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奈格里出版《帝国》已逾十八年，它引发了人们关于阶级，权力，战略和劳动力变化的持续争论，以及促成了意大利激进左派关于“非物质劳动”的深层思考。“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挑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作（Work）的理解，并进一步提出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在这一方面，认知资本主义与其共享着同样的学术理念，它们共同将“劳动价值论”看作是失效的。如哈特、奈格里所言，“经济生产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其造成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就是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由此如下的趋势特别突出，“在资本主义价值增值过程中非物质生产的霸权或者主导地位”。这将使得其草率地认定，“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普遍关注的是用计量和量化方法去理解剩余价值和剥削，但是生命政治产品则倾向于逾越（Exceed）这些量化计量，并且采取共同形式，这些形式很容易共享，很难被圈定为私有财产”。显然，他们将这一逾越看作是革命或解放的契机与方向。我将他们这一判断称之为认知资本主义“度量危机”问题。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这种危机得到所有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家们的“共鸣”。那么，认知资本主义所预想的度量失效真的是资本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契机？或者再往前提进行反思，“度量危机”是真命题还是一个十足的假命题？为此，在本文中，我将对此一问题展开分析，试图能够突破“度量危机”的指责，从而判定此一方向上的“共有财富世界”设想的混乱。

一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区分为三种主要形态：首先，商业资本主义，它是建立在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末之间的商人和金融积累机制的霸权主义基础之上的。其次是工业资本主义，这是建立在有形（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的曼彻斯特式工厂的推动之上确立的。最后便是认知资本主义形态，它是建立在无形（非物质）资本积累、知识传播和知识经济的驱动作用的基础上。这一形态使自己适应了后福特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竞争不断加剧的时代。而对认知资本主义的研究，我们在这里又以哈特、奈格里后工人主义为例来加以探究。之所以能够如此在于，后工人主义与认知资本主义之间共享者许多一致的理念，奈格里自身也明确地在许多文本中——诸如《反思帝国》——就说过，“我们处于一个以知识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之中，我们已经进入了认知资本主义时代”。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家族相似”，由此，这里我采纳全皙尚（Heesang Jeon）在《认知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的认知》一文中所持有的观点，“区分认知资本主义与后工人主义是艰难的，我们批判前者部分地采取批判后者的方式”。依据他的看法，资本主义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阶级主体、阶级对立和劳动的主导模式，每一个阶段之间的过渡又主要是由阶级斗争所推动的。如果说，第二阶段的阶级斗争是以工人大众和社会工厂为主导，那么，后工人主义主要强调通过非物质劳动与社会（或社会化）工人的诸众概念为主导。诸如生产图像、意义和实物商品的文化元素等等，此类非物质劳动无法由劳动时间所衡量。非物质劳动的本质是合作的、灵活的、交际的和情感的，其中既包括知识劳动也包括服务情感劳动。度量意味着存在某种强制法则，所以它与其灵活性、创造性和交往性活动是直接对立的。

按照乔治•索盖斯（George Tsogas）的看法，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在当代思想中被引入，主要是通过哈特与奈格里的著作传播开来的。在拉扎拉托（Lazzarato）之后，他们以两种主要形式描绘了非物质的劳动。第一种主要是指是智力或语言的劳动，如解决问题、符号化的和分析性的任务，以及语言表达。这是一种广为人知的、被广泛理解的知识工作，它产生思想、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图形（在符号语言中，例如计算机代码）、图像和其他类似产品。除了更传统的领域（如学术、管理和科学工作），现代形式的智力工作包括媒体制作、网页设计以及文化和创意产业的许多方面。第二种主要形式是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这主要是因为哈特与奈格里这些后工人主义者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影响，将情感劳动描述为劳动，产生或操纵着诸如轻松、幸福、满足、兴奋或激情的感觉。从历史上来看，情感劳动具有强烈的性别偏见：这是女性的工作，有时是无偿的。飞行空乘人员、女服务员、时尚模特和成人娱乐业，当然所有的性工作者都从事情感工作。这些情感劳动的最为重要的特质是不可度量性，这已经被认知资本主义分析的学者所普遍认可。

我们都知道，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劳动价值论被看作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其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成正比例的关系。这也是十九世界的政治经济家李嘉图的基本看法。哈特完全漠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判断，而认为，“马克思使用了量化度量——特别是关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为了解释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并没有获得与产品相等价的报酬，在付给劳工的价值与劳工对所生产商品付出的劳动价值之间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劳动价值论使马克思提供一种关于剩余价值剥削的量化定义。”与后工人主义一道，奈格里更是在“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生产的概念下，认为李嘉图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研究陷入危机，这一理论是在制造业与大规模工业的环境之下形成的，在这一资本主义生产之下，以工作时间度量及其价值生产量来定义工作日是完全可行的。“在当时，劳动价值理论是在工业生产能够有效地代表某种程度的整体经济生产的范围内运行法则”，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是进入到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其重心完全移出了工业的范围，这样一来，度量的基础就不存在了。资本与劳工不再具有关于劳动的度量与量化的价值。

“在生命政治生产中，一方面工作日的定义以及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区分日渐模糊了，劳动量无法被度量”。韦尔奇隆（Vercellone）也认为可衡量性的危机使价值理论变得多余。但他只能通过保持对价值理论基本事实的正统理解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劳动力是“物质和价值创造的来源和剩余价值”。[ Vercellone C ,The crisis of the law of value and the becoming-rent of profit. Fumagalli A, Mezzadra S (eds) Crisis in the Global Economy. Los Angeles: Semiotext(e),2010.]生活就是生产，甚至睡眠这种生命活动的基本要求都依然可以转变为资本。如果换成今天数据资本主义语境下来看，这一点也十分明显，我们每天发送、浏览微信似乎在生活，实质上也在生产着各种各样的数据，这些数据只要资本主义方式的应用加于其上，它立马就变成生产。为此，“生产与生活间的关系由此已被改变，以至于考虑到政治经济学的规训如何理解它时，现在这种关系被彻底颠倒过来。生活不再从属于工作日的再生产的周期中；相反，生活是充满和统治了所有生产的事物。事实上，劳动与生产的价值深深地决定在生活内部”。另一方面来看，“非物质生产诸如观念与取向的价值，无法像物质产品如冰箱、汽车的价值一样被度量”。哈特的这个看法同样也被富斯所赞同，他将非物质劳动的不能度量看作为是数字化时代的认知劳动的一种普遍的现象, 这种认知劳动实质上是生产和分配信息、交往方式、社会关系、情感、信息和交往技术的劳动。“信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积累方式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的智力工人 (要么从事固定的工资劳动, 要么从事外包的自营劳动) 生产了如同出售的市场商品一样的知识商品和服务 (如微软、数据、统计、专家、咨询、广告、媒体、电影、音乐等等) ;间接的智力工人生产和再生产资本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 以及诸如教育、社会关系、情感、交往、家务、日常生活的公共知识、自然资源、营养、护理等工资劳动。这些情感性的非物质劳动从而成为了认知资本主义最为核心的概念”。应该说，哈特与奈格里的设想意图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随着工作自身的变迁，特别是非物质劳动使得原先的劳动价值论中的“度量”失效了，也就是资本主义运作得以可能的基础奔溃了。如果说，劳动价值论时间的度量标准是“一”的话，它对整个现实世界作“同一化”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标准无法使用了，商品（劳动产品）的价值不可度量了。这至少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来讲，意味着，“一旦剩余价值不再能够被量化，剥削的概念就失去效力；第二，一旦量化的关系不能被建立，那么，认为在资本社会中，劳动是一切经济价值来源的基本看法就会被废除，至少是被消弱”。换句话说，生命政治劳动恰恰为“资本同一性”的崩溃提供了基础。

二

那么，非物质劳动是否真的驳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很清楚的是，他们是以“度量危机”为核心来指责作为资本主义运行原则的劳动价值论失效的。回顾《资本论》解读史，早在1896年，庞巴维克发表《卡尔·马克思的体系及其终结》一书得出资本论第三卷与第一卷相矛盾的结论时，理由在于，后者的生产价格论与第一卷中的劳动价值论在“量”的方面没有达成一致，从而批判了马克思。当然，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辩护的一些理论则与批判者共有的同样的思维，即辩护也只能是在“量”上进行。诸如，丹尼尔·杰斯特（Daniel just）在《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学》一文中就谈到了量化非物质劳动正在进行，“在学术研究中，被发表的文章数量、期刊的影响因素、引用的数量、课堂的学生评价、对教学表现的同行报告、指导论文的数量以及毕业生是否优秀等因素被用来评估。对于那些一直被认为是非物质化的物质劳动者来说，情况是类似的”。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劳动价值论，都直接误判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内涵。如皮茨（Frederick Harry Pitts）所说，“让我们假设价值的确源自于可测量的、具体的、大量的劳动时间，基于这样一种假设，非物质生产引发了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但是，对劳动价值论所造成的困扰不在于非物质劳动的新情况，而在于，这种理解的劳动价值论的不足”。皮茨的看法是十分到位的，至少它指出了即使像哈特、奈格里这样的激进左翼学者，也同样是误读了劳动价值论，在他们批判劳动价值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读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声称其失效，从而在这样的推论之上去设想“共有财富世界”正是在价值论失效之后，即资本主义运行无法实现的时候才呈现出来。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真的是以“无法度量”为由就能将其否定吗？

实质上，论证价值度量的失效并不能说明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相冲突，并由此证明这种度量失效正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这一方面诚如全皙尚对此的批判，在他看来，价值理论或价值规律的成立是以劳动分工的具体形式为前提的，由此，从分工可以看出只是存在与特定的资本主义时代才是可能的。但是，认知资本主义错误地认为，只要价值理论解释不了非物质劳动的价值问题，资本主义便从工业资本主义超越出来，如果能够解释，便依然还停留在工业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个看法是基于价值理论的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即将抽象劳动仅仅理解为是人的体能的消耗。显然，如全皙尚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根本就不理解抽象劳动这一概念并非指向体能，而是指向的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结构问题，这恰恰是使具体劳动被“抽象化”的真正秘密所在。也就是说，抽象劳动和价值这两者是社会范畴概念，这两个概念所主张的人类劳动之间的等价性这样的观点，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他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认知资本主义拒绝去承认这一点，它们“没有研究具体劳动时间向抽象劳动时间的转换问题。从而将这个转换中所涉及到的社会过程问题给消除了。实质上，在社会发展中这个转换中，知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认知资本主义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在意识（=认知劳动）和执行（=工业劳动）之间的正确关系。知识是由资本家单独生产的，而且对价值生产毫无贡献。因此，毫不奇怪，如果接受知识在认知资本主义阶段居于主导地位这一观点，那价值就变成多余的概念了”。

应该说，在全皙尚这一方向上对认知资本主义所误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从而不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批评相一致的文献还有很多。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破除认知资本主义所谓的“度量危机”在于指出，他们是对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理论的完全漠视所致。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讲的很清楚，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与商品体的直接感性存在、粗糙的对象性是完全相反的，因而，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并非实体性的存在。无论我们怎么“颠来倒去”，它总是难以捉摸，“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就是说，商品的价值的对象性要想“表现”出来，必须有“交换关系”作为基本的支撑条件，当我们看到商品的价值以“劳动价值论”的方式被认识的时候，这也只是以“交换关系”为先定条件的“表现形式”，即价值的对象性被经验性地认为具有实体性，并能够拥有了数量比例交换关系，“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但这是典型的拜物教思维所知。在拜物教看来，就是要将这种表现出来的特定形态看作是物本身的特质，从而在这种分析中，马克思直接批判的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

齐泽克也同样注意到，必须摆脱对价值实体内容的追问，转向价值形式。他认为，马克思的商品分析与弗洛伊德梦的分析有着相似之处，“要避免对据说隐藏在形式之后的‘内容’作恋物癖式的迷恋：要通过分析来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之形式、梦之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本是的‘秘密’”。对于劳动价值论来讲，以往的理解，包括哈特、奈格里，以及与其一致的认知资本主义均是对价值“内容”时间的迷恋，更重要的问题应该在于，劳动为什么要以价值形式呈现。“真正的问题不是向商品的‘隐含内核’渗透，即根据消耗于劳动产品的劳动数量来判定该劳动产品的价值，而是作出解释：为什么劳动采取了商品的价值这种形式，为什么只能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态来确认劳动的社会品格？”这一点，认知资本主义在阐述度量危机的时候，还仅仅停留在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认识上，这种劳动价值论只是打破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偶然性这一表象，“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错采取的物的形式”。

因而，“度量危机”便是一个十足的假问题，无论劳动如何抽象化（被认知资本主义误读为抽象劳动），无论说这种劳动怎样的不可量化，但对于马克思来讲，更重要的是问，这种劳动产品为什么要以“价值形式”呈现出来。分析商品的价值形式自身的生成是最为关键的环节，这才真正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历史性”的秘密分析。那么，马克思讲的价值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此，按照马克思所指，“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15舍费耳小麦、100磅咖啡等等。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因而，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一般，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注意，这里马克思其实说的是“价值形式”需要“表现”为一定的价值量，更具体地讲，就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价格才“表现”为数量比例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要分析商品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目的是指明价值是历史范畴，进而是对特定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规定进行说明。因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视野中逗留的认知资本主义，虽然以“生命政治劳动”这些新的视角重新展现了资本主义的“新面貌”，但其理论本身并未能超越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缺点的批判，“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是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

三

认知资本主义“度量危机”阐发的是，劳动产品失去了“量化”的比例交换的条件，从而，劳动自身朝向的资本化才有了改变方向的可能，转而致力于设想打破资本管控所造成的对“共同性”的掠夺。劳动的生产不再是单纯的剩余劳动、不再是朝向同一种资本的“抽象原则”，而是拥有了各自独立性、无可化约地自治，成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动力，从而劳动开始有了激进改变世界维度。具体地讲，诸如哈特、奈格里所说的，管控“通过扩张，剥夺并私有化历史上所积累的知识、符码、图像、感受实践和生命政治关系。资本的占有过程因此与生命政治所社会化地创造出来的共同性相对立。”生命政治生产恰恰是采取了“共同性的立场”，生命政治生产已经不再由稀缺性的逻辑所制约。它有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它不需要通过摧毁或者消耗原材料去创造财富，更进一步看，“其产品也不是排他性的。当我与你分享一个观念或图像的时候，我思想的能力并没有弱化；相反，我们关于观念和图像的交流增添了我的能力。感受的生产，交流的网络以及写作模式直接就具有社会性，并为整个社会所共享”。但是，这条道路的根基正在于我们能够理解使得劳动产品拥有价值形式的“社会结构”因素。一旦逸出这一根本的劳动价值论思考方向，仅仅在“度量危机”内打转，是无法真正找到改变私有制的根本道路，它回避了对社会结构的追问，而正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才使得数量上存在差异、性质不同的具体劳动能够进行“量”的交换。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忽略了商品生产劳动的实质性强化的社会过程，也就是忽略了剩余价值生产对使用价值生产强制秘密的思考。

认知资本主义在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考的基础之上，认为“一般智能”及其所催生的非物质劳动可以成为“共有财富世界”的前提，特别是劳动的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劳动方式及其在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的作用下看似很普遍，实质上，这是剩余价值生产对具体劳动的一种转变要求，是一种对资本吸纳劳动的强化。在资本吸纳的“形式从属”阶段，“生产决不是由资本本身的界限所调节的”，虽然，“资本已经在一定的从属的职能中存在，但还没有在它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一般社会形式的职能中存在，还不是劳动的直接购买者和生产过程的直接占有者”。所以，形式从属阶段没有使得“实际劳动过程本身的形式”、“实际劳动方式的性质”得以改变，“这种情况同上面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前进过程中发展着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劳动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使各种生产当事人的关系发生变革的同时，也使这种劳动的方法和整个劳动过程的实际方式发生了变革”。显然，形式从属并非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所在。而实质从属是如何发生的呢？“一种使劳动过程的现实性质及其现实条件都发生变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但是，我们看到认知资本主义紧紧抓住了实质从属所体现出来的“表象”，而不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才是最为根本的条件。“表象”是，实质从属最为关键的环节是通过协作、分工，最后是“一般智能”的普遍应用才加强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地位，“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从“两种从属”转变来看，在形式从属的时候，实质上剩余价值生产劳动并没有成为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或者说使用价值劳动还是处于根本的位置。对此，韦尔奇隆的分析大致符合马克思的致思，在工业革命之前，劳动和非劳动之间的差别几乎是不存在的，劳动还不是根据时钟和计时的效率来衡量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这种关系是颠倒的：时间成为劳动的衡量标准，钟表时间用来量化劳动的经济价值，并规定了它的运作模式。因此与机器一起，时间代表了工业革命所决定的劳动经济和文化转型的本质。这是一种连续的时间经济形式，它构成了技术进步的逻辑”。随着“一般智能”的扩展，当前工作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模糊——工作不再与给定工作时间和指定的工作场所密切相关，但却扩展到整个社会，扩展到曾经的闲暇时间和工作之外的生活时间。当然，这里应该清楚的是，“一般智能”只是在资本主义的运用下才成为“实质从属”的条件，也就是说，认知资本主义所讲述的非物质劳动，诸如劳动的数字化等，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基础之上才成为资本吸纳的对象，“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

显然，“资本主义应用”不断地打破非物质劳动所设想的建立“共同性”，包括哈特、奈格里所说的劳动不断的数字化，“计算机将其自身推为万能工具，或者就是核心工具，通过他所有的活动得以进行，然后通过生产的计算化，劳动向着抽象劳动的位置发展”，但是，这里的数字化只是“资本主义应用”的结果，它依然没有摆脱资本所实现的“管控”。更清楚地是，这里的劳动的数字化依然是“使用劳动”，它只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这种数字化无论如何也不是什么“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一意义上的“抽象劳动”，而后者是价值的生产。对此，我们同意哈利比给予的批评，“这导致了把所有什么的迹象，生物的、精神的、感性的，等等，与一种通过自身的生产渠道进行的资本生产看成是一样的东西”。显然，认知资本主义对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生产的混淆，致使他们没有去考察其所谓的“抽象劳动”（非物质劳动）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此种非物质劳动并不能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的现状，而只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才能够成立的，这是资本想尽一切办法攫取剩余价值生产的结果。当然，一般智能一旦摆脱了“资本主义应用”这一限制，它确实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自由时间”，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有了更多的支配的时间，“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在此意义上将，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根本的出路，这就是马克思始终将资本对自身限制性的突破看作是一种更为客观性的维度，但是，认知资本主义对于“一般智能”的思考则更多地逸出“资本”，转而在劳动本身的“抽象化”上推进自己的主体革命维度。但这种偏向劳动一极的“主体”本身就是资本与劳动对抗矛盾的使然，一方面资本不断地对劳动“管控”的“同一化”过程。另一方面，劳动也不断除了进行剩余价值生产之外，还进行对资本“抵抗”的“非同一化”过程，这正是人类能够摆脱资本世界的“希望的空间”。这不是两个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相互运动的面相，认知资本主义完全漠视“同一化”的过程，没能够认清资本内在矛盾展开过程的复杂性，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注释略）

（作者：孙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双聘教授，校紫江学者，上海浦江学者）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