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唯物辩证法基本的方法论，为分析批判资本主义、阐释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列宁通过对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社会矛盾的变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引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创新，确立了矛盾分析等方法，有力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最强大生命力，也创造了最为辉煌的成就，其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行”，尤其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阐释。“六个必须坚持”第一次集中提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中国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宝库的丰富。方法论的创新是“行”的精彩体现，对于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方法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升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方法论不仅有实践之根，也有理论之源，正如恩格斯所说，“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系统方法，是充分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系统观念的产物。系统观念具有悠久历史，在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光时期——轴心时代——就得到比较明确的阐述。

　　中国的《易经》就呈现出了系统思维。《易经》用相生相克、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来分析世界，把世界看成一个动态演进的循环系统。“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凶吉，凶吉生大业。”太极是事物的原初状态，两仪是阴阳的对立统一，它们的辩证运动推动事物发展，形成丰富多彩的世界。八卦力图建构一个系统，以此来说明人类和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八卦的每一卦都对应一种基本事物：乾—天，坤—地，艮—山，兑—泽，震—雷，巽—风，坎—水，离—火。对人类来说，它们又代表：乾—父，坤—母，艮—长男，兑—长女，震—中男，巽—中女，坎—少男，离—少女。八卦再两两相重，演化为六十四卦，对应六十四种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卦象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成4096个卦象，可以表达更加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

　　中国古代系统观念也生动体现在生活实践层面。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中医。中医把人体看成一个有机系统，由相互联系、分工协作、相互协调的各部分组成，强调从整体出发分析生理、病理，注重病变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将人体置于整个大自然的整体中进行考察，包括自然环境状态对人体的影响。“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黄帝内经》），讲的就是这一道理。中医还进一步认为，人体是统一的系统。这特别体现在中医用“阴阳”来阐明其辩证之理：体表为阳，体内为阴；背面为阳，正面为阴；四肢外侧为阳，四肢内侧为阴；等等。阴阳平衡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基础，如果平衡遭到破坏，人就会得病。

　　西方古代的系统观念体现在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德谟克利特创立了原子论，为后人认识宇宙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称他“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对系统观念作出了最大贡献，他的名言“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得到了当代系统论创立者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肯定：“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及其固有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就是这种宇宙秩序的一种表达方式。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

　　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论述，主要来源于对生物的考察。他指出：“构成动物的各个部分有些是单纯的，有些是复合的；单纯部分，例如，肌肉加以分割时，各部分相同仍还是肌肉；复合的构造，例如手被分割时，各部分就不成为手，颜面被分割时各部分就不成为颜面，被割裂的各部分互不相同”“关于这些复合的部分，有些不仅称之为‘部分’，亦复称之为‘肢体’。凡由各个不同部分所构合，而可得成为一整体的，例如头、脚、手、臂、胸均为动物的肢体；这些都各成为一个整体，而各自包含有若干相异的分件。”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整体“由若干部分组成，其总和并非只是一种堆集，而其整体又不同于部分”。 

　　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认识能力大幅度提升，思想方法也实现了新飞跃。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第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的思想方法成果，创立了包含丰富系统观念的唯物辩证法。当代系统论思想家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贝塔朗菲就认为：“系统观念的历史，应当追溯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有学者认为：“我们已经找到马克思的一般理论中的这样一些重要部门，它们说明马克思已预见到一般系统论中的许多理论假设和方法。利用分析模型（生产方式），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独立部分构成的系统，区别变化的内在和外在原因，这些重要的理论成就都证明马克思是现代系统方法的先驱者。在许多方面，马克思的深刻理论见解在这个领域内仍然是没有人能超过的。”

　　系统观念和方法作为学科构建起来发生在二十世纪，是人类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进展，同人类科学技术和认识能力进入崭新阶段紧密相关。自然科学总体上已经完成收集经验材料、分门别类研究，进入了整理经验材料、走向理论综合的新阶段，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普遍发展，逐步反映出近代科学所谓“分科治学”的局限。由此，系统观念在20世纪科学研究的要求下得到了极大发展。

　　贝塔朗菲批判继承前人的机体论思想，形成了关于系统的一些基本观点：一是整体观点，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是一个在时空上有限且具有复杂结构的自然整体；二是动态观点，认为一切生命都处于积极的活动状态，并且活的东西的基本特征是有组织；三是等级观点，认为各种有机体都是按照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生物系统是分层次的。随着系统观念发展，系统的基本性质被进一步归纳为八大原理：整体性原理、层次性原理、开放性原理、目的性原理、突变性原理、稳定性原理、自组织原理和相似性原理。

　　钱学森对系统观念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1979年11月10日，钱学森在《光明日报》发表《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对既有系统理论作出新阐述，提出建立系统科学的初步设想：“我们应该回到系统这一根本概念，采用‘系统科学’这个词。系统科学是并列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是基础科学。”“建立系统科学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学科的体系，可以从整个学科体系的结构来考虑问题……这样，从系统科学这一类研究系统的基础科学出发，结合其他基础科学，我们组成一系列研究系统共性问题的技术科学；也许这些学问可以统称为系统学。……与系统科学有关的还有各门系统工程特别联系着的技术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直接搞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就是各门系统工程了。”更为重要的是，钱学森进一步阐述了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关系：“系统学的建立也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深化和发展的素材。……当然由此深化和发展了的哲学又反过来指导科学技术的研究。而且不将只是对系统学本身，也对整个系统科学有意义，并且对其他科学、其他技术也都有深刻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到系统学的桥梁，可以称为‘系统观’或‘系统论’，它将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成果中绽放出的最绚丽的花朵，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它的源头活水。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看到系统观念和方法的有效运用——其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系统观念和方法在治国理政中的运用，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新篇章。

　　系统方法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基础性确立，绝不是偶然的，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我们党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高度重视方法论，体现了习近平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优秀理论素养，更体现了他对治国理政方法论需求的高度敏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初期，方法论就是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正式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其中“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方法论构成中，系统方法作为辩证方法得到论述：“提高辩证思维能力，要求我们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互动中，系统方法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得到历史性升华。习近平明确指出：“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强调“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这一升华对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一个要的基础理论创新：系统观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突出要素。

　　学理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自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最基本规律以来，马克思主义就不断随时代前进，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不断指出与时代相适应和与民族特色相适应的社会发展规律，越来越明确地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来考察。

　　列宁对系统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他提出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后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的整体性，指出“这种需要明显地表明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列宁把资本主义放到“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考察，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指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列宁也把社会主义革命视为这个“大系统”的产物：“在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使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完全消失以前，世界联邦（而不是欧洲联邦）是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各民族实行联合并共享自由的国家形式。”列宁还极为深刻和高瞻远瞩地指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时代，世界经济会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尽管会有辩论、会有争执、分歧各方会有不同的组合——甚至很可能闹到决裂的地步，但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最终还是会发生作用的。……我不能担保用多少时日，也不能担保一定成功，但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苏维埃共和国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贸易往来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正是这样深刻的系统把握，使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对系统方法的运用，特别体现在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的认识上。中国虽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如果认识不到这种特殊性，就不可能有效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种矛盾及其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重大关系时，均科学把握了中国社会系统的属性和特色，为革命和建设制定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行改革开放，意味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认识到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更加注重从全球大系统来认识和推动中国发展。邓小平关于改革的论述深刻反映了系统观念和方法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协同原理。他说：“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僵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系统内各部分已经不能够相互适应，特别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已经不能够满足生产力发展要求。邓小平强调的改革，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大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协调起来，有序运行，更好推动社会发展。

　　对外开放同样体现出系统观念和方法。开放性原理意味着系统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国家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其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国际大环境。对此，邓小平说：“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搞活，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呈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从全球大系统来看，最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各种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流动，生产在组织安排和管理体制上超越国界局限，国际分工更加细化。各国联系空前紧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空前明显，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195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生产的比重为7%，现已达到20%左右。国际贸易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国际贸易额增加使各国外贸依存度加大。所谓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额在该国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反映了一国经济通过对外贸易与整个世界经济发生联系的程度，是经济开放度的主要指标之一。以2011年为例，全世界平均的外贸依存度为50.93%，中国2022年对外贸易依存度为65%。全世界跨国公司的数量平均每年以29%的速度递增，目前，跨国公司的生产总值已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并且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贸易和技术转让业务。

　　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习近平在出席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开幕式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我们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运用系统方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外交场合也多次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自2017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载入联合国的重要文献。

　　从思想方法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大系统，而且社会越是发展，越是现代化，它的系统性就越是鲜明。国际社会的治理，就是要处理好这个大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甚至搞霸权主义，是违背系统属性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习近平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全球治理的精辟论断。他指出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促进各国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动力。”由此，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全球治理应该体现系统的原理：“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有识之士中引起强烈共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非常伟大的。中国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做的努力令人钦佩，非常赞赏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以及全球化的持续贡献。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阿兰查·冈萨雷斯（Arancha Gonzalez）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是通过孤立主义还是国际合作解决，各国出现分化。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传达的信息是，“国际合作是双赢的，而不是零和游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还深刻体现了系统观念的层次性原理。2020年3月，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斗争中，习近平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时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卫生健康领域的展开。同时，与之相应的还有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共同体理念。在国家和地域的维度，我国也先后提出中老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缅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等。

　　在国家治理方面，系统观念和方法也达到了新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系统方法确立为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绝不是偶然，因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探索中，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方法已经广泛运用和深入渗透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系统方法的运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展现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性地布局了治理全过程，尤其体现为几个“子系统”：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强军思想对系统方法的运用非常具有典范性，它立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于新时代国防和军队鲜活实践，将人民军队的建设更加系统地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进程中。指导思想上，强军思想的“十一个明确”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六个必须坚持”相融合；社会发展目标上，强军目标、百年建军目标与现代化强国目标、新中国百年目标相融合；现代化布局上，军民融合；安全观上，军事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融合；强军擘画上，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相融合；等等。这形成了一个内外交融、整体与部分契合的科学、严密的军事理论体系，深刻体现了人民军队建设规律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统一，是建设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强大思想武器。

　　总之，系统方法在治国理政各个领域的展开，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世界观方法论是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应的是另外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基础性、普遍性和稳定性，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则更具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三个组成部分都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例如，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中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十分重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他带领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研读，如在召开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时，政治局就专题组织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习近平在学习时指出：“安排这两次学习，目的是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在学习中，他强调了系统的思维方法：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

　　习近平在这两次中央政治局学习中的讲话，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21世纪的创新发展。一方面，讲话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它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做了提纲挈领的新阐释，强调了三大基本原理：一是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的原理，并将它同当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联系起来；二是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基础的原理，并将它同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联系起来；三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并将它同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联系起来。

　　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习近平的讲话强调了两大原理和一个根本方法，即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和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以及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并且突显实践第一的思维方法，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同样是重要内容。2019年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从八方面阐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其中置于首位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这八方面的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阐释，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且对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经确立，就体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内容覆盖和渗透到各方面、领域。在国家治理上，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上：“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在依法治国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在社会科学领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着力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在国家安全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体’，强调的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方法。”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上述都体现了“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党的二十大对“六个必须坚持”的归纳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集中、创新性的阐述，也是对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宝贵贡献，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上，用中国话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展开的又一次集中、创新性的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系统方法的阐述，是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创新性阐述融为一体的。“六个必须坚持”分别置于首尾的“人民至上”和“胸怀天下”，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具有的根本立场和情怀。“六个必须坚持”中，最重要的方法论提炼和贡献就是“系统观念”，因为它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其中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是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卓绝奋斗中升华出来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质，主要反映的是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世界观，但方法论也贯穿其中，比如：自信自立，强调的是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主观能动性；守正创新，强调的是发展中的辩证方法；问题导向，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相较而言，“系统观念”显然更加是“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对系统方法的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创造性地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增加了“基础性”要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奠基，使之构成“根本性”＋“基础性”的架构；二是通过与其他“五个必须坚持”的契合，构成具有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表达体系，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这两个鲜明特点都意味着：系统观念的提炼和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杰出贡献。

　　（作者简介：孙力，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