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盲目性亦即自发性，是相对自觉性而言的。在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语境里，盲目或自觉更多的是与人们认知和利用规律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比较而言，尽管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与自然界的演化过程不尽相同，但在“规律”的作用下却显露出极为相似的共同特点。在自然领域，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存在与变化因其内部诸因素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外部环境、条件的非确定性，导致其未来的演化趋向往往具有多种可能性。至于哪一种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并不取决于它的选择，因为其本身并没有内在的“目的”及指向，一切都是自发的、不自觉地进行与生成。自然界运动呈现出来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盲目性”在社会历史领域亦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其深刻原因在于历史离不开自然。马克思的历史观不同于以往旧哲学的历史观，它从来不脱离人的历史活动来讨论纯粹的自在自然，也不脱离自然去讨论纯粹的人类历史。历史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决定着自然界演化过程表现出来的“盲目性”必然在历史领域有所映现。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互为前提，而且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必然以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合理为前提，反之亦然。相应地，自然界演化过程表现出来的“盲目性”在历史领域主要映现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双重“关系”之中。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不能脱离自然界，恰恰是以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进而认识和掌握自然界为前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拥有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和不断积累起来的建设性力量，人们运用它们观念地和实践地掌握外部自然界，赋予自然物以新的存在样态，使之产生合乎人的目的性的变化。显然，这种变化不是自然界的自在变化，而是表征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类历史进步程度的变化。然而，我们又不能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而忘乎所以。这是因为，广袤无垠的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始终保持着无法完全解开的未知性和神秘性，这就使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尤其是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招致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惩罚和报复。事实上，恩格斯早在他那个时代就提醒过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P998)时代发展到今天，人类面对不断恶化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应有关系。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切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站在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制高点，郑重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2](P360)“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P360-361)这表明：如何减少或克服人类实践活动的盲目性，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寻求更高层次的和谐与统一，已经成为当代人不得不关心和试图解答的新课题。

　　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是与人对社会共同体的依赖紧密相连的。这里所说的“共同体”可大可小，但无论怎样，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离群索居的个体。不仅每个人的动机、目的、意志不尽相同，即使是在一个相对统一、稳定的共同体内部，每个个体亦因各自所处的地位、利益满足欲望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或分歧，更不用说，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制度之间，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以及不同的阶级之间因利益纷争产生的对抗与冲突更加难以调和。所以，恩格斯说，除原始社会外，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而，纵观人类的这部阶级斗争史，其实质就是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阶级之间、个人之间围绕着各自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博弈。这种博弈的结局究竟如何，并非像人们事先预想的那样如愿以偿，而是呈现为既非这些人所企盼，又非那些人所期望的“一个总的平均数”。比较而言，恩格斯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完全是盲目进行的，没有任何目的、意志的参与，也没有明确的预期；人类历史运动是在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的，既有不同目的、意志的介入，又有事先确定好了的目标预期。尽管如此，历史运动仍然具有与自然界运动极为相似的情形，那就是似自然状态的“盲目性”。对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说：“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3](P254)即“历史合力”的形成及其结果是每个人的愿望有可能部分实现，但不可能完全实现，即个人活动目的的自觉性与确定性和历史结果的盲目性与非确定性。在致约瑟夫·布洛赫、韦尔纳·桑巴特、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等人的复信里，恩格斯表达了与之相同的思想。所以，恩格斯总结道：“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3](P605)这里的“到目前为止”，指的就是有史以来到现在（资本主义），人类社会的历史还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发展过程，还类似于自然史，马克思称之为人类的“史前时期”。

　　然而，人类历史有着不同于自然史的“自己构建自己”的特殊规律与道路。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并且“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1](P859)恩格斯这一段话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义：其一，历史进程是人的活动不断地从盲目性走向自觉性的过程。可以说，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他活动完全受大自然的铁律支配和主宰，历史运动表现出来的性质及其样态可以认定是一种纯自然状态的盲目性。进入阶级对抗的文明时代之后，随着人的智力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人们不仅对自己结成的社会关系有着较之以前的自觉认识，而且对自然的影响亦愈来愈“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1](P996)与之相适应，纯自然状态的盲目性开始向似自然状态的盲目性过渡并延续“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其二，从盲目性走向自觉性有赖于人对规律的认知与运用。人类历史直到今天仍表现为一种“似自然状态”，原因在于恩格斯所说的那些“未能控制的力量”（主要指规律）在没有被人们“认识和考虑”的时候，它就“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1](P667)因此，人的自由、自主、自觉的获得不在于摆脱规律，而在于发现和认识规律，并使其“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1](P667)其三，盲目性的真正克服有赖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既然我们深知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那么，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范围内与大自然相抗衡的时候，它必须以社会内部的全球性合作和整体性协调为前提。然而，理论上的清醒认知并不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合理行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3](P194)因此，到目前为止，人们是不可能按照共同的意志和计划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只有“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P1000)结束人类的“史前时期”，进入共产主义，人类才能以真正社会结合的主人姿态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1](P815)

　　在历史合力论的视野里，所谓“非预期”是相对“预期”而言的。历史“预期”指的是历史主体以现实蕴含的可能与条件为依据，在观念中形成的对历史客体未来发展应然状况（历史结果）的超前预想与期望。这种超前预想与期望的实现是否可能，往往因为人的不同目的、意志的“介入”而变得异常复杂。这即是说，在历史领域，任何历史现象的生成及其变化的根由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包含诸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偶然因素和随机变量。这样一来，人的目的的设定和实现能否达到人们事先的“预期”，往往只是一种“应然”而非“必然”。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非预期”是人类自踏进文明门槛以来就与“预期”一起矛盾地存在于历史的具体进程之中的。

　　晚年恩格斯在阐释历史合力论思想过程中将预期、非预期及其关系问题明确地提出来绝不是偶然的。回顾起来，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繁荣时期。与这一“表象”相伴随、相适应，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开始抬头，并剑指无产阶级斗争理论武器的唯物史观。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将唯物史观斥为“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是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因素”，人及其自觉目的活动只不过是经济必然性任意摆布的“棋子”。这种将唯物史观加以歪曲和庸俗化的错误思潮在党内的一些领导人、普通民众以及青年学生心里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之所以诬蔑我们是“经济唯物主义”者，将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尤其是人的因素对立起来，就其思维方式而言，是因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3](P614)这必然导致他们既看不到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亦看不到历史领域相对于自然领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恩格斯“预期与非预期”的矛盾问题正是在上述时代挑战和理论困惑的双重背景下提出来的。面对当时的复杂斗争形势，为了反击资产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恶意攻击和歪曲，解除广大民众和青年学生的思想困惑和疑难，捍卫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恩格斯主要在《费尔巴哈论》和《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中以回应的方式解答了这一问题。

　　历史进程为什么会出现“预期与非预期”之间的矛盾？通过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差异比较，恩格斯向人们直接挑明了这一问题。自然界“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P253)由此可知，自然界是一种无人的、无意识的、自发的自在存在，它的演化既没有某种目的设定也没有明确的目的预期；历史则是一种有人的、有意识的、自觉的自为存在，它的发展既有自觉的目的设定也有明确的目的预期。人类史区别于自然史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人的“目的”以不可或缺的因素或环节贯穿于历史总的进程的始终，进而既以积极或消极的双重作用影响着规律的功能发挥和发挥的程度，亦以相互干扰或阻碍的方式影响着人的目的的实现和实现的程度。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或不同特点，恩格斯指明，尽管“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3](P254)但由于每一个人各自怀有的动机、意愿和目的在大多数场合往往相互干扰、彼此冲突，从而造成“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3](P254)为了解答当时一些青年学生在经济因素与人的因素关系问题上存在的疑问，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复信里，恩格斯在解惑释疑的同时再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但经济前提和条件无疑在其中起着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历史结果尽管常常导致人们的意愿和期望未能如愿以偿，但参与历史活动的每一个人都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对历史合力的形成“有所贡献”。[3](P606)

　　进一步看，历史进程之所以会出现“非预期”及其与“预期”之间的矛盾，更深的根由是人的“目的”与历史“规律”之间的矛盾。从历史规律对人的目的的关系看，与自然规律明显不同，历史规律的生成并不是“自发”而是“自觉”的，渗透着人的目的、意志和价值取向与追求。在阶级社会里，它主要体现的是少数阶级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意志和意愿。与之相适应，历史规律的作用性质并非对所有阶级、个人一视同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为某个特定阶级服务的“价值非中立性”。对此，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他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从一开始就潜藏着与生产力不相匹配的“对抗”性质。资产阶级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少数剥削者的利益，不得不做出违背规律要求、遭受规律惩罚的事情。反过来，从人的目的对历史规律的关系来看，人的自觉、有目的的活动并非完全被动、消极地去适应或遵从规律。从积极方面看，人既然有意识、有目的地“造就”了自己历史活动遵循的规律，那么，它理应具备为实现人的合目的性的诉求起着积极的确证意义和服务功能。否则，这种“规律”必将丧失其继续存在的理由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对此，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3](P409)恩格斯也强调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抗”性质，使“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1](P859)只有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推翻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才能使历史结果和预定目的之间愈来愈趋近符合与一致。

　　在社会历史领域，既然历史“非预期”现象的生成难以避免，那么，如何认知与评价它就显得尤为重要。与以往一些思想家仅仅从完美的理想角度谴责和鞭挞它不同，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魄力和宽阔胸怀，既以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辩证眼光，将其纳入人类历史总的进程的特定时期或具体阶段去看待它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又以空间观与时间观相统一的双重视野，将其纳入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去把握它存在的局限性与非合理性。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对“预期”与“非预期”之间关系的把握，只有立足于历史辩证法才能予以合理的解释与说明。恩格斯多次强调，对于预期与非预期关系的理解犹如必然与偶然的关系一样。毫无疑问，历史“必然”只有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偶然并不是可有可无或者可以摆脱必然而独立自在，而是历史必然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不仅离开必然的偶然本身并不具有自满自足的独立意义，而且任何的偶然都是因为必然的制约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3](P605)同样道理，对于历史“预期”与“非预期”的关系亦应如是观之。历史“非预期”不仅是历史“预期”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而且历史“预期”也只有通过各种“非预期”才能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

　　唯物史观的历史进步论不仅反对各种不同样态的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而且在如何看待历史进步问题上也与以前的历史进步论存在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以前的一些思想家不乏有相信历史是进步的，但往往将历史进步的原因归功于上帝的杰作或救赎，或者归结为受实践理性支配的伦理目的；而当历史进程出现倒退或逆转现象时，他们往往又束手无策，要么诉诸上帝、要么诉诸德性，从而使他们的历史进步思想带有难以抹去的神秘性和不彻底性。在唯物史观的视野里，历史进步的根源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以及为之服务的政治的或观念的上层建筑等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有可能促进历史进步，也有可能阻碍历史进步。因此，映入人们眼帘的现实历史常常是一个文明与野蛮交织、前进与倒退交替的、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的曲折过程。

　　对于“代价”一词，人们可以从不同的领域或学科角度给予不同的解释。在社会历史领域，所谓“进步”，显然是一个与人的需要、目的、愿望相关联的价值非中立性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与人的目的、意愿或价值取向相悖的消极后果无疑是历史代价的基本内涵。

　　不言而喻，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作的一切努力和收获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可以说，代价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从横向看，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以一定的社会角色分属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当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在现实活动中发生碰撞、产生矛盾、形成冲突时就会引发和带来我们所说的代价问题：或者造成一方获益而另一方受损；或者一定价值目标的确立和实现不得不以舍弃其他合理价值目标为代价。从纵向看，人类才能的全面发展，人类历史的整体进步不得不以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利益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此，在代价付出问题上，只有程度、大小之分，没有有无之别。问题只在于我们应如何看待代价，并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不必要付出的代价。

　　进步与代价之间的这种内在相关性预示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只能在曲折中前行。对于这种“曲折性”，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为说明问题，这里主要就学界颇具争议的必然代价与人为代价这对范畴展开讨论。

　　对于必然代价，人们的理解似乎没有什么分歧和异议。而对于“人为代价”，人们通常认为，那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或主观失误造成的，因而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克服或避免的。然而无论是必然代价还是人为代价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存在的必然现象。深刻原因在于：其一，人为代价之所以成为历史进程中存在的一种必然现象，就在于历史领域活动着的全都是意志相互交错、目的预期各不相同的人。尽管历史活动生成的“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1](P815)总会不断地去规范、修正或改变人的目的，但人及其目的活动并不会消极、被动地去盲从规律，反而会以不同的方式对规律的功能发挥实施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这样一来，人为代价的产生在其性质上到底是“必然”所致，还是“主观”所为，一时难以分辨，只有放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才能厘定。事实上，人类为实现进步付出的代价不仅“人为”的比比皆是，而且在许多场景下往往显现出“必然”和“人为”的双重性质。仅以生产力作为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来说，马克思始终把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看作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以一定的社会结合方式与外界自然展开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的变换。生产力正是在这种多重变换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4](P127)然而，历史地看，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总是与人自身的发展并肩前行。文明时代开启以来，人类为了发展生产力往往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的野蛮、残忍和非人道行径，愤怒控诉资产阶级以物的增殖与人的贬值为代价来换取生产力的片面发展。现实地看，发展生产力固然具有必然性，但并不是毫无顾忌、无须规范的。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本身就包含着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过于强调一方面而漠视另一方面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背离。直面当前人与自然关系严重破缺和失衡问题，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包含着极为深刻的警示意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是世界各国肩负的共同责任。当前我们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实际上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灾”，是人类毫无顾忌地无视自然、掠夺自然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习近平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不断触及自然生态的边界和底线”。[5](P356)“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6](P394)因此，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美好未来，世界各国各民族只有摆脱自己狭隘的国家或民族利益，携起手来，同舟共济，共同应对，才能使人类走出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其二，超越人的认知能力局限，克服或避免人的主观失误是一个艰辛的渐进过程。人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相应地，人的认识也是现实的、历史的，总会受到个体自身肉体因素和精神因素以及外界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的非至上性规约着“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1](P933)人的认识是主观反映客观的过程。当主观与客观相分离或不相符合的时候，就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主观主义错误的发生。列宁在总结从采取战时共产主义到实施新经济政策这段时期的教训时说，我们原打算采取国家直接下命令的方式在一个小农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实行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7](P570)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反反复复的几次“左”或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中国革命在寻得正确道路之前走了不少弯路。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8](P187)导致在合理定位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之前，我们的建设在一个很长的时段里仍然是摸索前行。很显然，作为一种历史性、过程性的存在，人要想完全克服认知局限，避免主观失误显然是做不到的。然而，随着人的自我革命、反思、纠错意识能力的不断增强，把握规律自觉性能力的不断提高，尽可能减少主观失误、预防或限制人为代价的产生或负面效应，从而“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发展”则是可以做到的。

　　代价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始终与进步在历史进程中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它们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决定着代价的存在绝非可有可无，其表现亦非只具有消极的负面功能。对此，恩格斯指出，数千年的文明制度的建立，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为代价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9](P665)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以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眼光来审视和评价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既批判它给人类带来的不愿付出和承受的历史代价，又肯定其在推进历史进步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当然，任何代价在其实质上都是对人的价值的贬损和否定，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和经历、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代价的性质及其与进步的相互关系，尽可能地使代价的“失”有所“代”，“失”有所“得”，“失”有所“偿”，从而实现以最小的历史代价换取人类所期望的最大的历史进步。

　　综上，可以看到：其一，人的目的与历史规律之间的矛盾是历史进步复杂性形成的深层根源。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为何会呈现其复杂性，并以“盲目性”“非预期性”“曲折性”等形式表现出来，其深层原因在于人的目的与历史规律之间存在着矛盾。所谓盲目与自觉、非预期与预期、曲折与前进之间的矛盾都不过是这一深层矛盾的现实表现。其二，人的目的与历史规律之间矛盾的消解，有赖于一改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从属关系论”走向“契合论”。这是因为，历史规律既然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造就”的，那么，它与人的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之间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制约”与“执行”的从属关系，而只能是一种各自向对方趋近、靠拢的契合关系。其三，我们所说的“历史进步”总是历史的、相对的。即使进入共产主义，上述的诸多矛盾也仍旧存在，并未顷刻消失或消解，只是不具有“对抗”的性质而已。并且，对它的解决有可能愈来愈趋近和符合人的意志和愿望，但不可能终止于历史进程的某一时刻。因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3](P223)相应地，人类的历史进步始终是一个向着未来延伸的开放进程。

　　（作者简介：叶泽雄，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