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朽，近代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劫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命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自觉探索。  

　　第一，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毛泽东深感“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1](P312)对各种学说、主义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研究，在革命实践中不懈探求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近代中国，各种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交织碰撞，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救亡斗争次第而起，但各种救国方案及其斗争实践都没有能够成功，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新的出路。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广泛阅读《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在寻找解决中国问题出路的艰辛求索中，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坚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这也决定了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其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统一。

　　毛泽东深刻意识到，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对国情的了解，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P428)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对中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农民运动、农业农村、城镇商业、基层政权等方面开展专题研究，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报告，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现状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形的具体认识。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重要论断。毛泽东在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没有唯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马首是瞻或是照抄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体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面临的现实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初步理论成果。

　　第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艰辛探索，遭受过挫折，也有着深刻的教训。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同中国国民党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主观上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同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经过艰苦斗争，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但是，由于当时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党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挫折。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所言，“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2](P299)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在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教训，彰显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精神。1935年12月，毛泽东在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详细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解决了党内在政治策略上的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突出特点和策略方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1937年7、8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讲演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部分内容经修改后单独成篇，即《实践论》《矛盾论》，从认识论高度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将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哲学基础。毛泽东从政治、军事、哲学等角度科学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此外，共产国际领导方式的调整及对党和毛泽东领导的认可，为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明确“在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同时，要在决定任何问题时，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3](P446)1938年5月，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中国的抗战形势及中共的工作和任务》报告的口头说明和补充，季米特洛夫在讨论报告时表示，“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4](P138)同年次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团声明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表示共产国际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解放斗争”。[5](P94)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肯定，有利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第三，形成了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原则。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6](P651)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作为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其中包含着处理一般与具体的“中国化”和面向现实与未来的“时代化”，还有贯穿理论传播、接受与创新全过程的表达形式的“大众化”，这标志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发展的理论自觉。

　　毛泽东提出并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科学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分析工具和指导方针，充分考虑各个民族和国家具体的、特殊的情况，反对教条式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即“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6](P650)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演说时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7](P814)毛泽东突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定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其中的个别结论、论断进行了区分，揭示了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深相结合起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8](P707)毛泽东还阐述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科学态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P534)“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9](P318-319)使马克思主义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创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作为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的重要元素，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形成了党的思想路线。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其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无疑也包括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容。而且在实践中，毛泽东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

　　三是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把在回答时代课题的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经过提炼加工，使之上升为理论，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0](P374)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11](P394)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P109)“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12](P86)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却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洞察世界变化、认识时代发展的基本依据，强调在时代变迁中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任务，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集中体现在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占绝大多数、小农经济广泛存在并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进行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未曾遇到过的难题，“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13](P80)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洞察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14](P15)在领导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城乡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的特殊国情，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阐述了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14](P79)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4](P98)毛泽东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根据地建设为依托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对革命前途的设想构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14](P172)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毛泽东深入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同时，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8](P606)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阐述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等问题，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8](P631)等重要思想。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深刻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征，明确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一系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在深入考察中国历史与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和学理化，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8](P651)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则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亟须解决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成功完成土地改革，顺利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任务。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5](P603)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次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6](P116)

　　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原则和方式。首先，毛泽东明确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指向，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6](P200)其次，毛泽东确立分阶段、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社会主义改造“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17](P280)“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17](P490)“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17](503)毛泽东还分别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进行了集中阐释，提出“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向前的办法”，[17](P434)明确了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从农业生产互助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路径。对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主张采取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类似的方法，即采取合作化的形式进行逐步过渡，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17](P499)

　　毛泽东开辟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18](P7)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相结合，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阐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方法和步骤，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第三，探索“第二次结合”，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P248)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16](P557)艰辛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12](P42)《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集中反映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此外，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诸如：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出“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12](P434)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2](P116)等。

　　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着重阐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命题，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2](P214)“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12](P213)等论断。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较为完整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动力等问题，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阶段划分，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2](P116)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形成了许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观点和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20]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及其经验，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两个结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毛泽东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立场，也善于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及治国理政的智慧，注重以民族的话语和形式阐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21](P334)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20]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20]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首先要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的基本逻辑，深入领会“两个结合”的前提和要求，进而挖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明确理论创新的切入点，在剖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机理中厘清理论发展的思路。毛泽东提出并身体力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蕴含着中国现实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因而可以说已经具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习近平并列提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22]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创新空间。

　　第二，科学回答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时代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以大历史观的宽广视野、人类命运的宏阔格局中定位中国发展的时代方位，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2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应当把握时代脉搏，反映实践的发展，善于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并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当今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人类面临着各种纷繁复杂的共同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面临着诸多未曾有过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给予科学回应和正确解答。

　　第三，深入调查研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前提。理论创新要以在深入调查研究中认识现实情况为基础。毛泽东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23](P54)正是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状况，洞察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着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不同的现实境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并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调查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桥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在调查研究中科学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的突出特质的认识中，明晰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独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时代变迁中，分析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文化动向等现状和特点，进而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认识，更好地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价值观念、文化基因融入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24](P18)

　　第四，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方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动力源泉。毛泽东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鲜活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宣传和阐释，“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21](P336)将马克思主义传播、运用、发展的全过程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相连。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理论创新要紧紧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深入基层，扎根群众，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25](P9)把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忧作为理论创新的着力点，发现和研究关乎人民群众切实福祉的“真问题”，从顶层设计、制度优化、机制完善等方面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现实的问题导向驱动理论创新。同时，要积极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智慧和经验，“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20]主动发掘和科学提炼群众实践的新情况、新方法、新认识，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回答人民之问，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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