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文本中的确只是在强调传统的思想或观念残余对当时法国的政治人物和社会阶级的政治行为的影响。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4)在《雾月十八日》的一开始，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在文本的具体展开过程中，马克思事实上也是这么论证的。譬如，在谈到二月革命后法国无产阶级没有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只是试图在资产阶级利益的旁边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时，马克思指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这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6)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这种博爱观念，在二月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身上仍然呈现出来，这就是马克思要指出的革命前的传统观念残余。再譬如，在谈到占法国人口最多数的农民阶级鼎力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总统时，马克思指出，当时的法国农民不是把这个拿破仑第三当作一个人物，而是把他当成了其伯父拿破仑第一的灵魂再现，当成了能维护法国农民利益的新皇帝。虽然这种美好的想象很快就被拿破仑第三的具体政治措施所击破，但法国农民当时的确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

　　正因为如此，国外学界的一些学者总是试图把这两个文本解读为马克思用行动政治学或事件史的视角来超越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理论努力，“很显然，对他来说，阶级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但它们只是主导因素而不是经济基础在总体上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证据。事件的延续性并没有被简单地解读为阶级力量的相互作用，而是被准确地界定为一场低级笑剧，就像他在开篇的章节中所说的那样。这一笑剧包含着很多的讽刺性章节以及突然的、不可想象的情节转换”。(7)严格地说，这种只是在经验层面上看到了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分析法国政治斗争史时所采用的阶级视角及政治行动者视角的解读线索，是无法准确地抓住他此时政治哲学思想的深层内涵的。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并不是为了流水账式地记述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事件史，不然的话，他就会跟他所批判的蒲鲁东在《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一书中所呈现的样子处于同一水平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8)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想要做的，正像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序言中所说的，是“叙述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角除了给予其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9)而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当然不可能仅仅从事件史的角度来展开论述，即使是在政治当事人的行动逻辑之外注意到了阶级因素的作用也无济于事，因为如果不从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视角来切入，阶级其实也只是一个政治学的要素而非历史观要素。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的一开始虽然的确借用黑格尔的口吻说了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是出现两次，而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的，但我们切不可真的以为他在此文本中只是在政治笑剧的层面上来阐述1848至1851年底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史的。事实上，就在这段关于笑剧论述的后面，马克思就明确地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开篇部分谈到革命前的传统残余时，他更是明确地把这种传统的残余界定为“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11)对马克思来说，不管在这场政治事件或阶级斗争史中各个阶级表现出怎样的怪异和不可思议的举动，它们的行为都可以而且也必须从法国当下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的角度来加以深刻的阐释，而不是把这些政治行动者简单地归结为行动政治学或表演政治学(performing politics)层面上的行为主体，并把他们的政治行为简单地归结为事件史层面上的政治活动。

　　事实上，马克思也正是这样做的。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节中谈到二月革命以及工人在革命后的政治表现时，马克思就明确地从当时法国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的非典型性及相对落后性的角度，来解释工人在此时还不具备实现自己的政治革命的能力。在他看来，不管是工业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发展，都有赖于法国现代工业能够按照自身的需要来改造一切所有制关系，而这又是建立在法国的工业能够夺得世界市场这一前提之上的。但客观事实是，尽管当时法国的工业比起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来说要更发达，但就法国工业发展水平本身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且不说对于世界市场的控制力，即使是对于法国国内市场，法国的工业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关税保护制度才能掌握得住的。“所以当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聚集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所以，无怪乎巴黎无产阶级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12)这就是法国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在1848至1851年的法国政治斗争史中各阶级的政治表现，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政治表现，也都根源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发展水平。马克思想要阐明尽管这一段政治发展史看起来像是一场低级的笑剧，但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它的全部进程是有内在联系的，而其最终的结果即路易·波拿巴的复辟，则是这种内在联系的必然结果。

　　于是，在马克思的解读视域中，这场“笑剧”便具有了客观规律性，而不再是所谓的政治行为者的外在表演。具体来说，二月革命中法国无产阶级看似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实则是包括法国资产阶级在内的诸多阶级共同作用的结果，仅靠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这种胜利的。因此，当二月革命后法国资产阶级窃取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并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时，这种结果其实是与当时法国的生产方式及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不能简单地被解读为法国无产阶级在政治行动层面上的软弱导致了法国资产阶级偶然性地获得了共和国的领导权。接下来的六月革命也是如此。从军事或政治的层面上看，的确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的镇压才导致了无产阶级六月革命的失败，但如果从历史观的层面来看，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此时的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具备了实现自己革命的能力。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没有跟着他们一起革命。“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13)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接下来的论述中，马克思着重阐明了法国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之后是如何一步步地击溃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法国的农民阶级是如何在其他阶级的帮助下成功地把路易·波拿巴推举为共和国总统的、立法国民议会期间秩序党是如何赤裸裸地推行资产阶级统治的、在联合的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是如何与革命的无产阶级逐步联合起来并组成与秩序党相对立的红党的，等等。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这段政治史作了更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与阐述，尤其是对各党派之间笑剧般的相互争斗、立法国民议会期间各党派的政治举措与其政治立场之间的不完全对应性、法国的农民阶级支持波拿巴完成了其“雾月十八日”复辟等政治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虽然这两个文本的确是由相对独立的篇章所构成的，并且它们的最初用意也是对当时所发生的那段政治史的阐述与评论，但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它们只是关于这段政治事件史的描述，那就过于简单了。即使是从经济结构与行为主体的双重维度来阐释它们，也不足以抓住这两个文本的深刻内涵，因为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是抓住了这段法国阶级斗争史的内在联系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14)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那么细致地阐述阶级斗争在法国政治层面上风起云涌的表现形式，不是真的为了对政治事件的描述本身，而是为了通过对这些变换不已的政治斗争形式的阐述，来反映这一段政治历史进程背后的内在联系，即由法国特定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历史运动规律。

　　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性的视角，是我们清晰地把握《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这两个文本之主导线索的方法论前提。我们以前者为例来加以说明。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文本中想要阐明的主要线索是：在革命进程把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迫使他们承认法国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并靠拢它之前，法国的无产阶级在革命问题上是不能前进一步的。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成为可能，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暂时还不具备，因为当时法国社会的生产力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范围内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新的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这种新的危机虽然暂时不能到来，但它一定会来临。

　　相对于恩格斯同时期所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文来说，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的观点阐述上并没有刻意地循着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路径来展开，而是呈现出了描述政治事件发展过程的样子。这正是国外学界的学者把它们界定为政治事件史著作的原因。但当我们作为阅读者来面对马克思的这两个文本时，如果仅仅把它们当作事件史著作来阅读，那就可能与马克思的真实写作意图擦肩而过。其实，恩格斯在1885年为《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所写的序言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15)此处的最后一句话，不仅是恩格斯在三十多年后对马克思《雾月十八日》核心理论线索的准确概括，而且也是我们今天解读马克思这两个文本的主导理论视角。

　　马克思实际上做得比这还要多。在上述两个文本中，他有效地推进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法国政治革命史这一特定对象层面上的具体化。对他来说，法国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典型性和相对于英国来说的滞后性，使其国内的阶级发展得不够充分。这导致当时法国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不可能像英国那样简单化为劳资关系，其阶级斗争不可能像英国那样表现为典型的、纯粹的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以社会各阶级为了维持或获得自身的利益而展开的看似不可思议的、类似低级笑剧般的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看出并抓住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是法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性的外部表现的中介形式，是马克思在学理层面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时所取得的第一项理论成果。这一点很重要，它标志了马克思已经不满足于在一般历史观层面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强调，而是开始在具体对象(如法国)分析层面思考唯物史观的展开路径问题。这当然也有赖于马克思对法国历史尤其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史的深入了解，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面对欧洲大革命的实践语境时具有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同时期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也体现出了这种方法论的自觉，他明确地看到了16世纪初德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性的外在表现不是通过经济或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不同营垒或集团呈现的。他由此也对当时德国宗教政治斗争的发展史作出了比同时期其他理论家深入得多的理论阐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唯物史观具体化的首创者和理论典范。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透过这一具体化中介的视角，对1848至1851年法国政治史中社会各阶级的表现及其结果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远比同时期的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变革》要深刻得多。这具体表现在对法国无产阶级在六月革命中的失败、立法国民议会期间各党派政治行为的不可思议性、巴黎无产阶级在1850年工商业繁荣时期丧失斗志的表现、资产阶级群众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出卖了本阶级的政治利益、法国的农民因为无法形成政治维度上的阶级而希望路易·波拿巴成为他们的主宰等政治事件的分析上。在分析六月革命的失败时，马克思尽管谈到了工人在这次起义中“没有领袖、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16)但他并没有像雨果在《小拿破仑》中把波拿巴的复辟描述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那样，把六月起义的失败仅仅描述成工人的政治斗争策略的失误，而是把阐述的重点放在了对六月革命失败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巴黎无产阶级的失败源自它们的孤军奋战，站在它们的对手即资产阶级共和国一边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流氓无产者、知识分子、农民等各个阶级，而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只有它们自己。这便决定了起义的结果只能是失败。而导致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法国的社会经济关系还没有建构出成熟的、政治立场清晰和明确的阶级，“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物质生产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看来，在这些与无产阶级为敌的阶级被资产阶级镇压并倒下之前，在他们最终意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主导力量之前，法国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17)

　　在谈到立法国民议会时期法国国内各党派的政治行为的吊诡性时，马克思指出，这一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的确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18)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这种吊诡式政治行为的经验式描述上，更没有简单地把它们归咎于各政治党派的所谓政治原则的必然结果，而是深入到了基于经济基础的阶级斗争的层面来深刻地解读这种复杂的政治现象。以秩序党中两个政治集团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政治表现为例。马克思指出，表面上看这两大政治集团的相互分离只是源自它们与不同的王朝即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的联系，源自它们不同的政治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回忆、信念和幻想等等，但实际上它们的政治行为是根源于其在现实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19)对马克思来说，支撑政治行为的政治信念，只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个要素，它不能被用来孤立地解释政治行为，而只能在经济基础的决定论框架中发挥相应的阐释作用。

　　在对这一时期其他政治现象的阐释中，马克思也同样贯彻了这样的解读思路。路易·波拿巴被推选为总统以及后来的“雾月十八日”的成功复辟，在维克多·雨果等人的眼中，是国家权力独立性或政治自主性的一种表现，但马克思不这样看。他明确地指出，国家权力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是因为代表了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即小农阶级，才获得窃取权力的机会的。而这又是跟法国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建构的法国小农的特点直接相关的。马克思指出，法国的小农阶级就像装在口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一样，虽然经济生活条件的贫穷性使他们与其他阶级不同，因而看起来像一个阶级，但实际上他们彼此间只存在地域上的联系，而没有共同的政治关系，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20)应该说，正是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解读视角，使马克思在对政治事件的解读上拥有了超越同时期其他人的独特的理论视角及方法论。

　　马克思在学理层面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是把对法国政治斗争史的研究提升到政治斗争发展规律的层面上。尽管这对于其他的政治史研究尤其是经验性的政治事件史研究来说并非是一件必须的事情，但对于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具体化视域中的政治斗争史研究来说，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理论环节，因为把在政治层面上所凸显出来的阶级斗争，放在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维度上来加以解读，就是为了探究这种政治斗争的内在联系，从而不仅把政治斗争的结局视为这种内在联系的必然结果，而且还要在历史发展规律的维度上来阐明政治斗争未来的走向。同时期的蒲鲁东在《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中之所以从经验历史的角度把波拿巴政变看成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从而实际上只是构成了对政变主角的历史辩护，其原因不仅在于他没有唯物史观的解读视角，更在于他没有推进历史观具体化的方法论意识。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法国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阐明是揉在他对各政党之政治行为的具体分析之中的。在谈到六月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失败时，马克思指出，在法国资产阶级成功地把无产阶级挤出政治舞台之后，在六月革命中与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必定会随着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以及自身境况的恶化而越来越与无产阶级紧密地靠拢。“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王权结成联盟来反对人民，那么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阻碍了它巩固自己的统治，阻碍了它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21)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22)显然，只有在探究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他才可能在六月革命失败的语境中喊出“革命万岁”的口号。

　　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在六月革命中失败了，但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身并没有失败，而是必将在下一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力量。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花了很多的笔墨来阐述六月革命之后法国的中等阶级是如何一步步地向无产阶级靠拢并认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更为精彩的是，马克思还在此基础上明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种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23)这一论述是整个《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点睛之笔。它不仅标志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问世的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不断革命等问题上具有了深刻的思想，而且清晰地提升了《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文本的理论高度，使它明确地与普通的政治事件史著作区分了开来，并上升到了从政治斗争发展规律的高度统摄政治事件研究的理论层面。

　　这种深刻的解读视域在《雾月十八日》中也有鲜明的体现。马克思在这里的确强调了波拿巴的复辟成功是因为得到了占法国人口最多数的农民阶级的支持。但当读者以为马克思在这里会显得无可奈何时，他却十分明确地指出，“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法国的农民之所以分裂成革命的和保守的两个部分，那是因为作为农民生存条件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命运在不断地改变。在拿破仑时代，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是保证法国农民获得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到了波拿巴的时代，它却变成了使农民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条件。甚至连波拿巴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以为法国农民在他统治的时代的不断破产并非源自小块土地所有制，而是源自这种所有制之外的其他因素。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试想，这种对法国农民之政治立场的高瞻远瞩式的解读，不可能出现在雨果或蒲鲁东的阐述中，而只可能出现在领悟到了法国政治斗争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的文本中。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在此文本的最后说“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24)的时候，他所揭示的，不仅是波拿巴王朝的政治命运，而且还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未来。

　　应该说，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透过对法国政治斗争史的阐述而对唯物史观具体化的路径及特征的解读，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告诉我们，马克思在1848年之后的思想发展史，不仅可以被解读为唯物史观的运用，它同时还应该是对唯物史观具体化问题的卓越探讨。从以往的学术研究史来看，如果只从唯物史观运用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段思想史，那么，解读的重点往往只会集中在马克思在具体问题分析中得出了哪些新的观点或思路，譬如，对《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的研究便会集中在马克思在阐述这一段法国政治斗争史时抓住了哪些具体的政治现象、得出了哪些具体的政治观点。这种研究路径会忽略马克思在这些文本中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学理环节，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在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的理论前提。从本质上说，唯物史观的具体化维度就跟其基本内容维度一样，都是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内容。探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具体化维度上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可以使我们清晰地把握住如下这一理论层面：什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对具体国家的具体问题分析相结合的成功的标志。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推进了对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在法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的外部表现形式、把对具体历史过程的研究上升到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层面上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这是他成功地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法国具体的政治斗争史研究结合起来的重要前提。

　　其次，马克思的这种研究还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历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历程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角度来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5)事实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特定社会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来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尤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特征、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的表现形式等问题的认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这样的实践语境中，我们显然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方法论特征及发展历程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