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1]《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2]一系列举措正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加速迭代不断指向教育领域的智慧化发展与变革。为此，在新形势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科技成果的深度融合和广泛应用，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是时代所趋，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的内在要求。
智慧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精准育人、智慧育人的有效实现。然而在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过程中，衍生出诸如隐私安全、数据歧视、主体性危机、情感交流异化等多重伦理困境。为消解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隐忧，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伦理风险维度，探讨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过程中的伦理风险样态、生成原因及其消解可行之径，力图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互动下肯定和强化人的主体性价值，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
一、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伦理风险隐忧
“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激活各类育人资源，将思想、政治、道德、法治、心理等教育内容输送给教育对象，打造立体化、综合性的思想政治育人体系，深度满足社会发展和学生自身的双向需求。”[3]然而在智慧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其失去伦理制约而发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偏离，陷入技术失控的泥潭，暗藏技术异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可能性。由此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伦理风险即是指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活动给参与主体所带来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在技术应用时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个体权益受侵、主体地位嬗变以及情感交互危机3个方面。
（一）数据安全风险：隐私侵犯与责任失守
伴随着大数据、深度学习算法等关键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加速融合发展，与大数据技术相关的一系列伦理失范问题逐渐凸显，诸如隐私泄露，个体权益侵犯、责任不明，信息安全威胁等，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断扩大。
其一，隐私边界模糊化，教育对象隐私保护的伦理诉求难以得到保障。信息隐私安全是每个社会公民基本的生活价值诉求，大数据、算法技术的运用使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单向监测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精准了解教育对象的个性化需求。但需要看到的是，在大数据技术驱动下教育对象信息以数据的形式被储存和使用，隐私边界的时空局限日渐淡化乃至消弭。在数据挖掘、数据监控以及数据分享下学生数据极易被泄露和二次利用，隐私数据化使个体数据安全风险不断增加，个人隐私保护面临着潜在的边界失控风险。个体尊严是人机交互中始终要遵循的最高伦理价值，在隐私受到严重侵犯的情况下，教育对象的名誉、情感、身心等方面都将会遭受不同程度的伤害。
其二，信息安全保护责任不明，数据泄露风险难以有效防范。数据信息泄露是大数据时代难以回避的话题，在大数据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发展下，数据所有权归属、算法设计与技术运作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极易导致主体责任意识低下、责任划分认定困难，责任识别模糊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网络往往由政府、智能技术研发商、智慧教育平台、学校管理者、教育者等多元供给者的共同行为构成，在专业数据责任管理队伍和责任划分制度的缺失情境下，教育对象将会与多个主体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倘若在多主体共同行为过程中引发隐私侵害和侵权行为，或将引发责任主体溯源难题及责任伦理的失范。
（二）主体地位嬗变：智能仰赖与茧房围困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有时也“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4]358。技术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革新，但在其过度入侵和算法规训之下，人的主体地位面临被遮蔽和消解的风险。技术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对象的个体发展限制在刻板的算法规则之中，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让渡个体权利及主体性，最终沦为技术的附庸。
其一，在智能教学技术的过度应用下，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性和独立性趋向于淡化和模糊。一方面，部分教育者在“技术至上”理念的驱使下思维方式受到侵扰和影响，对智能技术的优势产生工具依赖和技术崇拜。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逐渐演变为内容单一、形式简单的工具化、程式化教学模式，严重抑制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从教育实践中获得教学智慧的能力，教学自主性难以激发。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过度仰赖技术的便捷性、智能性的同时也不断引发技术僭越现象，持续促逼教育者实现对技术及操作技能的盲目获取和占有，使其逐渐丧失反思技术局限的意识和能力并迷失在功利化的技术效用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利用技术解蔽自身的同时，作为工具性存在的技术不断凌驾于教育者之上。
其二，智能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教育对象的认知判断能力，但由于长期处于算法“牢笼”中，其主体性面临被弱化的风险。一方面，智能技术限制了教育对象的知识选择自由。为了满足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发展需求，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利用算法技术对其进行个体偏好与需求匹配，在此过程中持续性的个性化算法推荐会强化、改变或重塑教育对象的喜好，使其难以拓展自身学习内容，自主选择权在无形中被剥夺。另一方面，智能技术的应用阻碍教育对象个体发展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在算法逻辑下，教育对象逐渐受困于算法事先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中，接受高强度的同质化教育信息资源，成为可被技术控制、计算和预测的个体。在算法推荐下所输出的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学习方案致使教育对象拘囿于单一性课程。久而久之，思想政治教育反而会陷入内容推荐供给不足的尴尬境地，在技术理性的极度笼罩下教育对象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将受到阻碍。
（三）情感疏离危机：交流缺失与单向异化
“情感引导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要与必然的环节。”[5]对学生进行情感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然而，在人工智能、虚拟场景交互的过度应用下逐渐引发主体间情感融入困难和单向度情感交流的异化现象，进而产生情感伦理风险。
其一，人工智能环境下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突破时空局限，逐渐实现了主体间随时随地的沟通交流，但是由于交互时间和空间的过度自由和场景虚化也引致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情感互动弱化和交流缺失。一是时空上的相对分离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情感交互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被中断，交互时空错位导致双方交流效果不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对象可以不受时间的束缚与教育者进行自由交流，但间断性、分散式的交流方式往往使教育者无法及时回应学生的当下诉求。二是交互主体具身性的语言沟通逐渐让位于数据信息、屏幕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在复杂情境下的情感、情绪表达被网络虚拟技术阻隔和遮蔽，积极的情感体验在符号化的数字交互环境中无法得到有效引发，二者的情感交互也难以实现共振。
其二，虚拟仿真技术的过度应用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逐步陷入单向度情感交流的异化状态。移动互联、AI虚拟教师、VR技术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交往形式更加丰富，但是人—机单向交流的模拟情感也在逐渐取代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双向交流在场的真实情感表达。“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思想交流,是有目的地自觉组织起来的思想交流。”[6]这一思想交流依赖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密切的关系和深层次的情感互动。而“智能机器人根本就没有意向状态，单纯受电路和程序支配，简单地来回运动而已”[7]83。不可否认，现代技术给思想政治教育的教与学带来了便利，但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主体间的沟通也在技术的深度介入下呈现异化状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伦理风险的生成原因
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伦理风险的生成原因，能够很大程度上解释伦理风险为什么以及如何生成的内在机理，这也是有效进行风险防控的着力点。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伦理风险的生成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囿于主体技术素养不足、内在认知结构的不确定性外，还包括制度规则设计的迟滞性等外在因素，最终共同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过程中伦理风险的生成。
（一）工具理性偏移弱化人文关怀
技术并非价值无涉。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变革，然而，一味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信息化、现代化发展时，工具理性也在压制着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支配性和能动性。由于教育者过度追求表层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目标的达成，倾向关注并致力于教育技术引入以及功能设备的更新与优化，进而不断促使“智慧”手段置于教育目的之上，引发“重工具应用、轻人文内涵”“重技术提升、轻主体需求”等现象。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坐标，“人文性的显在表现是情感关怀、尊严礼遇、精神关照和权利赋予等”[8]。受工具理性的驱使，技术加速嵌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然而智慧化实践在负面导向之下却缺少了情感共鸣、尊严维护、精神关爱等。而这种“工具至上”的理念源于对“智慧思政”内涵理解的偏差和教育对象需求的片面捕捉。
其一，技术工具不直接等同于“智慧”，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智慧”内涵不仅包含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改善课堂教学环境，更侧重于对教育对象全方位个体需求的满足，以及对教育对象身心的尊重、理解与关爱，而这些仅仅依赖智能技术尚不能实现。
其二，对教育对象需求多面性的认识不够。AI虚拟教师、虚拟空间教学跨越了思想政治教育时空阻碍，激发了教育对象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然而思想政治教育者却忽视了教育对象在智慧化发展过程中精神情感层面的需求。虚拟技术和教育对象之间的交流呈现为一种刻板僵硬的规则和程序，情感反馈缺乏针对性，较难抵达教育对象的内心情感层面，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以产生真正的情感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中的人文关怀显现不足甚至缺失。
（二）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技术素养的欠缺
“技术无法左右人类，最终的结果都是人类自己选择的。”[9]智能技术的发展始终是由人所控制，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也是一个为人所设计、参与、实施的过程，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是教育教学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和活动主体。造成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主体地位削弱风险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的内在局限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技术素养的相对欠缺，进而引致在智能技术应用中对自身主体性的忽视。
“技术素养指的是使用、管理、评价和理解技术的能力。”[10]9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技术素养较低，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导致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使用。这种“技术崇拜”体现出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对技术的理解、评价、风险认知和防范的不足。在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一些教育者在具体的实践教学中过度追求教育空间智慧化和教学手段的智能化，使人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被淡化，陷入沦为技术“奴隶”的主体性风险。而这种现象不仅弱化了教育者作为教学主体对教育对象产生重要影响的作用，还使得教育对象在智能应用的频繁使用下产生工具依赖，学习自主性和能动性降低，长此以往极易诱发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迷失。
其二，相关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培训较为缺乏。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复杂性等特点使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的健康发展受到一定阻碍。理论层面的技术知识普及和实践层面的技术应用指导不足，致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缺乏足够的技术素养，进而使他们在技术使用、技术管理和技术评价上无法获得正确的认知和规范应用，容易产生主体被技术所操纵和控制的风险。因此，在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下重视提高技术应用者正确辨别、选择和管理技术的能力对于规制主体性风险尤为重要。
（三）伦理规制与政策法规的迟滞
在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学界对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前景的美好期望和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在具体的融合实践中，学生数据隐私泄露、个体权益受侵、责任归属困难，而规范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融合应用的伦理规则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依旧十分突出。制度缺位成为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伦理挑战频发的重要原因。伦理规制涉及对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平台管理者及采集应用者、大数据相关技术开发与设计者进行伦理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和监督，即只有通过社会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双重规约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技术应用及发展的伦理风险降低，将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过程的伦理规范逐步制度化。事实上，在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更多关注教学成效、技术引进和应用实施等方面的因素，对涉及价值嵌入、应循原则、人本向度等伦理关切明显不够，进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伦理规制相对缺乏。
与此同时，与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建设较为滞后，难以实现对技术融合应用实践伦理风险的有效防控。一是责任追究制度缺失。由于大数据用户的数据安全意识缺乏，使用行为所引发的可能性后果的责任归属难以认定、主体间的责任边界不清晰，数据使用的主体责任与义务模糊，进而使得数据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属性越发具有多重性、隐匿性和交叉性，责任主体难以具化，责任确证难度加剧。二是有关配套制度不够完善。例如，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教学数据采集标准和安全共享机制尚未建立，智慧融合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制度尚不健全，适配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教育场景应用的专业型教师缺口较大，传统型教育者对大数据应用和责任承担风险的把握不够。
三、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伦理风险规避路径
现代信息技术群的蓬勃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带来契机和可能。然而，如何应对技术全方位嵌入思想政治教育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业已成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进程的关键。基于前文所述，提出如下伦理风险化解的实践路向。
（一）强化责任自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责任伦理规制
以个性化、精准化为特征的大数据技术正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由“数据—算法”驱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环境逐渐形成。然而，随着个人隐私界限在大数据环境中的日益消弭，极有必要增强数据利益相关者数据安全风险意识，强化其责任自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责任伦理规制。
其一，要注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利益相关者的数据隐私素养，增强其数据安全风险意识。一方面，要提升数据管理者的数据规范化管理能力，增强其对数据安全管理的主动性。根据不同数据采集者、使用用户，设置数据共享范围及敏感数据访问权限，签订数据使用安全保密函。另一方面，通过数据管理平台为科研人员和教育对象提供数据咨询和帮助、数据安全在线培训及讲座等服务，普及数据科学收集、安全使用流程等相关知识，使其明晰在具体的大数据实践运用中的职责与义务，进而有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采集者、使用者等群体数据安全意识的提升及风险防范能动性的生成。
其二，要通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责任伦理规约和制度，加强和保障数据使用者的责任自觉体认和义务践履，更好地彰显大数据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中的手段之善。一方面，要致力于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风险监管和问责机制，通过责权厘定、数据管理标准制定、数据治理组织构建等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数据保护制度举措，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平台、学校决策者、教育者等厘清数据采集、流动、使用的范围、边界和限度，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本范畴。另一方面，要以制度规范、政策法规等形式推进数据的合法化、透明化搜集和使用，优化数据采集者和使用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归责机制，进而有效防范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违规采集和恶意泄露等现实风险。此外，还要通过出台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人才培养政策制度，打造一批适应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专业型教师队伍和数据管理人才，切实增强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下的责任风险防控能力。
（二）回归教育主体，坚守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价值引导在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过程中起着方向盘的作用。在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融合的实践中，技术也在倒逼着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逐渐陷入“失我”的困境与矛盾。基于此，我们需要明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教育观念、模式的变革及对人的主体侵蚀与消解，全面提升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技术素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
其一，要发挥教育者在智能技术应用中的主导作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机器属性和算法偏见决定了其情感、关怀和创造力的缺场，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经验与原则的简单演绎与归纳。在智能技术愈加深度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各环节要素时，越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始终保持在场，防范技术越权诱发风险。一方面，教育者要主动迎合时代要求，自觉参加系统性的技术认知培训，增强对技术的理解和选择能力。通过深入了解技术的本质和应用局限性，厘清技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运用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情景。发挥自身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用真诚的情感、丰富的教育智慧满足受教育者精神发展需要，灵活地、真实地、创造性地启发和引导教育对象应对各种情境性问题。另一方面，教育者要彰显在技术实践应用中的主导权和控制地位。增强理性掌握和运用数字技能的能力，主动防止盲目跟风“效率至上”，以防反被技术操纵和湮没。要始终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方式应用和管理技术，提高教育应用与算法模型的适配性。
其二，要重视受教育者在信息技术融合环境下主体性的培养与实现。在技术广泛应用过程中，教育对象主体性弱化现象的加剧更加凸显了教育对象主体意识觉醒和提升自我主体性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的全面融合，摆脱智能技术支配受教育者心智思维的困境，需要充分重视教育对象主体性意识的提升。一方面，学校要积极开展技术素养培训课程，鼓励教育对象主动认识和利用技术，形成对智能技术的合理认知，明晰技术在自身学习与发展中的辅助角色。另一方面，要引导教育对象科学运用智能技术。通过全面解读算法原理及风险明晰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智能技术对个体的影响，明确技术使用的边界和限度，进而形成规避和突破算法偏见、算法鸿沟困境的主体自觉。
（三）聚焦情感向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教育场域中的情感温度
现代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场域日趋网络化和智能化，数字虚拟特征日益凸出。而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教育场域若忽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情感体验，难以抵达他们的精神层面并引发情感共鸣，必然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因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教育场域的情感温度，需要建立真实、有情而非工具至上的教育场域。
其一，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有形”场域的情感温度。学校管理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智慧教室、教学场景的设计中要主动融入情感元素，对智慧学习环境、空间布局、智能技术的选择和规划上尽可能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避免因智能设备的过度介入拉大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通过创设令人愉悦、舒适、温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空间，为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教育场域赋情，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情感交互体验，使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更加信任和从容地接纳智能技术，乐于在有“温度”的智能教学环境中进行自由的情感表达和交流，进而以平等、关怀、和谐的情感交互氛围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智慧化发展。
其二，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无形”场域的情感温度。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有效的情感交流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前提，而智能设备在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交往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语言信号、肢体刺激等尚难以给予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以恰当、合理并具有针对性的情感反馈。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场域中主体间情感交流及认同困境，一方面，学校管理者要尊重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情感需求存在，合理满足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情感需要，对负面情绪情感进行及时引导和舒缓。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从情感层面主动应用智能技术，找准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在智慧教学中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关怀教育对象的精神世界，为教育对象带来积极正向的情感体验，增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智慧教学过程中的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从而提高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认同。
总而言之，将智能信息技术介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把“双面刃”，它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和实效性的同时，也无时不在裹挟着技术伦理风险。本文在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相融合的大背景之下，从伦理视角切入，对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伦理风险及其规避路向，作出了初步的探索。我们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变革的同时，理应警惕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所隐含的伦理风险，需要从技术伦理层面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思路与范式，以期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人文价值的有机融合，达到促进科学性和人文性兼具的思想政治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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