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适应新变化和推进新时代的发展中出现许多亟待探讨研究的问题。近些年来，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何时发生”作为一项根源性课题提出，这一课题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对于历史、本质、概念、范畴、方法论等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元理论”课题。鉴于此，立足新时代，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能够帮助人们扩大对原始社会等社会形态中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认识的眼界，为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在非阶级性问题领域的合理性存在，揭示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着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规律性变化，尤其是应对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进而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

　　随着学科的发展，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论“不证自明”的观点越来越被摒弃，学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存在论问题不断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何时产生”这一根本性的问题随之出现，具体来说，就是从各种主客观要素中廓清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根源与动因。学者们开始观照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元”形态，并探求其发生的历史原点、形态、原因及规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学界始终存在“原始社会发生论”和“阶级社会发生论”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后者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源于阶级社会的演进。“原始社会发生论”“阶级社会发生论”两个不同观点的背后涉及方法论、范式、本质等其他基本问题。

　　1. 方法源头：存在与本质关系思考。“原始社会发生论”提出了一种“从前思考法”的研究方法，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1]（P2）为依据，推论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作为一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事实，可以在历史事实中得其三昧。“阶级社会发生论”提出了一种“从后思考法”的研究方法观点，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P705）为依据，推论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应该首先把握其当下成熟形态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反溯思想政治教育从无到萌发再到逐渐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说，要从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出发，然后再对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进程的认识进行“回溯思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问题开展理论倒推。

　　无论是从人类社会历史事实出发来寻找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起点的“从前思考法”，还是先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再回溯反思其发生的“从后思考法”，都着力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与本质究竟“谁决定谁”的问题。前者认为，先认识存在才能认识存在的本质，关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抽象逻辑思考，属于认识论范畴，必须以具体的历史为前提，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问题属于本体论层次，认识论推导不出来本体论；而后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永恒不变的，因此要先立足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并以其为标尺，向前思考和推断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历史起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历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即先认识本质，才能保证存在是本质的存在。

　　2. 重要成因：研究范式着力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目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强调工具理性的社会哲学范式，主要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价值问题，即在研究一切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以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承担着服务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和原则进行思考研究，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功能，如政治动员、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等，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群体（阶级）所需要，伴随着社会关系实践所产生。另一种是强调价值理性的人学哲学范式，主要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价值问题，即在研究一切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生存、发展和优化的精神实践活动为标准和原则进行思考研究，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改变人、促进人的功能，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为人所需要，由人自身所创生出来。

　　由此可见，“阶级社会发生论”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性意义与社会性功能，更多从社会哲学范式出发，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这一面，如果没有社会阶级意识、阶级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原始社会发生论”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生存发展与人性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多从人学范式出发，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全人类性、共同性、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

　　3. 主要表现：政治内涵界定差异。“思想政治教育是从人类的政治实践中产生的，人类的政治实践是孕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母体。”[2]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研究的争论中，如何理解“政治”始终是焦点——“阶级社会发生论”从狭义政治学角度出发，认为政治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不同阶层围绕争取权力和利益展开的一切社会行为的集合。“原始社会发生论”则从广义政治学角度出发，认为政治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形成，是人与人之间根据惯例或规范来支配公共权力、协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活动和过程。对政治内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两派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表述。“原始社会发生论”和“阶级社会发生论”都承认，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为了满足本能的生存需要，存在一种自发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始本真的人类实践活动。

　　分歧在于，“阶级社会发生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一定社会阶级为维护利益自觉而为之的精神实践活动，而这种原始本真的自发行为只是原始人类群体之间在思想上相互联系，而不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联系，只能称之为思想工作或公共教育。“原始社会发生论”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特殊精神实践活动，正如同阶级政治只是政治在阶级社会的形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内涵的特点，在阶级社会中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自觉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在阶级社会的内涵表现，而原始社会中维护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自觉行为同样是思想政治教育。

　　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与范式，就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不同的方法视角与研究范式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典型论点莫衷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与社会现象，无论是“原始社会发生论”还是“阶级社会发生论”，在不同学者的论争观点中广泛牵涉到“从前、从后思考法”与“社会哲学、人学哲学范式”等基本问题的选择，如何在互相矛盾着的研究方法与范式中进行分歧调和与融合统一，这是思考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证科学研究方法。当前学界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分别是以人类社会历史为出发点的“从前思考法”和以思想政治教育成熟形态本质为出发点的“从后思考法”，但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思考问题，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从前思考法”与“从后思考法”看似不同，但其内容研究方法都有着一致的内核——马克思主义的实证科学方法。

　　“从后思考法”理论来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P705）。在文本中，这一段的前后语境是马克思通过分析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来阐述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及认识的路径和方法。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首先从完整成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总结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一般的本质，随后通过人类的逻辑推理，再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过程。同时马克思还表示：“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1]（P701）这样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虽然是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逻辑推理的结果，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发生作为客观现实，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成熟形态这一现象的起点。马克思在后文以“劳动”这一范畴举例说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P705）。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研究是作为抽象规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结果，但同时对人类历史上客观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起点。由此可见，“‘阶级社会发生论’与‘原始社会发生论’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而言都是必要的，二者实际上也是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3]。

　　正如马克思在批评孔德实证主义时所阐释的那样，从来不存在一把解决超历史的宇宙规律的“万能钥匙”，而要始终把具体的历史阶段作为实证考察重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科学始终紧密地和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结合在一起——所谓的事实依据、实践基础这些“实证参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晶体，而是在具体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时，认识到“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4]（P730），所以应该采取“从前思考法”和“从后思考法”相结合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科学方法，将逻辑的抽象同历史的具体结合起来，立足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在原始社会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在阶级社会中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在每段历史中分别寻找打开思想政治教育滥觞之门的不同“钥匙”，只有这样，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研究加以完善和突破，使之不至封闭和僵化。

　　2. 采取调和两种范式张力的关键路径。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中，强调“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价值属性”的社会哲学范式和侧重“满足人的生存发展优化、提升需要的目的价值属性”的人学范式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研究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首次引进范式概念的托马克·库恩指出，“不同范式的倡导者之间总有误解存在。没有一方会认可另一方在论证中所需要的非经验假设”[5]（P133）。因此，解决两种范式之间的矛盾，关键不在于进行非此即彼的二元式判断，而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调和两种范式张力的对立并从中找到契合点，实现两种研究范式的融合和重建。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与个人从来就不是割裂的，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6]（P409）；其次，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P139）；再次，满足社会利益的需要与实现个人利益的需要始终是互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就是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P422）。因此，正如不能离开特定的社会条件、社会制度来抽象地谈论人的理想、价值观认同，人学范式与社会哲学范式也并不等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简单地贴上“人”或“社会”的标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工具性和满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目的性并不是相悖的，而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如果把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割裂和对立起来，将导致本来面向社会大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大众相脱离。因此，社会哲学范式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对社会集体起作用的工具，它同样关心个人在其中充分的表达和行动的自由，人学范式也同样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来空谈人的生存、发展的实现，因此，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应该融为一体，在这种范式下，社会哲学范式作为将人的本质解释为社会关系而推导出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原则，寓于人学范式之中；在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解放与发展置于对全部人类社会的关注之中的基础上，人学范式成为社会哲学范式的一种特殊形式。

　　也就是说，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研究中，并不能率先以社会哲学范式或者人学范式出发，假定某种价值悬设作为目的先导，“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P139-140）。所以，为了不将人的社会关系与人的自身相剥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研究范式必须要回归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去。“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7]（P153）

　　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1]（P704）因此，寻找原始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要尽可能全面地回归原始社会本身，绝对不能将原始社会历史割裂去分头寻找可能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要从原始历史从诞生到发展到解体的整体过程中把握其本质，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是绝对不会凭空产生在哪个社会阶段的，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某种跳跃、断裂。因此我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探寻起点应该放在人类社会的诞生上。

　　1. 原始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产生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古猿进化到人的关键，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肇始。生产的本身有两种，一是生活资料（工具）的生产，二是人类自身的繁衍，由于早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人类自身的生产对于社会进程产生的影响更甚，人类社会形式表现为“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6]（P42）“原始群”，实行“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忌妒余地的”[6]（P42）群婚。随着长期的生活实践，人们发现两个不同血缘家庭的个别男女生育的后代远比同一血缘的男女生育的后代发育得更好，比如有学者在考察中国西南诸民族氏族公社的历史时发现，镇康独龙族人记载：“克勒（血缘集团）成员互相通婚，会使所生子女成为哑巴。”于是人们开始自觉限制血缘家庭内部通婚，一些关于史前社会的考古成果也证实，早期人类聚落的墓地已经开始出现房屋组或排、墓组或墓群的结构，也就是说，当时由于血缘家庭内部繁衍禁规的确立，人们为了继续自身生产，不同血缘家庭开始聚居在一起，原始社会形式发展出氏族组织，随着氏族内部的繁衍，规模不断扩大，生存的需要促使氏族一方面向外联姻，分化出不同家族，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各种手工制造业，于是财富的积累和分化渐次展开，这个阶段中墓地出现以家族为单位分布的大、小墓葬表示氏族社会内部开始出现等级差异。至此，人类社会开始出现特权阶层，随着剩余产品的持续增加与集中，私有制与阶级逐渐出现，国家产生，人类社会开始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

　　“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6]（P13）在杂婚—原始群（群婚）—氏族（对偶婚）这个原始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进程里，一开始只有原始群中的少数智者通过对适应外部环境基本规律的洞察和把握，发现有别于人类的原生态的繁衍方式更适于人的生存、更利于部落的发展，于是这一少数智者要求部落其他成员克制由于自然法则产生的姊妹和兄弟之间发生性关系的动物习性，但不是所有原始人类在同一时间觉醒认识，这必须通过某种权威的方式来规划和指导每个个体的行为，从而改变众人思想，促进部族形成共识。由于“智者”数量上的劣势、工具的落后、语言表达的缺位，使得这种权威的方式在最初一定无法通过武力强权和暴力镇压来实现，于是智者们将他们的特殊感觉、情感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融入当时原始人类在感官和感觉上所畏惧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火、雷、天、水、猛兽等图腾之中，精心设计和组织一系列排场庄重、祭拜严苛的系统性祭祀程序，将自身的人格和原始图腾崇拜的神格相融合，引导部落成员把对自然的畏惧转移到对自身权威的认可之中，从血缘共同体上升为精神共同体，从而实现以“禁忌”“规定”的方式，完成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改变、行为规范，建立起一套促进社会向前进步、人人严格遵守的“共识”和“法则”。而这一整个过程，表现为带有社会公共权威性的组织或个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部落的壮大）与特定个人利益（部落里每个人的生存）对于社会生产、管理与秩序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对人们的思想、公共关系、社会规范等方面进行协调与控制的特殊实践活动，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观点、道德理念、政治信念在原始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原始产生于人的利益”[8]，这种原始人类社会中调节公众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特殊实践活动，正是发生于原始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

　　2. 阶级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阶级社会的标志在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私有制产生，社会被分裂成不同的阶级，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出现，国家这种带有强制权力的社会组织成为社会主要组成单位。在阶级国家中，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这种统治首先在物质层面表现出来，比如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酋邦时代中，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资料所表现出的不同墓坑中随葬品规格与数量之间的显著差别，已经呈现出不同阶级对于物质层面的占有开始呈现出制度化的不平等。由于剩余产品不断被统治阶级占有，大众对于利益分化悬殊越来越不满，这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减轻国家暴力镇压的成本压力，开始向被统治阶级灌输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思想，柔性安抚被统治阶级，从而在精神层面占统治地位。“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P179），即统治阶级通过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道德的束缚、法律的强制等方式进行统治。

　　当然，被统治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P180）。比如在古代社会，一部分开国君主会为自己塑造从一名平民到“人种神圣化”的故事，如《汉书·高帝纪》记载汉高祖刘邦之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以君权神授论渲染自身取代旧统治阶级的合理性与权威性。此外，随着这时生产力不断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分工从物质和精神劳动中完全分离，专业化的脑力劳动者（教育者）的出现，“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7]（P179）。于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开始结合当时最新的科学依据来包装维护统治的思想理念。比如，《春秋繁露》记载董仲舒结合那时最前沿的医学和天文学知识论证天人合一论：“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十二大骨节，天有十二月；人有三百六十六小骨节，天有三百六十六日。”在阶级社会中，这种以维护阶级利益为目的，在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对于社会成员施加矢量化影响的实践活动，正是阶级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探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问题，一方面要尽可能还原历史本真，论从史出，从庞芜繁杂的人类社会史料中寻找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其时间上的“原点”；另一方面要识当下而知始源，以论带史，把握当前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涵并将其作为审视原始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滤镜”，实现“史”与“论”、“过去”与“现在”的相接、贯通，进而引发对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明确分歧焦点，相互吸收融合，深化理论认识，推动学科发展。

　　1. 现象与本质一对范畴的辩证统一。本质是指一类具体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一般共有的根本属性，因此真正的本质是唯一且相对稳定的。根据考古史料及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人类文明大体可分为原始群、血缘家庭、氏族公社、酋邦、阶级国家的演进历程，随着原始社会解体形成阶级社会，原始社会中基于血亲和族内的习惯或规矩组成的群落组织转变为阶级社会中依靠强制性权力形成的国家组织，随之而来的，原始社会中那种为维持特定社会群体中的公共规范秩序而进行的非意识形态性实践活动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需要也由此转变为服从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维护一定阶级与一定人群的特殊利益进行的意识形态性实践活动。这一过程中，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稳定不变的，但其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而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比如原始社会中带有社会公共权威性的组织或个人为了维护特定社会整体利益协调、控制社会公共行为的实践活动，比如阶级社会中为了满足阶级利益需要进行的思想灌输、道德规范，再比如国家消亡后，思想政治教育摆脱被动，“真正成为人实现自我约束和管理的手段”[9]。总体来看，作为相对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指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特定的社会群体对特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控制、规范的实践活动，而这种实践活动，原始社会、阶级社会甚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必然存在，只不过因其历史时代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其具体的本质和现象、内容与形式会有所不同，如原始氏族制社会中的非阶级性思想政治教育、原始酋邦制社会中的阶级与非阶级交叉并存的思想政治教育、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思想政治教育。

　　2. 逻辑与时间双重内涵的逻辑旨归。马克思实证主义的精髓在于唯物史观、辩证法与实证科学三者的统一，“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4]（P730）。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原始发生的问题不能以一种“超历史”的眼光去研究，这既是一个理论逻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考察过程，分析过程的不同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内涵中包含着双重涵义——即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发生问题（以下简称“逻辑发生”）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发生问题（以下简称“时间发生”）。“时间发生”指的是学者们从人的历史存在整体出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实践方式在一开始就是和人同在的，其发轫于原始血缘群落中的少数智者为了调节社会进一步发展，通过思想精神、公共关系等层面的实践活动形成“绝对禁规”，将人类带有自然（动物）习性的自身生产活动规范得更有“人性”，这里面的发生依据就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学事实，就是人的实践性存在方式的一个方面的发生。由此，“时间发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人类历史中被现在称之为思想政治教育那种社会现象的实践活动，即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发生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发生在原始社会。“逻辑发生”指的是学者们通过学术考察理解、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理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客观存在之物进行主观逻辑分析改造，通俗来讲，就是用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视角去看待历史中人类的社会生活，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去理解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由此，“逻辑发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当前学者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成熟形态一般特征的概念的全面概括，专指阶级社会中为维护阶级利益并有了指向化的阶级诉求和专门的分工从事者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如意识形态、政治党派观点、道德纲常规范、文化价值观念……这时在原始社会中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在逻辑推断中当然无法代表阶级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发生于阶级社会。

　　至此，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中“原始社会发生论”与“阶级社会发生论”中的分歧基本得到化解，其发生问题中实际包含着“逻辑发生”与“时间发生”两重涵义，“逻辑发生”特指当今成熟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逻辑发生在阶级社会；“时间发生”指的是最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在人类历史中的发生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发生在原始社会。“时间发生”与“逻辑发生”的提出，将进一步助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

　　1.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纵深发展。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证科学研究方法，调和研究范式中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属性，实现将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整体性和差异性辩证统一地加以看待，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将唯物辩证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贯穿到底，帮助人们对理解整个人类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扩充对各个社会形态中复杂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认识的眼界。此外，“时间发生”与“逻辑发生”的提出，阐述了人类社会存在着的非阶级性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与阶级性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非阶级性问题领域研究内容的合理存在进行辩护。反观现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即需要继续落实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也需要探索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中时间与逻辑两种机制的研究恰恰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在于社会群体传递契合人类自身利益的精神内容，促进大众调适行为、更新思想，推动人类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进程，这不仅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发展与构建的科学规律，还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完整实践视角的自觉观照。

　　2. 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问题的研究，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始终的一种实践活动，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会发生出不同的现象形态与功能表达，而“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0]，各种社会热点现象不可避免引发大众思想激荡，导致形成具有多元圈层特点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比如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传播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元宇宙与数字技术的组合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机遇”[11]、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满足人们美好精神生活，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等。越是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越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付”的重要论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时宏观上既要参照一脉相承的历史经验，又要考虑广阔的社会大众实际生活背景，微观上要侧重在某一历史阶段中的具体社会关系矛盾下的局域实践，宏微并进，实现在准确识变中应对挑战，推动自身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栾淳钰，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镜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2023年度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建设研究计划一般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运行机制与评价体系研究”（B231005614）、2021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21JDSZKZ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