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经典诠释中不断推进话语创新，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经典诠释的历史性与话语创新的前提性

　　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面对新事物、新实践都要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去寻找既定结论，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阅读经典时，我们要正确看待经典文本，反思经典诠释的历史性。

　　在诠释学发展史中，有西方学者提出经典诠释意味着规避误解，回到作者的原义。这种观点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要求，力求摆脱诠释者的前理解，以一种纯粹客观的方法看待文本和作者的原义，但从唯物史观看，这种方法显然不可能实现。从文本的角度来说，文本的诞生意味着作者思想的凝结与固定。文本自身可能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对文本的诠释渗透着后世实践者自身的理解，因而产生不同的差异。文本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诠释者同样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文本与诠释者之间存在着时间距离，我们不可能完全回到文本或作者的原义，完全诉诸经典文本来解决新的问题只能是刻舟求剑。

　　从诠释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前理解，诠释者总是特定思想文化传统的承载者。虽然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方法论诠释学反对传统，但我们都很清楚，传统就是我们自身的“罗陀斯之岛”，我们不可能跳出我们的文化传统。传统塑造着我们自身的文化生命。传统作为一种先入之见并不总是一种偏见。当我们企图以纯粹理性的法庭消除我们的前见时，恰恰忽视了传统本身可能也是理性认可的产物。经典诠释的历史性告诉我们，无论是诠释者、文本，抑或作者，都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不可能完全回到文本，也不可能完全重构作者的原义。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在经典诠释中，重要的并不是重复经典作家的某个具体观点，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具体问题，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话语创新。

　　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样要反思我们自身的文明前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在文化的契合、融合、锻造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血脉，已经成为我们的前理解。我们不可能隔断这个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应当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出发，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出发，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在我们的文化沃土中繁花盛开。

　　经典诠释的中介性与话语创新的对话性

　　经典诠释本质上是一种对话，一种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中介，在经典作者与普通理解者之间的中介。虽然有西方学者认为，诠释对象的自主性是诠释学的第一条规则，要尊重文本的异在性，但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文本的自主性无疑是相对的。文本的意义既不简单地停留在文本中，也不仅仅存在于作者的原义中。只有在诠释者和文本的对话中，文本的意义才能够不断地生成。

　　对话需要话题，没有共同的话题就可能陷入自说自话。话题就是问题。问题在经典诠释中具有优先性。问题是由文本提出的。作者基于特定历史条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但作者的回答未必穷尽了所有的答案。经典诠释就是诠释者从自己的历史视域出发，对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因此，经典诠释就是交流、讨论、沟通的过程。在经典诠释中，诠释者、作者、文本共同属于对话的整体。经典诠释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任何诠释者的视域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恰恰意味着对话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历史。正是从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历史主题和历史任务出发，中国共产党不断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不断推进话语的创新。　

　　当今世界，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资本主义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并在很长时期内主导了现代化的话语。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但也带来了两极分化：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走向强盛，另一方面也给广大亚非拉世界带去了灾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广大亚非拉国家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但这些国家仍然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什么是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现代化是否必然意味着两极分化、物质至上、牺牲自然、零和博弈？这一系列现代化之问依然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问题域。

　　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进程，阐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来源于资本逻辑的文明面，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危机同样根源于资本逻辑。只要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危机就不可避免。同时，马克思强调，如果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定意味着给他带来了“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分析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强调，东方社会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充分占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告诉我们，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守人民至上而不是资本至上的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秉持独立自主而不是照搬照抄的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树立守正创新而不是改旗易帜的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弘扬立己达人而不是有己无人的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保持奋发有为而不是消极懈怠的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这些都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依然需要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经典诠释的应用性与话语创新的实践性

　　诠释学最初作为一门理解的技艺无疑具有应用性，但当西方学者构建作为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时，当他们强调诠释学只有理解和解释两种功能时，就忽视了诠释的应用功能。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来看，应用才是诠释最根本的功能。

　　对于经典诠释而言，理解、解释和应用是一个有机整体。理解中包含着应用，应用是理解的核心。任何理解总是在应用中的理解，应用并不发生在理解之后。诠释的过程是一个从特殊的历史情境出发，阐释文本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诠释中不断拓展文本普遍性的过程。这里存在着双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一是从特殊的历史情境回到普遍性的文本。二是将文本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具体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诠释学本质上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并非重构文本的普遍性知识，而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中，在具体的诠释运用中，丰富文本的普遍性，提升我们的实践智慧。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旨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中无疑包含着解释，但在解释过程中，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始终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这是一种实践诠释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诠释同样应当如此。列宁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整体地、具体地理解。毛泽东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我们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但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如果言必称希腊，对中国问题却“漆黑一团”，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不是背教条、背语录，而是要用以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只要在运用中，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带着实践问题阅读经典，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才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实现话语创新。话语创新的源头是实践。实践是检验话语创新的标准。理论要指导实践，就要征服人、改造人。征服人和改造人就要发挥话语的语用功能，达成思想共识，形成集体意志，增强实践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话语创新的实践性集中表现为架起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在实践运用中推进经典诠释，也要警惕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属于经验论和效果论。简单地从经验出发、从效果出发很容易滑向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真理性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绝对性既指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确定性，也指的是发展的无限性，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发展中认识无限的世界。相对性指的是从广度和深度的角度来说，特定时期的经典文本具有历史局限性。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毛泽东曾经用长河与水滴的关系比喻形象地阐明了两者的关系。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实用主义隔离了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用相对性否认绝对性，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有效。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这种观点没有看到，经典诠释和话语创新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真理由相对向绝对的转化、发展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在新时代新的历史任务下，我们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出发，不断返回经典，在经典阐释中激活创新，用中国化时代化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凝聚人心、汇聚民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