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制定和出台，是党和政府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在尊重自然规律及尊重科学的基础上，慎重作出的重大决策。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扬革命意志，付出艰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难，荆江分洪工程施工任务最终提前超额完成。

　　（一）长期以来荆江地区的严重水患

　　荆江是长江中游的一段，上起湖北枝城，下迄湖南城陵矶。“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历史上，荆江河段作为长江流域极为严重的水患区域，给两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比如，1931年长江流域特大洪灾，湖北省“江汉两岸各内港支流，十九非漫即溃。庐舍荡析，禾苗尽淹，滔滔江汉，一片汪洋”，湖南省“全省七十五县，受灾达六十六县，重灾五十县，受灾农田700万亩，损失稻谷 2000万石”。1949年，长江流域又接连发生洪灾，湖北省境内长江干堤7月10日至13日连续7处溃口，有17县受灾，受灾农田328.5万亩，灾民近250万人；湖南滨湖各县受灾均极严重，溃垸411个，受灾农田145.5万亩，人口62.6万人。据当时专家推算，像1949年湖北沙市附近出现44.49米水位的洪水频率，每隔6年就有发生一次的可能，像1931年一样的洪水，大约每15年就有发生一次的可能。因此，湘鄂沿江一带，成为当时“全国最危险为害最大的水患地带”，“人民治水的要求异常迫切”。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指出，“从生产着眼，就湖北的情况看，首先即是兴修水利问题”。为此，政府多次颁布护堤、修堤法令，专门设立“荆江大堤修防处”，大力领导沿江人民开展紧张的修堤抢险工作。如1950年夏汛期间，荆州专区组织10万抢险大军上堤防护，使沙市、观音寺等地险段安然渡过汛期。这一年的岁修工程共作了土方376.4万多公方，石方也达5万多方，为此后大规模荆堤加固工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如此，单单局限于修复堤防，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善荆江河段的严重险情。如1950年汛期，该河段“依然溃口达十处之多，被淹田亩计五六十万亩，数十万人民的生活无保障”。针对水患严重的情况，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加强治水工作，并要求治水“计划性和临时性要结合”，“不要因为临时性工作，而不看前途，失掉了计划性或减弱了计划性。比如，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大堤），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提出，除进一步加强堤防修治外，“荆江容量不能安全承泄川江最大洪水来量，应测勘研究分洪蓄洪方案，并推进准备工作”。

　　（二）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科学决策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委会”）成立，专司长江治理之职。同年8月，长委会正式提出《荆江分洪工程初步意见》。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时任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认真研究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不久，荆江分洪工程获得批准。

　　1951年8月，长委会提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该计划本着“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原则，拟在荆江北岸加固荆江大堤，配合原有各洲滩民垸的蓄洪垦殖，最大限度发挥荆江大堤的防洪作用；同时，计划在荆江南岸兴建分洪区，以分泄荆江河槽的超额流量、减轻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按照工程计划，荆江分洪区划定在太平口虎渡河以东、荆江右堤以西、藕池口安乡河以北的区域，即位于今天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境内，面积约921平方公里，建成后预计有效蓄洪量将达55亿立方米。

　　荆江分洪工程事关湖北、湖南两省人民的共同利益，该工程虽位于湖北省境内，但在地理区位上又完全处于荆江以南，工程设计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到湖南省人民的切身利益。时任湖南省常德专署专员柴保中在荆江分洪工程勘察报告中指出，1951年长委会领导加固了荆江分洪区的老堤，这样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报告还提议，在进洪闸未建成前暂不分洪，以免使长江改道，湘西北受灾。毛泽东对该报告作出批示：“此事请周总理商水利机关查明情况，速予处理。”1952年3月初，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在中南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也指出，分洪区南部水位高差如此巨大，“而建筑分洪工程又如此短促，当地群众对此深表怀疑，信心不大”。

　　针对湖南方面的顾虑，党和政府及时明确了“要照顾全局，又要兼顾两湖”的基本原则。早在1950年冬，周恩来就给邓子恢写信，指出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同时请邓子恢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并向湖北、湖南做说服工作。为尽快推进工程的实施，1952年2月20日，周恩来又亲自召集水利部相关人员及来京参加荆江分洪工程会议的两湖代表商讨解决办法，会后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就工程的规划、组织及两湖人民的利益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3月，周恩来进一步指出，须扩大原分洪区至西部丘陵地带（将虎渡河包含在内），并在分洪区南端黄山头处修建虎渡河拦河节制闸，以保证荆江分洪工程不但不威胁洞庭湖区，而且还要对洞庭湖区有益。此闸原不在1952年计划之内，如有了这道闸，便能保证虎渡河的水不能任意涌入洞庭湖。与此同时，时任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同苏联顾问布可夫一道前往湖北沙市分洪地区评估工程可行性。经过实地考察，“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

　　由周恩来主持起草、毛泽东批示同意，1952年3月31日正式发布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是党和政府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作出的正式决定。《规定》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规定》要求，1952年汛前应保证完成南岸分洪区围堤及节制闸、进洪闸等工程，并切实加强工程质量；1952年不拟分洪，如迫不得已要分洪，必须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报请政务院批准。这一规定的出台，大大消除了湖南方面的顾虑，保证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尽快实施。

　　（三）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及竣工

　　荆江分洪工程规模浩大、技术要求高、时间短、困难多。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建立起科学高效的社会动员、组织运行、竞赛奖励及创新驱动等机制，经过艰苦努力，最终提前超额完成施工任务。

　　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是保证工程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按照工程计划，荆江分洪工程须加固45公里的荆江大堤，修筑长达1054.375米54孔的太平口进洪闸、336.825米32孔的黄山头节制闸（包括430米的虎渡河拦河坝），两闸均采用先进技术钢筋混凝土底板，空心垛墙，坝式岸墩，弧形钢板闸门，用人力绞车启闭。此外，须培修20余公里的分洪区围堤、46公里的虎渡河西围堤，及其它众多配套工程。如此巨大的工程量，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1952年3月，根据政务院的指示，中南军政委员会迅速成立荆江分洪委员会，以李先念为主任委员，唐天际、刘斐为副主任委员，以统一事权、集中力量。在该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又相应组建了强有力的工程指挥系统——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及南闸、北闸、荆堤加固三个工程指挥部。其中，荆江分洪总指挥部以唐天际为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南闸指挥部以田维扬、徐觉非为指挥长、李毅之为政委；北闸指挥部以任士舜为指挥长、张广才为政委；荆堤加固指挥部以谢威为指挥长、顾大椿为政委。这一领导与指挥机构，大多由中南军政委员会、两湖人民政府、长委会及奉调支援的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组成，具有较高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素养，从而有利于整合各系统各部门的干部资源，发挥出集中优势和组织协调合力。

　　与此同时，工程管理部门的组织运行机构也相继建立。根据职能和任务的不同，荆江分洪委员会下设秘书处、政治处、闸工处、器材处、供给处、堤工处和移民处等部门，与此相对应，各级指挥部亦基本采用同样的组织形式，其中政治工作、器材运输、财粮管理专事专责，以保障闸工处与堤工处专心投入到施工建设中。再具体到闸工处，除设立相应的职能部门外，还专门成立多个基层施工大队，如混凝土大队、采石大队等，在闸工处领导下，他们可以单独接受并完成任务，成为有力的基层作战单位。这种组织形式的优点在于，“按照工程类别及工作性质予以划分，并在工作步骤上予以相互间的配合；同时各单位的责任明确，责任感加强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每个人都在主动地想办法、找窍门，为完成任务而斗争”。

　　在建立健全领导机构、优化管理工作机制的同时，施工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也快速展开。至1952年4月上旬，总计有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等共计30万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荆江分洪工程工地。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大量船只、物资、器材、机械、工具也陆续到达工地。而关乎30万人吃住等基本保障工作，也都“按计划的一件一件妥帖完成”，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荆江分洪工程自1952年4月5日正式开工，至6月20日全面竣工。自5月1日至5月31日，是整个建设时期最为艰难和关键的一个阶段。该阶段主要任务是务必完成南北两闸的全部混凝土任务、荆江大堤全部加固工程等主体工程，其任务是极其巨大的。如不能顺利完成，则会影响6月的施工进度，对汛期来临之前的两湖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对此，总指挥部一方面号召施工群众发扬革命意志，开展轰轰烈烈的“红五月爱国劳动竞赛运动”，与时间赛跑；另一方面则号召群众勇于进行技术创新、方法创新和劳动组织创新，提高劳动效率。

　　在总指挥部的号召下，各单位、各部门及每个人都下决心、订计划，互相挑战应战，要求立功，革命热情高涨。除此之外，工程建设中亦大胆进行技术和工作方法创新，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缩短了工程时间。如在排淤工作中创造的“三人拖拉法”，使工效提高了20倍。

　　随着全体参建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该时期各项重要工程工效均较新中国成立之前提高了数倍，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达上千件。因此，尽管1952年5月份“风雨交加”，只有6个比较好的晴天，但施工人员还是战胜了一切困难，在工程建设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5月31日，荆江分洪工程已完成整个任务的72％，为6月份提前胜利完工打下了牢固根基。

　　荆江分洪工程原定三个月完成建设任务，但考虑到汛期来临将对工程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进入6月份后，掀起了新一轮的爱国劳动竞赛运动。在此期间，先后涌现出各种劳动英模数万人，并出现了“父子英雄”“夫妇模范”“兄妹光荣”“师徒双立功”“人民子弟兵战斗生产称英雄”等各类先进典型。至1952年6月20日，历时75天，全部工程不仅较原定三个月（90天）计划提前15天完成，而且在实际施工数量上亦超过了原工程计划。1952年6月16日，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的代表一行26人参观荆江分洪工程，他们都“深深认识了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我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一致赞扬我国人民积极从事和平建设的伟大成就”。

　　荆江分洪工程，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开端，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全面领导治水工作，坚持技术为先和集中人民智慧治水兴利的治水思想，以及坚持水利建设与水利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工作原则。

　　（一）治水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重视科学技术，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荆江分洪工程规模之大、工程质量要求之高、工期要求之紧，在当时的中国水利工程建设中堪称独一无二。修建这一巨大的工程，必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同时，还要充分尊重科学、重视技术，依靠人民群众。

　　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水利工作，把治理水患、变害为利作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紧迫任务。1949年12月19日，政务院发出的《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强调，要认识到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1951年3月8日出台的《荆江临时分洪工程施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们知道完成任务的主要关键，必须依靠党政方面统一及正确的领导”。

　　荆江分洪工程从谋划到批准再到实施完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始终密切关注着工程进展。《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中指出，必须保证荆江分洪工程按期完成，“至于人力、器材、运输及技术等方面，如中南力量不足时，得提出具体计划，速报请政务院予以解决”。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督促下，荆江分洪工程施工过程中提出的各项要求，都得到了及时解决。1952年5月，在施工还在进行中时，毛泽东、周恩来亲笔题词，鼓励参与荆江分洪工程建设的全体员工。毛泽东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的题词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这给了工程建设者们莫大的鼓舞。荆江分洪工程建设整个过程无一不体现了党的坚强领导，体现了工程组织领导机构的科学施策。比如，关于开工前重要的人力动员及物力运输问题，由于党政部门的集中统一调度，都能“如数如期的来到”。在对工程实施起着关键作用的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方面，“党的领导和全体党员的团结努力”，“起了决定的作用”。工程完工后，唐天际认为，“做到了组织上高度的集中统一，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工程提前竣工的一条重要经验，并指出，“由于干部来自各方，组织系统庞杂，如果没有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决不能集合一切力量，完成一切任务的”。

　　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工程建设中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的发挥。1950年7月，时任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指出：“领导作风的好坏是我们能否战胜灾荒的决定关键之一”，“如果只是坐在机关，发命令，写指示，有布置，无检查，对灾情心无确数，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就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荆江分洪工程建设期间，党员干部以自己的模范带头行动，团结带领群众胜利完成了每一项任务。比如，在突击南线虎渡河拦河坝堵口任务时，“师以下的各级干部，都亲临火线指挥，七〇六支队副政委亲自下到4米深的水中，指挥战斗，领导抢修。各级干部在施工的紧急关头能奋勇当先，以身作则”。再如，宜昌专区2万民工在共产党员带领下，提前完成了60多万公方土方任务。

　　二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做好工程建设，必须重视技术，因为“科研不走在前头，不以科研成果为依据，光有热情和决心，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荆江分洪工程如果没有高度的科学技术指导，要想胜利完工是不可能的。

　　荆江分洪工程早在组织筹备时，就把技术要求摆在重要位置，如长委会中游工程局所属修防系统选派参加分洪工程的29人中，工程员、工程师类别的人数占到26人，大多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工程开工后，总指挥部将“坚持技术遵循”常态化、制度化，在专门组织各级技术委员会的基础上，反复强调，“凡发布命令，技术上都要听从技术人员意见”，“对于一切技术人员的合理建议都予以有力的支持”。此外，还特别将“尊重专家，服从技术指导”等原则在《劳动纪律十条》中单条列出，以示强调。在相应的奖惩条例上，对尊重技术、勇于创新者亦加以格外的表扬和奖励。

　　“红五月爱国劳动竞赛运动”发起后，总指挥部再三明确，竞赛的目的主要在于提倡方法和技术革新，绝不是单纯地增加劳动时间，无限制地要求劳动强度。由此进一步树立起施工人员的技术观念，极大激发了他们的劳动智慧和工作潜力。如在承制南闸闸门的过程中，衡阳铁路管理局的职工打破保守观念，对原始计划作了改善，节省钢料128吨并缩短了施工时间。在工程运输工作中，创造性地采取了“一列式拖带法”和大胆地推行荆江夜航的方法，使整个运输任务得以提前一个月完成。对于这些改进、创造和发明，工程技术部门还要求技术人员在工程完工后进一步仔细学习和研究，为将来的水利工程建设积累宝贵经验。

　　三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克服一切困难、无往而不胜的重要法宝。由于技术、时间等原因，荆江分洪工程在施工前的计划和准备是不够充分的。开工后只能“一面做，一面学，一面计划，一面修正”。为了更好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总指挥部提出，务必将这一建设任务“变成全体人民群众自觉而有效率的行动”，一切工作必须“全部都环绕着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关心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到底”。换言之，荆江分洪工程的施工过程，也是一个“步步深入发动群众和步步深入组织群众的过程”。

　　动员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务必要解决好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保证其积极地自觉地投入建设热潮。工程建设初期，许多人对短时间内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缺乏信心，还有人认为从事工程建设不光荣，担心自己的荣誉与前途。部分人员还存在着较为浓厚的保守主义思想，缺乏群众观念，缺乏革命的创造精神。对此，中南军政委员会强调，开展思想教育动员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通过对各类人员进行各种形式的爱祖国、爱劳动的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他们逐渐树立起正确的大局观、荣辱观和群众观，增强了工程完工的信心。如有人说：“我以前不懂任务有这样重大，干工作没信心，这下真正知道荆江分洪对老百姓的好处，我的干劲也大了。”公安县修堤民工们也普遍意识到，“分洪修堤是国家的大事，生产是自己的大事，有国才有家”。

　　依靠群众从事工程建设，还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利益问题，如“确定合理的工资、解决春耕和春修的矛盾等等”。在工程动员阶段，须在长达百余公里的荆江大堤上拆除为数不少的存在严重隐患的民房，然而，农民在传统的“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下顾虑很多，各级党委、政府除耐心说服和帮扶外，还对拆迁房屋及挖压青苗进行合理补偿，确保了拆迁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工程开工后，总指挥部要求，工资“每十天发放一次”，对于工资标准，“都分别召开各种有工人、民工到场的小型座谈会，以求得工资标准做到完全公平合理”。在后方支援和保障上，针对有些人“对家庭生产不放心，要求换班”的顾虑，主要通过后方广泛的互助代耕等措施得到基本解决。如松滋县订立爱国生产公约，前方保证“任务不完成不回家”，后方保证“不荒一亩田，不少打一粒粮食”；同时还实施“先换稻区后换棉区，先换来人多的乡后换来人少的乡”的换班原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进一步确保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二）治水工作必须坚持水利建设与水利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工作原则

　　荆江分洪工程的开工建设，既是新中国大规模治水事业的一次重大飞跃，也由此开启了中国水利人才队伍建设的崭新篇章。时任长委会主任林一山指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除了根据实际需要（这是主要的）的原因外，把它当作技术练兵计划的一个预备步骤是重要目的之一”。换言之，工程规划设计与施工过程亦是加强技术练兵和逐步构建水利人才培养机制的过程。

　　一是坚持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并举。参加荆江分洪工程设计工作的水利专家文伏波后来指出，“搞水利工程没有理论不行，没有实践和创新更不行，只有理论与实践并举，学习与创新同行，才能少走弯路”。对荆江分洪区水工、土工、闸门等各类工程的模型试验，不但为工程完工提供了科学保证，还由此“建立了土壤、地质勘探队伍以及水工、土工、材料等研究工作的试验室”，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开辟了坦途。后来，长委会指导下的杜家台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等，基本都遵循了这样的水利建设与水利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原则。

　　除了大量的科学试验研究，水利工程设计还必须深入到工程现场去，在具体实践中发现问题并研究与解决问题。如在南、北闸的兴建过程中，“设计人员深入工厂参加闸门的制造，下到工地参加闸门的安装与试运行”，在认识上对闸门工程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对施工中出现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总指挥部亦提出到工地去解决。另外，技术领导部门还将许多办得较好的工程学校连先生带学生都搬到工地来，他们缺乏实际施工经验，需要来此实习，而工程建设缺乏技术人员，正好请他们担任，这样既保证了施工的需要，又在具体实践中锻炼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二是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的工作作风。荆江分洪工程之所以能够在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关键的一点还在于重视“技术民主”，“只有技术民主，才能避免主观片面和自以为是的作风，才能集中群众的智慧，吸取正确的意见，排除错误的意见”。这也成为培养锻炼技术人才队伍的一种重要方式。

　　“技术民主”，首先在于技术人员之间的民主。如在北闸设计工作中，设计科科长曹乐安在研究消能问题时，有人对他做试验失败“有意见”，林一山鼓励说，“模型上失败了没关系，没有失败，不可能有成功，我们要的是工程上的成功”。这对曹乐安大胆工作是极大的鼓舞，使他更有信心去思考问题。此外，长委会还多次“邀请会外的工程师和专家教授们来共同讨论解决有关水力学、土力学、结构力学方面一些重大的和当时的疑难问题，从细部结构到总体布置，三番五次地研究”，在技术上汲取了许多宝贵经验。

　　除了充分发扬技术人员之间的民主，水利工程工作还必须把尊重技术和依靠群众密切结合起来。这是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提高技术水平并培养技术人才的有效途径。荆江分洪工程施工过程中，技术不到位、工程计划不周及工程计算不完全符合实际等问题是经常出现的，技术人员对此有时也是一筹莫展。这就需要随时注意总结群众经验，发掘并培养他们的技术水平。例如，在比较困难的南闸闸墩模型板安装工作及长达300多米的脚手架搭法问题上，“由于事前与木匠师傅、钢筋及混凝土工人经过一番商量研究，确定工作法，了解了情况，制订出切合实际的工作计划”，提前完成了工程任务。同时，群众在“这次工程中都学得了不少的东西”，解放军战士“都变成了熟练的建筑工人，有些连队完全掌握了从放样弯扎钢筋到浇灌混凝土全部过程的技术”。

　　通过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的有机结合，广泛开展“技术民主”等一系列有效的方法，荆江分洪工程锻炼出一支现代化的水利人才队伍。工程开工前，中国水利技术人才“为数甚少，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甚至“谁都没见过完整的大闸，谁也没有闸的完整概念”。但经过荆江分洪工程的实践后，“设计方面新生的力量就象百花园里园丁精心培育的鲜花一样，在发生嫩芽，从边设计、边讨论、边发现问题、边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练出来的新兵，是了解战斗过程的，是在新辟战场时的可靠力量”。比如，时任松滋县县长饶民太，因为在荆江分洪工程中的突出表现，被授特等劳模称号，继而走上了水利战线，此后他又领导制定和完成了以七大排灌水系为骨干的荆州地区水利发展规划，以及领导兴建了漳河大型水利工程和洈水水库等工程。经过荆江分洪工程历练的技术人才队伍，在后来的水利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得益于荆江分洪工程锻炼和造就的大批设计力量，我国技术人员圆满完成了后来丹江口水利枢纽的设计任务，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亦“较能预见，也能处理”。

　　荆江分洪工程是在人民政权刚刚建立而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荆江水患又严重影响荆江两岸民生的背景下开工建设的。该工程建成后，极大改善了荆江地区的防洪形势，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航运的发展，同时也为后来长江流域的综合治理开发及大型平原水利枢纽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极大改善了长期以来荆江地区的严峻防洪形势

　　荆江分洪工程的建成，不仅使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地区直接受益，还对保障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和沿江城乡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夏，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荆江河段水位急剧上涨，洞庭湖水系亦相继暴涨，上下顶托，江汉夹攻，从而导致荆江大堤受到严重威胁。对此，荆江分洪工程于当年7月22日、7月29日、8月1日先后三次开闸泄洪，共计分蓄荆江超额洪水122.6亿立方米，并有效降低河槽洪水位近1米，从而确保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的安全，亦减少了荆江四口泄入洞庭湖的水沙量，发挥了江湖两利的显著效益。该年的洪水比1931年洪水大得多，但荆江大堤没有溃口，江汉平原500万人口、800万亩农田安然无恙。对此，毛泽东专门题词祝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二）大大促进了荆江两岸工农业经济的发展

　　1952年和1953年，长江汛期水位多次超过了警戒线，但因为有了荆江分洪工程的保障，荆江两岸各县不受洪水侵扰，安心搞发展，都普遍获得了丰收。比如，江陵县三合乡，以往该地农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每年都要缺三个月到半年的口粮”，1952年该乡水稻平均亩产都在六七百斤以上。又如，地跨荆江两岸的荆州专区，1952年全区水稻产量比过去增产一成多，过去被称为“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洪湖、沔阳两县，1953年产量平均比1952年增产了三成以上。到20世纪90年代，荆江分洪区年产粮食达到6亿斤，为1953年的5倍；工农业总产值13亿元左右，约占公安县的60％，相当于1953年的20倍。分洪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在全县占主体地位”，而且在“荆州地区乃至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为此后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树立了典范

　　荆江分洪工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基础薄弱及技术水平有限的条件下，“带有治本性质的积极的初步治江办法”。工程的胜利建成，为后来从根本上治理长江赢得了宝贵时间。此外，荆江分洪工程最早将荆江治理、洞庭湖治理结合起来，“并将汉江拦洪及其他一切治标治本计划统一起来，排成一个合理的有步骤的系列性的治江计划方案”，从而推动了新中国治水方针由局部规划向全局性流域规划的重要转变。后来兴建的杜家台分洪工程以及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基本都遵循了这一原则。

　　在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还创立了一套平原水利工程综合设计规范，成为沿江平原区蓄洪垦殖工程方案全面实施的重要开端。荆江分洪工程的设计实施，“丰富了我们对长江平原湖泊区的认识，并将蓄洪垦殖计划又逐步发展成平原湖泊区的综合利用计划”。

　　此外，荆江分洪工程的建成还为在长江中下游淤泥壤土地带兴建大型水闸提供了成功范例。在兴建荆江分洪工程之前，我国水利界普遍认为在平原淤泥壤土地基修建水闸无法保证建筑物的安全，此前国内亦没有成功的案例。荆江分洪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通过对南、北闸设计工作的经验总结，不久，长委会设计人员较为自如地完成了排水闸与虎西下区箱涵的闸门设计，此后又陆续承担了长江中下游的土司港、罗家沟等平原涵闸的闸门设计。自此，中国水利建设者对由平原防洪转向山谷水库（即在山谷修建拦河大坝）的信心亦大大增强，“利用这种轻型建筑物的理论与经验，作为研究高坝建筑物的理论基础，就比我们最初在朦胧状态下研究荆江分洪工程时的困难少得多了”。

　　到今天，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这70多年当中，除了应对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三次开闸泄洪并保证了荆江地区的安全外，在1981年长江上游洪水及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中，荆江分洪工程也发挥了重要的防洪抗洪作用。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治水事业的一个里程碑，工程建设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宝贵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发扬光大。

　　（作者：李云波，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