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找寻自我、发现自我、建构自我和发展自我的过程。当前，学界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的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我们还应本着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意图，进一步追问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之“学”何时出现、从何而来、有何内涵、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嵌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术史进程中，内在地构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意识和话语体系的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43，必须“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43。从学术史的视角考察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和学科体系的发展，促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从学科自觉走向话语自觉，对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比较是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是人们用来进行评估、区分、决策的重要手段。《新编汉语词典》对“比较”的定义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同类事物加以区分。”[2]57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比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它是对客观存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进行比较，找出其异同并进行分析解释的方法。很多人文经典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传世之作都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不少学科都将比较研究视作学科体系中的结构性要素。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甚至感叹：“比较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而是社会学本身。”[3]150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运动的过程中，非常注重比较方法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冲破了地域的壁垒，把各个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中，“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541。这一思维模式和宏观架构的形成，决定了比较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资本论》这部跨时代巨著的完成，就是马克思在对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进行抽丝剥茧的比较研究后创作出来的。恩格斯明确指出了这样的比较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说：“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5]157恩格斯本人同样很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6]660由此可见，在比较中探寻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坚持的重要研究原则。而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则是在比较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与自身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7]230，“有比较才能鉴别”[7]280。经过反复比较和验证，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总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是后继者，他们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一直十分重视运用比较的方法。由此可见，比较的方法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版图具有必然性。

　　与作为研究方法的“比较”不同，作为研究领域的“比较研究”是更具有专业性的存在。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工作中，比较方法是很常见的研究方法，但我们不能说运用了比较方法的学术活动都是比较研究，或相关的论文著作就是比较研究成果。那么，究竟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何时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比较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有何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厘清，有助于我们梳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地图。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原理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这三大研究领域或者说分支学科在支撑学科发展时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比较研究因产生时间较晚、理论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发展较弱[8]。换句话说，比较研究相比于原理研究、历史研究和方法研究，虽然发展程度较弱，但在理论上是与“三大研究”并列的、有自身独特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它在现实中可能会与原理研究、历史研究、方法研究存在某种交叉，产生交融的思想火花，但在研究对象上与其他三大研究领域有明显区别。学界经过长期讨论，基本肯定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就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

　　从公开发表的文献来看，学界第一篇涉及思想政治工作比较镜鉴问题的学术文献可以追溯至1954年，在何啟君发表的论文《天津市中等学校学习苏联改革教学的过程与体会》中涉及大量关于批判性地借鉴苏联教学改革理念和方法的认识，比如“必须经常不懈地在教师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爱护和珍贵青年积极分子”[9]等等。1959年，陆象淦发表文章《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号召作家投入劳动熔炉》一文，同样是关于罗马尼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介绍。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为课题的专门研究的兴起，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1984年，全国比较教育研究学会参加了世界比较教育研究会，此时，国外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被零星地介绍到国内来，极大地推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为独立研究领域[10]11、16。而学界一般认为，陆象淦发表于1984年的《罗马尼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文，掀开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比较研究的序幕。这时，比较研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逐渐走入学术界的公共视野。

　　比较研究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版图，绝非学术上的偶然事件，而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比较研究有助于论证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科学性。学者们在开展比较研究的过程中，阐释了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名实之辩”[11]2，论证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通过比较研究，不同时空当中有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逐渐被发现，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方法体系得以丰富。另一方面，比较研究有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视野和学术张力。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形态上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门学科，它是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反映和概括[12]132。当比较研究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版图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而是顺利拓展至全人类，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张力得到极大增强。因此，比较研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并且逐渐与原理研究、历史研究和方法研究共同构成“四足鼎立”的格局。

　　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比较研究可以追溯至1954年《天津市中等学校学习苏联改革教学的过程与体会》一文，但比较研究学科意识的觉醒，则体现为1988年召开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会议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首次提出。从这时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意识驱动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围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教材、论文、期刊专栏等各方面开展建设，并且取得显著的成就。其显著成果之一就是在1995年9月，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织苏崇德、邱伟光等学者编写的我国第一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成功出版[13]前言1-4。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编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陆续面世，迄今已有10余种。学术论文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论文，很多知名期刊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栏，比如，《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期刊都有相关栏目。一些有条件的高校有意识地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点、博士点下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成立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或专门研究团队，推动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体系化建构。3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在深化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础上，自觉开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逐渐奠定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分支学科的基础。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在学界虽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之“学”如何产生又作何解释？这个“学”字，指的是“学科”“学问”还是“科学”？即“作为学科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学问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作为科学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这一问题具化为以下3个问题：作为“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独特研究对象是什么？作为“学问”，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具有怎样的“学问性质”，尤其是其回答了什么问题使其有可能使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独立的分支学科？作为“科学”，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能以什么方法揭示何种规律？学界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过反复讨论，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凸显问题意识和探索研究方法的过程。

　　第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建构，首要工作是明确研究对象。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明确，经历了长时期的讨论，这一点从不同时期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内容可以看出。1995年出版的第一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将研究对象界定为“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13]1。从教材具体内容来看，“世界各国”包括中国。这一观点在王瑞荪版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2001年版）教材中得到了具化，该教材将研究对象确立为“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14]13。但随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和学术成果的涌现，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逐渐出现学术分歧。比如，在唐克军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2010年版）教材中，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世界各国或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课程与教学研究、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等”[10]11，但从全书内容来看，中国大陆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后来，一些教材专门对研究对象作出额外的说明。比如，陈立思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2011年第1版，2018年第2版）就将研究范围及对象限定为“当代世界各国、各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说明不研究像“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比较”[11]6这样的问题。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争议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相关研究中一直存在。近年来，特别是在进入新时代以后，随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中国话语国际传播需求的增强，加强国际交流对话的目标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中日益凸显。这就使学界更加清晰地看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独特优势所在，因此，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港、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日益为学界所承认[15]。

　　第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题意识。某一研究领域或特定学科的出现和兴起，总是与同时代要解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6]289-290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比较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流逐渐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的增强而日渐兴起的。1985年前后，原国家教委和相关部门，先后派出多个考察团到国外考察，其任务就是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高校如何做好学生工作、是否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17]。此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题意识聚焦于借鉴，学界围绕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中获取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或教训，以期促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样的问题意识支撑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构和发展。但是，这样的问题意识在今天已经不能满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解答时代课题的需要。一方面，从国内层面来说，深化对外开放的背景有利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视角的拓展，而中国话语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诠释与传播，要求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创新发展以承担时代责任。另一方面，从国际层面来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变”字深刻体现了西方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日渐式微，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多元价值和多元文化的哺育，这同样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出要求。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体系中极富创造力和研究前景的领域，从而引发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问题意识的重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过去多数时候是思考“拿进来”的问题，如今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送出去”的问题。这就要求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进一步解答“实践转化”的课题。一方面，将世界各国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资源转化为知识，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将融汇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精华后所产生的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通过文化交流交融交往，转化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第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以及对彼此了解需要的增加，极大地推动了比较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和流行。但比较研究方法并非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甚至在某些主题的研究中不是主要的方法。有学者指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方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另一方面要掌握文献法、调查法、比较法等具体方法[10]16。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要建立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点上，在实施具体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有通观比较方法、专题比较方法和综合比较方法[14]20-21。另有学者吸纳了前述两种观点，更详尽地概括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可能涉及到的研究方法。具体是：实事求是地了解、唯物辩证地评价、超越地批判与借鉴，这是开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态度；实施研究的具体方法则包括观察、实地考察、文本研究、描述、考据、归纳、概括、思辨等；“比”则可以分为纵比、横比、异比、同比、同异比较等；从研究类型来看则有区域研究、专题研究、历史研究、类型研究、制度研究、人物研究等[11]17-20。这些梳理和概括清晰地呈现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反映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偏好。通过梳理学界已有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文献分析最多，实地考察有一些，而诸如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量化分析很少。尽管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偏好没有减弱的趋势，但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深入反思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自觉认识。进入新时代以来，相关政策的春风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生队伍得到丰富和充实，一些来自法律、外语、哲学、统计学等专业的学生来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研究生期间出国学习和交流的学生也日渐增多。我们可以在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的过程中，用好有着不同学科背景和学术经历的研究生资源，扩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方法论和方法体系，特别是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研究层面。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8]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自主性，与那些从西方移植而来或在西方学科影响下形成的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土性和自主性显得尤为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任务已经完成，反而是从更高的层次对这一任务提出了要求。并且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任何一门具体的分支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建构任务[19]。不同分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其中发挥着内外联通的作用。

　　回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形成和建构历程，我们会发现，它是在通观“拿来”并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逐渐实现自身的“学科化”，进而使自身知识体系不断得到丰富。这也决定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虽着眼于中国问题，但目光始终向外的特点。它的知识体系可能会涉及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中蕴含的规律则是主题。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克服其对人类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贡献与其在世界学术之林的地位之间的矛盾，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贡献更多力量。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发挥桥梁作用。因为它能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知识体系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吸收、借鉴、改造和转化来自国外的有益概念和学术命题等工作上。

　　找到全球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共同规律，在国际比较中彰显中国特色，在融合创新中创造和传播中国声音，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而话语建设是完成该任务的关键环节。话语既是知识的载体，也是学科和学术的“细胞”，它能够呈现学科的理论延展力和实践创造力。从构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视角来看，加强话语建设，就是要求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完成从“描述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向“解释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转变，塑造“立足现实——描述现象——发现规律——揭示因果——解决问题——诠释现实”的学术研究任务链。但是就现状来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还存在着简单移植西方话语体系、研究主题和内容空泛、碎片化困境难解等问题[20]。解决这些问题，适应“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时代潮流，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必须加强自身话语建设。第一，要有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本土意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话语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必须聆听时代的声音。纵观西方话语体系的积淀、塑造和传播历程，欧美学者就是在研究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建构本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学术系统和话语系统。如果没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没有立足本国和本民族的学术追求，就不可能会有流行世界的欧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就不会出现世界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言必称希腊”的现象。第二，在“两个结合”中奠定表达的底蕴。话语是知识、思想和理论的载体，如果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只停留在借鉴的层次而不是对其中的共性加以改造和转化，就很难避免在方法上效颦学步、在理论上亦步亦趋的尴尬处境。摆脱这种处境，首先要平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既看到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经验，又看到其中存在的教训和问题。同时，我们还要对经验加以转化，尤其是对相关概念、术语和命题进行转化，注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三，以全人类的眼光开辟跨文化交流的实践进路。“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及学科都极具中国特色，很容易让我们陷入自说自话的“怪圈”，从而导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的理论成就和实践经验难以转化为人类知识生产和精神世界的财富。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话语建设，必须以全人类的眼光开辟跨文化交流的实践进路，通过人才培养、平台塑造、学术交流等途径，创造富有时代气息、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充满世界眼光的新术语。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