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族抗战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到1940年，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4万多人增加到80万人。这就对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要解决好党内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各根据地的一些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并作出结论，一定程度上影响党内团结；二是各根据地内部党政军民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尚未完全形成以党委为核心的领导格局；三是根据地财政面临严重困难，但党内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一）指导陕甘宁边区开展整风，为西北局高干会奠定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彻底清理，党内干部对其根源也缺乏深刻认识。同时，大量新党员理论不足，对历史问题并不了解，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具体到西北局所在的陕甘宁边区这种现象较为明显。

　　任弼时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着深刻认识。早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就指出：党的历史说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因此，整风运动开始后，任弼时着力通过推动干部学习整风文件，确立正确思想方法，为解决历史问题奠定思想基础。

　　1942年4月21日，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有2000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对整风运动的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各个环节作了具体部署。他指出，在三个月内“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把整风运动规定的文件学好，而且“要详细研究、分析、讨论文件为什么那样写，为什么得出那样结论，从而掌握文件的基本精神和实质”。为取得实效，他提出，“只由党支部负责还不行，要由行政上负责的党员亲自领导、检查、考核”。在推动学习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他主持成立陕甘宁边区总学委会，要求整风运动的“每个文件应细读两次至三次，并须记笔记和读阅的心得，学习委员会有权检查各人的笔记”，最后阶段举行考试。他善于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学习进展，对不同群体的学习内容作了分类规定，并“出版学习导报，交流学习心得，指导学习”。期间，任弼时以身作则。据师哲回忆，1940年到1942年，任弼时每周都到马列学院参加一周一次的哲学讨论会学习小组，带头攻读经典、研究问题。他结合自身经历写出7000余字的《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笔记》，指出：“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主要精神，是正确地提出了对待马列主义态度问题。告诉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它的字句，而是要学会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找出革命的发展规律，来便于我们具体决定政策。”他还指出，领导者“须要学得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学得思想方法，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

　　在任弼时的指导下，边区党政军民各系统广泛参与到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中。延安参加整风的干部有1万多人，陕甘宁边区就有3240多人，不仅人数最多，而且在各根据地中“政治意义最大”。根据任弼时的要求，各系统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有的在讨论中“提出每个文件中心，环绕诸问题加以发挥”，“较能联系到实际问题”；有的“学习生活健全，保证了每天四小时的学习，纪律严格，汇报检查经常，态度认真，研究走向深入”，“提高了干部的党性”。通过学习，到1942年秋，边区党政干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得到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得到弘扬，思想认识得到初步统一，为西北局高干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围绕党政军民关系开展调查研究，为西北局高干会准备相关材料

　　西北局高干会前，任弼时已经指导西北局组织一批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收集整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土地和党务等多方面，还形成了《固临调查》《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等研究报告。在调研过程中，关于党政军民关系的一些问题引起了任弼时的关注。比如，边区的党政关系还存在一些没有理顺的地方，并在运盐政策制定等一些问题中体现出来。当时，食盐是陕甘宁边区最大宗商品，其产销“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西北局从战争环境的需要出发，决定采取“官督民运”政策，而边区政府担心可能因此增加群众负担，双方的意见不统一。任弼时并没有简单下结论，而是通过调查发现，“出产盐是不成问题的，就是交通运输成问题。这工作要靠我们政府和党去很好地组织”。于是，他亲自找领导运盐的乡村干部谈话，搜集材料，核计运盐利弊，解决如何组织延安附近群众去运盐能够获得利润的问题。从这件事中，任弼时进一步认识到了理顺党政关系的重要性。又如，在留守兵团与西北局的军地关系方面，也有问题存在。留守兵团负责人认为：“留守兵团属于中央军委直接的领导，与西北局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所以也没有经常向西北局报告工作。”西北局负责人则认为：“留守兵团如果归中央管，那后勤保障我们就不管了。否则，就归西北局管。”这让任弼时意识到，“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为解决留守兵团的给养，任弼时召集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决定驻边区的部队，除粮食外，其余完全实行自给，边区政府要保证供应军队不能自给部分的粮食。

　　经过分析边区党政军民关系的问题，任弼时指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个别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认识不够。某些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有些重大问题“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对一些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根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这表现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一致”。党性就是把党的利益看做高于一切，“一切行动都合乎党的利益”，“要为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而斗争”。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这也成为西北局高干会的重要目标。同月，任弼时指导西北局召开边区各分委县委及民众团体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党的建设问题。结合西北局组织部调查材料，查摆出党务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中、军队中、民众团体中的党，对于党的政策和路线和组织都还有不尊重的地方，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内部的组织关系，地方党的组织成分，整个党的领导作风，都还有不健全的地方”。会议实际上“是整党的预备会议”，形成了西北局高干会整党材料。

　　（三）查找边区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为西北局高干会明确着力点

　　任弼时分管陕甘宁边区以后，对经济建设尤其重视。1941年2月，他就提醒边区干部一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工作作风要由“比较粗枝大叶转到细密精致这方面来”。在中央讨论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针时，任弼时不同意仅仅用节省和拖欠经费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认为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从积极方面即增加生产、加强财经干部、健全生产组织等方面着手。这个主张得到毛泽东赞同，为日后形成“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总方针奠定了基础。

　　任弼时通过调查发现，边区许多干部长期在战争环境下工作，对经济建设重视不够。当时，陕甘宁边区是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相对安定和平，并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民主制度，经济建设应摆在首位。更何况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在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封锁下，边区经济遭遇到“最大的一次困难”。当时，边区脱产人员猛增，财政收入锐减，加之1940年至1942年边区又连年遭受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侵袭，“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西北局在1941年底通过了发展生产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并没有普遍引起各地党部的注意”，“有些党部根本没有讨论它”；一些干部头脑中还是靠节流的传统观念。1942年春耕时，甚至“一部分干部对春耕领导漠不关心”。毛泽东批评指出，“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工作作风上的根本转变，成为任弼时指导西北局高干会的着力点。

　　1942年8月22日，中央决定在当年10月中旬召开西北局高干会。8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任弼时的提议：一是参加西北局高干会的成员，地方以县委书记以上、军队团以上干部。二是成立“五整”委员会，整军委员会由贺龙等7人组成，整政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等7人组成，整党整学委员会由陈正人、贾拓夫等5人组成，整财委员会由李富春指导，整党政军民关系委员会由方强等5人组成。10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各种决议草案，可先经西北局高干会讨论，在会议结束前提到中央讨论，再交西北局高干会最后通过。由此，西北局高干会的各项准备已经就绪，只等会议召开。

　　1942年10月19日，任弼时主持西北局高干会开幕式。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的，一定要作到统一领导”。按照这个要求，任弼时在指导会议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聚焦发展生产和解决历史问题三个方面作出了努力。

　　（一）从理论上和思想上阐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帮助党员干部克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这次会议的重点议题。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要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任弼时也认为，党是领导核心，要“以党为核心来领导整个党政军民工作”。围绕充分认识党的领导作用，任弼时在会上从理论和思想上作了进一步阐述。

　　关于为什么要加强党的领导，任弼时从理论上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由无产阶级里面最先进和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并且以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起来的最优秀的分子所组成的，“它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但有一些干部“还没有在实际行动中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们把自己所领导的某一部门工作，看成为与党是并立的，平行的，甚至是高于党的”。一些政府部门工作的党员对党团不尊重，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人闹“青年主义”。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会妨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那么，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呢？任弼时强调：“党有责任领导一切革命组织，并不是一句空话，就是要争取这些革命组织（如政权、群众团体等）能够实现党的主张，执行党的政策”。从党内关系来看，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这个集中制是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动摇它的”，各级干部必须真正理解它、承认它、执行它。西北局作为中央在边区的具体领导机关，是边区领导核心，各级干部必须接受西北局的领导。如果否认这一点，实际就是取消了党的领导，这种错误认识必须纠正。

　　在讲话中，任弼时还举了一些具体事例，并通过剖析事例，帮助党员干部认识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克服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次会议“不是在许多现象里兜圈子，而是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题”。

　　（二）引导转变工作作风，把发展生产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

　　把边区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西北局高干会的又一重点。“我们还不善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真正抓紧全部工作的中心环节”，这是任弼时点出的病灶。他提出：“我们要善于在一定时期内，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去进行”，“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他号召，“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

　　要把发展生产作为工作的中心一环，从哪里破题呢？任弼时经过研究，决定首先从工作作风入手。他在会上批评“老一套”工作作风：“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对于领导战争动员工作是比较有经验的、熟练的。每一个动员任务来到的时候，不管怎么困难，都能迅速地突击式地完成它”，但“在一次动员任务完成之后，便感到无事可做，只有等待或继续做第二件动员工作，似乎是除了动员以外，就没有其他工作可做的样子”。干部之所以在工作中感到苦闷，“就是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以建设为主的工作环境，而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他告诫，不转变作风，“高干会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应该号召我们每个党员同志成为生产战线上的模范”，这是任弼时对边区干部的殷切希望。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还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22名同志给予了奖励。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讲到了这次西北局高干会对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我们的党现在比较统一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统一”。

　　（三）以实事求是精神推动陕北党的历史问题解决，促进党内团结

　　这次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陕北党的历史问题。在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实行错误肃反，造成严重危害。中央到达后纠正错误并作出初步结论。1941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后，提出要重新审查。任弼时从分管陕甘宁边区之初，就开始对历史问题进行调查，找了很多人谈话。据张秀山回忆：“1941年春，任弼时同志曾给我写信，了解西北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任弼时“找了很多在西北工作过的同志谈话，找我谈过两次”。不仅如此，任弼时还同犯错误的同志谈话，尽可能了解是非经过。1942年4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陕北党的历史问题。委员会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对该草案的讨论被列为西北局高干会议事日程之一。

　　1942年10月21日、22日，陈正人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整党问题的报告。随后，与会人员分组展开讨论。会上形成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整顿三风的文件之一。12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历史问题重新作了结论。

　　任弼时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展，并在之后的讲话中对历史问题作了总结。他从理论和思想根源上对历史问题作了分析，指出不正的“三风”是产生错误的主因，而“产生三风不正的基本原因，是因为阶级立场不坚定，思想方法错误，不能够把马列主义理论与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而是单凭自己的主观，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是唯心的，是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去看问题，去提出问题，去解决问题的。如果党的领导被这样一种东西所统治，革命就一定要走向失败”。他得出一个结论：“党的路线之正确与否，对革命的成败具有决定的意义”。

　　弄清历史是非对增强党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任弼时指导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和总结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质。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个结论要不要呢？要的。七大要作这个结论。”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讲：“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闭幕。2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时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如此重视西北局高干会？这跟陕甘宁边区的地位有关。毛泽东曾称“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要求边区在执行政策方面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任弼时对此有深刻理解：陕甘宁边区“在全国，在一切根据地中，有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事情办得好，对其他根据地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看，任弼时亲自指导的西北局高干会也具有影响全党的导向意义。而这次西北局高干会也确实起到了将边区的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引向深入的效果，并推动了其他根据地相关工作的开展。有的参会同志说：“参加这次大会，是最彻底的整风”，“一切大的毛病，小的毛病，都揭露了，都医治了，使我得到了最宝贵的教育”。

　　（一）边区各级传达会议精神，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任弼时“亲自帮助西北党整顿思想，统一步调”，“使边区面貌为之一新”。边区各地通过召开党政干部会议，结合整风运动，深入贯彻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在三边分区，党政干部扩大联席会议“反省了过去工作中某些自由主义”，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关中地委召开党员干部200多人大会，制定整风学习计划，确定第一阶段学习的目的要达到贯彻加强党的领导的思想，改造工作作风。志丹县则重点从思想上检讨在农业生产领导和政府机构中的自由放任主义，提出“必须在整风学习时，认真补救”。安塞县传达西北局高干会精神时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对干部触动很大。传达过程中恰逢春节，休息三天，继续传达时参会干部全部到齐，有人感慨：“这比过去有些同志回家过年，一直过了十五还不肯来的现象，真是大不相同了。因为同志们已经懂得：‘自由主义要不得。而且会议这样重要、研究了这么多问题，不来参加是太吃亏了！’”

　　会后一个月，西北局向任弼时报送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其目标之一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统一领导，整饬政纪”。任弼时审阅同意后，《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正式实施，很快取得了明显成效，党政关系进一步理顺。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在1944年1月称赞：“一年前政府工作中政策法令不统一的现象，命令指示不统一的现象，制度纪律不统一的现象，一般的说，已经成了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的统一是“置基于‘坚持民主集中制’之上的”，“大家一条心，身体力行”。党对群团组织的领导也得到加强。以青年组织为例，通过进一步纠正一些偏向，“‘青’字号生产、文化组织大量被取消，青抗先、青年队和青年营、青年纵队等青年军事组织分别交武委会和八路军领导，边区以下的青委会合并于青救会等主要青年团体的党团，大部分青干校也与党的干校合并”，青年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增强。此外，1942年到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部队开展了以反对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

　　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其他根据地也受到西北局高干会的影响，纷纷开展了加强党的领导的检讨和教育。比如，晋冀鲁豫边区在整风中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入细密开展调查研究，“各分区各县，均组织包括有军政民各系统干部的工作队分布到根据地接敌区，进行实际工作的改造与检查”；山东分局要求整顿地方武装，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在各根据地得到有效贯彻。

　　（二）有力推动经济建设的深入开展

　　西北局高干会后，边区经济“思想方针获得一致”，“依据正确的规律有着极大的发展”，掀起了一股空前盛况的大生产热潮，各县纷纷制定年度生产计划，生产任务得到落实，各项政策初见成效。“白天生产，夜晚工作”，几乎成了机关单位的常态。

　　根据会议精神，任弼时提出了边区发展生产的四条具体措施。一是在保障6万脱产人员生存和事业发展基础上，照顾人民生活，开辟财源；二是保证军事和干部教育需要，组织开展经济建设；三是统一领导机关、学校的生产和开支，建立供给制度；四是安排大量编外人员从事生产事业。在任弼时的指导下，1943年内军民开荒百万亩，粮食除自给外有余粮22万石；全区种棉15万亩，产量可供军需民用的一半；农村劳动力有1/4走上合作化道路，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自给率高达64%。任弼时也积极参加到边区的生产建设中来。这一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此外，各种农民互助组织如变工队、扎工队等迅速发展，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任弼时认为，从长远来看，西北局高干会后边区发动的劳动互助运动，“解决了新民主主义下农村经济如何建设的一个原则问题——合作化的问题”，这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其他根据地也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等口号下，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的多种形式，为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根据地、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北局高干会召开前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在各根据地的中央代表机构，规范领导制度，统一各根据地各部门工作步调，增进团结，保证党的方针政策高效执行。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两个月后，中共中央进行机构调整，任弼时提出了中央组织机构调整的初步方案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关于西北局高干会的意义和影响，任弼时曾指出，“如果没有这次高干会议，则整风运动不会有很大的效果，对边区工作的转变也不会有很大的帮助”。通过这次会议，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得到进一步确立，统一了根据地的工作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有了深入发展，有效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并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和互助合作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方面的干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增进了党的团结，提高了党员干部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全党对历史问题的总结开了一个好头。作为整风运动中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历史问题和转变工作作风的一次“考试”，西北局高干会取得了好成绩。

　　（作者：王光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