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形势严峻，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党的领导在社会生产、壮大国力中发挥关键作用。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坚持党的领导可为构建举国体制夯实政治和组织保障，凝聚团结统一的举国力量。只有全面、系统、整体地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国家机器在举国体制下高效运转。

　　（一）以党的领导夯实举国体制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一个国家和民族选择哪种主义和道路，选择哪个政治领导力量，由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决定。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家治理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恩格斯指出：“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举国体制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障更为坚实，有利于为构建举国体制整合和凝聚一切力量，实现对国家治理资源的统筹运用及优化配置。“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从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为快速扭转经济社会衰颓的被动局面，激发全党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表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事业”强调的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部事业，表明党的领导贯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过程。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真实且客观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艰苦奋斗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同时彰显党的领导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构建举国体制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前提，为构建举国体制夯实了政治和组织保障。

　　（二）以党的领导凝聚团结统一的举国力量

　　党的百年奋斗史充分证明，党中央的权威决定党领导国家治理成效，关系举国力量能否凝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构建举国体制关键在于保证党的团结，对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和组织能力，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结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历史任务，高度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多次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及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我国构建举国体制是由特殊国情、历史、阶段的客观性决定的，毛泽东强调“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充分表明党的领导对形成举国体制具有关键作用，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党中央权威，使党得以有效动员和团结中国一切进步力量，实现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原料、物资、人力与技术等资源的优化配置供给，以凝聚团结统一的举国之力最大限度满足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需求。

　　（三）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源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举国体制成功运行的关键。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和命脉所在，党的领导为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生活幸福奠定重要基础，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巩固和加强党总揽全局、管理一切的领导核心地位。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对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方法的深入思考。“搞社会主义”不能脱离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国家治理实践，根本在于党如何选择和构建国家治理体制，切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国家治理的根本。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举国体制的重要思想主线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民主政治，并主张不断提升党的领导水平。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式上指出：“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正是在不断自我完善，总结旧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治国需要加强创新，才使党在构建举国体制进程中发挥出卓越领导核心作用，体现出毛泽东卓越的政治才能与政治智慧。

　　举国体制蕴藏着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制度优势。由于特殊的国情，新中国要想在资源条件有限和短时间约束内办成大事、要事和急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计划，通过战略计划牵引，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毛泽东对构建举国体制进行的前瞻性科学思考和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构建举国体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一）通过战略计划引领加强多元力量统筹协调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各领域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现状亟待改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孤立和封锁下，新中国迫切需要整体性进步，需要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社会问题，需要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针对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民生困难的现状，毛泽东感慨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党中央提出发展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确保有限资源集中于工业领域，使国家直接掌握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这为我国构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具体思路。1951年2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主张，并首次明确提出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为抵制帝国主义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时国内外发展形势，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果断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两弹一星”战略计划也成为我国构建举国体制的重要标识。“一五”计划期间，毛泽东高度重视战略计划对经济社会建设的引领作用，举全国之力建设的156项苏联援助项目、694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不断夯实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集中统筹分配国家资源，使科技创新工作得到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举国体制探索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全国力量规划科学技术的重点突破方向，按照任务导向的模式动员物质资源和指挥科研力量攻关”，使资源和力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推动举国体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为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基础。

　　（二）彰显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卓越能力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召开，党和人民先后经历了朝鲜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制定宪法和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影响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在这一阶段中，构建举国体制困难重重、千头万绪。然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容迈进，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执政党的卓越领导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步经验进行了审慎思考，提出“以苏为鉴”和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观点，强调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需坚定不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进而快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需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能力。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一个远大的规划”意味着新中国需要通过战略计划牵引，聚焦社会各领域快速发展，以战略计划统领举国体制构建。在毛泽东领导下，周恩来委托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编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推动出台《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卓越能力。在探索举国体制构建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增强党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的组织力、创造力与胜任力，确保各项重大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战略计划牵引，实现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与整体推进，使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构建举国体制的累累成果中得到高度体现。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体现民族共同价值追求

　　战略计划反映一个国家集体价值追求和人民共同利益诉求，是以政策、制度、规划等方式对民族共同价值目标的综合展现。从历史逻辑而言，一个国家在国家治理中选择什么样的体制，受到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状态下建设社会主义，面临诸多挑战和难以预测的风险，这项崭新的事业并不被世界看好。然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建立起以战略计划为牵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快速发展的科学模式，推动形成以集体本位为共同价值取向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能力、有方法构建举国体制、走出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特色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彰显了党和人民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价值追求。早在1935年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便豪迈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强大信心和至高价值追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举国力量动员中得到了传承和延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主张和推动下，中国建立国营经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取得重大成效，党领导国家工作制度初步形成，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除旧布新，举国体制的巨大动能得到释放，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勠力同心、团结奋斗，使集中力量、守望相助的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和社会客观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从低级文明向高级文明、从非健全社会向健全社会跃升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我国积极构建举国体制，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形成了整体协同推进的科学国家治理模式。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工业现代化为基础的“四个现代化”

　　19世纪，欧美各国率先完成工业化，西方文明浪潮冲击世界秩序，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已严重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为此，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成为近代以来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思想，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完善现代化思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毛泽东指出：“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初步提出“三个现代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从国内主要矛盾出发，深刻总结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在“三个现代化”基础上增加“国防现代化”的要求，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至此，毛泽东关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更加聚焦、丰富和完善。“四个现代化”的重点是工业现代化，毛泽东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这些观点进一步细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促使“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重点与统筹兼顾战略思路的初步成型。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综合发展的现代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毛泽东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从物质技术层面看，“四个现代化”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从社会层面看，“四个现代化”则是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这表明毛泽东在探索举国体制过程中所提出的是一种综合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非唯工业而论的现代化。毛泽东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是更聚焦和具体的现代化，既划定了现代化的实践范围，又提供了现代化的实现方法。关于经济现代化，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推进工作重心转移，主张调整工商业，于1951年2月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构想。此后，自1953年伊始，新中国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强大优势逐渐显现。关于政治现代化，毛泽东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原则融入宪法，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纳入宪法，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构建举国体制的热情，促进了举国力量的凝聚，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关于文化现代化，毛泽东主张改造旧的社会意识形态，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为社会主义重要任务之一，提出“现代科学文化”概念和“科学文化现代化”目标，为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提供新思路，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基础。关于人的现代化，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角出发，强调人的现代化根本前提是人的个性解放，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高度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激发人的主体性的作用，使全党全国人民参与构建举国体制的积极性得到激发，更使综合发展的现代化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强化整体协同推进的科学模式

　　毛泽东提出的到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切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具体国情，其重点在于实现工业化，推进现代化。近代中国工业落后、各产业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表明，在一贫如洗、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困难重重，必需协调现代化发展的内部逻辑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些观点和主张表明，毛泽东对举国体制的探索始终遵循事物普遍联系的客观规律，坚持科学整体协同原则。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重点强调并正式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由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建设，关键在于协调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关系，不仅要集中精力实现工业现代化，同时需统筹其他领域形成整体协同模式。基于此，毛泽东高度重视科技、卫生、教育、体育等多领域协调发展，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作用于诸多建设领域。在科技创新方面，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在卫生事业方面，毛泽东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条件简陋、人民卫生健康情况欠佳的现实，多次亲临一线指导卫生工作，并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开展有效的疫病防治行动，基本建立起覆盖城镇居民的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制度，使科学、整体协同的举国体制在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政治范畴，其主体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举国体制的构建和运行，不能脱离人民支持与参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筑牢群众根基。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构建举国体制的根本立场是人民至上，使我国举国体制始终围绕人民利益这条主线。正是由于在举国体制探索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从而极大激发了人民参与热情，充分释放出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使人民群众成为构建举国体制的根本主体。

　　（一）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穿构建举国体制全过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内化和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思想本源。作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穿党领导构建举国体制的全过程，彰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够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营造起“全国一盘棋”的团结生动局面，关键在于毛泽东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重视和严格要求。在对举国体制的探索中，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科学观点深入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品格和价值追求，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政治意志与人民群众的诉求愿望、价值观念高度契合，也使构建举国体制的人民立场更加鲜明。在毛泽东看来，领袖要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党的原则应代表人民愿望。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立足人民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举国体制的一切探索均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我国举国体制从形成伊始便打上深刻的人民性烙印。

　　（二）充分保障人民劳动权利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保障人民的基本劳动权利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构建举国体制的重要环节，也是调动人民群众参与举国体制构建的主要方式。充分满足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创造幸福、收获利益的权利，有利于增强人民的奋斗信心，在构建举国体制进程中释放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智慧。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举国体制的探索体现出其对保障人民劳动权利和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深刻思考和政治主张。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劳动权和参与权，在毛泽东领导和推动下，1951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生存境遇的保障性制度，也是我国举国体制的重要制度组成部分，标志我国民生建设迈出关键一步。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人民群众拥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救济、群众卫生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要求，以制度建设为人民群众依法享受基本劳动的权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在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毛泽东曾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唯利是图”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这一观点不仅是毛泽东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深刻诠释，更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行事风范。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哪种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在探索举国体制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关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在就业、教育、分配、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均体现出符合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思想。正是由于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的劳动权利，攻坚克难的强大人民力量和“全国一盘棋”的生动生产建设局面才得以形成，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真正在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中彰显出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三）发挥人民群众在构建举国体制中的能动作用

　　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这一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体，号召全党在实践中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将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融入社会各项事业建设。毛泽东高度重视激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在内全体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强调：“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这一观点表明，毛泽东在探索举国体制过程中延续和发扬了革命时期党的光荣传统，矢志不移信任和依靠人民。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国人民以不同方式为维护国家安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使“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创造新成就。从整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组织、动员、信任和依靠人民，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充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群众创造热情，从而凝聚起人民群众的无穷伟力，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举国体制下的国家大事，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切困难、应对一切风险挑战注入了强大力量。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毛泽东关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之一，至今仍是我国推进强国建设、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毛泽东带领下，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奠定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基调，主要表现为不机械照搬别国经验，不依附任何国家，这是新中国能够应对外部挑战和干扰、循序渐进独立构建起举国体制的底气所在。

　　（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走出特色发展道路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深刻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表明中国发展关键在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时表明，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依靠中国本身。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内部贫穷积弱和外部封锁打压的局面，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道路荆棘满布。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新的审视和思考，强调社会主义新中国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展一切国家事务。毛泽东强调，“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在中国自力更生的奋斗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使由内生成的发展力量铸造起新中国国家重器。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主张，符合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道德传统，切中新中国缺少外援、百废待兴的基本事实，使独立自主成为构建举国体制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引下，党和人民团结奋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防事业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的独立外交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开阔视野辩证学习和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独立自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举国体制过程中坚持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但坚持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是在寻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同时不断开阔世界视野，注重辩证学习和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使世界人民创新创造成果作用于中国发展。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强调对外国有益经验的学习、借鉴和创造性运用，这是因为毛泽东清醒认识到我国推进工业现代化建设存在诸多困难，包括科技人员匮乏、设备设施不足、缺少先进技术等。鉴于国际形势和外部压力，加之党在领导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经验不足，毛泽东主张率先向苏联学习，使我国快速取得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然而，苏联经验中的一些做法与我国国情存在诸多不切合、不适应之处，对此，毛泽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并强调要更多学习苏联“正面经验”，在学习和借鉴上不能照搬照抄和盲目迷信。在选择学习对象方面，毛泽东认为要不分民族和国家性质，虚心学习对提升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有益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观点，同时强调学习“别人的长处”，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学习，这体现出毛泽东在探索举国体制过程中开阔的世界视野和博大胸怀，而这种辩证学习和借鉴的理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加快构建举国体制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三）广泛团结各国人民协力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毛泽东是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领袖，是为中华民族“富起来”和“强起来”奠基的伟大贡献者，同时是反对霸权主义、团结世界人民、捍卫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英勇斗争者。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中，始终“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砥砺奋斗”，始终重视团结世界人民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走自己特色道路的同时，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相互同情、支持，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实行对外扩张战略，我国主权和国家利益遭受损害，中苏关系趋于恶化，双方矛盾不断升级，为我国构建举国体制带来重重阻碍。对此，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关系战略规划，为我国参与、融入世界，为世界人民深入了解中国创造了条件。在毛泽东带领下，自1964年始，中国援助的国家数量不断上升，惠及无数世界人民。1965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首次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协助修建铁路的请求，这一请求得到毛泽东的积极支持。尊重世界人民、高度肯定人类文明成果，是毛泽东探索构建举国体制的积极态度，这种态度使毛泽东外交思想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我国构建举国体制、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走上世界舞台等奠定了重要的外交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持续不断探索举国体制构建之策，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举国体制的探索，切中了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关键，充分发挥了党的领导在“全国一盘棋”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战略计划牵引，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并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引领，形成了整体协同推进的科学发展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始终站在人民至上的立场上，使全国人民凝聚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同时，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断开阔国际视野，为中国构建举国体制明确了主基调和总方向，充分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精神。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举国体制的探索与实践，对新时代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深刻表明在复杂发展环境下，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发扬传统优势、聚焦时代方向。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科学制定发展战略计划，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引领，强化战略计划牵引作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以开放、包容、独立、自主的态度融入世界，使新型举国体制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