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P522)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2](P170)就是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活动。因此，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不仅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时代需要，也是增强理想信念教育效果所需。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在逻辑
理想信念教育就是指树立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适应，也离不开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和场域的影响和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不仅有现实的可能性，也有其逻辑的必然性。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有其理论逻辑。习近平强调，“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3]正确的理论指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理想信念教育的理论基础，也是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关系的原理，不仅深刻地阐明了教育与环境的关系，更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目标，并论证了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作用的观点。这些思想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行动指南。
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历程来看，正是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这一历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始终重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学习融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就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P53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思想指南。
在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5](P1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精神标识，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中，才能不断夯实理想信念教育的文化基石，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现实中深入人心。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有其价值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有力文化支撑，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明素质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价值资源，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有着坚实的价值逻辑和思想基础。
从价值根源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价值源泉。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P16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思想观念，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构建社会理想、人生信念的思想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中华民族生活实践的互动中，追求正义和平、国家大义等意识，已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追求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文以化之、文以铸之的关键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智慧和思想资源是中华文明基因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的生动体现，在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之中融合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不仅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需，也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需要。
从价值滋养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建构，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丰富的价值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人格观念，是鼓舞无数志士仁人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无私奉献的价值导向。建设一个“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是中国人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的思想来源，更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灵魂的核心内容。正是这种价值整合力和凝聚力，形成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接受力，使其价值追求和社会目标成为人们愿意自觉奉行的行为原则和思想意识。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不仅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要求。
从价值旨归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5](P118)报告高度肯定了天下为公、自强不息、亲仁善邻等道德情怀和高远理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而博大的民族精神和灵魂，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指向相契合的传统价值观的优秀成分，一定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奠定价值基础和价值旨归。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有其时代逻辑。立足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和拓展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就需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5](P23)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方面也要深深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样才能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因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正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需要，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可以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新形态，是对西方现代文明形态的超越，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结出的硕果。每一种人类文明形态都有独特的内涵，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6]这里的协调包括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协调，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核心价值诉求的协调。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核心价值诉求协调起来，中国人民才有稳固的精神家园，新文明形态才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化色彩。在新时代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就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契合的精华和精髓，同时持续不断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之中，才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P155)增强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结合起来，使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有底蕴和力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障碍
从逻辑上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之中，可以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文化资源与有效支持。但是从现实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还存在一些障碍。
第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卷化降低融入广度。中华传统文化扎根在农业文明的土壤，是与社会制度架构交织一体，构成的一整套安排社会秩序的文化系统。随着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更替，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也会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而出现内卷化的倾向，如内容固化、路径局限而导致的自我重复、自我欣赏等。近代以来，出于对外来文化和西方文明的警惕和恐惧，服务于农业文明的中华传统文化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特性和稳定性，走向了文化的保守与内卷，以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即使是代表传统文化中精髓和优秀部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会为了自身的持续存在而不对外竞争以趋向内部保护和稳定。而这种内卷化的取向，会在社会剧烈的变革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这会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广泛性。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P309)这一论断的提出，也是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实中遇到的内在发展阻力的应对之策。要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充分认识到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存在的发展阻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加快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辐射能力也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而有所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卷化对其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带来了两方面的障碍：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影响现代文明的教育资源变少，减少了受教育者感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度。当社会环境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很多文化资源会因为缺乏与社会经济基础的适应性而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力。其结果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提供的很多文化资源和理想信仰，如“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道德追求和“重义轻利”“天理公道”的理想目标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成为现实生活之外虚无缥缈的东西，无法在受众内心获得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覆盖教育参与者的渠道变少，缩减了其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机会。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传统社会培植理想信念不只存在于学校之中，而且深深地扎根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家庭教育中对于理想信念的塑造可谓全方位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小家庭结构代替了传统社会的大家庭结构，教育日渐从家庭走向学校和社会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建构的历程，就无法在现代生活中直接实现。因此随着传统文化依附的社会制度体系的崩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很难发挥出全方位的影响力，无法达成对受教育者理想信念的全方面塑造。
第二，西方文化思潮挤压阻滞融入效度。各种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文明带来的观念变化的合理性，但也要看到西方文化霸权的侵袭和消极思潮的影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尤其是对理想信念教育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效度。
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盛行，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西方社会借助其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优势，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社会文化观和人生价值观，宣传西方“中心主义”，否认他国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同时西方文化又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坚持所谓的文明“一元论”，否定文化的多元主义，施行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盛行，必然会造成不发达国家文化的边缘化，带来文化认同和文化信仰的危机。因此，西方文化的渗透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价值的否定，也直接解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挑战，也增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难度。西方政治思潮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文化思潮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保守主义等，社会生活思潮中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想追求上有着巨大的冲突。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冲击着整体的国家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冲击着传统文化中对英雄人物和理想人格的塑造，拜金主义冲击着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正确树立等，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西方思潮流行的实质就是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共产主义渺茫论，以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成果。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进路
面对机遇和挑战，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需要从多个维度和进路入手，以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成效。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育人环境。为了更好地适应理想信念教育的时代需要，需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顶层设计，构建完整的教育体系。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发挥党的政治引领作用。一方面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要加快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创新，以不断丰富的理想信念教育内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各级党委要发挥总揽全局的指导作用，加强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的统一规划和集中调度，协调各个部门、各个层次与各个环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全方位融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需要落实政府部门的主体责任。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政府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中轴作用。政府需要严格按照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加快指导政策出台，增加教育资源投入，强化教育过程的监督，构建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氛围和社会环境。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还要构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环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畅通各方参与教育实践的渠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时代转化，形成全员育人的教育环境。另外，推进理想信念的教育，不能只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局限在学校教育上，而是应该在全社会、在日常生活中营造教育氛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点滴渗透，最大限度地扩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融合范围，形成全方位育人的教育格局。
第二，创新教育载体，发展文化产业。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连接载体，发展文化产业，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契合度，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举措。
首先要按照理想信念教育的整体布局，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特别是教育部门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巨大优势，积极谋划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关于理想信念方面的资源、观念、案例、事迹等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教学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信念要素融入思政课堂之中，形成纵横一体的理想信念教育课程体系。另外还要统筹好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思政课程的显性优势，也要发挥好课程思政的隐性作用。在专业素养课程和综合素质课程中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不断拓展理想信念教育的课程载体，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
其次要强化社会实践活动，创新涵养理想信念教育的传统文化活动载体。一方面加强博物馆、文化馆、历史名胜古迹等场馆的建设，形成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含有的理想志向等素材和史料，潜移默化地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传统节日、节气风俗、朗读诗文、亲近先贤等活动，引导受众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圣贤精神的学习；也可以通过学习诗词书画、经典文献、历史人物、传统艺术等引导教育对象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还可以通过主题讲座、专题学习、游学实践、文化考察等环节加强理想信念的培育，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文化产业的支持。只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业，才能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入理想信念教育。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业建设，要坚持用理想信念引领产业的发展，实现文化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第三，拓展教育方式，完善教育方法。拓展教育方式和方法也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路径。
拓展宣传传播渠道和方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媒体在宣传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舆论宣传媒介要加强宣传力度，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资源、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向人们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魅力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新媒体、自媒体等网络宣传平台，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或专题进行系列宣传，不断加深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通过舆论宣传，营造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不断满足人民对传统文化的精神需求，不断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渗透力。
加强数字化建设，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技术转化，也是新时代理想信念教育的创新方式。通过建立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的方式，将分布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的文化资料整合起来，经过专业整理和科学分类，以数字化、可视化、VR虚拟现实等技术，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化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风貌，可以更好地传递其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精神。此外，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在传统艺术形式中融入声音、图片、动画、视频等多种现代媒体元素，也可以使讲述的理想信念的内容以灵活性、形象化的方式呈现，也便于受众理解和感知。
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方法方面，除了需要完善在教育中常用的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榜样学习法外，我们还可以探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的教育方法。一是融会贯通的方法。融会贯通的方法就是把各方面的知识和道理融合，以得到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运用。从理想信念教育的角度而言，融会贯通就是要充分地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形成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文化合力，并在教学设计、教学活动、教育评测等多个方面，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念的资源和素材，使理想信念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融为一体。二是循序渐进的方法。循序渐进的方法是指按照一定的步骤或程序逐渐推进或提高学习的效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不断发展上升的动态过程。循序渐进就是要按照理想信念教育的规律和过程，在坚持层次性与衔接性、针对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的基础上，有序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整合到理想信念教育之中。三是知行合一的方法。知行合一就是要求人对事物的认识和实际行为的一致，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习近平强调：“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7](P519)知行合一的前提是要学懂弄通理论知识，掌握科学思想的真谛，要做到学思用贯通。在理想信念教育中也要认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和精髓精华，既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于理想信念的行动实践中，也在实践中不断践行理想信念，做到知信行的统一。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既有逻辑的必然性，也有现实的可能性。要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成效，也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发力，多措并举，才能真正打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进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雯娟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简介：倪素香，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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