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问世至今，已超过一个半世纪之久，蕴含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探索与哲学智慧，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精髓所在，而有关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始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恩格斯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过深刻阐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中国共产党人应如何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主持集体学习并作出重要讲话，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国内学界亦就此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积极有益探索，有关《资本论》方法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呈现以下三大趋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逐渐实现深度互释与有效融通。

　　在《资本论》方法论研究领域，对《资本论》的文本、内容乃至结构进行哲学解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热点与学术增长点。一方面，学界以哲学视角、方法论指导深刻阐明《资本论》中内蕴的多重批判逻辑，这将直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另一方面，学界通过阐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的方法论建构，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科学真理性予以充分验证。有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21世纪初，《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视野变得愈加开阔且具有系统性，相关研究者们在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的过程中尝试着在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两大部类之间进行多维度、深层次的对话交流，并且已取得不少阶段性研究成果。

　　具体来说，有人从《资本论》所包含的三重批判中探讨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即《资本论》是包含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三重批判”的差异与联系的复杂总体，同时是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凝聚而成的多样而统一的理论总体。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展了一项具有独立哲学意义的辩证法研究，即借鉴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方法发现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并指明这就是马克思所发现和建构的“资本的逻辑”。有人指出《资本论》辩证法需要从黑格尔的《逻辑学》，特别是《精神现象学》出发来理解把握，认为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出发，我们会发现《资本论》价值形态的辩证法所具有的双重现象学结构。而一些学人通过对新辩证法学派以“先验结构”阐释《资本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的比较研究，得出《资本论》的理论建构呈现出“类先验性”与“科学性”的双重特征，进而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对于《资本论》方法论阐释的必要性。

　　究其本质，有关《资本论》方法论的研究，本身涉及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研究范式，这就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本、内容乃至结构进行细致考证与深度挖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框架能作出科学把握和精准定位。此外，《资本论》方法论研究在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深度互释与有效融通之时，也开辟了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崭新境界，这些无疑是值得关注的积极进展。但与此同时，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哲学化”倾向、囿于政治经济学文本表层结构的解读现象，是亟须学界同仁时刻引以为戒的。

　　既强调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又着眼于阐释某种具体方法的地位与作用，积极探索并推进《资本论》方法论与《资本论》具体方法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综观近年来的相关学术成果，在方法论体系研究前提下探讨具体方法的应用与发展，是较为突出的研究趋向。《资本论》方法论与方法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既不能脱离方法论谈方法，那将会遮蔽《资本论》方法论研究的整体性，更不能混淆二者的区别，甚至在它们之间画上等号。

　　一些研究者认为，“从抽象到具体”并不是唯物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并不是“具体方法”，而是指导具体方法的“方法论”。《资本论》需要借助具体方法和分析工具，才能贯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和原则。近来一些文章还特别强调，在《资本论》的研究和叙述过程中，唯物辩证法是以“方法论”角色出场的。在一部分人看来，《资本论》的“抽象力”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内在统一，《资本论》的科学性则体现为其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三者一致”。《资本论》的方法不仅是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辩证法，而且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然而，有学者则认为，《资本论》是辩证法的“应用”“革命”和“构建”的统一。《资本论》在加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材料、实现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以及解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意义上，“应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实现了辩证法的 “革命”，“构建”了自己的辩证法。

　　在探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时，某些研究者特别强调，辩证方法、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并非是几种不同的方法，《资本论》的方法就是辩证方法，而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阐述则是针对考夫曼关于“《资本论》的叙述形式是唯心论”和“看似是先验的结构”的误解而专门作出的相对应说明，这一回应目的在于表明他的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性质。其中，有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并采用抽象法、系统分析法等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结构，同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来具体分析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和理论的逻辑演化，以此来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

　　应该说，大多数研究人员均是基于《资本论》方法论体系进行研究的，即便是聚焦于某些具体方法应用的文章也是如此，它们致力于实现“方法论”中有“方法”，以多种“方法”构建“方法论”的最佳境界。尽管学界在《资本论》方法论与方法的许多学术观点上未能在微观层面达成一致，但是它们的宏观研究前提是存在学术共鸣的。

　　推动《资本论》方法论研究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

　　结合不断变化的具体国情与时代特征，我国《资本论》方法论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的“中国特色”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进展。这里的“中国特色”研究应内含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之中，具体可表述为中国自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相关研究人员致力于探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国自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之间的逻辑关联性研究，即前者对后者的指导作用，后者对前者的丰富发展。

　　一些学者指出，经济秩序和谐与生存方式自由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唯物史观意蕴。也就是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酝酿、创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唯物史观中国化不断深化的过程，或者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关系的当代中国再现。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辩证法，以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组成的科学思维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和发展，科学抽象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部分研究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结构概括为“革命性 + 本土性 + 具象性”，将其理论品格总结为继承发展品格、传承和创新品格、与时俱进品格及开放生成和兼容并蓄品格。

　　经过长期研究，有的学者专门从五个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方法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具体包括：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抽象和抽象法，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运用上述方法论、方法。在一些学者看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利益关系”，囊括其中的逻辑要素有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逻辑终点、基本经济制度的逻辑保障、坚持党的领导的逻辑引领等。而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在经济建设的基本价值观与基本战略目标层次上，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的唯物史观贯穿其中；在社会经济制度层次上，最突出的理论特征是贯穿着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经济政策层次上，其最显著的理论特征是贯穿着唯物辩证法。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充分表明《资本论》方法论研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起到了直接指导作用，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实现了《资本论》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研究，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资本论》方法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其中的学理深度与高度对科研工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做好文本研究工作，还需要兼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研究视野。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的过程可发现，从事哲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多数聚焦于上述第一大研究趋向的内容，而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则更多地从上述第三大研究趋向进行努力。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跨越两个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事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资本论》方法论研究成果。因此，我们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练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本功”；二是具备做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效互动关联性研究的“勇气决心”；三是满怀“回到马克思”以及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美好憧憬”。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