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的范畴上讲，不平衡指矛盾双方或内部之间的不协调、不和谐、不均衡、不一致。列宁十月革命之前运用发展不平衡概念是为了阐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在理论上构成了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前提，在实践上为一国胜利提供了思想基础。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表达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是列宁不平衡理论的重要内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世界多重挑战与危机交织叠加，发展不平衡仍然在日趋扩大。在政治方面，冷战思维阴魂不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导致两个阵营之间冲突不断，国际力量对比呈“东升西降”的形势。在经济方面，发展鸿沟加大，科技革命导致各国经济实力不均衡，资本主义正借助全球化趋势以“新帝国主义”的方式在全世界进行经济剥削，由此加大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性。以上种种国家发展不平衡、国际局势不确定的现象证明列宁的理论并没有过时，仍然发挥着基础规律性作用，并发展成新形态。因此，本文尝试在全球化日益深入、两极分化日趋扩大的今天，回溯列宁的发展不平衡理论，以期为世界不平衡发展格局的演变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阐释与当代思考。

　　列宁的发展不平衡理论首先包含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观点，除此之外，还涉及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内容。在1915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时他只是将一国胜利作为一种可能性结论。在1916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列宁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在这里列宁认为，一国胜利的可能性会成为必然性。在1919年《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列宁又说道：“如果有人问他‘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谐和均匀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处论述都是讨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或少数国家胜利有关，这里的发展不平衡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程度、发展状态、发展条件的不均衡、不一致，这也是学界的普遍观点，似乎谈到列宁的发展不平衡，就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其实，随着无产阶级政党所面临的任务的转变，列宁发展不平衡理论还内蕴着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在两种制度共存的世界格局中，社会主义国家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先进的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因此，本文尝试归纳列宁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内涵为以下三种。

　　其一，所谓发展不平衡，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指涉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和霸权转移。实力对比主要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而变化的”。列宁关注的实力对比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结果，与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程度有关。霸权转移主要指由于经济地位的转变，一些国家必然要求利用战争手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瓜分殖民地。列宁从马克思自由竞争的角度论述了自由竞争引起垄断进而导致的不平衡，在这里其分析不平衡产生的逻辑格外清楚：自由竞争—生产集中—生产垄断—国内不平衡—资本输出—国际不平衡。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方式不同，各自发展的特点与状态也是不平衡的。俄、日、德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或王朝战争的方式进入资本主义，相较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英、法、美，就会面临封建残余与军国主义等阻碍，因此，与实现彻底革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发展上呈不平衡态势。除此之外，由于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弱，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政治地位以及各个宗主国之间的瓜分份额也是不平衡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通过跨越式发展实现自身实力的跃迁，并出于资本利益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与殖民地，由此引发的帝国主义战争及霸权转移也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又决定了其国内工人运动形势的此消彼长，因此，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薄弱环节取得革命胜利。

　　其二，所谓发展不平衡，也包含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经济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在资本的逐利性下，国家范围内的剩余资本并没有用来缩小国内贫富差距，而是将这种不平衡从一国内部扩展至世界范围，垄断不仅没有消除竞争，而是将竞争扩展至全球，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与矛盾冲突，“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在资本主义稳步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的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来到。金融资本正在排挤这样的国家，并且一定会把它挤出强国的行列，夺取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其三，所谓发展不平衡，还指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相对落后国家与相对先进国家的发展不平衡。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形成的全球治理格局中，在少数国家借助资本支配大多数国家的世界体系中，出现了一个新兴变量，这时的发展不平衡，还包含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一时期列宁主要解决的任务就是在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自身的矛盾机制与发展逻辑建设社会主义。显然，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对不平衡发展的认识是在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尊重实践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建设所作出的清醒判断。在此基础上，列宁抛弃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方针，提出了通过商业把社会主义大工业同小农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并成功实施了新经济政策，与此同时还强调文化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要进行文化变革，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发展不平衡理论以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分界线，论述十月革命胜利之前的发展不平衡观点属于帝国主义论的组成部分，而论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发展不平衡观点则属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基础，这也指涉了列宁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如下旨趣。

　　一是作为一国胜利论的条件。作为理论家和革命家，列宁的理论贡献是为革命提供合法性论证。不难看出，十月革命前列宁的发展不平衡理论是为了说明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形势下，无产阶级可以实现革命并取得成功，在此意义上，卢卡奇在《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中指出，革命的现实性是列宁思想的核心。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实现革命的胜利，而这个薄弱链条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战争——而显现的，是后发国家通过跨越式发展与先发国家抗衡，要求重新划分世界所带来的全球性结果。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主客观条件也会有先后顺序，因此，革命势必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爆发。

　　二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即使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先进的政治制度，但经济文化上却是相对落后的。列宁批驳了“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的论调，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指出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将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有利条件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运用资本主义因素与本国制度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本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在此意义上列宁曾经指出：“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列宁发展不平衡理论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基本思路，并将他们的理论设想转变为革命现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与社会历史运动的同时，从两个视角探讨了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基于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与运行规律的剖析，从关注宏观和微观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出发，马克思以原始积累—资本剥削—空间布展为主线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内在机理。马克思在探究资本主义历史起源与普遍共性时就已经将发展不平衡问题纳入研究视域，即发现无论是不平等交换、人口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还是暴力战争、强制占有、“羊吃人”、奴隶贸易等，不平衡的发展天生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无论是宏观的城乡对立、阶级分化、贫富差距等不平衡问题，还是微观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不平衡，都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必然的、客观的、自然的发展结果。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相对封闭的循环再生产，其最大的异质性在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可以从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的再生产，由此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平衡发展也必将由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形塑自身的运动而得到愈来愈广泛而普遍的形态。从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世界体系进而扩展世界市场就能够证明，城乡、地域的不平衡会随着资本的逐利运动逐步扩展至全球规模，并且不断地作为内生性结构前提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从而塑造“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平衡世界格局。另一个是阐释了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历史的不平衡发展是历史多样性的前提，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它之前的历史活动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晚年对于东方社会革命道路的探索正是基于唯物史观视域下对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认知。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历史按照五个形态发展，这是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但是一般规律不排斥特殊性，唯物史观承认，在一般规律下各个民族国家由于自身条件不同而呈现具体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俄国正是这样一个特殊性存在。在世界历史视域下，落后的俄国“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因而它有可能“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时马克思将落后国家实现革命的问题同资本主义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以及资本主义自身危机联系在一起，认为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利成果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具体道路之间不平衡的历史辩证法将社会发展道路置于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当中，为列宁探索革命道路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同，在列宁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种种变化为时代提出新的疑问：垄断是加剧还是削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特征？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改良主义提供了契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是否过时？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正是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的思想的。此时，列宁的思路十分清晰，即资本垄断—资本输出—帝国主义战争—薄弱链条—一国胜利。战争一方面必然削弱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加剧本国人民的苦难，激起人民的反抗，由此使帝国主义链条上出现有利于革命的薄弱环节。列宁抓住革命时机，发现了这种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列强之间实力霸权与世界殖民地和原有势力范围划分之间不匹配，必然会引发帝国主义战争及世界大战。一战期间国内国际种种因素叠加，为俄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一个极好的革命契机。不难看出，为了给革命现实性提供合法性论证，列宁的逻辑有三个必要环节：一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帝国主义战争，二是战争对统治阶级力量的削弱和对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三是无产阶级利用革命形势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依据这个革命的逻辑，列宁摒弃了“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的论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打开了缺口，把握住了千载难逢的革命机会，一举获得了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俄国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实际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四年的世界大战与三年内战使俄国经济溃败，现代化进程几近停滞，摆在列宁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如何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从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并带领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地进行建设。此时，发展不平衡的革命逻辑转换为建设逻辑。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施行全国电气化计划，在列宁的主张下号召全党向资产阶级专家学者学习，以期提高文明程度，全力支持电气化计划。众所周知，列宁提出了“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虽然在不得不实行的状况下，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历史表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因此，采取“战略退却”“迂回”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要选择。总之，经济文化条件相对薄弱的“先天不足”，成为相对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进行建设的障碍和难点，但是相对落后国家必须从这些基本国情出发来制定方针、政策，既不能偏离规律，又不能忽视国情。列宁在总结经验教训与探索历史规律中，充分认识到苏俄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运用资本主义因素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列宁还认识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不平衡作为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他明确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主张通过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学习借鉴西方优秀文化遗产、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进行思想教育等手段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建设，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促进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批驳了西方国家所鼓吹的“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的错误论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非从僵化的理论与书本出发，抓住一切机遇与条件为自身发展奠定基础。这样，列宁开创了在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条件下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综上所述，对于发展不平衡理论的自身逻辑来说，以十月革命为界限，经历了自身表现形态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的转型。列宁的发展不平衡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与无产阶级政党当时的迫切任务密切相关。但就其理论的作用机制来说，它并不只对当时的时代有作用，而是符合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从根本上看，列宁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实质是落后国家要依据本国国情和所处的世情，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进行革命与建设。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并探索俄国的出路，带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在历史上第一个用实践探索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列宁的发展不平衡理论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发展不平衡为条件，俄国一举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用实践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和实践的飞跃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现实启示。

　　第一，列宁发展不平衡理论对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认识，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格局、重塑国际秩序提供科学指引。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世界潮流，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以金融为主导的资本积累方式推动世界形成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经济实力的不同将世界划分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部分。从根本上看，经济实力是由现代化水平决定的，从某种程度上看，当前世界格局的不平衡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所规范的结果。发展不平衡还在依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以金融资本的方式沿着“生产集中—生产垄断—国内不平衡—资本输出—国际不平衡”的逻辑不断地扩展，资本会因其逐利本性使穷人（国）更穷，富人（国）更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不断地获取这一发展不平衡世界格局所带来的红利，似乎只有西方现代化的制度设计、生产方式、文明体系才拥有唯一合理性，享受红利的国家也在不断地通过世界体系的霸权规范对非西方现代化国家进行全方位压制。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发展事实是，想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必须将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当作发展背景与利用条件，为自身发展寻求突破口。

　　习近平曾作出科学研判：“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同百年前的俄国一样，今天的中国也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着。时至今日，冷战思维阴魂不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仍然处于对峙状态。随着中国发展速度和发展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为了维护单极霸权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以污名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联合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贸易战，试图压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同时在政治上搞小圈子以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文化上渲染普世价值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之外的任何价值，以其固有的霸权逻辑与意识形态偏见臆断中国发展带来的威胁。事实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反驳了“国强必霸”逻辑，其内含的和平发展、独立发展、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价值基础和实践理性，是对西方现代化内含的征服和扩张基因的批判与超越。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追求平衡与和谐，即寻求一种能够平衡各方利益、满足各国发展诉求的制度安排，为构筑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经济结构，反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观中的种族主义与霸权主义倾向，回应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如何矫治由于资本同质化而带来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进而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公平性与平衡性重塑提供了中国答案。

　　第二，列宁领导苏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与文化建设，在经济建设上打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抽象性机械思维，建立“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强调协同性，充分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国家建设，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在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之中，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苏俄不仅没有条件与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战争，而且也不可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列宁意识到，必须要在保障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解放思想、进行建设，因此，他提出要建立“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打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抽象性机械思维，在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心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通过租让、租赁、扩大对外贸易的方式利用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当下，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以及中国越来越快速的发展，只有把握形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作为，获得更好的人才、技术、资金资源，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更加明确了当代全球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和平国际环境的有利因素，确证了任何因素都无法阻止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改革的脚步只会越来越快。在“一球两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影响，必须坚定不移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好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三者充分结合，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驾驭资本主义因素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俄国作为小农群体占多数的国家，文化发展相对落后是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难题，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现代化人才与技术。然而长期存在的农奴制使得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盛行，工农仍然保留旧的习气，文化水平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因此，列宁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充分利用世界历史条件进行建设，一方面粉碎封建制度与资产阶级制度所形成的旧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以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为目标让文化建设成为经济建设的智力基础，通过国民教育、扫盲活动等手段培养现代新人，改造农民，改变他们旧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根除制约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因素，唤起人民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俄国在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重视和利用文化与人的现代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意义。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从本质上来看，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出发点必然是满足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出发点，着力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特别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矫正发展中重“物”轻“人”的倾向，在一步步探索中强调文化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从总体性维度科学考量文化在社会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从大历史观出发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坐标，让文化发展成为现代化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习近平强调：“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始终将文化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尺和内在效度，致力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支撑与文化发展治理的制度支撑，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在发展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培养和创造符合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观念、精神风貌、社会氛围、文明素养，消除文化转型中的负面效应，提升人的现代化水平与社会文明程度，在一次次伟大尝试中充分阐明了促进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良性互动的实践逻辑，有力确证了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蓬勃发展的实践价值。

　　第三，列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思想给我们以启示。当下“一球两制”已经成为国际事实，虽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形塑了世界不平衡格局，但我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所创造的积极成果，因此在发展不平衡的当代新形态下，必须坚持对外开放，辩证对待资本主义，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既对立又斗争的关系，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积极成果。

　　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在极力向全世界渗透资本逻辑，以越来越隐蔽化、智能化、多样化的方式实行资本剥削与政治统治，试图搞国际上的“小圈子”，以“金融贸易战”“科技脱钩”“单边霸凌”“政治集团”“文化渗透”等极端的“新冷战”手段延续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以巩固其霸权利益与维护强权政治，维持以不平等国际关系为主的国际旧秩序。然而，美国极力在国际社会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与普世价值的优越性，却完全遮掩不住其自身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金钱政治”困境重重等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交织分化。资本主义虽然呈现出新的形态，由于自身的调节能力孕育了一些“新社会因素”，在短时期内无法被消灭，但是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那么发展不平衡的作用机制就不会停止，经济危机、金融动荡、政治哗变、局部战争等都是可以预见的必然结果。

　　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中国同样是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的作用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向我们证明，对内“整齐划一”，对外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垒的发展模式终将被淘汰。如何正确对待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重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课题，也是关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关键问题。一是作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继承和超越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扬弃，历史发展是“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结合。二是作为不同的发展因素，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利用与调控的关系。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故步自封，要学习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在一定限度内合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三是作为不同的制度，处理好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共存与竞争的关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善于在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利用国际形势来壮大自己，在世界历史视域下以全球性思维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征，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良性、友好的互动互利关系，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推动公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的重建。四是作为不同的文明形态，处理好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借鉴与扬弃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形态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从近代以来被迫融入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发展到如今，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属于社会主义文明范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兼容并蓄，在规避资本主义现代化危机的同时，吸收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承担起了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