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二大”结束一个多月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翻译张太雷出席会议，探讨国共合作问题，史称“西湖会议”。这是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因此，回望100多年前，重返历史现场，开展对西湖会议的时局分析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西湖会议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同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相伴相生。这是由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走近西湖会议，深入探讨其历史背景和酝酿过程，对深入解读中国共产党史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西湖会议的促成源于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党的组织逐步健全和发展。到1922年6月底，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由“一大”时的50多人发展到195人。上海、北京、长沙、济南、武汉、广州、郑州等地的党员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在欧洲和苏俄的中国学生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国先后建立了17个团的地方组织，团员人数已超过5000人。虽然党员人数发展迅速，但是党组织的规模依然跟不上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革命力量较为薄弱，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还只能以秘密的形式进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准备不足、革命经验缺乏的问题比较突出，具体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的状况以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其次，西湖会议的促成源于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20世纪初，孙中山一直忙于争取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收效甚微。正当孙中山彷徨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改沙皇政府侵略、欺压他国的政策，对中国人民作出了和平、友好的表示，对中国革命伸出了援助之手。孙中山急切希望能了解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国家建设方略。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东发表演说时指出：“此次俄国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俄国遂酿成一种良好风气，而此种风气传及欧洲，欧洲各国，竟莫能抵抗。”

　　1920年至1921年间，孙中山常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交流，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希望能与俄国保持密切沟通。孙中山也试图与列宁建立联系，学习革命理论与实践经验。1921年11月6日，苏联外长契切林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送上孙逸仙的信，其中有对您的问候。他称您是他的朋友，您本人同他认识吗？”列宁回函表示：“我不认识他，我们互相也从未通过信。我认为，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去广州。”列宁逐渐将与中国合作的对象确定为孙中山所在的广州政府。1922年8月22日，苏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在给孙中山的信中提出，希望“以后我们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8月27日，孙中山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给越飞回信表示欢迎。双方的积极接触与密切联系有力地促进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形成。

　　最后，西湖会议的促成源于国共两党有着一致的革命目标。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对国内封建势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意识到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封建官僚、政客和军阀的反动统治。过去，孙中山将中国政治动荡不安的根源归结于国家政治制度，归结于袁世凯、段祺瑞等封建军阀势力。五四爱国运动高举起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大旗，促使孙中山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集团的相互勾结。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国庆庆祝会上演讲时指出“教育救国”“兴办实业”“地方自治”三种方案“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并进一步指出“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而要拯救中国，就必须“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深刻意识到联合其他党派共同革命的必要性。1921年6月7日，《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一文指出，“武力统一”“联省自治”都不是救国的道路。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到，中国的国情仍由军阀掌握政权，“联省自治”的模式就是“提倡武人割据”。中国共产党人客观分析了国内革命局势，强调“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

　　西湖会议是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转折点，而促成西湖会议的推动力则来自于苏联政府。中国日益加剧的内部战争激发了革命者对建立苏维埃式政权的渴望。列宁对中国国情的关注，不仅因为中国与苏联的地缘关系，更源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是共产国际关注的重要内容。

　　在军阀割据、党派林立的时期，苏联领导人通过对国民党在中国所处的地位进行全方位考察后发现，中国民众对于支持孙中山成为主要领导人的呼声最高，故其选择支持孙中山。“既然真有可能提出孙逸仙可能当中华民国元首的问题，那么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何况在中国存在为未来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同时，苏联政府还对当时中国军阀割据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作了比较分析。从《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中可以看出广州政府、奉天派、直隶派、安福派等在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上的差异（见表1），可以推测分析广州政府与奉天派、安福派之间“联合”的可能性。

　　表1 军阀割据时期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比较

　　除此之外，苏联政府还对国民党的群众基础进行了考察分析。《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显示，虽然国民党军队涣散、纪律松散，而且有资产阶级因循守旧的心理，但是工人们非常热爱和信任孙中山。“因为在中国没有另一个更革命的更具有鲜明阶级性和组织性的力量”。这是当时国民党得到劳动群众支持的重要原因。同时，孙中山政府还能得到更多的物质支持，如苏联代表波达波夫认为：“孙逸仙博士有资金，许多资本家常常向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苏联政府还密切注意到国民党在开展工农群众的组织工作。国民党从1915年开始做工农群众工作。1919年的《密勒氏评论报》对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工作进行了评价，认为“孙中山的党的基本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马林在《我对孙中山的印象》中回忆了1921年在桂林与孙中山第一次交流的情形，认为“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把国民党看成一个盟友”。

　　列宁对远东国家组织工作的部署规划也是助力西湖会议的重要因素。苏联政府组建了东方民族处，并在中国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及两名助手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为苏联在远东国家开展有步骤的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以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1921年12月，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并赴广州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次年3月，马林正式向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同时表示不放弃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月，马林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促进国共合作的报告。报告建议主要基于四方面考虑：一是印尼民族解放战争的经验；二是马林在印尼的工作得到了列宁的肯定；三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较为弱小，开展工人运动存在一定困难；四是国民党愿意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同年夏天表示，赞同马林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想法。这些都为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在苏联政府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初步有了合作意向，但是自1921年下半年开始接触一直到1922年夏天，都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两党确定何种合作模式。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要求实行党内合作，“孙中山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这一提议遭到了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对。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提及：“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蔡和森在1926年谈及西湖会议时进一步提到：“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是：第一在主义上与三民主义不合潮流；第二组织的方法不能适合新的要求；第三革命方法倾向于军事运动”。

　　尽管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自身弱小的客观现实，认识到要发展壮大不得不与其他政治势力相互合作。“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而大部分人仍坚持将中国国民党和反动政党团体视为同一阵营。《共产党》月刊曾撰文指出：“试问南北各派政党，哪一派免了鼠窃狗偷，哪一派有改造中国的诚意及能力？全国民在这彷徨歧路之中，哪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的大责任呢？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

　　对于国共合作模式问题，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同志认为党外合作的形式更有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这也可以从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看出，“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为此，中国共产党人也曾对党外合作做过一些探索，在北京、广州、上海等中心城市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试图用这种群众团体的形式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终因太过弱小而没有成功。

　　面对空前强大的反动势力，国共两党如何处理合作模式上的原则分歧已成为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

　　国共两党对于合作模式争议不下，那么是什么动因加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进程？

　　1.孙中山对革命力量与革命道路的重新认识。1919年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让孙中山对谋求帝国主义国家援助支持的幻想彻底破灭。1922年6月，陈炯明的公然叛变直接断了孙中山依靠封建军阀势力的念想。孙中山开始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寻求新的道路和方法，进而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走上了联俄联共的道路。宋庆龄就曾指出：“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

　　2.中共对时局的判断和共产国际的指令。中共“二大”在深入研判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主张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这次会议为促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在西湖会议上陈述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理由，并公布了一份《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他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其中提到“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

　　3.对“党内合作”新模式的探索。对于国共合作的形式，党内一直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李大钊知晓国内外的政治情势，明白实现国共合作的难度所在。他认为：“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面对激烈的反对意见，李大钊采取了一种调和的策略，提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行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这一提议打破了僵局，使会议发生了关键性逆转。从问题协调解决的过程看，这不愧是理性处理分歧、化解党内矛盾的一次有益尝试。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代表中共赴上海与孙中山会面。两党以和谈、相互退让的形式最终确定了“党内合作”模式，但明确了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二是取消加入“打手膜”和个人宣誓等封建的做法。在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其中负责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正是无产阶级政党所迫切需要推进的重要任务。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在“三大”上正式确定了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是国共两党共同的革命目标所驱动的，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和苏联政府的支持，为困境中的孙中山带来了新的革命方向和动力。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后，不仅壮大了国民党的队伍，而且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的步伐。

　　国共第一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等共同努力下最终得以促成，离不开西湖会议对国共合作模式的重要决策。不论是从历史的、实践的视角，还是从理论的视角看，西湖会议对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和党的建设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战线方式上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这是我们党在“二大”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之后的第一次创造性探索，这个转折是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决策，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基本消灭了国内封建割据的局面，为后来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随着对史料的深入挖掘，我们相信其内涵及价值将不断呈现。

　　第二，西湖会议开创了无产阶级在有限的条件下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径，在实践上为推动国共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重要一步。西湖会议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按照会议的决定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开展改组工作，利用国民党组织所掌握和影响的群众来推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既有利于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又有利于扩大共产党人的政治视野和活动范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工农群众的强大力量不断汇聚，中国很快兴起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等革命热潮。尽管后来大革命失败，教训极其深刻，但西湖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西湖会议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内合作”新模式，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恩格斯最早提出“统一战线”概念，强调革命力量要结成统一战线。西湖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达成了切实可行的党内合作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有益探索，也是政党合作史上的一个创新之举，更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建党之初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斗争审时度势、勇于创新的务实之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了“十个坚持”，明确“坚持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深入研究西湖会议是对这一法宝的一次基因解码。中国共产党人和孙中山先生于民族危机中奋起，怀揣着“振兴中华”的初心使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为摆脱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而不断自强自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要审时度势、居安思危，借鉴革命先辈的经验与智慧，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加强对国内外政治力量及其关系网络的揭示分析，深刻把握时局变化中的时机与突破口，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努力在新发展格局中赢得历史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