”把道理讲透。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摆事实讲道理，才能把道理讲透。一方面需要增强讲理的学理性、理论性、科学性，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既要针砭不良现象，更要引导学生正面思考；既要讲出国家建设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要让学生对国家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通过“大思政课”的丰富素材，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成绩与问题、主流与支流，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善于在批判鉴别中明辨是非，悟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最后，要通过“大思政课”把道理讲活。要用好社会大课堂，让思政课在“大思政课”中活起来。有学者认为，“强调‘大思政课’，旨在让社会现实生活成为思政课的源头活水，用社会实践的大平台为思政课的改革创新持续注入活力，赋予思政课以生动有力的实践支撑。”[17]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也不能只学书本教材，而要用宏大的时代背景、鲜活的现实素材、丰富的历史故事、生动的生活案例等事实资料，充实思政小课堂的内容。只有把思政课讲活，才能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吸引力和说服力。

　　第三，全面育人。根据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关于党的教育方针的表述修改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完善了党的教育方针。实施“大思政课”不仅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方针，而且也更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施“大思政课”，推动了思政课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学者认为，“时代的发展进步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将青年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大思政课’的根本目标。”[18]

　　根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在德育方面，“大思政课”以思政课和德育内容为核心，有利于整合社会各方面思政资源，增强德育合力；在智育方面，“大思政课”拓宽了思政课的知识视野，并发挥了对知识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实现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在体育方面，“大思政课”不仅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增强了体质，锤炼了意志品质，而且有利于把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女排精神、建设体育强国等内容融入思政课，丰富“大思政课”素材；在美育方面，“大思政课”有利于学生在社会生活和美丽中国的视野中增强审美能力，在思政与艺术的融合中提升审美价值；在劳育方面，“大思政课”以社会实践为载体，通过参加劳动、志愿活动、支教活动、社会考察、挑战杯竞赛等，对学生加强正确的劳动观和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教育，提高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实现知行合一。从而，在全面育人中完善立德树人目标，在德智体美劳五育结合中拓展思政课方式方法，增强思政课的实效性。

　　（作者简介：石书臣，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