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指的是在中共中央倡导和统一领导下，于陕甘宁边区率先发起，进而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展起来，由部队、政府机关、学校以及农民、工人等共同参加的一场劳动生产运动，其直接目的是解决各部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困难。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抗战以来，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那时，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毛泽东在1938年使用的“生产运动”这一表述，实际上指的就是“大生产运动”。胡乔木曾明确把陕甘宁边区1938年留守兵团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生产运动，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发动”阶段来看待。由此可见，作为广义的大生产运动是从1938年开始的。随着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根据地进入极端困难时期，1941-1942年间，生产运动开始在军队、机关、学校等单位得到普遍重视，中央再次强调要走生产自救道路，并确立了“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42年后，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也开始了，并在“1943、1944年发展为普遍运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发动、组织、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使人民负担大为减轻，明显地改善了军民生活，为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那么，我们党为什么要发起这场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大生产运动前后的形势有何判断？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何会把大生产运动作为全面抗战时期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来抓。

　　1938年10月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调整侵华策略，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多根据地遭受到极大损失。与此同时，国民党抗日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在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下，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在陕甘宁边区，由于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自然灾害时常发生，物质供应能力弱，难以满足军需民食，而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物质供给困难。对此，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这一现实问题。他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通过“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解决“穿衣吃饭问题”，这是生产运动最直接的动因，而根本原因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战直至胜利。他强调：“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

　　1942年7月，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对发展生产与坚持抗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我们党在抗战最后阶段主要将面对两种困难：第一种是政治上的困难，即在实现党内团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第二种是物质上的困难。二者相比，更严重的是“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毛泽东认为，对于第一种困难，从193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用了5年时间以“极大的力量”逐步实现了全党的团结统一，但他也清醒看到，克服这个困难并非一劳永逸，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统一。而对于第二种困难，并不是党内所有人都有清晰认识。这一方面表现为有的党员对克服物质困难的必要性认识不够充分，另一方面表现为部分党员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物质困难趋于更加严峻的态势估计不足。毛泽东指出：“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而对当时我们党遇到的困难以及未来可能遇到的更大困难，毛泽东是极其警醒的，他的分析视角不同于“普通的人”。他认为，虽然困难较过去增加了好几倍，但“如果现在没有正确的政策，那末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

　　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开始后最为困难的时期。从1941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侵华兵力的64%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野蛮进攻，在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不少根据地遭遇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军部遭受严重损失。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停发了八路军和边区政府的经费，并且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的包围封锁，使用的兵力近80万之多。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我们党和根据地军民面临着远比生产运动之初更为严峻的物质困难。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程时就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1年至1942年极端的物质困难对我们党领导的抗战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段时期，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的态势，解放区缩小了，人口降到5千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30万人。鉴于此，“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更加努力地开展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此后，遍及军队、机关、学校以及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于是，最初主要地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内开展的生产运动，逐渐演变成为在部队系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的、以实现生产自给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

　　在指导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没有单纯就生产谈生产，而是运用系统观念，将开展生产与坚持抗战、发展经济、增进军民血肉联系、巩固军政团结等问题统筹谋划。

　　（一）坚持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服务的战略导向

　　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领导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开展大生产运动必须服务于夺取抗战胜利的需要。

　　毛泽东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通过大生产运动改善军队的生活，既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又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能够“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毛泽东这段论述的核心意思很明确：要战胜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战胜利，必须做好经济工作。当时，这一点在党内已基本成为共识，但在把生产摆在怎样的位置这个问题上，不少人不能够坚持系统观念，尤其在大生产运动逐步取得一些成绩后，党内有人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计划，希望摊子铺大，要求发展重工业、大盐业、大军工等。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谈发展生产，“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必须从党所处的革命实际环境出发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清醒，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清醒，毛泽东才能够统筹抗战全局来谋划加强生产这一重要工作。

　　（二）统筹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

　　毛泽东强调，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他在这里所谈的经济工作，指的是以发展生产开辟财源的问题；财政工作，指的是“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两项工作有所区别，又紧密联系。毛泽东对此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主要是为了纠正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错误认识。当时，有一些负责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由于缺乏财政管理知识、缺乏经济工作经验等，在工作思路上陈旧、保守、片面，“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其具体表现是：没有将军队、机关、学校以及农村、工厂的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运动，而只是组织动员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在狭小的范围内琢磨财政工作；“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些错误的认识和行动，是缺少系统观念的表现，即没有把财政工作放在经济工作的大系统中来考虑，看不到解决财政经费困难的根本性方法是大力发展经济事业、扩大经济规模。没有经济基础，就不能彻底解决财政问题，而财政问题得不到改观，必然会对抗战大局造成消极影响。要做到发展经济，除了发动人民群众外，还必须通过广大部队、机关、学校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在强调发展生产对财政工作的重要意义、分析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等原则性问题基础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安排，要求把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中进行核算。1941年6月，他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信中指出，制定财政预算时“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遗落此种部分是不合实际的”。在毛泽东的指导和推动下，陕甘宁边区不断改进财政工作思路，在广大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各单位中发动大生产运动，统筹开展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这一做法还逐步扩大到华北、华中等各个根据地的财政工作中。

　　（三）统筹党政军民学共同参与大生产运动

　　关于谁来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可见，大生产运动不是单纯地号召群众参与，也不是仅动员部队和机关干部参与，而是坚持党政军民学共同参与、全面参与，是一种系统的战略规划安排。

　　一方面，我们党要通过帮助农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使广大农村群众获得充足的粮食和日用品，解决物资匮乏的问题。这样就能大力支援抗战事业，人民群众也能够做到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发展自己。具体来说，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要发挥部队“武力”和“劳力”的双重作用。部队既需要抗击敌人，掩护“群众的生产”，又要在战斗和训练间隙提供“劳力”，“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这样可以免除广大群众开展生产的很多后顾之忧，也有助于促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

　　另一方面，我们党要组织部队、机关等单位一起参与生产。毛泽东指出，“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这是因为，在长期抗战背景下，农村常被敌人摧残，部队和机关参与生产以保障军需、减轻人民负担就十分必要；而战争主要分散发生于广大农村地区，则使得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参与生产成为可能。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的生产不同于工农群众相对专门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利用训练、战斗、学习和工作间隙，既从事集体的生产，也从事专门生产活动，包括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等。

　　（四）统筹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

　　在如何开展生产或者说开展什么样的生产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要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要做到公私兼顾，那些不顾战争环境而片面强调政府施行“仁政”，或者只顾政府军队而不顾及群众负担的做法，都是不妥当的。

　　“公营经济”，在全面抗战时期，主要指的是由政府、军队、机关、学校经营的农工商等各种形式的经济。毛泽东指出，在困难时期，“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政府、军队等单位发展的自给经济是公营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产物，但是这种看似不符合分工常理的生产形式适应了抗战的需要，因而又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从特定意义上说，大生产运动中发展公营经济具有双重性质，一是具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二是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因为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中国共产党人将来必定要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发展生产、建立公营经济则是应有之义。但同时，毛泽东也谨慎地指出，“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

　　再看“人民经济”。毛泽东是把人民经济作为与公营经济并列的概念提出的。他这时提倡统筹发展的人民经济实质上主要指的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这种经济对全面抗战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通过列举1940年至1942年这三年间群众在粮食生产方面的贡献指出，“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只有一方面顾及“公业投资”，另一方面又注重“私业投资”，“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才能做到公私兼顾、军民兼顾，避免“与民争利”，解决一些“大问题”。

　　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 显然，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而这种眼光和格局，正是毛泽东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的生动体现。

　　胡乔木在评析大生产运动时指出：“大生产和组织起来是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所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重视通过“组织起来”发挥军队、机关、学校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合力，明确反对一些党员干部只是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做法。1943年11月，他明确提出了“组织起来”的要求，强调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通过组织起来，可以形成两支军队：“打仗的军队”和“劳动的军队”。对此，他主张多措并举，切实在大生产运动中实现“组织起来”。

　　（一）发挥党在组织生产方面的领导作用

　　“组织起来”的前提是要有组织者。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大生产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毛泽东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还特别要求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

　　要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在组织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必须实行首长负责制，做到“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摒弃组织生产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真正做到与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尤其是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必须“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共产党人要善于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在生产取得较好成绩后抑制住自满情绪，涤荡散漫的小资产阶级情绪，清除恶浊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的灰尘。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在大生产运动中让人民群众信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了切实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提出，要在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人民群众中“普遍地、无一例外地”开展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群众运动。通过开展这样的运动，党政军与人民群众进一步打成一片，为促进生产夯实了基础。在具体业务方面，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从自身做起，“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同时引导农民学会提高生产效率的技能。他还对此提出具体要求：“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

　　毛泽东把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定义为人民战争，指出革命战争的伟力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大生产运动作为革命的重要一环，“组织起来”很好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革命理念。

　　（二）循序渐进建立合作社

　　毛泽东指出，要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在这一方面，组织群众的十分重要的形式则是合作社。建立合作社不仅有助于促进生产，而且有助于改善农民生活，使农民逐渐摆脱“陷于永远的穷苦”的命运。同时，除了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大力倡导和组织合作社，一些部队、机关、学校也尝试建立起合作社以加强生产。

　　在陕甘宁边区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些凡是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式以解决物质需要的生产活动，都属于合作社的实现形式。较为普遍的是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有着不同名称，如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社、耕田队等。其主要特点是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既有人力的互助，也包括畜力和工具的互助，人数从数十人到上百人不等，既有临时性的也有永久性的，主要采取自愿互助的形式。鉴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良好的实施效果，毛泽东在1943年11月作出高度评价，他认为，“经过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因而将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劳动互助中。除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还赞扬了运输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以及集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等不同的合作社形式。这些形式有利于组建富有效率的劳动大军，促进整个生产体系的高效运转。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当时陕甘宁边区农民组织的合作社主要还是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虽取得了一定的生产效益，但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和空间，“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

　　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组织起来、提高劳动效率的重大举措，对于推进大生产运动、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初步经验。毛泽东给予合作社高度赞扬：“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三）以减租减息激励生产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制定的战略策略。为团结最广大抗日力量，1936年我们党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停止没收开明绅士土地。次年，我们党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了“减租减息”政策，取代了此前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既有助于团结吸纳地主阶级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减轻劳动人民负担，激发他们进行生产的积极性。

　　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浪潮及日军进攻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明显缩小，使得“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与此前相比“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为了更好地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群众根本利益，我们党加大了对减租减息的开展与落实。对此，毛泽东提出，要在1943年实现“全部根据地的一律彻底减租”，而这样做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给未来“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为了落实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1942年12月，刘少奇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就如何开展好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作报告，指出减租减息要做到“斗理、斗力、斗法”，即开展说理斗争、依靠群众的力量斗争以及依据法律合法斗争，要加强宣传，“造成‘不减租减息没有道理’的舆论潮流”，要明确减租减息斗争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党要加强对群众减租减息斗争的组织领导，但党、政府、军队绝不能替代群众开展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是掀起大生产运动不可或缺的形式，有利于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提高他们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就总结指出：“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减租减息还有助于农民群众将收入拿出一部分用于购置农具、种子、肥料乃至牲畜，以扩大生产。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大生产运动中有卓越表现的王震等22人进行奖励，毛泽东在给他们的奖状上分别题词：“为群众谋福利”“生产教育，两者兼顾”“艰苦奋斗”“有创造精神”等。这些题词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在多个维度上对大生产运动的评价。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大大缓解了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和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的极端的物质困难，而且还使根据地的社会风尚焕然一新。

　　第一，实现了丰衣足食。经过大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为改善，基本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指出，部队等单位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物质需要，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给我们带来了“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毛泽东结合陕甘宁边区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绩指出，经过几年努力，平均每个战士可以耕种18亩土地，“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对其他根据地部队的生产运动也给予了肯定。比如，他援引1945年1月28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晋察冀游击队经过大生产运动，物质成果收获显著，游击队利用战争间隙开展生产运动，“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对于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大生产运动确实给人民群众增加了财富。他说，我们党“用大部分力量领导群众生产，帮助解决各种困难，结果人民生产发展了，财富增加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至1943年，全边区基本实现了丰衣足食。

　　第二，塑造了新的社会精神风貌。大生产运动使社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增强了人们的社会劳动意识和观念。毛泽东就此明确指出：“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大生产运动中，他大力提倡要树立和讴歌劳动英雄，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舆论，使社会对劳动的传统认知发生了积极改变。各行业涌现出很多榜样，有农业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劳动英雄等。此外，大生产运动也有力改善了部队的精神面貌。毛泽东指出，部队官兵共同劳动，改善了官兵关系；开展生产自给，减轻了人民和政府的负担，改善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纪律，还增强了战斗纪律和生活纪律。

　　第三，引发了生产关系的积极变化。毛泽东指出，在大生产运动中，经过组织起来，“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他进而深刻指出，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他还认为，这一生产关系的变化“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陕甘宁边区率先发起并逐步拓展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保证了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有力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为全面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而且使我们党积累起一些开展经济建设的经验，培育和弘扬了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毛泽东对大生产运动进行了悉心地战略谋划和指导，保障了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其中的领导智慧和思想方法，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认真学习。

　　（作者：朱益飞，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