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宏观调控体系中，货币政策无疑是最重要的调控工具之一。现代货币政策的发明和实施源自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其理论基础是西方货币理论，其本源可以追溯到货币数量论。虽然不同学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货币数量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甚至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从修正货币数量论并将其纳人均衡分析框架这种路径来说，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一致的，即都承认货币数量在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都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或影响物价水平，或影响总需求和国民收人。以此为理论依据，常规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为：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货币供给量或利率，进而影响价格水平或总收人，最终达到管理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这种作用机制表明，货币政策实质上属于利用纸币作为价值符号的属性，通过变动非本质因素引导价格变动，进而达到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而不是变动本质因素带来的结果，属于脱离实际生产领域而讨论货币现象的货币数量论在宏观政策上的体现。货币数量论的这种“二分法”倾向容易造成在分析中忽视生产过程和经济结构，注重就货币现象制定货币政策进而调控经济，可能加重货币现象背后的结构失衡。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无论古典货币数量论还是现代货币数量论都没有意识到价格决定于价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的供求状况、纸币发行量只是价格的影响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说，价格的变动从根本上取决于价值的变动。既然货币数量论存在问题，为什么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能够在几十年的宏观调控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无法避免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回答这些问题准备好了有效的理论工具。

二、现代货币政策的框架及本质

由于货币政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的考察范围只限于狭义货币政策，也就是中央银行运用多种货币工具，通过调整货币供给和利率，以达到特定的宏观经济目标的方针、措施的总和。这种政策的运用起始于信用货币全面代替金属货币时期。其间，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它是辅助性宏观调控政策；到了新自由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它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宏观调控政策。

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货币与商品按照价值进行等价交换，货币的价值是它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流通中货币的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变动之间没有直接因果联系。在这一阶段，流通中多余的金属货币通过贮藏的方式退出流通，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由货币的“蓄水池”功能自动调节黄金的供给能力由其生产条件与生产能力决定，这也就意味着金属货币流通时代政府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社会经济的手段十分有限。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展和经济的增长，黄金的产量已经不能满足各国流动资金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英美日法等国相继在国内取消金本位，70年代以后停止了美元兑换黄金，黄金彻底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金属货币时代全面终结，不仅民族国家的货币成为纸币，世界货币也被纸币所取代。在纸币流通时代，纸币一般由国家发行。纸币不同于贵金属货币，它割断了货币和货币商品生产之间的直接联系，实现了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分离，这就为运用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贵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化，是在商品经济关系辩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随着信用货币对贵金属货币的辩证 否定，贵金属货币的一些职能（如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等）被扬弃，同时赋予信用货币计价工具（计算货币、记账单位）、价格调节、世界货币等新的职能。

这些新职能的出现，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政策依据，即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达到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具体说来，在现代货币的发行制度中，货币的发行主要由商业银行通过创造信用货币的方式进行，当前的信用货币不仅体现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而且作为货币资本参与再生产全过程。正如哈维所说，信用货币一开始就体现着社会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必要性”的体现，作为一般社会权利的化身发挥共有资本的职能。因此，信用货币会随着商品生产的变化而变化，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不断地被创造和毁灭。货币和生产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使得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矛盾集中在宏观层面，并体现在货币现象上。这虽然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催生了宏观经济对于货币政策的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如果经济中的不平衡是由再生产的比例失调引起的，那么即使在伸缩价格下，单一信用的破灭也会通过社会再生产中的相互关联扩散到整个市场，加重危机，并且集中反映在货币现象上。20世纪 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再生产的矛盾更多地集中到宏观层面，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整，逐步开创了运用货币政策的新时代。

货币理论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货币当局所采用的政策框架上。表1是具有代表性的货币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理论倾向。一是偏向于货币主义的单一目标政策框架。表1中欧洲中央银行、韩国中央银行采用这种模式，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是韩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框架认为控制通货膨胀、维持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唯一职责，物价稳定是促进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最优货币政策。例如，韩国 银行法中规定“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政策主要以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理论依据，并且吸收了基德兰德、普莱斯考特，巴罗、戈登关于政策可信性问题的观点。总的来看，这一框架下的货币理论坚持货币中性的观点，认为由于理性预期的存在，货币政策不仅在长期来说是无效的，而且弗里德曼所提到的适应预期导致的短期效应也不存在，因此货币政策只能影响价格水平，而“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利于在“纸币缺乏内在价值的情况下”为纸币提供“名义锚”以稳定公众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 增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表1代表性的货币政策框架

资料来源：D. Gerdesmeier, F. P. Mongelli, and B. Roffia. ^The Eurosystem, the US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Bank of Japa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Journal of Money , Credit and Banking，voL 39，na 7 (2007)， pp. 1 785 - 1 819;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美联储、日本银行、韩国银行的公开信息。

二是偏向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多目标货币政策框架。不同于以价格稳定为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这一框架认为货币政策不仅担负稳定价格的使命，而且应当兼顾就业、增长等经济发展目标。其中，美联储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刺激或抑制经济中对商品和服务的总体需求而起作用，存在总需求相对减缓时失业和通胀之间的反向关系。为此，美联储建立了以泰勒规则为重要参考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以实际通胀水平和央行通胀目标之间，以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潜在GDP之间的差异水平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依据，通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达到货币政策目标。区别于单一货币供应量规则，泰勒规则对失业率和通胀的变动进行反馈。这一理论也体现在非常规货币政策上。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当局采取了量化宽松、信贷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手段来应对危机。其中以日本为典型代表，日本央行采取 “QQE+YCC”策略，通过每年扩张80万亿日元的基础货币，旨在将国债收益率压制在零值附近，从而压低名义利率并提高通胀预期，从而“降低实际利率以带来经济活动和价格的改善”， 从本质来看，依据的是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观点，试图通过影响货币供应特别是利率来影响经济运行。

问题在于，由此而制定的货币政策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不但没有达成预期的价格水平或产出增加，反而导致各种资产泡沫，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这是货币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的。通过回顾货币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虽然不同政策框架的理论倾向不同，但追根溯源，它们是不同形式货币数量论在当代的发展。货币数量论作为西方货币理论的核心基础，其发展贯穿于整个西方货币理论的演化过程，对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可以说，现代宏观调控所用的货币政策，本质上是运用法定准金率、基准利率、贴现率等政策工具调节经济发展对流动性的需求，增加或减少流 通中的货币数量，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是货币数量论框架下 脱离再生产分析的政策策略。

三、货币数量论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

尽管现代货币理论的思想本源都可以追溯到货币数量论，但在现代货币理论将货币数量论奉为圭臬之前，这一理论一直饱受争议。马克思在 《经济学手稿 (1857— 1958年)》《政治经济学批评 (第一分册)》中就系统地对货币数量论进行过分析和评述。他认为这种古典货币数量论由洛克提出，经休谟和孟德斯鸠发展，由李嘉图在形式上加以完善，最后由劳埃德、托伦斯等人运用于银行业，它是17世纪反对重商主义金银即财富观念的产物。他们过度强调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经济职能，认为银行控制 银行券的数量 (即强调货币数量外生)，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从而忽略货币的其他职能，并且混同了纸币流通规律与金属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否定了这一时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不是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数量，而是货币数量决定于商品价格。对于金属货币而言，马克思的批评显而易见是正确的，金属货币本身有价值，由于金属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可以调节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因此金属货币流通时代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数量，而不是相反。在现代社会，纸币已经成为货币的主要形式。作为价值符号，纸币已经实现了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分离，也使货币和生产之间的联系更加隐蔽。此外，由于现代货币主要由主权国家组织发行，货币的供给似乎由货币当局外生决定，并且某些国家超发货币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似乎也证明了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于是，货币数量论重新回到主流视野。甚至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货币数量论更适于分析现代货币流通规律，他们引述马克思的观点来予以证明—— “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其结果无异于金在它作为价格尺度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同一价值，原来用1镑的价格来表现，现在要用2镑的价格来表现了”。事实上，马克思的论述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即 “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 (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1 也就是说，在纸币代表金银的范围内， 流通的货币量是影响商品价格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现代货币的创造机制产生的货 币都是信用货币，而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种货币的本 质是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即使在纸币流通时代，货币仍然内生于经济系统，是生产系统的产物。在此，我们将通过梳理货币数量论的演化历史，说明作为现代货币政策 理论基础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仍然存在与古典货币数量论相同的因果倒置问题。

现代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源自欧文·费雪提出的货币数量论的交换方程，这一形式的货币数量论强调货币流通手段的职能，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交换中所售商品的价格总和等于所支付的货币总额，货币存量的增加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同步变化，因此，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利用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在长期只会带来价格的提高。这样，费雪就从货币供给变化得出了价格水平可能提高的解释。随后，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提出的现金余额形式货币数量论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其中依然假定货币数量外生，认为货币不仅具有交换媒介的职能，还具有财富贮藏的功能，价格水平的形成由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共同决定，短期名义余额的变化扰乱了经济的均衡，但在长期对总需求没有影响。事实上，这两种形式的货币数量论都侧重在货币领域考察价格水平，存在脱离生产状态过度简化的问题，没有说明在过渡期货币供给如何影响生产过程的问题。马加什指出，这种关系是表面的，只是由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比率得出价格水平，但是不能由此推演出支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任何规律，更不能由此得出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早期货币数量论对后来的主流货币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货币主义者是其当代翻版。现代货币数量论虽然承认货币对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但反对中央银行应用货币政策对货币供应进行干扰，认为在适应性预期的假设下，短期的政府干预破环了实际经济的均衡，而长期的货币干预只会提高名义利率和价格水平，因此支持固定数量的货币增长规则，认为由此可以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而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中，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价格水平的变化本身就反映了再生产过程中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是实际生产领域不稳定的反映，而不仅仅是货币 供应问题，因此，即使采用固定的货币增长规则，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此后，以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和巴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用理性预期假 说代替了适应性预期假说，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货币数量论彷佛又回到了起点，反对政府的宏观干预，由此构成了单一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理论基础。 此后，无论非出清市场假设还是非出清工资假设，始终都是货币数量论的扩展形式， 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货币政策达到经济目标的主要理论依据。

不同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长期均衡分析框架，维克塞尔从现金余额角度出发，探讨了短期货币量增加的影响，即如何通过影响收入而影响生产结构和价格水平。这种结构性观点对分析短期内货币政策的影响很有价值，但是，这些探讨仍然是在充分就业和总产量不变的假定下进行的。之后，凯恩斯否定了充分就业和产出不变假说，将货币理论与生产、分配和就业联系起来，他认为只有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后，价格水平的变动才会随着货币存量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可以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但是他仍然沿用了现金余额类型的货币方程，从货币需求的角度指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 影响利率影响总需求，带来就业和产出的变化。尔后，菲利普斯发展了凯恩斯关于非充分就业的观点，并提出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成为西方国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而当前备受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则发展了凯恩斯 关于 “货币国定论”的观点，认为货币创造的本质在于政府支出，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统一性，为当前西方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相对于货币主义者而言，维克塞尔、凯恩斯主义者、现代货币理论都讨论了货币对于总产出的实际影响，在分析货币理论的同时，加入了对生产过程的关注，更符合经济的实际状况。问题在于，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下，利率和货币供给本身的变动都是再生产的结果，同时货币的现象反映的是货币资本循环的情况，而这些货币理论没有考虑到货币作为货币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只是由货币数量或利率的变化来推演生产和价格的变化，以此为依据的货币政策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

总的来看，货币数量论体系将价格水平和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试图在货币领域寻找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忽视了货币价值尺度的职能，认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以后，才有价格水平的产生，即 “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商品堆的可除部分同金属堆的可除部分相交换”。 (2)忽略了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关系。货币数量论否认货币价值总量代表的社会关系和分配关系，然而本质上这种由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来自于资本支配劳动的关系，资本由货币价值表示资本性质，从而抛弃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特殊性的分析。(3)颠倒了因果关系。由于商品经济存在商品供求关系，再生产的运动影响商品供求关系，商品供求又影响价格、利率的变动，因此，价格、利率等本身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函数。而货币数量论只反映了表面的联系，并且误解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4)缺乏货币资本的视野。大卫· 哈维指出，货币数量论中无法看到货币的社会权力，即货币被资本家占有并转化为货币资本的用途，而货币资本的流通正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表达，只有把对货币的分析同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相结合，这样才能正确地把握货币流通规律。 (5)误解现代货币的本质。信用货币的本质是债务关系，信用货币的产生和流通与资本积累密切相关的，其创造和流通依赖于实际积累过程，并且具有 “延伸积累”和刺激价值 创造的功能，因此，信用货币显然不是中性的，货币是商品生产流通过程的产物，信用货币的流通和价格水平的变化本身就是生产变动的体现。从上述角度来看，忽略再生产过程而分析流通过程的货币理论显然存在理论缺陷，以此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会陷入困境。

四、现代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现代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遏制产能过剩、债务高企导致的经济危机，有时候甚至使这些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美国是多年来使用货币政策干预国民经济的典型国家，然而它不仅未能有效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而成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发源地，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引发全球滞胀风险。日本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施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没有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见，在经济实践中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既无法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也无法解释当前存在的各种货币问题。此外，货币政策的效果指标 “价格水平”“利率水平”越来越难以与预期目标相吻合。货币政策经常在维持经济 “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发展状态下，造成社会生产重大比例关系失调，例如中国近年来出现的 “严重产能过剩”“高杠杆”“高库存”“房地产泡沫” “虚拟经济高速增长”等现象，在货币政策指标上并未得到体现。所以，货币政策指标 难以反映社会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是否合理，如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配置的比例关 系是否合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而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与比例失 调有关。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现代货币的运行建立在以银行为中心的信用体系基础上，银行不仅将无法单独用于生产的资金汇集起来转化为资本，还通过将 (当前)非生产性的资源货币化创造出虚拟资本，这就使得货币运动与整个资本流通过程密切相关。但现代货币的内生性决定了货币当局的政策空间是有限的:在这样的信用体系中，“一国内流通的货币，是该国资本的一定部分，这部分完全从生产用途中抽出来，以便促进或提高其他部分的生产率”，“它的使命是再生产商品”，因而中央银行作为控制 信用货币的核心枢纽，既要控制商业银行信用扩张的限度，防止银行过度竞争造成货币信用的降低，进而引起通货膨胀，又要使货币的发行能够满足积累以及 “延伸积累” 的需要;既要充分调动和组织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又要防止过度负债、过度虚拟化、过度投机，或者因生产过度扩张引起比例失衡严重，进而造成信用货币的集体价值丧失。由此可见，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再生产的限制。信用货币价值的保持，依赖于扩大再生产和预期利润的顺利实现，或者如哈维所说，现代货币是一种 “或然 的社会权力”，依赖于社会劳动的实现。因此，信用货币的货币价值存在迅速下跌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再生产过程难以为继的时候。

具体而言，利率、货币存量、价格水平是再生产过程的函数，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利润率较高，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竞争加剧，促使产业资本家通过扩张信用，最大限度地扩张生产，而当扩张中部类之间比例失衡、生产的产品难以实现价值时，商业信用就会遭到严重损害，只有现金才被接受，这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会爆发，流通中对支付手段的需要增加， “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高利率也无法阻止企业借贷以度过危机，但同时银行不会无视产业的实际情况而任意增加货币供给，而是会考虑到生产的实际情况谨慎放贷，这就造成利率上升，可贷资金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进退两难:紧缩的货币政策会 直接导致产量和就业的下降，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则可能加剧部类比例的失衡，造成未来更大规模的危机。当经济进入萧条期，即使低利率、低价格水平也无法刺激投资，因为持币者会持有货币以避免可能的亏空。这些机制制约了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

四、对中国的启示

到目前为止，以西方经济学思维制定与操作的货币政策，基本上都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维制定与操作的货币政策基本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既然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存在诸多局限性，那么，劳动价值论为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提供了什么启示?

首先，把市场价格的变动从根本上看作价值变动的结果，货币数量的变动仅仅是价格的影响因素;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价值，但要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不能长期人为增加货币投放量，使价格一直高于价值，造成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

其次，要尊重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和货币流通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内，社会经济顺利运行的基本实现条件是社会总产品能够顺利实现价值补偿与实物更新，而顺利实现价值补偿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部类之间、产品的生产之间要保持比例关系;顺利实现实物更新的基本条件是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要保持数量上的比例关系与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实现价值补偿与实物更新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就是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最抽象的层面上揭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 几个最基本的实现条件，但因出于揭示本质关系的需要，抽象掉了货币在其中的作用，只是在 “导言”及正文中做了几点必要的说明。(1)资本运动总是从货币开始，“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从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来看，除了运动是从货币资本开始以外，还表明不增加货币资本也能扩大再生产。 (2)预付资本任何时候都有一部分保持货币形 式。但是，“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和周转期间两个组成部分——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不同，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与它所推 动的生产资本即连续进行的生产的规模之间的比例，也就不同”。从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来看，社会预付资本在任何时候也必须有一部分采取货币形式，因为只有这样社会再生产才不会停止。但从社会总资本角度看，货币预付量大小随周转期间而变化。周转期间分为两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由于资本总要有一部分采取货币形式，所以周转时间越长，需要的货币资本量就越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不再受单个资本家所拥有的货币资本量的限制。 (3)社会总产品是以货币为媒介实现的，这些货币由资本家投入，在全部交换结束之后，又回到资本家手里。 “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它必须自己把实现它的剩余价值 (同时也为了使他们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流通)的货币投入流通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不是奇谈怪论，而且还是整个机构的必要条件。”“商品生产者预付在流通中的货币，在商品流通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会回到他自己手里”。马克思的这几处 “说明”表明，货币既是产业资本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又是其基本形态之一，还是实现商品价值的媒介，即在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顺利实现的条件中，应包括货币 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这个需求量应当是与资本的投资与周转相适应的货币量。为了保证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投入这个领域的货币量应是客观需要量，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这个客观需要量，造成货币贬值，满足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的比例关系就会失调，进而造成再生产的紊乱与波动。所以，供给物质生产部门的货币量既不能无限制增长，也不能过度紧缩。

再次，要以辩证的思维看待和运用货币政策。既然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价值补偿与实物更新的统一，仅仅瞄准价格关系变化的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信用货币时代，运用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要适度。如果不顾实体经济的发展，不顾价值创造对价格的基本影响作用，一味强调货币数量对价格的影响，一旦虚拟资本市场的畸形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经济危机也就快到来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自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开始向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策组合回归，这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其意义在于更加注重根据社会经济的辩证发展调节经济，有效避免了单纯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片面干预。但也有人仍然对此存有误解，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节的对象是实物变量，解决的是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而货币政策与 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价值变量，解决的是经济的短期增长问题。事实上，实物变量与价值变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实经济无论短期增长还是长期增长都是价值形态的比例协调与实物形态结构对应之间的统一，不可能只存在一个方面。如果把相应的政策截然分开，必然与经济的现实发展不相符。因此，今后的货币政策更要注 重从价值补偿与实物更新相统一的角度考虑综合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宏观管理既应 考虑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在价值形态方面的比例协调，也应更加注重实物形态的结构对应，在充分发挥货币作为经济发展 “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同时，还要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最后，要特别注意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产业资本是存 在于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虚拟资本是存在于金融部门的资本。由于虚拟资本不创造价值，金融领域的收益均来自于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所以虚拟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产业资本，虚拟资本的发展程度应当受产业资本的制约，虚拟资本的过度发展会造成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调。虚拟资产价格过度上涨，是货币过多流向该领域的标志。如果超量发行的货币不是进入物质生产领域，而是进入虚拟资本市场，则往往会造成该市场畸形发展，过度炒作，形成泡沫，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所以，货币政策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引导资金流向物质生产部门，流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资金要适当限制，保持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分配，尤其在现代条件下要保持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货币投放要更多地支持产业资本的发展，支持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才能使参与分配的各方利益主体得到更大的份额。创新虚拟资本形式，增加其种类，发展虚拟资本市场，一是为了筹集资金、聚集资本，二是为了规避风险。适当发展虚拟资本市场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但其过度发展往往会造成金融资产泡沫化，引发金融危机。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