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空间”是马克思空间阐释学的第一重向度，关涉存在与空间的本质关联。存在本身具有空间性，这是马克思的空间阐释学中最易被忽视的向度，在马克思关于存在的思考中，已经渗透了关于“位置”与“安放”等空间向度的自觉，马克思对于诸种本质主义路向的“存在论”的批判不仅体现在时间—历史维度上，更体现在空间维度上。

　　首先，“存在的空间”通向一种“人化的空间”。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存在”或导向“本质世界”，与作为质料的感性世界相对，如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或作为一种神学意义上的超验性实体，具有唯一性，如中世纪神学中的“唯一者”。马克思将“存在”范畴从“天国”降到“人间”，与传统的存在论阐释不同，马克思始终强调“存在”的社会历史性，当我们或思量、或探讨、或阐释“存在”这一范畴时，这种“存在”本身就已经现实地进入人的视野，从而在根本上不同于超验的“存在”。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不是以传统本体论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传统意识哲学中的“存在”亦不是马克思认可的“存在”，“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3)马克思视野中的“存在”就是现实的、感性的人的世界本身，这个世界是实存的空间，并不是意念建构的幻象空间，它是我们通过感官可以感知的，是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建构起来，它的本质是“人化的空间”。因此，马克思的存在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论，马克思既肯定“原初的空间”的先在性，这种“原初的空间”首先体现为一种“自在的自然”，又强调“现实的空间”的社会属性，是作为一种“属人的空间”，（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意蕴的“人化的自然”，“存在”由此获得了社会—历史性，而从“原初的空间”向“现实的空间”的转换正是“存在的空间”的应有之义。在这里，“现实的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是人参与其中、并体现人的实践指向的关系物，是人现实地安置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它是合目的性的，“空间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哲学对立，以及一系列在对立基础上由哲学家们所建构起来的关系。”(4)因此，马克思空间阐释学视阈中的空间绝不是单向度的物理空间和地理空间，而是一种社会空间、历史空间和价值空间。“存在的空间”从来都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间，绝不能将其与人及人的对象化活动分开，因此，“存在的空间”并不是用来安置事物的被动的抽象容器，这才是“存在的空间”的认识论基础，是人类存在的空间性的真正内涵，而人类对于意义的建构正是基于这种空间性。世界既是外在于人的空间，同时又是现实的人处身于其中的空间，人的具体的、现实的空间境遇本质上是人类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作为哲学范畴的“存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可能的，除此之外，“存在”范畴本身并没有更高的至上性，相应地，“存在”的确证也只能到现实的人的对象化活动及其建构的社会历史性去探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存在”范畴既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本体”范畴，又区别于近代哲学中打着意识哲学烙印的“实体”，两者都无法通向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无法抵达由人的对象化活动建构的“人化的空间”，由此，马克思开启了一场存在论的革命。

　　其次，“存在的空间”内含着空间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的存在论视野中，人的主体性的生成伴随着空间的辩证法，人的现实存在从一开始就被带入一种本质性的空间情境之中，这种“带入”本身体现了社会维度的“伸张性”和“广延性”。马克思的存在论不是呈现人与世界之间的空间断裂，恰恰相反，它呈现的是人与世界之间多维的、感性的空间关联，这就是马克思存在论所展现的空间图景，这种空间关联及其存在论意蕴在现实的历史进程和日常生活世界中或被遮蔽、或被忽视、或被割裂，揭示这种空间关联是马克思存在论的重要课题。具体来说，一方面，人将自身从作为“原初空间”的自然中分离出来，将自然设定为“他者”，人的主体性的生成是以这种具有空间意蕴的分离为起点的，这种距离的生产本身包括对距离的感知、甄别、跨越和转换等，这种空间自觉不只是一种思辨活动，更具有行动论指向，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将自身从世界中抽象和分离出来，没有这种分离，就没有所谓的主体性，“存在”本身就变得不可言说，这就是“存在”本身内含的本质性的空间境遇，亦是“存在”本身内含的原始的空间结构。另一方面，主体性之为主体性，同时又意味着一种“否定”，意味着对这种分离的空间自觉以及建构其上的消解这种分离的原始冲动和实践场阈，由此，“分离”和“消弭分离”两者之间呈现为一种辩证的空间张力，这种张力的本质是“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之间的矛盾运动，它是人与世界之间本质性的空间关联的表征，人与世界之间的空间关系的具体形态正是在这种张力中被建构的，这就是“存在的辩证法”的真义，即人的对象化活动既以主客体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同时又是对这种分离的一种扬弃，在其中，同时伴随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马克思的存在论是一种朝向“现实的人”的“现实的解放”的存在论，而人的解放就是人与世界之间本质的空间关联的重建。可以看出，同样是致力于消解存在与本质之间的断裂，马克思与黑格尔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对空间的存在论意蕴的高度关切也使马克思的空间阐释学在本质上区别于心理学路向、人类学路向、行为主义路向上的诸种空间阐释学。

　　再次，“存在的空间”是空间维度与时间—历史维度的统一。马克思的存在论通向现实的、感性的“人化的空间”，同时，这一“人化的空间”又是历史地生成的，在其中，空间本身是作为一个结果，空间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生产的，现实的人既是“空间的居民”，又是“时间的后代”，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非历史的自然观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因此，当我们在言说空间时，不是在言说独立于现实的时间—历史过程之外的某种独立不依的空间，而是在言说处、在不断运动中的历史过程本身。换言之，“人化的空间”内含着时间性，是作为历史累积之物的空间，因此，“人化的空间”是通向过程论的。当马克思尝试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建构关于世界的辩证图景时，辩证法本身通向的不仅是一种历史过程，更是一种空间秩序，在其中，历史的环节、要素与片段不再是割裂的，而是共同存在于一个过程中，作为一种关系的整体，从而呈现为一种共时性的构造，即一种历史的空间化。马克思没有试图去建构一种去空间化的历史阐释学在同质化的历史进程中的累积和前进，这不是马克思历史阐释学的叙事方式，马克思旨在呈现历史进程中的多元的异质性，包括各种历史事件的空间并置以及基于这一并置的诸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与单向度的时间线索相悖的，或者说，这种空间并存性使单向度的历史叙事成为不可能。当我们在言说“历史构造”时，这个范畴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空间投射。很显然，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时间—历史维度与空间维度都内含于“存在”之中，我们不能设想没有时间的空间，或者没有空间的时间，两者对应的分别是抽象的空间(去历史化的空间)和抽象的时间(去空间化的历史)。一方面，空间，不论它以何种形态呈现，其本身都是一种历史之物；另一方面，时间—历史的现实展开又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差异化的空间生产的方式展开的，马克思没有给予空间性以高于时间性的优越性，或者给予时间性以高于空间性的优越性，在马克思关于“存在”的思考中，时间和空间是并行不悖的，时间、空间都是物质(不仅包括自然物质，更包括社会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因此，属于物质的客观形式的范畴，时间、空间与存在之间的平衡是马克思存在论的重要特质，那种认为马克思只有历史辩证法，而没有空间辩证法，或是只有空间辩证法，而没有历史辩证法的论断，都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比如在当代都市马克思主义中，就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了凸显空间—地理向度而贬抑时间—历史向度的问题，当哈维尝试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来升级“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升级本身就预设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空间向度的缺失，而这既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误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马克思空间分析的张力。事实上，在马克思这里，没有一个单独的所谓的“历史哲学”或“空间哲学”，确切地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呈现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的哲学，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地理的唯物主义本质上是相通的，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难度不是要复活某种地理决定论，也不是要导向某种反历史的阐释。

　　“物质的空间”是马克思空间阐释学的第二重向度，也是“存在的空间”的逻辑推进，它关涉马克思关于空间本质的思考。现实的、感性的存在呈现于思维之中，我们如何加以把握呢？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在这里，从“存在”“人们的存在”到“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的转换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存在”的基本致思路径，而“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通向的正是“物质的空间”，它是与“精神的空间”相对的，代表了马克思对于空间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阐释。

　　首先，“物质的空间”不是单向度的“思辨的空间”“反思的空间”。“物质的空间”不同于德国观念论视野中的“空间”，在其中，空间或作为一种“先验的直观形式”，或作为一种“外在化的观念的抽象规定”，空间的阐释学被导入一种心理秩序和意念活动，这一阐释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空间解释学的话语范式。同时，“物质的空间”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宗教意义上的“神圣空间”，一种神性的“彼岸世界”，它的本质是一种颠倒的空间意识，“神圣空间”对“现实的空间”的统治正是空间异化的产物。“物质的空间”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现实的空间”“感性的空间”“差异化的空间”，“精神的空间”相对于“物质的空间”而言具有派生性。在空间知识论的立场上，马克思秉持唯物主义立场，关注空间本身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不仅建构了一种空间阐释学，更指引出巨大的实践场阈，在其中，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具体关涉自然地理条件、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人口因素，三者共同构成了社会精神生产的现实基础，并现实地建构了社会生活的总体结构，塑造了历史进程中具体的、现实的空间性。同样是空间的唯物论，近代法国唯物主义倾向于将空间阐释为一种被动的物质语境，对空间进行客体化的几何学阐释成为近代法国唯物主义的重要任务。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阐释路线，这种阐释路线从笛卡尔的“广延”、牛顿的“绝对空间”到达尔文的社会物理学，在其中，空间是非辩证的，被阐释为一种客观的物质化场阈。马克思的空间认识论既不同于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的阐释路线，同时又与当代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空间知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没有将“空间”导向一种惰性的物质范畴，他认识到，将地理—空间粗暴地物化，将其只作为被动的社会物质背景，其结果必然是对空间本身所具有巨大的建构效应的漠视，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的窠臼。在这里，“物质的空间”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等待被测量的惰性的地理空间，而是兼具知识论和行动论的意义。

　　其次，“物质的空间”是“社会的空间”。马克思视野中的物质不仅仅指涉自然物质，更指涉社会物质，是一种社会—历史向度上的空间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空间阐释学最本质的特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空间既有实体形态，又有关系形态，空间是作为特定的社会过程的产物，空间组织本身是一种人造的结构。作为“社会的空间”，“物质的空间”就是人的现实生存镜像的表征，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现实地建构起来的空间，是由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塑造的空间。具体来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物质的空间”的现实形态小到居住空间、城市空间，大到民族国家、世界市场，其现实面貌都是由资本主义的现实历史进程塑造的。这一进程具体包括工业化与城市化、分工与协作、世俗化与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殖民主义的拓展、宗教的式微和世俗文化的兴起等，空间不是某种独立的抽象结构，而是更广泛的社会体系的表达，这是“物质的空间”的真正内核。马克思没有对空间进行一种抽象的概念化处理，而是尝试呈现空间阐释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过程是空间的真正的“生产者”，同时空间一经被生产出来，又反过来现实地作用于社会过程本身。（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空间与社会过程不是一种简单的反映论关系，空间本身就内在于社会过程之中，而且现实地作用于社会过程，因此，空间与社会呈现为内在的互为表征、双向的交互作用的关系。空间，连同时间，使不断生成和流变中的社会过程表征为特定的形式，从而确立起一种历史序列和空间秩序。换言之，只有借助于时间与空间，社会过程的描述才是可能的，而社会过程的多维性亦建构了空间本身的多元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阐释困境，体现在“空间实践”(对应“感知的空间”)、“空间表象”(对应“构想的空间”)、“表征性空间”(对应“亲历的空间”)虽然深刻关联，但是它们的进展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空间辩证法意义上的进展，这源于三重空间的共同的“生产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因此，只有将三重空间置于其与生产方式的深刻关联中，三元辩证法才是可能的，这样，“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和“亲历的空间”都各有其与“生产者”相关联的特定方式，因此，都有其特定的空间辩证法。

　　最后，“物质的空间”同时是相互叠加的多重空间。马克思没有将空间阐释为一种被动的自然语境，而将其阐释为一种社会语境、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因此，马克思的空间阐释既有本体论向度的空间探讨，又有认识论和价值论向度的空间探讨。空间既具有物质形态、关系形态，亦有作为心理和文化表征的空间，“空间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是主体尺度加诸其上的意义空间，是基于主体向度的目的—意志空间、文化—想象空间、情感—体验空间，它既区别于实证主义的客观空间，又有别于心理学上的主观空间，而是介于客观与主观之间的一种场阈。”(9)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的空间”通向多元化的空间阐释，“物质的空间”同时又呈现为“经济的空间”“政治的空间”“美学的空间”“心理学的空间”“乌托邦的空间”等多重空间的叠加。在这里，空间既是实在的物理空间，又是文化—意识形态向度上的认知空间(意念空间)，空间的地理—物理属性和与文化—价值属性二者紧密关联，任何现实的、具体的空间都是这两种属性的辩证统一，在当代形形色色的空间阐释学中，或是将空间阐释为一种惰性的场所，或是将空间作为各种虚假意识的母体，这本质上是一种短视的空间阐释学。

　　“资本的空间”是作为“存在的空间”的一种具体的空间构型，关涉马克思对所在时代经验结构中的空间性的思考，它是马克思现实经验到的空间。马克思相当敏锐地洞见到，资本时代的到来必然带来人类空间生产的巨大变迁，这是马克思关于19世纪时代特征的重要把握，即一个“空间崛起”的时代的到来，马克思关切“空间崛起”的动力学机制，他将这个动力归结为资本的全球积累。“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10)空间，从身体空间、居住空间、城市空间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不仅是作为资本积累的载体，更是现实地参与到资本的全球积累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对资本条件下空间问题的思考是广博的，具体涉及如下领域：土地的使用与地租、工业选址、交通技术的革新、作为一种人造环境的城市的各种空间形式、城市的空间演进、居住空间及居住权利、区域不平衡发展、新的技术成果的传播、民族国家间的空间博弈与空间剥夺、资本的地理扩张、资本的全球拓展带来的新的知识体系和心理地图、地方性与全球性、欧洲中心论、帝国主义的形成、阶级斗争中的地理策略等 。

　　首先，以资本为核心的空间意识。空间意识的生成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不同的历史进程对应着不同的空间意识，比如，中世纪的地图所代表的空间意识是与基督教的教义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其中，“神圣空间”与“尘世空间”相对，“神圣空间”对其域界之外的空间具有信仰和道德意义上的至上性，寻求救赎之路意味着在“尘世空间”与“神圣空间”之间的一种空间转换。同样，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进程，亦生产出了与自身相契合的空间意识，这种空间意识呈现出与前资本时代的“断裂”，具体来说，在前资本时代，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总体上呈现为隐性的状态，其空间意识赖以生成的社会过程本质是一种“人的依附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空间意识是民族—地域的，对应的是一种相对狭隘和有限的空间场域。而到了资本的时代，伴随着普遍的交换关系的确立，一种新时空秩序被生产出来，在其中，“只有通过位置的运动，产品才成为商品；只有当社群之间以及跨越空间的交换成为一种标准的社会行为时，价值形式才有意义。”(11)也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 (12)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以及人的空间视野的空前拓展，人类的空间意识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这种空间意识是不断打破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是世界主义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3)当资本把它的触角拓展至全球空间，人的存在展现出新的空间向度，空前地呈现出一种世界历史意蕴，（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4)“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15)马克思不断提醒我们关注下列空间事实：民族国家的空间重组、城市的空间聚集、城市中的漂族和身体上、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级差地租、城市居住空间的二元化、城乡之间的对立、世界市场的开辟、地理的不平衡发展、“用时间来消灭空间”(16)与一个普遍加速的时代的到来、从民族—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变迁等。这些都构成资本时代空间意识的现实来源。仅就“用时间来消灭空间”这一论断而言，其前瞻性体现在，它“与后现代政治理论家所主张的现代政治中‘时间取代了空间’的观点，令人感到存在某些相似之处。”(17)当人们通过资本时代的世界市场购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商品时，通过这种交换，每一个人现实地与来自更大空间和更大地域的人建立了关联，这在前资本的时代是不能想象的。在这里，交换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物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人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时代的商品交换的重要洞见。在资本的时代，“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18)除此以外，在资本时代，来自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和生态学等知识论领域对物质世界时空属性的新的发现，都在不断革新旧的空间意识，催生新的空间意识，离开这些特定社会过程，就无法真正理解资本时代的空间意识。

　　其次，以资本为核心的空间经验。“资本主义要存活，就要存在或创造积累的新空间”，(19)资本时代开启了新的空间经验体系，以往以历史为核心的经验系统慢慢让位于由并存的空间性带来的经验系统，汇聚在具体的事件中的历史与地理、时间与空间、历时性与并存性，以新的面貌向我们袭来，各种新的地方经验、新的空间想象不断显现，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正是在这一新的时空性中加以呈现的。资本直接创造了诸种“地点”的并存，建构了一个空前的由诸种“地点”组成的空间场域，人处身于其中，与这一空间场阈相适应的空间经验具体包括劳动力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聚集、按照资本需要对劳动场所和生活场所的空间划分、商品文化所承载的空间意识形态、空间的量化与可计算性、对效率的服从、技术理性对空间规划的统治、各种空间重组、空前的空间流动性、变动不居的空间、时间浓缩为当下等等，这些空间经验在从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转换的过程中，空前地凸显出来。旧的世界在不断坍塌，新的世界在不断崛起，“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0)一种空前的空间并存性的生成，永远的流动与不确定，这些都是资本时代所特有的空间经验，“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21)《共产党宣言》开创性地呈现了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成深刻关联的空间化进程，展现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渗透着诸种事件与可能性的并存，过去与现在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时间—历史关系，更是一种并置性的空间关系，这些都已经溢出了传统的历史叙事，这种共同在场及其交互作用昭示着新的空间叙事的登场。《共产党宣言》呈现了地方忠诚的消逝和瓦解，现实的人被空前地置于世界市场所建构的巨大的空间场阈中，每个人都是这个空间场阈中特定的“点”，要获取相应的位置信息并进行空间定位，我们是在以资本为核心的空间经验中来确证自我和他者的。一方面是人存在的地方性，另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拓展又在不断消解这种地方性，使人成为一种“无地方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性”与“无地方性”之间呈现了一种辩证的张力，自我与他者的空间并存直接带来了作为复数的生活世界的可能性，构成了资本时代人特有的空间体验。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图景中，空间逻辑显然比时间逻辑更为凸显，而不是相反。资本文明开启的空间变革不仅关涉显性的物理空间，也关涉隐性的心理空间。从私人空间到社会公共空间，从家庭空间到社会关系的空间体系，无不是资本的权力场。

　　最后，与资本需求息息相关的空间知识论。“客观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定义深深扎根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之中。”(22)资本开启了新的空间性，并由此催生了空间知识论范式的深刻变迁。具体来说，资本建构了关于空间的新的社会定义，并由此开启了一种新的空间规划，人及其活动被整合进特定的空间秩序中，其中，哪些空间知识是优先被催生的，这与资本时代孕育的空间需求息息相关，确切地说，与资本如何高效地实现积累息息相关。于是，资本需要降低跨越地理距离的时间成本，使商品流、劳动力流和信息流能够快捷运转，便催生了交通技术的革新，“既然直接产品只有随着运输费用的减少才能在远方市场大规模实现，另一方面，既然交通工具和运输本身只有在使必要劳动得到补偿而有余的大规模交换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价值增殖的领域，成为资本所推动的劳动的领域，那么生产廉价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因而这种交通运输工具就由资本创立出来。”(23)资本主义大工业需要可持续的动力系统，于是，电气技术迅猛发展，电力应用开始普遍化；资本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市场，便催生了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间经济交往的知识领域，比如政治经济学、现代制图法等。由于大规模劳动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与城市管理相关的知识领域开始崛起，一种现代主义的、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开始盛行。资本主义大工业以人力和资源的空间聚集为前提，于是，与这种聚集相关的知识论领域，如企业的生产管理开始引起关注，泰勒制开始成为一种同质性、线性的生产管理的典范被广泛推广。由于资本的全球拓展同时伴随着不同民族间文化壁垒的碰撞，于是，与文化的跨地域交流相关的知识领域开始活跃，“民族的文学”成为“世界的文学”。不难看出，19世纪的空间知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是由资本的现实需求催生的，这一体系的主导叙事是资本，反过来，空间知识论体系一经生成，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空间实践的深化，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全球积累的历史进程。

　　“反叛的空间”与“资本的空间”紧密相连，马克思的空间阐释学虽然围绕“资本”或“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展开，但本质上呈现的是一种反资本的空间阐释学立场。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空间”必将生产出“异化的空间”，而“异化的空间”必然导向“反叛的空间”。在这里，“反叛的空间”既是对“资本的空间”的一种解构，同时又指向了一种新的“存在的空间”的可能性。如果说，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对经济活动的阐释总体上是在一种无历史的抽象空间中进行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致力于呈现资本文明所开启的一种差异化的历史性和空间性，以及由这种差异性导致的与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现实困境。“反叛的空间”是对空间拜物教及其导致的各种空间异化的反叛，是对空间生产中单向度的工具理性的反叛，在此基础上，“反叛的空间”主张重建意义的空间和价值的空间，探寻扬弃空间的资本化的空间实践的可能路径。

　　首先，“反叛的空间”是对资本统治的抽象空间的扬弃，致力于重建多元的感性空间。资本主义开启了普遍交换的时代，使社会空间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打上了物的烙印，较之前资本时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是普遍物化的空间，是商品拜物教大行其道的空间，是抽象的同质化空间，人被物化的空间所统治。在资本时代，商品及其在空间中的流转建构了一种“超现实”，如果说“现实”本身是多重的，那么，这种“超现实”已成为多重的“现实”结构中一种显性的、压倒性的“现实”，其他“现实”都被“超现实”所统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物的形式获得了统治性的地位。马克思批判“超现实”本身的虚假性，撕开了笼罩在资本的社会过程上的“物的面纱”，让作为商品源泉的社会劳动以及这一社会劳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清晰地显现出来，重塑空间与劳动本质上的感性关联。如果说资本统治下的空间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空间”“颠倒的空间”“幻象的空间”，那么，“反叛的空间”致力于重建“感性的空间”“差异化的空间”“现实的空间”，其中，空间的生产不是单向度地围绕交换价值，而是回归对使用价值的关注，回归对于现实的人的空间关怀。“反叛的空间”致力于满足现实的人的多元的空间需求，以居住空间为例，这些需求包括安居、休憩、归属、个性化的精神生活等，充分体现了“居”的合目的性，在这里，“‘居’的‘合目的性’意味着人是‘居’的主体，‘居’的过程本质上是建构人的主体性的过程，人在‘居’中探寻意义、注入价值、建构理想，马克思所谓‘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体现的正是这种合目的性。”(24)在这个意义上，反叛的居住空间本身体现一种居住理想，致力于真正回归“居”的本质。

　　其次，“反叛的空间”是彰显价值理性的空间。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空间生产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体现在空间被分割成为同质化的可计算的利润单元，空间的生产服从于空间的交换，空间的交换服从于资本的积累，空间的生产中到处充斥着资本的暴力，空间本身承载的意义属性被漠视，空间的文化与价值向度被贬抑。“反叛的空间”致力于对场所精神的拯救，抵抗空间的生产中资本的宰制，使空间的生产体现道德价值和审美意蕴，成为多元的精神生活和生命体验的载体。以城市空间为例，作为一种“反叛的空间”的城市空间旨在重建人与城市之间多维的感性关联，扬弃人与城市之间二元化的疏离甚至对抗关系：一方面，城市空间的主体是人，城市空间体现人的价值诉求、心理归属和空间想象，城市空间关联着家园意识的建构和对现实空间的抵抗，彰显着人对理想生活形态的探索，是作为一种外化的“人的身体”；另一方面，城市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时代人确证自身的重要方式，城市空间作为一种可视的文化读本和承载特定历史意蕴的意义符号，人在其中被熏习、教化和塑造，城市空间是人生活实践的试验场，是人文化生活的容器，城市空间的实践本身连接着人的生活实践。在这里，“反叛的空间”是对空间普遍物化的抵抗，它通向“希望的空间”“创造性的空间”“乌托邦的空间”，代表着空间生产的应然形态。通过“反叛的空间”，马克思开创性地植入了一种空间想象、一种空间批判话语。

　　再次，“反叛的空间”是体现空间正义、保障人的空间权益的空间。空间对人的统治是资本时代的人最为深切的空间体验，当空间成为资本积累的载体，资本的权力决定着空间的现实占用，人被资本化的空间所宰制，这就是资本时代的空间异化，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这里现实地体现为“空间拜物教”。于是，空间本身成为资本的权力场，由资本的权力所导致的空间对抗不仅体现为不同阶层之间空间占有上的两极分化，更现实地体现为城市贫困、社会排斥和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对贫困阶层的空间剥夺和弱势群体的空间边缘化不可避免，资本创造了一个区域化的空间不平衡结构——以不同的空间结点为标志的等级结构，通过划定范围、确立界限、空间分隔和空间监督等空间规训手段，资本建构了一种空间政治学，而“反叛的空间”旨在逐步消减空间的非正义，将空间正义融入更大范围的社会实践中，保障人基本的空间权益的实现。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仅仅囿于分配领域，相应地，马克思对空间正义的探讨亦不局限于分配正义，他批判蒲鲁东仅仅到法权领域中寻求永恒公平时指出：“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权。”(25)与对这种法权的确证相适应，蒲鲁东仅仅将正义的探讨局限于分配领域，这种法权关系创造了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却掩盖了现实关系的非正义。这种正义观使普鲁东无法洞悉住宅问题的真相，他把房租仅仅看作房屋所有者和房屋租住者平等的商品买卖关系，而看不到房租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而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态，因此，空间正义的根基需要到空间的生产领域中去寻找。马克思指出，资本时代空间非正义的显性层面是分配领域的非正义，即按照空间所有权来进行分配，而隐性层面的非正义，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才是资本主义空间非正义的真正内核。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空间正义的终极指向，是空间资本化的真正消除，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空间，而空间生产真正回归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此之前，空间正义的实现将是阶段性的，如何在空间的资本化与空间正义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在此基础上保持一种对空间差异性以及建构其上的正义的多维性的应有尊重，将始终是人类要面对的重大的空间课题。

　　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电话、无线电报、X光、电影院、汽车和飞机在内的各种技术革新，也没有诸如意识流小说、心理分析、立体主义和相对主义等文化革命，科技带来的空间维度未充分呈现出来，但他前瞻性地预判到随着资本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空间时代将被开启，“空间的崛起”必然到来。马克思没有建构一种去空间化的资本主义阐释学，如果说空间哲学致力于探讨场所、地域、位置、范围、边界、地点等背后的哲学意蕴，那么，在19世纪以来的空间哲学版图中，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建构了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空间阐释学，他聚焦资本条件下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尝试揭示资本条件下空间对抗的本质，呈现了资本时代人的空间生存困境，从而重申了一种空间批判的立场。（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果说前资本时代的解放叙事是以时间—历史为主的话，那么，资本时代的解放叙事则是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的结合，空间的存在论意义在资本时代不是削弱了，而是不断凸显了。对资本的空间批判呈现了马克思空间思考的“特殊”，事实上，马克思更着眼于人类空间生产的“一般”，即空间生产与人的存在在本质上的深刻关联。马克思呈现了一种空间的本体论话语的可能路径，建构了一种新的空间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当代都市马克思主义虽然重新唤起了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空间维度的关注，但总体而言，也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马克思的空间思考及其当代性。关于城市的探讨只是马克思空间阐释学的一个方面，是资本的空间生产的一个实操性的维度，不宜把马克思的空间阐释学导向一种基于19世纪工业城市发展的城市社会学。

　　马克思的空间阐释学对于我们在当代视野下重新思考空间及其在人类日常生活建构中的角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以来西方以资本化为核心的空间生产之路已经被马克思所批判，探索一条新的符合中国道路的空间生产之路迫在眉睫，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就代表着一种新的空间生产路径，它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自觉，更代表了一种新的空间哲学，这种空间哲学旨在呈现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路径的可能性，重塑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民族与世界的多重空间关系。作为在各种道路的空间博弈中独特的发展智慧，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囿于当代中国这一特定的空间场阈，更开启了新的世界历史性，它的现实展开将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文明辐射，更关注共同的文化—意义空间的建构，表现为基于共同的人类实践空间性之上的价值认同和精神诉求，这就是马克思空间阐释学对当代中国空间生产的现实启示。我们今天欠缺的不是一种历史的想象，而是一种地理的想象，一种由这种想象建构的空间乌托邦和空间批判话语，一种既尊重基于不同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空间差异性，又体现人类生存的共同的空间性的空间阐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