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6日，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访华结束回国前的告别演讲中，一改其来华之初认为中国应走和平改良之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而为中国开出俄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药方”。他认为，要改造中国，就应仿效苏俄，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先改革政治，这就需要有“一万彻底的人”。这一批决心之士应该“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又须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不贪财，不恋权，无私无畏，甘愿为中国之再兴奉献一生。回溯过往，罗素的告别演讲可谓是预言成真。

　　其实，揆诸历史，人类社会每到重大关头，便会出现一批制造转折的创始者；而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性跃进，也恰恰是因为在历史的重大关头出现了一批能够重启历史的创始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之关键，正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群体的诞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前辈学者多从经济基础、阶级力量、思想启蒙等方面加以阐释，近年来学界相关研究仍多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的个人思想转变诸方面，较少涉及早期共产党人自身之群体心态及其社会起源与历史影响，而这一问题对理解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极其关键。

　　在那个糜烂的社会里，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大任。他们虎虎有生气，彼此批评，相互激励；他们追求纯洁，深自惕厉；他们疾恶如仇，不惧鼎镬，决不牺牲精神而可牺牲肉体。以至于有国民党人发出如此感慨：“我们这一代的良心血性之士，多半在共产党内。”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现代工业尚未发达的中国，为何会出现这样一批共产党人？他们为何在价值取向、思想体系、心理状态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同一性？为何会表现出疾恶如仇的斗争意识与深自惕厉的道德严格主义？本文试对此政治历史现象作一初步解读，以期增进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及其特征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即弥漫着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精神，展现出强烈的斗争意识和道德严格主义。中共一大纲领明确规定，“（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简言之，早期共产党人是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中国，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并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要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概括的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

　　早期共产党人对于其他性质的政治组织表现出一种排斥性态度。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成立之际即明确规定，要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种排斥性态度既是对集体观念和组织规定的反映，也是对早期共产党人个人价值取向的反映。

　　在陈独秀眼中，资产阶级政党只是一味假公肥私，争权夺利，“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只有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取而代之，现实政治才有被彻底改造的希望。李大钊亦是一面批评民国政党之不堪，一面呼唤新型政党的诞生。“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只有建立新型团体，方能推行改革事业。针对南北议和，李汉俊呼吁国民应秉持不妥协不退让的精神，“去作‘孤立的奋斗’，拿出‘创造的真精神’来，去作大破坏与大建设的工夫，中国人的生命，才有复活的日子”。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之目的是互不相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应以“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不与别政党发生关系，并且还要讥诮现在活动的政党的”。李达更是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仅不能与现政党妥协，而且不应在现制度下参与政治活动；要另行开展有效宣传，为社会革命做具体准备。换言之，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然要排斥一切旧政党，独树一帜，另起炉灶。

　　由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他们对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态度。在嘉兴南湖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代表们对此讨论最为激烈。据周佛海回忆，“因为张国焘等主张南北是一丘之貉，对于南北政府，应一律攻击。我和包惠僧主张应与广东政府合作。结果，他们的主张通过”。一大通过的宣言草案中即有“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一语，会议宣言将孙中山和徐世昌相提并论，把他们批评得一文不值。会后，经陈独秀等人权衡，此宣言终未发表。然而，这并不代表陈独秀等人改变了对国民党及孙中山的负面看法。1922年4月6日，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致信维经斯基，提出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一个理由就是：“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可见，此时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的看法实与一大时并无太大变化，这也是当时中共对党内合作异常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

　　非妥协的阶级斗争精神对外表现为对其他政治组织的排斥性态度，对内则表现为对党员资格特别是纯洁性品质的严格要求。1920年7月底，陈独秀与张国焘两人谈及党员资格问题时就主张宁缺毋滥，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圣洁的，要求每一个参加者也必是纯洁的人物”。首先是入党资格要求严格，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之所以要求共产党员在入党之前必须与其他所有组织断绝一切联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担心：“如果他们在其他党派或团体中保留成员资格，共产党员的人格就会被败坏。”其次是不允许在现政府中做官。党纲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一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争论）。”根据李汉俊和董必武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与会者在党员是否可以做官等问题上确实发生过激烈争论。做官甚至只是参与政治活动，在当时也多被视为品质不纯的表现。李汉俊即以未曾参政为官来标榜自身之纯洁，他认为自己“既没有插脚官僚，也没有投身政客”，况且回国不久，故而身家清白。政治与社会越是污浊，对于有志于改造现实的个人与团体之纯洁性诉求就越是强烈。苛求纯洁性即在于试图通过个人人格及新型团体的力量去征服恶劣环境，而不为恶劣环境所征服。蔡和森坚信：“其心既正，将来有恶当前，必不少避而勇为之。”即内心纯洁方有抵御外界之恶的勇气，改造社会即可与鸡鹜争食，与猪狗同槽，以万恶为肥料，谋求建设一个新社会。

　　如果我们仅仅从社会发展的逻辑进程来看这类具有高度独立性和充满战斗色彩的条文及其背后的思想取向，也只能感叹其不切实际。其实，早期共产党人又何尝不晓得，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革命一般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之时才能发生呢？然而，他们又认为人为势力——组织政党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足可促进社会革命。“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得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原故。所以我国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于是，当我们从心态维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这种不妥协的阶级革命精神，其实是怀着排斥现实的态度来改造中国现状的早期共产党人革命心态的新式表达，是在黑暗社会及腐败政治之外另立团体以创造新社会这一救亡理念的政治表现，斗争意识和道德严格主义作为早期共产党人革命心态的两个基本面相，正是其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心理基础。而我们放眼当时整个社会会发现，早期共产党人斗争意识和道德严格主义的出现并不突兀，其背后弥漫着一种广泛而浓厚的社会心理气氛，即五四新青年群体的纯洁性诉求和奋斗精神。

　　面对政治黑暗与社会污浊，执着于个人及团体品质的纯洁性和奋斗不倦的精神，致力于不倚赖旧势力而在现实社会之外寻求救国之道，这并非早期共产党人所独有的政治态度，亦非受到外来思潮刺激而凭空产生，而是五四前后新青年群体的一种普遍价值取向，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社会之中，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少年中国学会有四大信条——奋斗、实践、坚忍、俭朴，而其先决条件则是“纯洁”。他们主张会费由会员自由捐助而不接受会外捐款，即是不愿与其他一切党派产生一丝一毫的联系。在他们看来，接受会外捐款，与其他党派建立联系，难免影响会员的纯洁性，进而弱化其奋斗精神。“我们会员都是纯洁的青年，对于各种党系，本无宿怨，而且只要他们诚心改革社会，我们未有不表热烈同情的。以中国之大，社会之黑暗，决非少数人或二三团体所能收改革之效的，这种道理我们未尝不知。无奈一切党系过去的历史，纷陈于吾人面前，令人触目惊心，不敢与他们携手，我们愿永远保持其纯洁的精神，为继续不断的奋斗。”不仅如此，出于同样的考虑，会员坚决不参与政治活动。宗白华即表示永不参与现实政治活动，他在致王光祈的信中说：“现在的所谓的中国政治活动，我是永永不加入的，自然也不希望我们同志加入。因为社会事业、教育事业上尽多无穷活动之地，何必定加入现在这种轻易丧堕人格的政治活动。何况与本会宗旨根本不相谋呢？”而对于有意参政者，则希望其尊重团体宗旨与个人人格，及早主动退出学会。这种观念在新青年群体中是比较普遍的。张东荪也曾在致张君劢的信中表示：“对于政治，厌恶已深，以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江西改造社成员张石樵明言，他虽然并不反对团体成员参与政治活动或加入政治机关，但是自己无论如何不愿参与政治活动，而是希望到民间去开辟新生活。

　　当时进步青年远离民国不良政治，谨防自己被腐蚀，是因为他们不再对现有政府和组织抱有希望，而将自己视为拯救中国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承担者。正如恽代英所言：“现在的南方政府，北方政府，甚么党，甚么系，督军，议员，政客，都只是二五等于一十，我们这几年该已经看得够了，中国的事，只有靠我们，只有靠我们从社会活动方面努力。”换言之，中国现存社会力量尚无足可信赖者，不能再妄想凭借现有政治势力改造中国，只能另造一股新势力。这新势力、新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强调自身的纯洁性和奋斗精神，他们视新团体为“纯粹的结晶”，视组织为“良心的命令”。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初衷亦在于此：“一般有志向上的青年，愤于现今社会之黑暗，乃欲作一种有组织的结合，以创造少年中国。”新民学会亦主张改造中国不能再倚赖旧势力，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当时团体保持纯洁性的一个做法就是严禁以个人利益作团体纽带。傅斯年明确指出新潮社是最纯洁的结合，“既不以私交为第一层，更没有相共同的个身利害关系”。作为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尝试，这类团体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成员品质要求严格，并以此为基础在现实社会之外另建新型团体。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新型团体如此，新村主义与工读互助主义实践也是如此。

　　新村主义实践是通过购买一小块土地，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来实现泛劳动主义的新生活。新村主义实践意在消除世间等级，祛除旧日种种虚伪生活，可说是与旧社会宣战的大本营。但他们认为不能奢望在一个不纯洁的社会中建设新村，而应该跳出这恶浊社会，组织新团体，营造新生活，通过影响旧社会并促使其模仿的方式来改造世界。“现在旧社会既未改革，新社会还未产生出来。我们所居的地位周围是恶浊空气。自己不被他们沾染，作一个洁身自好之士，是很难的。我们要想在旧社会中寻一点新生活的乐趣，只有自行组织团体与旧社会相夺斗。”大家宣布与旧社会脱离关系，组织新生活团体，共同砥砺道德学术；试办新村、新市，作一种新社会的试验。若试办有成绩，则可作新社会的模范，促旧社会反省，岂不是在无形之中改革社会吗？就理想而言，工读互助团与此相似。工读互助是在城市中本着人类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以期使得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摆脱旧社会的各种束缚，“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王光祈视之为“新社会的胎儿”，认为工读互助乃新社会之必须，“我们大家的脑经中都希望将来有一个新社会实现。但是若要新社会实现，必先养成一种互助劳动的习惯。若有了适当组织，便可以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

　　立基于互助思想，致力于和平改造社会，我们不难看出，新村主义与工读互助主义的前提假设都带有浓重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内含一种对于个人和团体纯洁性的严格要求，即通过个人道德完善及对他人的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此类团体意在以纯洁对抗污浊，以光明对抗黑暗，以新团体对抗旧社会，正所谓“清清白白的青年，天天拼命的和那万恶的社会相战”。应该说，对现实政治和政治党派的排斥性态度，正是当时多数对现状不满而有志于救国的新青年及其新兴政治团体的普遍态度，要求具有奋斗精神与纯洁品质成为当时有志于救国者一种较为普遍的心理趋向。早期共产党人的斗争意识与道德严格主义即脱胎于此种心理环境，是这一普遍心理趋向的浓缩与升级。换言之，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心态正是当时新青年群体以奋斗精神与纯洁品质改造中国方案逻辑演进的结果，也即中国政治大环境不断恶化情况下积极应对的产物。故而可以说，阶级斗争精神正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意识与道德严格主义这一革命心态的一种呈现样态，西式话语的底层涌动着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怀。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普遍的意识现象呢？阶级斗争又何以会成为当时部分新青年群体所能接受的思想观念呢？

　　早期共产党人诉诸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新青年群体诉诸奋斗精神、纯洁品质，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心理趋向。社会现实的持续恶化和一系列拯救措施的先后失效，使得新青年群体普遍认为，只有全盘更新现有政治秩序、根本改造现有社会，才能彻底解救中国脱离困境。而这种根本解决、全体改造的认识就是这一普遍心理趋向产生的意识基础。

　　民国虽然建立，却并未真正实现共和政治。袁世凯当政后企图承天建极，复辟势力也乘虚而入，共和、民国渐趋有名无实。之后，各派军阀合纵连横、明争暗斗，外则出卖国家主权，内则贿选公行。兵燹连绵，民生凋敝，百业俱废，民国内政之黑暗毫不逊色于前朝，以至时人如此感喟：“北京政治自从辛亥革命以还，差不多没有清明之一日。”政治本为治国利民之工具，然而民国政治却成为特殊势力或个人谋求私利的工具。难怪陈独秀愤慨直言：“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

　　人们切身感受到民国共和政治运行的失败，进而反思、怀疑民国共和政治的正当性。在各派军阀看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仅需要具备国会、宪法、总统、内阁等共和政体的必要元素，而共和政体诸要素能否真正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则无关紧要。山东督军张怀芝在山东省议会开幕词中更是对议员直言：“你们象一群聚在大笼子里的鸟。如果你们规规矩矩，并且唱一些悦耳的歌儿的话，那么我们就喂养你们；否则，你们就什么都没得吃。”因而在时人看来，“中国的国会是政府私自豢养的，听政府的指挥，那里还能替人民说话？”换言之，民国政府着眼于共和政治的形式合法性，却忽视了其实质正当性；而失去了实质正当性的共和政体，也只能被视为专制政体的变体。“我们中国现在名为中华民国，有代宪法的约法，有立法机关，有行政机关，有司法机关，这三个机关在形式上与名义上都是独立的。没有皇帝，有大总统，有形式上与名义上的责任内阁。我们中国在形式上与名义上也岂不是一个立宪政体的民主国家么？然而实质上与极野蛮的专制政体君主国家有这[什]么分别呢？”

　　在政治昏乱、法律失灵之际，就会出现社会制裁和民众自决。政府卑劣腐败，而国民虽有监督政府之权利，却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自身利益和意见既然不能在政治机关内表达，民众便觉得代议政治不及直接行动真实，群众运动于是兴起。五四运动可说是中国民众对外和对内自决的第一步，实际上也就是现存政治正当性正式消解的开始。“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发生于世界大战终了之时。当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的人，大多数还是莫名其妙，漠不相关。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

　　当初人们普遍认定病根在政治，后又意识到病根不在政治而在社会；而且发现社会几乎处处有问题，“于外交问题，牵到内政问题，家庭问题，个人生活问题，以及一切环境种种问题。总而言之，没有一件满足青年的希望是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领域，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各方面都要改造，中国于是进入一个要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变革的时代。而这一转变的首要特征就是否定局部改良，求一个根本解决。“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新旧制度之间根本无法调和，没有全部的破坏改造，断没有局部的改良，“因为局部是全部的有机的部分，全部是局部的有机的集合体”。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建设。之前的改革之所以没有结果，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全社会的恶制度。

　　如何根本解决呢？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败坏，根本原因在于一般人民智识程度幼稚，故而根本解决之道在于从底层做普通民众的教育工作，“如设立平民学校、举行通俗讲演、教授注音字母、改善犯人生活、调查社会习尚、注重公众健康等等”。有的认为，根本解决之法在于以思想文艺改变社会风气。“放开思想去改革政治，自然是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若是以思想的力量改造社会，再以社会的力量改造政治，便好得多了——这是根本改革。”有的认为，以前所谓大革命之所以没有丝毫进步，是“因为他是改造屋顶，是不中用的。必定也把屋基拆了，重新改造一回方好”。也就是各界各地方自己革自己的命，积无数小革命以成就大革命。有的认为，现在的群众运动还是枝枝节节的运动，零碎解决简直等于未解决。治病要去病根，“非由民众自动自决，推倒官僚军阀，实行根本改造不可！”

　　早期共产党人则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才是根本解决。社会的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其余的一切组织都会跟着发生变动。“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需要钻进旧社会，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中去，用激烈的方法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要根本改造经济组织，则需发动工人运动，进行阶级斗争。而从阶级视角来看国内政治经济，自然会更易发现政治经济制度只具形式合法性，缺乏实质正当性。“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 在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利害全然不同的情况下，“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如何能有国民公意呢？如此一来，阶级斗争的历史功用就在于“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即阶级斗争正是为了消除社会之恶，以实现互助的美好世界。

　　种种方案虽有不同，但中国问题需要来一个根本解决，这一观念在新青年群体中基本成为共识。而这一共识本身也就表明，他们已彻底否认了当下政权及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他们意识到，现在的世界尚不是实行公理的时候，还处于强权时代。“明明是相杀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互助’。明明是黑暗的世界，偏要说什么‘光明’。明明是压缚的世界，偏要说什么‘解放’。明明是兽行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人道’。明明是强权的世界，偏要说什么‘正义’。”中国的旧式人物已经麻木不仁，无血无气，新青年群体应该以自身的纯洁为支撑，拿出战斗的态度，秉持不怕牺牲的精神，捣毁这腐败冷酷的社会。“我们的任务，只有战斗，战斗就是我们的任务。互助的社会，一定是战斗的产物。”

　　综上所述，民国年间的常态政治，因为秩序无法获得，民国名不副实，以至于所谓民国成为只是为各种政治势力维护私利提供形式合法性的一种工具，常态政治不再具有实质正当性。于是，新青年群体全盘改造、根本解决的意识与行动便宣告了一个社会非常状态的到来。在此状态中，新青年群体不再承认现政权的政治正当性及行政合法性，原有秩序和法制处于虚空状态，此时的一系列变革行为之实质就是以实质正当性消解形式合法性。阶级革命作为根本改造之一种路径，其价值也正在于赋予了现实政治实质正当性以对抗形式合法性。那么，新青年群体作为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其革命行动的正当性何在，建制活动的权威又来自何处呢？

　　新青年群体进行根本解决的意识与行动，就是在否认现政权之正当性与现秩序之合理性，宣告社会处于非常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原有社会规范失效，一切权威都在推翻之列。那么，革命者要构建新政府新社会，其行为之正当性依据何在？

　　在现代政治理念中，国民是真正的主权所有者，国民意志是政治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国民存在于一切之前，它是一切之本源。它的意志永远合法，它本身便是法律。在它之前和在它之上，只有自然法。人为法只能来源于国民意志。”政治社会的形成是由国民个人意志聚合而成共同体，形成共同意志，再选出代表参与政治，执行共同意志。政治社会的解体则是一种返本还原的过程。如果政治腐化、代议制破产，国民不再认可现实政治秩序代表的共同意志具有正当性，便可直接诉诸社会运动收回主权，将创制、复决、罢官等权完全收回到国民手中。“中华民国的主权，本来属于国民全体。这个‘强盗政府’拿了我们国民‘共有的财产’，也不求我们主人翁的同意，盗卖了这许多。我们要想法争回来，他反说我们的行动‘逾越常规’。我们反对日本的侵略，他偏要媚外，这几天更滥施威权，逮捕了我们主人翁，比囚犯还要加倍的虐待。国民呀！你想这样的‘强盗政府’，我们还要得么？”此时，在国民群体结合而成的新共同体中，起作用的不再是代表性的共同意志，而是共同意志本身。他们意识到非国民自己主张、自己选择、自己努力不能够救国，他们“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直接行使国家主权。国是大政，决于全国国民。

　　当然，所谓全国国民不可能是所有国民，而只能是国民之一部分。那么，他们又如何能够代表国民共同意志呢？在时人看来，出于爱国热诚、排除私利者，即可代表国民公意。“今日青年种种的运动，完全出于爱国热诚，可以代表国民的公意，政府正当要利用他做外交的后盾。” 也就是说，在非常状态下，国民公意可由国民个人意志来代表，前提是此种个人意志必须具有公益性质，而非为私人或某团体谋利益。换言之，推翻现制度的革命行为在实际上只能由部分国民来执行，而其行为之正当性实出于个人品质与为公精神。在此，革命者的道德严格主义正是通过摒弃私人利益、谋求公共利益而使自己立于其所要改造的现实社会之外，从而具有某种程度的超越性。这种对于个人或团体现实利益的超越性，即可赋予革命者推翻旧社会创立新制度之行为以正当性和权威性，即在破坏旧社会与建设新社会之间的阶段，革命者的德性禀赋因其具有对于现实利益的超越色彩而自行证成政治权威，成为革命行为的正当性依据。于此可知，革命本是利他行为，革命者利他的性格越是充分，革命之价值也就越伟大。革命的逻辑是为救国公益而去私利，现实也是如此。在实际运动中，私利越重，越无法果敢行动。因而在革命者的观念世界里，公与私处于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决然对立状态。革命者如此，革命团体亦是如此，革命政党理所当然不应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所谓革命建制之正当性实际也就是权力的道德基础，强调正当性就是为政治秩序寻找一个广被认可的道德基础，此即人人所具有之良心。个人的良心成为判断政治上之是非的最终标准和最高价值。“个人的良心固然不见得一定是对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比它更对更可靠的标准是没有的。”五四运动乃学生本于个人良心上之直接行动，之后学潮弥漫全国，亦是人皆激发天良之结果。“一年来的学生运动，就大体言，终可以说是奋发天良和黑暗奋斗，有一种纯洁勇往，但知牺牲不计利害的精神。这几乎已为社会所公认的了。”人之道德良心成为制造开端的支点，成为颠覆现实社会、创建未来之城的正当性支撑。

　　这些个体（国民个人意志）聚合在一起，结合成共同体，便共享同一种内在原则，形成新的共同意志——主义。因而，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要破除私利。五四前后，新青年群体呼唤主义的结合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民国以来，“国中政党，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权利是猎，臣妾可为。凡此流派，不足齿数”。国民徒受政党之害，未得政党之利，原因即在于政党为私利而结合，没有主义，不讲原则，只耍政治手腕。“其所以立党者在树个人之派系，其所纷争者在图个人之私利，政纲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装装门面的！”据事实造理论正是为维护私利，其党派之所谓政纲，实际上是为维护自身私利而编制理论以使之合法化的工具。所以矫正之法在于，先要立个主义，有个行事的原则，据此改造现实而非迁就现实。在此意义上，作为共同意志的主义便与国民个体意志的良心实现了内在统一。主义作为旧社会之外新共同体的共同意志，首先是个体良心的组织化呈现。二者皆旨在遏制私利，实现国民公意。可以说，良心代表公意，公意表现为主义。良心与主义共同为革命者在现社会之外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成为非常状态下一系列建制行为的正当性支撑。

　　政治沦胥之季，每多良心血性之士。革命建制的第一要件，实质上就是换一批人，一批彻底的人，而不是表面上换一种方法。这批人须具有革命家的特质特操：一是纯洁无私，奉行道德严格主义，修养一个高尚的人格；二是去恶务尽，万死不顾，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有肯为主义牺牲一切的斗争意识。道德严格主义源于对黑暗社会的否定、排斥和改造心态，革命者对现实的反感越强烈，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就会越严苛。“敌对阶级之间，只有‘战胜’与‘战败’可言，没有‘调和’与‘妥协’可言。”道德严格主义可说是斗争意识的强化剂，而斗争意识也要求革命者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以免被所要改造的对象同化。道德严格主义在显性层面上是早期共产党人斗争意识的正当性支撑，斗争意识不仅是正当性的一种表达形式，而且通过行为的自然力量保卫着正当性，反过来又成为个人与团体坚持道德严格主义的力量支撑。德性提供动力，斗争制造开端。良心与血性，道德严格主义与斗争意识，构成早期共产党人革命心态的一体两面。“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他们虎虎有生气，时常反省，彼此批评，互相勉励，给糜烂的社会注入了奋斗的激情、正义的血性和坚定的信念。“试问南北各派政党，那一派免了鼠窃狗偷，那一派有改造中国底诚意及能力？全国民在这彷徨歧路之中，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当担\[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呢？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

　　综上所述，革命者的建制活动就是一个政治社会的解体和再造过程。首先是革命者的个人意志为创造一个新秩序而抛弃私利，基于良心聚合成一个新团体，一个与旧社会不同的共同意志，以主义相号召，去唤醒更多的人，共同行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秩序。在此过程中，革命者的良心与主义因其代替现实社会政治机构成为国民公意的承担者，而使得革命者的建制活动具有了实质正当性，更使得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内心充满了正义感。早期共产党人正是以其理想化的精神气质、纯洁化的心灵诉求、果敢无畏的行动意志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

　　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基于早期共产党人志在救亡的斗争意识与道德严格主义这一革命心态，这一革命心态以及五四新青年群体更大范围的纯洁性诉求和奋斗精神又源于民国常态政治只具形式合法性、失却实质正当性这一现实。新青年群体根本解决的意识与行动以及早期共产党人的阶级革命宣告了社会非常状态的到来。在此状态中，道德严格主义——个体的良心与集体的主义——成为非常状态下革命建制行为的正当性依据。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建制行为，即在于以实质正当性消解形式合法性，其在革命者心理层面上的理想化内涵则是通过应当所是的阶级斗争消灭社会上一切黑暗之物。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一种政治心理现象。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良心驱动的正义事业。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更注重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品性——无私、奋斗和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正是早期共产党人以阶级本位、组织强化的方式，将激进救亡心态所生发出来的斗争意识和道德严格主义及其外在表现——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精神——纳入对党员群体的基本要求之中，内化为这一新型政党的整体精神气质。因而，革命最怕的也就是革命者道德上、主义上的破产和革命精神的丧失。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精神而非物质激励被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名节成为早期共产党人自我约束的规条，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标榜自己的无私底色。于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中，隐含着中国现代政治深度道德化的基因密码。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