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凯恩斯被理论界普遍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资本论》的相关贡献却被忽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创了奠定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学，阐释了科学的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重要思想和方法，在何干强教授的著作《〈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及其应用》[1]（上下卷，以下简称《方法与应用》）中被系统总结和梳理。这部著作对《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唯物史观科学方法做了系统梳理和阐释，深入地论证了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对解决当代中国宏观经济现实问题的指导价值。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和前沿性的学术专著，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党的二十大关于“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论断，有助于开辟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2]
一、是马克思而非凯恩斯开创了科学宏观经济研究方法
何干强教授在《方法与应用》中指出，《资本论》从第1卷到第3卷，各卷都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的揭示。通过系统梳理和阐释马克思对宏观经济运动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又由里及表，从本质回到现象（区分了真相与假象）的科学论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开创科学宏观经济学的是马克思，而绝不是凯恩斯，因为后者创立的所谓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实际上贯彻了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斯密教条”，混淆了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上也没能解决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现实矛盾。《方法与应用》深入探索和系统总结了《资本论》中所蕴含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3-7
1.《方法与应用》指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科学揭示出商品生产普遍化社会的宏观经济一般结构和辩证运动。
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包含的宏观经济一般结构，由简单商品流通、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的社会分工、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总资本一般的结构关系这五个基本经济层面构成；各层面内部的经济关系，不同层面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它们综合起来形成的整个经济系统的内部联系，构成了商品生产社会宏观经济一般的研究对象。每个经济层面以及各经济层面之间是按客观辩证法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研究方法正是对客观辩证法的真实反映。只要能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就可以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运动规律、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而弄清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经过进一步研究，也就可以弄清其中蕴含的市场经济一般的宏观运动规律。
2.《方法与应用》指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研究方法阐释了《资本论》关于研究宏观经济一般的主要方法论原则。
主要是：宏观经济研究应当从社会总产品出发；应当弄清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并同时分析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应当坚持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原理，从由社会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决定的社会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量两方面因素，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或宏观经济运动，既要考虑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又要考虑这些组成部分的实物形式的使用价值补偿；应当着眼于宏观经济一般的多层面总结构，弄清各层面内部和各层面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遵循上述研究宏观经济一般的主要方法论原则，有助于正确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特征，辨析宏观经济现象的真象与假象；有助于在经济研究的逻辑推理中确立科学的出发点，形成正确的前提；有助于弄清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内在联系；有助于发现宏观经济运动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把握发展的必然趋势，等等。
3.《方法与应用》指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研究方法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宏观经济数理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研究包括经济性质分析和经济数量分析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资本论》的宏观经济数理分析的科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从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出发，以确定分析对象的经济性质为前提；始终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坚持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原理；坚持唯物史观的辩证方法，遵循经济关系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规律，注重反映经济形态的本质与现象、经济形式与经济内容、经济运动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经济运动的原因与结果、经济关系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等多种辩证关系。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注重经济数理分析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在相同经济问题的分析上，《资本论》的数理分析比西方经济学有关的数理分析更为科学、全面。例如，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分析公式是恒等式，不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因果关系，而马克思的有关公式则明确商品流通是因，货币流通是果，并解释了通货膨胀发生机制。
二、《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对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运动的指导价值
《方法与应用》梳理出《资本论》中所蕴含的许多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原理，并论证了它们对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运动的重要指导价值。
1.关于结合货币流回规律研究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原理。
在商品生产社会，货币流回规律是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在商品流通领域的必然表现。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要求各产业部门投入产出的要素之间，在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两方面形成相互依赖、相互补偿从而相互平衡的比例关系，这是商品价值规律对宏观经济运动的客观要求。这些比例关系包括全社会的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比例关系的平衡，两大部类的用于固定资本实物更新的货币价值量与体现固定资本损耗价值（折旧）的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平衡，与全社会固定资本补偿相对应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平衡，各产业部门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平衡等。实现这些比例关系的平衡，才能实现全社会产业结构的平衡，从而才能使社会再生产中的货币流回规律得以实现。可见，货币流回规律能否实现，是宏观经济运动是否正常在流通领域的重要表现。在存在中央银行的信用制度的宏观经济中，这一原理要求高度重视中央银行的货币流回状态，把货币流回规律能否实现作为分析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是否平衡的“晴雨表”。[1]189-232
2.关于决定市场供求关系变动深层原因的原理。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生产决定流通、生产关系决定市场供求关系变动的两层原因。其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结构等关系决定了社会阶级的性质、不同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从而决定了生产的投入和产出，同时决定了市场有购买力需求的状况，由此决定了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其二是社会再生产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即通常所说的产业结构关系，产业结构失衡必然带来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比较这两层关系对市场供求关系变动的作用，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更主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本质是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当事人是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他们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的经济行为决定了投入产出，从而决定了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资本主义宏观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必然发生收入两极分化，因而宏观经济调控必然无效。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具有实现有效宏观调控的现实可能性，但是国家的宏观调控中心必须在实践中自觉遵循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和货币流回规律，搞好宏观经济的计划调控。[1]233-279
3.关于银行信用制度与宏观经济运动相互关系的原理。
银行信用制度不是主观臆造的，它建立在全社会的商品价值的物质基础上。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赊欠和货币资本的借贷，都是以客观存在的价值财富为前提的，没有这种物质基础，信用制度从而中央银行信用制度就不会产生。因此，马克思揭示的金属准备在银行信用制度中的枢纽地位这个原理没有过时，在现代银行制度下，仍然应当重视金属准备。要利用好银行信用制度，就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揭示的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联系和区别、银行资本运动与现实资本运动的辩证关系。商业信用的扩大或缩小与现实资本积累的扩大或缩小是相对应的；而银行中的虚拟资本作为名义货币资本的数量，与它们票面上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数量完全是两回事，因此不能把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等同于现实的工商业资本的价值变动，也不能把不同产业的股票价格的变动等同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利用银行信用制度，还必须区分货币信贷与货币资本信贷。不能把决定通货绝对量的因素与决定银行利息率变动的因素混为一谈。要充分认识商品流通中的货币量一般不影响银行利息率，决定银行利息率变动的是对银行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应当牢记，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不能把银行利息率用作调控商品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工具；货币信贷不能突破流通过程需要的有真实社会价值的货币量；货币资本信贷必须遵循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否则就会引爆经济危机。[1]280-324
4.关于土地所有制与宏观经济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原理。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地租这种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的地租理论揭示出，作为自然物质的土地本身没有价值，地租作为价值财富只能是社会劳动的凝结；地租的运动必然与宏观经济相联系。级差地租对宏观经济运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要对土地所有者过多地支付社会价值，减少社会生产其他部门在再生产中的积累，限制它们的发展。绝对地租作为经营者缴纳给土地私有者的利润，是土地私有权关系决定的。无论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大于、等于或小于产业资本的有机构成，绝对地租都不仅会限制农业生产，而且也会限制其他部门的社会再生产；由于最坏土地也要收取绝对地租，这就必然会增加较好土地的级差地租，增加各级较好土地的级差地租总额，从而导致社会要对土地所有者过多地支付社会价值，对全社会的再生产形成限制。土地私有权会限制经营者对土地的生产投资，迫使经营者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保护土地的肥力，因而必然对生产本身造成限制；还会造成租用土地的经营者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这必然会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造成限制和障碍。因此，只有实现完全的土地公有制，才能最终使国民经济运行建立在合理农业的坚实基础之上，使宏观经济运动走上平衡稳定的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现阶段中国，土地还没有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但是已经形成了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基本的土地公有制形式。从人类土地所有制的演进史来看，这是土地所有制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质的飞跃！我们应当十分珍惜维护现行土地基本制度，并创造条件逐步向前推进。[1]327-367
5.关于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促进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和发展的原理。
马克思揭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应当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从生产力方面看，人们在使用土地时，应当自觉采取改良措施，努力保持土地的持久肥沃；在利用资源时，应当坚持节约原则，尤其要节约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应当自觉维持和改善生态环境，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具有持续运行的物质条件，保证人类本身代代健康生存。从生产关系方面看，要充分认识土地私人所有制是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实现土地公有制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我们应当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基本的土地公有制下，在城市科学使用国有土地，纠正“土地财政”，把土地市场控制在只出让很少量土地的范围内；在农村要坚决维护、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不断促进土地的合理耕作。[1]368-401
6.关于一国宏观经济与世界市场存在辩证关系的原理。
世界市场是商品流通和社会分工扩展的产物，它同样是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相结合的表现。一国宏观经济发展需要利用世界市场，但是一国宏观经济对世界市场利用程度是有限的。不能忽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一国宏观经济运动存在负作用，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会对一国经济造成危害的事实。世界市场的社会属性，是由主导世界市场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主导世界市场，今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资本主义市场终将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为此，不应混淆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国内市场本质上是由一国国民作为实践主体所构成的体现国内民族经济自身利益的国家区域内的市场。国内区域内经济国际化，不等于国内市场的消失；只要民族经济独立自主，就存在与世界市场相区别的国内市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面对世界市场竞争，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国家在对外经贸工作中，应当起好组织指挥作用；支持和保护先进的民族产业和企业，增强民族经济国际竞争力；要坚持对外开放与民族经济自主自强的辩证统一，坚持国内经济平衡与国际收支平衡的辩证统一。国家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应发挥好宏观调节作用，对外贸易应以增进国内民族经济利益为前提。要制定好对国内民族经济的保护政策措施，加强进出口的宏观控制和统筹管理。利用外资应强调合理利用，增强对外资的控制、监督能力，防止盲目过量引进外资。要科学认识和控制汇率。以国别纸币的关系来表现汇率，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强加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形式，这违反世界货币是贵金属（金或银）的客观规律。所谓“世界货币非黄金化”，并不体现历史的进步。在当代纸币条件下，要确定国别之间的公平汇率关系，仍然应当按照比较一定单位的国别纸币包含的国际价值量的要求，比较两国一定单位国别纸币的含金量。当代纸币条件下的汇率关系，必然要求相关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进行干预或控制。那种主张把纸币形式的汇率交给国际市场来决定的主张，只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利。而一国的汇率是与该国的国际收支关系相联系的，国家对汇率的控制，必须从引起国际支付差额的多种因素入手。[1]405-471
三、拜物教观念及其教条：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弊病
《方法与应用》认为，《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尤其是对庸俗经济学的深刻批判，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从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的角度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公正无私地反映宏观经济的客观运动规律；而资产阶级经济学认识宏观经济，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生意人的狭隘眼光看问题，具有主观性、表面性和片面性。《方法与应用》针对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的照搬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倾向，用较大篇幅分析了资产阶级宏观 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用拜物教观念认识经济现象，理论上存在一系列错误。《方法与应用》认为，《资本论》揭示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直观地反映经济形态表面现象，形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利息拜物教是资本拜物教的完成形态）和土地拜物教等一系列拜物教观念，并存在五大教条：一是所谓商品流通必然创造买和卖的平衡的萨伊教条；二是把流通手段当作货币唯一职能的李嘉图教条；三是把社会的所谓劳动基金（总可变资本）看作固定不变量或者把贫困说成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边沁教条；四是所谓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入构成商品价值，并在社会再生产中丢掉了C（总不变资本）的斯密教条；五是宣布资本主义私有者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必然性和永恒合理性，所谓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些收入源泉“三位一体”的萨伊要素价值论教条。[1]99-101《方法与应用》指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依然沿袭这些老教条，并形成了一些新教条，影响颇大的是凯恩斯教条和科斯定律教条，前者主要是按照“投资等于储蓄”的所谓恒等公式，强调用投资、消费和外贸“三驾马车”拉动“有效需求”；后者则是强调，要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唯有选择私有产权制度。总起来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老教条共同的思想方法是唯心史观，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其数理分析方法往往是用数学和统计学的逻辑推理，替代现实经济关系本身的逻辑关系。因此，不应当在经济研究中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分析方法。
《方法与应用》强调，必须认清对我国有较大影响的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本质。在总结概括《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基础上，《方法与应用》对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进行了本质考量。
1.作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并不科学。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庸俗经济学“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3]这完全适用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由于凯恩斯不懂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不懂一般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把剥削者和劳动者的两种收入混为一谈，不懂宏观经济分析应当从社会总产品出发，因而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存在一系列错误：一是贯彻了“斯密教条”。只是着眼于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产品部分即∑(v+m),来谈宏观经济调节；他描述的社会总收入的支出流程，没有反映出企业与企业之间对生产资料的交换关系，排斥了社会再生产中的Ⅰc=Ⅰc这种生产资料生产的内部平衡关系，也就是丢掉了在社会再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c）如何补偿这个问题，因而沿袭了“斯密教条”的严重错误。二是凯恩斯建立在斯密教条基础上的“三驾马车”的宏观经济调节方法，不可能调节好产业结构。所谓“投资”增加有效需求，离开了生产领域再生产比例结构，又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所谓“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违背了生产与消费的因果辩证关系；所谓“外贸”拉动，把外贸这种外因的作用，当成国民经济内因的直接作用，这种混淆容易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三是凯恩斯对宏观经济进行数理分析提出的总储蓄等于总投资的恒等式是错误的。他所说的总投资，是追加资本的投资，这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的实际积累；而社会总储蓄除了用于追加投资的储蓄，即马克思所说的货币积累，还包含企业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积累、居民消费储蓄在内的性质上不用于追加投资的储蓄。因此，总储蓄和总投资这两者是不可能恒等的。四是凯恩斯没有解决社会总产品的产品价值各组成部分如何从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实现再生产补偿的问题。五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节以维护私有制基础为前提，这就注定不可能消除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也就不能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此，凯恩斯主义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理论。[1]225-232
2.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措施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病。
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天然合理的经济制度，具有永恒性，所以一般不讨论收入分配关系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面对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现象，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政府搞福利制度、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措施来解决社会收入不公问题。然而即使用再分配手段进行调节，也是治标不能治本，不可能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固有矛盾，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走向衰亡的总趋势。[1]265-270
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市场观是错误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交易才能有效率，才能达到经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这其实是一种主观臆造。“帕累托最优”所说的消费者、生产者，都是无差别的消费者、生产者，这就说明，这些经济利益主体都超脱了客观存在的所有制关系，没有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分，这显然不能反映客观经济现实，因而是一种主观的抽象。“帕累托最优”容忍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所谓的“最优”并没有经济现实的客观标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国家干预，鼓吹市场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是为现代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扩张自身利益服务的。[1]250-256
4.所谓“有宏观调控的市场机制”的ⅡB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存在严重片面性。
所谓ⅡB模式，是由前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提出，是指“有宏观调控的市场机制”。这种“改革目标模式”针对社会主义传统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而言，初看有一定道理；然而，这种“模式”并非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它在市场关系上打上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烙印，分不清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所包含的本质区别，看不到公有资本流通与私有资本流通所包含的生产环节赋予流通环节的社会规定性的根本不同；尤其是，该模式完全撇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包括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经济基础）对于宏观经济协调的基础性作用，撇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宏观经济运动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他只从企业要摆脱行政主管部门干预、获得自主决策权的微观角度出发，看不到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的统一性对于宏观经济有效调控的必不可少性；它还绝对否定了从实物形态角度调节社会再生产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必要性。ⅡB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从微观上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改革方案，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有宏观调控的现代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翻版。[1]616-619
5.要警惕西方供给学派对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误导。
西方供给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政策失效时产生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这个学派搬出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教条。供给学派提出供给方面的宏观调控主张虽然涉及生产领域，但其着眼点主要是通过减税等措施调动私人生产者的“积极性”，并没有涉及到社会再生产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更没有也不可能涉及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调节，因而搬用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提出调结构的主张，不可能解决中国结构失衡问题。
为此，《方法与应用》强调，绝不应当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指导创建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更不应当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践。
四、促进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化
弄懂弄通《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目的是要促进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化，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新境界。在这方面，《方法与应用》形成了一些新认识，并提出了自己的应用性建言。
1.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具有区别于现代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特征。
《方法与应用》论证了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明确社会生产是宏观经济运动的起点，并对社会的流通、分配、消费起决定作用，同时，也重视社会的流通、分配、消费对社会生产的反作用；坚持从宏观经济一般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殊的结合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二是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中，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三是具有服从人民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价值目标；并运用好有机结合的宏观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保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稳定运行，促进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这种价值目标。[1]593-619
2.重视完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机构建设。
《方法与应用》指出，这种新的宏观调控主体机构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意义上，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相比，是存在区别的；而它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机构，则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赋予的根本区别。它必须有助于发挥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主导作用。这种宏观调控的主体机构应当同时管好国有职能资本和国有银行资本，因而应当与完善国有职能资本整体监管的主体机构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机构是代表人民利益行使国家经济职能的，因而必须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必须实现国有职能资本所有权关系人格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有必要具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性，并具有跨行政区域的适应性。在建立国有职能资本与国有银行资本这两大板块的监管主体机构的基础上，宏观经济调控主体机构还必须监管好非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并从整体上控制全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它必须掌握正确的调控方式，包括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从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调控、多层面地调控等。[1]620-655
3.国家的宏观调控要科学利用市场调节并控制好市场的自发性。
《方法与应用》强调，不应当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调节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调节混为一谈，因为在决定市场供求关系上，两者的经济基础有根本的区别；如果说两者存在相同的一面，那是从商品流通一般关系角度而言。要充分认识，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在作用的结果上，具有一致性，就是使宏观经济运动达到社会总劳动在各产业部门按比例分配，趋向总体上的平衡。为此，国家宏观调控主体机构应当重视对市场供求关系状态的科学分析，注重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关系这两个基本方面，来收集和综合利用市场信息，克服宏观经济计划调控中可能产生的主观性。然而，社会主义的市场调节仍然具有自发性；单纯的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它只能通过曲折的、社会生产力受到一定程度破坏的途径，经过一定的时间周期，才能被动地实现价值规律对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调节。因此，国家宏观调控机构在利用市场供求信息的同时，必须考虑并控制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力求把市场的自发性作用控制在符合市场秩序和自由公平交换规则的范围内；注重控制市场总价格的稳定；有必要加强重视对粮食市场、股市和楼市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专门市场的调控。[1]656-703
4.计划调节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特征之一。
《方法与应用》认为，这种计划调节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计划调节有根本区别，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服务于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宏观计划调节包括国家对市场流通即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并重视依据市场信息来尽可能克服具有预测性的计划的主观性，但是，它更注重从生产领域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从根本上避免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出现大的失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计划调节坚持从社会总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和价值结构两方面实施；重视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坚持经济发展速度以产业结构平衡为前提，把按比例发展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在制定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计划中，应当重视牵动经济全局的两个重要比例关系，一是农轻重的排序，必须保护耕地和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二是重视处理好资本周转周期长的投资与周期短的大量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坚持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这是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要综合调控流通中的货币资本量，从宏观上控制股市投资量，并建立健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宏观经济统计指标。[1]704-749
5.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当务之急。
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测算全国在第二、第三产业不同所有制中的从业人员比重，并根据农村大多数地区削弱乃至取消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经营的这种实际状况，可以认为，目前在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在一些市场化改革中有所削弱。这已带来产业结构失衡、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调整所有制结构，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已刻不容缓。必须从整体和企业两个基本环节，壮大国有经济。从整体管理看，应保证国有资本的中央管理机构拥有对国有资本的整体性经营管理权；各级国有资本的所有权机构应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行使对企业国有资本的控制权和监督权，而不应当只作为坐收利息的生息资本所有者。从企业层面看，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是为了做强做优做大，绝不是要做弱做劣做小，更不是要改变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性质。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完全可以在不改变国有经济性质的条件下，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大力振兴城乡工商业集体经济；应当改变把工商业集体企业等同于私营企业，放到工商行业协会去管理的现状；有必要重新设立和完善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工商业集体经济的管理机构。必须巩固和发展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经济，强调“以集体农民为主体”，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统一经营权。在政策支持上，应当把农民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资助和支持的重点。要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副业集体经济，引导集体经营程度高低不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750-799
6.应用好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方法与应用》主张，要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正确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中，形成具体的科学方法，应当遵循马克思关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4]这个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原理；坚持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反复实践，善于总结经验。要重视在唯物史观一般方法指导下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动的具体情况，包括简单商品流通（市场商品供求状态）、生产资料所有制（所有制结构以及各种所有制的实现状态）、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收入来源结构和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等）、生产的社会分工（产业结构以及各部门效益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口、资源和环境状况）等各个经济层面及其相互联系的具体状况。并通过不断的宏观调控实践，总结成功经验和错误教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目的是要促进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科学化，并推动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者简介：蔡万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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