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思思想的原点重建马克思主义，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总体性和批判性。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这位堪与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并驾齐驱的人物明显重视不够，甚至把柯尔施当作卢卡奇的“影子”。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柯尔施的著述中，对其马克思主义观中的历史主义视域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柯尔施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主义视域入手，考察其理论根源，解释其理论规定，进而总结柯尔施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独特理论贡献，以及其历史主义视域的局限性，以此揭示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张力。

　　历史主义试图在事件和思想的运动中把握某种深刻的历史理性，揭示其合理而必然的演变趋势。它以承认人类的共同进步为基础，反对抽象的唯智主义。历史主义是伴随着“反启蒙”的历史意识的觉醒而兴起的，其内涵颇为芜杂，特别是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历史主义贫困论》的影响下，该术语更加歧义丛生。基于此，美国学者德怀特·李（Dwight E. Lee）和罗伯特·贝克（Robert N. Beck）概括总结了历史主义的五种含义：（1）立足于历史进行解释和评价的方法论；（2）审视生活和世界的世界观；（3）关于思想和行为的观念论哲学；（4）否认历史中绝对原则的有效性的信念；（5）能够预言历史并改良社会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分析、比较、鉴别了这五种含义的优劣后，他们给出了历史主义的两种定义：第一，“历史主义是一种信念：即任何东西的真实性、意义以及价值,比如任何评价的基础,都涵盖在历史之中”；第二，“它是一种反实证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观点：即历史知识是理解和评价人类当下政治的、社会的以及人类理智处境与问题的基本或唯一要求”。虽然历史主义的派别繁多，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还是归纳出其共同的理论特质：一是独特性（强调特定事物之间的本质差异）；二是发展性（认为不同历史主义派别的本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不是预先注定的，而是累积的、不可逆转的）；三是主观主义（主张历史上的特定人物的非理性主观动机是差异和发展性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因）。

　　虽然柯尔施并非德国历史主义的标杆性人物，但他却是以历史主义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是柯尔施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旨趣。正如斯蒂芬·布隆纳（Stephen Eric Bronner）所言：“事实上，即使把柯尔施与利奥波德·范·兰克的实证历史主义联系起来可能是一种夸大，历史主义视角也贯穿在柯尔施的全部著作中。”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观中的历史主义视域与其接纳了意大利式的黑格尔主义紧密相关。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解读黑格尔的方式：一种是意大利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贝奈戴托·克罗齐（Bendetto Croce）；另一种是俄国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意大利理论家面对的是广泛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思想，俄国理论家则是为了反驳民粹主义所致力于阐释的俄国发展的独特性。这两种黑格尔传统分别成为“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源流。

　　就马克思主义来说，黑格尔主义遗产的二重性导致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前者逐渐演变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后者则发展出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关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将主体性、心灵、意识等范畴视为历史的产物，并把它们改写为一种关于阶级自我形成的观念，即阶级通过自己的活动获得（自我）意识。与之相反，“科学主义”的黑格尔哲学家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关注黑格尔的《逻辑学》，将黑格尔视为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普遍体系的建立者，客观性是他们的主导原则，辩证法被视为在自然和历史领域都有效的普遍法则。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抛开“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这两种对黑格尔的解读方式，就无法理解柯尔施与俄国及苏联理论家的理论分歧。

　　就柯尔施的历史主义的形成来说，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意大利式解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克罗齐的名著《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在意大利甫一出版，就引起了世界性关注，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之作。克罗齐特别重视精神活动对于历史的重要性，他的两句经典名言“历史是自由故事的历史”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均强调了精神活动的主体性维度。柯尔施对意识的主体性的重视可以从克罗齐的历史主义思想中找到理论根据。

　　受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的影响，柯尔施吸收了黑格尔的思辨历史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华，获得了厚重的历史感，在理论研究中试图完整地展现马克思主义演化发展的整个历史。一方面，黑格尔的思辨历史主义在吸收启蒙理性主义精神的同时，力求将非理性因素理性化，将个体化原则普遍化，以体系哲学作为历史哲学的整体原则，主张超越二元论哲学，诉诸普遍性和永恒性。这是柯尔施反对理论与实践二元论的理论渊源之一。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历史主义存在论的前提、历史主义国家目的论、历史主义方法论原则的基础上，对历史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进行了改造，还原了历史的经济学内容和人学实质，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这决定了柯尔施的历史主义具有阶级人类学的基本特质。在总结和吸收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柯尔施构建了自己的历史主义，把历史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任何事物的性质可由其历史发展的过程来掌握，任何事物的价值可由本身的历史来判断”。

　　从历史主义的视域出发理解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是柯尔施既具原创性又有持久影响力的理论创建之一。在其代表性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中，柯尔施指出：“必须从历史的、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把所有这些较早和较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成是历史演变的产物。”在另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1938年）中，柯尔施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新科学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古典社会学说奠基者的革命理论，是我们时代真正的社会科学。”正是基于柯尔施的思想“植根于对先验理论的一种激进的历史主义蔑视”，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将其解读为“革命历史主义”。所谓革命历史主义，是指革命理论并不是绝对的、超历史的，而是必须随着历史变革的发生而不断更新或改变。柯尔施马克思主义观中的革命历史主义立场正是伴随着欧洲革命实践的历史演进而逐渐形成的。凯尔纳认为，柯尔施将其理论研究植根于魏玛共和国动荡的阶级斗争之中，反思了1920年代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与反革命浪潮，试图“从历史情境的要求与可能性中引申出他自己的理论，然后将这些理论转变为行动，在革命斗争中赋予理论以物质的力量”。具体来说，柯尔施的革命历史主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真正的革命理论必须是现实的，必须体现在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运用他的革命历史主义方法来解释欧洲革命及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革命无产阶级的实践是激进理论的唯一资源，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一种反映，它的内容是一些新观念的产物，“而这些新观念必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作为其物质状况的产物的无产阶级中产生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和全部意义必须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去寻找和认识。在《卡尔·马克思》中，柯尔施进一步将历史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并认为现实的革命运动及其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源泉。在全书的结论部分，柯尔施提纲挈领地指出：“构成新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最后基础的，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李嘉图；既不是资产阶级哲学，也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唯物主义研究，其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历史发展的现实，也就是说，来自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及19世纪的革命运动，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崛起。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程的描述表明：现实历史的每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新经验，在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发展的每一个新转折中都体现得多么精确，同时又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现实社会的历史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科学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并不仅仅建立在理论对现实的被动反映之上。马克思恩格斯从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真实历史的研究中获得的理论观点和概念，他们立即以直接参与当时的阶级斗争以及对这种阶级斗争产生强大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在历史上一直扩大和激励着无产阶级运动，直至今天——的形式给予了回报。”

　　第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历史关联。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试图通过重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找寻马克思主义中哲学变革现实的革命理论精神。为此，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他首先阐释了德国古典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黑格尔指出，在这个彻底革命的时代的各种哲学体系中，“革命是通过思想的形式概括出来了、表达出来了”。在引述这一著名论述的基础上，柯尔施梳理了德国古典哲学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即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精神、概念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涌现出来并得到呈现、展开和表达的，因此，“‘思想形式的革命’是整个社会现实革命过程的一个客观的组成部分”。接着，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性继承。他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那么它们必然在思想史上（即在意识形态上）相互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从资产阶级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是相互对峙的。因此，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而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个“统一的历史过程”的四种要素。柯尔施指出：“所有这些过程都是交互地彼此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仅仅是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另一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一起构成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整体。”

　　第三，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坚守马克思早期革命思想与其晚期社会理论的内在历史贯通。柯尔施认为，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始终如一，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特征仍然没有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不同的只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尤其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从这个整体中将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分离出来，将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割裂开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碎片化，变成了片面的、孤立的、教条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纯理论”，从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特征，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为此，柯尔施通过分析和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背离，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被误解和误用的，进而呼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柯尔施也像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将总体性原则视为考察社会历史的重要方法，用来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和历史，勾勒社会生活的整体图景，回应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他尝试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初的总体性原则和辩证法维度。为此，他倡导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的、革命的统一为内涵的总体性思维，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就是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的统一。

　　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柯尔施回到黑格尔的首要动因。柯尔施将马克思主义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历史主义分析，其历史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新发现黑格尔，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维度。他指出：“在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这与完全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关系相一致，但这种关系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时也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

　　第一，就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柯尔施批判了他们的三个局限性，即“纯粹哲学”的局限性（他们不了解哲学思想不仅存在于哲学中，而且存在于实证科学和社会实践中）、“地域性”的局限性（他们不知道德国哲学不仅存在于德国，也在其他国家得到了发展）和“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即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反辩证法形式，他们将哲学史书写为纯粹的观念发展史）。在柯尔施看来，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往往能够克服前两种局限性，但却无法克服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即构成了他们全部历史和哲学科学的那种最本质的先验性。也就是说，他们由于社会经济原因而放弃了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观念，以完全意识形态的和彻底非辩证的方式把哲学思想的发展描述为纯粹的“思想史”过程，只承认作为独立形态的纯哲学，不懂得哲学的观念和精神可以存活于各种具体科学之中。因此，他们无法把握纯粹的、观念的哲学发展与客观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联系，从而也就失去了在思想中把握观念与现实的历史发展之间、特别是哲学与革命之间的真正辩证关系的能力。

　　第二，对于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柯尔施指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实证的社会理论，同样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把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的一致性看作一个整体，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却在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针对第二国际中普遍存在的庸俗化、简单化、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柯尔施从“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的视角出发指出：“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又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在柯尔施看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根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超历史的抽象教条，从而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因此，他尝试使自己完全摆脱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基于重新阐释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来确证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实践的学说。

　　总之，柯尔施的历史化辩证法是其处理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原则。他写道：“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是每一种辩证法，包括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辩证法家，然后才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辩证的，就会无可救药地曲解其唯物主义的意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其他一切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始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一种在理论上理解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并在实践上进行变革的唯物主义。因此，一方面，辩证法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是这一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辩证法也为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提供了科学论证，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乃至全部哲学的超越。正如柯尔施所指出的：“它依靠它和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和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联系，创造出了自己特殊的科学形式（这一形式使它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从形式上看产生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把握，它关注的不是彼岸世界，而是此岸世界。柯尔施贯彻了哲学与历史相统一的历史主义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主义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之间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这一彻底的历史主义原则，柯尔施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认为在每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都以特定的方式发生某种变化，并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一阶段从1843年前后至1848年，在思想史上分别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共产党宣言》为代表。柯尔施充分肯定了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创的这一早期阶段，认为这一阶段为深刻的哲学思想所渗透，马克思主义因被当作活生生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而具有总体性和历史性的特征。此时，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既是一种哲学理论，也是一种以批判和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实践理论。

　　第二阶段从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遭到血腥镇压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其中经历了第一国际的成立与瓦解、巴黎公社的起义与失败、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派的斗争、德国《反社会党人法》的颁布、工联主义思潮的兴起、第二国际的创立及分裂等重要事件。柯尔施总结了这一阶段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实证化、意识形态化完全压制了马克思主义中辩证的、历史的、批判的革命要素，从而排斥了活跃的、以实践为导向的、充满革命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导致观念革命缺失、无产阶级思想被禁锢、工人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也丧失了以往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成为一种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不再会导致实际的革命行动”。

　　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第二国际分化和瓦解开始，将持续到当时尚无法确定的未来。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重新觉醒，重建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联系、重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在柯尔施看来，列宁正确地处理了国家与革命的关系，有意识地重建了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列宁时刻”。但是，柯尔施同时又指责俄国革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只是将认识论当作反映论，将理论作为实践的附属部分，把意识视为现实的消极反映，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把真理强行灌输到无产阶级头脑中。在柯尔施看来，这就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总体性原则，退回到了旧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但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样子，而是应当成为“一个辩证的发展”。为此，柯尔施呼吁恢复马克思主义在第一阶段所具有的整体性和革命性，从哲学上重新把握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内的历史总体，使哲学不再是仅仅停留于思想领域的观念哲学，而是成为将所有社会领域综合成一个“总的社会革命理论”的总体性哲学。

　　历史主义自身面临着既要肯定事物发展的历史性、暂时性，又要坚守其背后的历史意义及其确定性根据、避免陷入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悖论。柯尔施的历史主义视域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既具有当代价值，也充满理论张力。

　　一方面，柯尔施基于“历史主义”而非“科学主义”的视域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这一“柯尔施问题”，并从历史的逻辑入手予以求解，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首先，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及其哲学性的丧失，柯尔施强调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必不可少的、毫不动摇的重要意义，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战斗力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形态，而是一种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发生危机，根源在于它无法历史地与工人运动的发展保持同步，也无法从历史上解释其兴衰成败的原因，因此柯尔施基于革命历史主义立场，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变革，从而恢复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指导效力。其次，针对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困境以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教条化倾向，柯尔施进一步运用历史化辩证法，试图恢复在第二国际时期几乎被遗忘的哲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再次，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为尺度，与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应，柯尔施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发展进行了历史分期研究，旨在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其理论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一种反映。

　　另一方面，虽然柯尔施大致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和历史流变，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难题。正如约翰·朗德尔（John Rundell）所指出的：“在试图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性质问题的过程中，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一种复杂的、独创的、但最终却又是自我挫败的重建。”首先，尽管柯尔施将历史概念化为一系列无限的过程，但实际上他把历史看作一系列封闭的社会形态，在他那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星丛被还原为历史构型的简单表现，没有得到批判地、完整地理解”，这种“把历史上的运动互相割裂的历史主义……完全抹杀了这种观念，即人类实践是人类历史的总体，是对人类历史的反映”。其次，尽管柯尔施强调实践，对僵化、教条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历史主义解读与科学主义解读之间的张力拒不探明”，这表明“他本身也是教条化的”，其原因之一就是其总体性概念的“认识论基础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界定”。再次，柯尔施之所以想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目的是为革命找到新的力量和可能性，但他对理论与实践、意识与革命斗争之间关系的历史化规定实际上无意间削弱了意识概念，将其还原为一种简单的反映形式。“也就是说，他的社会分析作为经验科学和结构科学绝对是无力进行反思的，因为它被归结为对阶级运动的客观基础的简单‘反映’。”这样，“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所提到的感性实践活动几乎完全丧失殆尽。以此来看，柯尔施在根本上缺乏一种历史—辩证的作为‘人的本质’的主体观”。最终，理论与实践之间再次失去了辩证的关系，柯尔施也“像历史主义的其他路径一样抛弃了历史性”。这就是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的历史主义视域的局限性。

　　（作者：李国选、刘凤霞，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