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当代社会形态勘定为数字社会虽言之过早，社会结构远未发育出成熟的数字化主体，人机之间的外部合作与有限自动化水平意味着数字化只是当代社会正在生成的重要维度。但人类社会正在发生自历次科技革命以来最为重要而显著的变革，数字化正在不断影响与塑造着社会的基本结构与生产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是社会运作被再次赋予新的总体性规定，数字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数字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形态，而大数据、一流算法与先进算力的整合正在重构新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图景。数字化路径的实质是社会再次被置于抽象统治之下，从原来受工资、利润与价值的抽象支配转变为受技术、数据与算法的抽象支配，但这并未改变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抽象统治的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一原则立场要求我们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立场审视数字社会的本质属性与社会效应，进而理解推进数字中国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意义。

　　抽象化是现代社会的生成进路，现代化就是不断地被抽离出具体的境域、丰富的内容与厚实的历史，进而将社会重置于抽象的观念、符号与系统的规制与支配之下，从而塑造出一幅形态复杂、风险丛生的社会图景。具体而言，现代社会的抽象图景呈现为如下典型特征。

　　一是抽象统治塑造了支配市民社会的利益取向。市民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必经环节与现实基础，现代社会必须要走出原初的共同体状态而进入充满利益冲突、社会分化的市民社会状态，这既是一个特殊性与普遍性斗争的利益竞技场，也是一个聚集全部个人经验、感性生活与意义来源的现实生活世界。但抽象统治造成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悖论，一方面它蕴含与承载了形态各异、利益多元而纷繁复杂的现实冲突，理应是内容极为生动丰富、涵义极为充实深刻的生活世界；但它又是欲望极度膨胀、目的直接外露的利益世界，它将人类对于生活的全部需要抽象为自私自利的个人欲望，自我需要与私人欲望成为驱动社会运作的动力来源。马克思将其刻画为“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市民社会抽象化的后果是全社会陷入拜物教困境，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等形形色色的拜物教只不过是原本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被抽离与过滤为抽象的欲望崇拜所致。

　　二是抽象统治造成了机器大生产体系中劳动者的抽象化危机。抽象统治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技术对劳动的支配将劳动规训为一种单调的生产力。现代社会分化的趋势导致劳动分工更加专业化，分工越细致、劳动越简单，整体化的劳动过程被拆解为分散的劳动环节，工人只需掌握简单的技能即可加入机器大生产体系之中。黑格尔深刻阐释了劳动抽象化的后果，“劳动中普遍的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抽象化过程中，抽象化引起手段和需要的细致化，从而也引起了生产的细致化，并产生了劳动分工。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技能提高了，他的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交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必然性。此外，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的职位。”“机器换人”就是劳动抽象化对劳动者的全面驱逐，劳动者从劳动的主体不断消解为劳动工具，马克思用“工人”这一概念替代“劳动者”正是对这一劳动者抽象化的时代标示。

　　三是抽象统治将现代社会置于程序化的路径依赖。一定意义上来说，传统社会的治理路径具有情境化、经验性与主观化特征，而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与时代形态，重大危机与风险事件具有时间的突发性、后果的不确定性与影响的深远性，而社会治理的程序化能较好规避诸多危机决策的不透明性、非制度化与随意性弊端，更为高效与客观地推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但现代社会的运作在利用普遍规则、客观制度与先进技术的优势之际，又陷入对程序化的路径依赖。因此，需合理应对在普遍规则与特殊情境、客观制度与实践智慧、先进技术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内在紧张使其展现出程序化社会所匮乏而又亟需的合理张力。社会治理程序化是抽象统治的直接后果，它以观念化的规则、客观化的制度与技术化手段将社会生活置于“专家系统”与“抽象符号”的规制之下，看似一切井然有序而效率极高，但却导致人的自主性、创造性与想象力的丧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感觉的抽象是人之存在的生理基础与自然权利被抽象权力所劫持与操控，而随着现实生活世界的被迫消解与退隐，整个社会面临陷入全面抽象化的危机。

　　本质而言，抽象化与具体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体两面。一方面，愈加抽象化的社会机制愈是要体现为具体化的制度规定。从社会分工的专业性、社会需求的多样态、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等社会图景可以看出，正是基于抽象性观念、程序化机制与普遍化制度才建构了具体而丰富的现代性社会。另一方面，具体化与特殊性的生命力在于抽象机制的总体性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形态与利益竞逐，只有具备强大整合能力的抽象系统才能避免因社会多元化而陷入冲突纷争甚至分崩离析的困境。现代社会的合理境况应是抽象性统治与具体化实践保持内在张力与有机平衡，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统治却打破了这一应有平衡，它以货币化的抽象符号、资本化的抽象权力与剥削性的抽象劳动重新统摄与规训了现代社会，原本整全而丰富的生活世界被抽象为生活单调、意义虚无的生存世界。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指出必须回到人类社会的存在论基础才能理解社会抽象化的深层根源。生产资料是社会生产的首要前提与根本基础，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工具构成了生产资料的基本要素。生产资料体现为具体的外在形态：(1)对于劳动者而言，它表现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正在从事具体劳动并生产使用价值。(2)对于劳动资料而言，它表现为原材料、厂房等原初的物质形态，人们通过对其加工改造而生产出满足特定需求的具体产品。(3)对于劳动工具而言，它表现为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中介与桥梁，凭借着它实现了从原材料向劳动产品的转变。生产资料是具体的物质材料，构成它的基本要素呈现为特定的物质形态与客观的实际效用。劳动资料与劳动工具的具体性表现为它们有着客观的外观形式、具体的应用场景与有限的效用边界，而劳动者的具体性体现为“从事实际生产的活生生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正是生产资料的具体化、来源方式的多样性与使用方式的多元化才奠定了现存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丰富性，也是人类生存的现实基础与意义源泉。

　　现代意义的生产劳动首要特征是生产资料被不断地社会化与抽象化，前者表征着生产资料的诸要素不断地融入社会生产过程之中，构成了社会生活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基础；后者意味着生产资料必须被置于抽象化的形式之中，只有被抽象化的生产资料才能进入现代生产过程之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全过程由抽象系统所支配与控制而得以持续运转。“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马克思从社会化视角阐释了生产资料抽象化的三重生成路径：一是劳动资料抽象化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进行的关键机制。劳动资料以具体样态和特殊要素参与到生产活动之中，但由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劳动过程将所有劳动资料都一视同仁地视为一般性的生产要素。它们只是充当价值转移的中介，价值增殖是由劳动者的劳动活动本身所创造。劳动资料的具体规定性可以被抽离掉，剩余之物则是被吸纳到生产过程之中的无差别的劳动资料，正是这种无差别性使其可以任意被交换。二是劳动产品的价值必须被抽象化之后才具有可度量性。劳动产品的价值直接表现为满足人们需求性的使用价值，但使用价值是满足不同主体特殊需要的具体价值，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间无法准确度量与评判，也会导致商品之间的交换危机。为此，耗费在劳动产品上的“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普遍的度量形式，一般劳动时间被确立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基本尺度，这一现代标尺的确立宣示了人能真正进入现代社会进行分配与交换活动。三是劳动者的抽象化构成了现代工业文明有序运转的必要前提。社会分工的多元化与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要求劳动者被抽象化为满足效用目标、具备一般形式的劳动工具，劳动者被抽象化为劳动力。劳动者的个性风格、传统经验与独特技能被逐渐消解而沦为“即插即用”的劳动媒介，劳动者只不过是众多标准化、程式化的工具篮中的某一件工具而已，其原初所蕴含与展现的主体性、丰富性被抽象统治所肢解。劳动者被抽象为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工人，他们可以自由地受雇于任何资本家的任意一所工厂，仅需掌握简单的劳动技能便能迅速上岗；同样，资本家也能自由地解雇工人，因为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作已不需要复杂的技能与丰富的经验，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劳动力与产业后备军。

　　生产资料抽象化是抽象统治得以生成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但生产资料最终要转化到劳动过程之中，只有劳动本身的抽象化才是抽象统治的关键环节。抽象劳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立论基础，它在具体劳动的基础上抽象出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将这一形式化的价值尺度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度量根据，这是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的理论前提。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思想源于亚当·斯密的“劳动一般”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赞扬斯密的这一创见，“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正是“劳动一般”这一适用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最简单的形式表达，才能以抽象的方式表现了劳动价值的复杂性。劳动本身都是场景各异、形态有别而用途不同的具体劳动，具体劳动的特殊性使其不具有可度量性与交换性，为此需要过滤掉具体劳动的差异性而抽象为“一般劳动”,“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劳动总是单个工人的劳动，不过表现为一般劳动。”不仅如此，一般劳动还要表现为“一般货币”这一价值形式，“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是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货币就是典型的抽象符号，它本身使用价值有限却充当了一般等价物，成为一般劳动、一般商品、一般生产的度量标尺与流通形式，整个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是建立在抽象统治的基础之上，从具体劳动向一般劳动的抽象转向建构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强大解释力与科学性。

　　虽然抽象统治是以抽象的观念、符号与机制对现代社会中个体、自然与社会进行总体性规训，但任何抽象统治必须通过特定的方式与现实的路径来具体展开。为此，马克思从抽象劳动这一理论基点出发，将抽象劳动勘定为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无差别的抽象劳动不仅创造了价值的增殖，而且通过对生产劳动的支配性统治强化了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重构了“抽象时间”这一关键概念，抽象时间是凝结在商品生产中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有两个本质维度：一是“无差别性”,即时间是脱离于具体的劳动场景与特定要求的，它是可公度的测量标准、均质的时间流变与独立的价值尺度；二是“必要性”,即不能单纯地从物理时间或自然时间的视角来理解抽象时间，它是实现社会有效运转与持续发展的中介环节与必经途径。“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以创造剩余劳动时间为条件，”必要时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是生产剩余劳动时间不可缺少的，是工人为了最低限度生存而不得不耗费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工人的劳动与价值生产实际上由“工作日”这一时间尺度所规定与度量，“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working day)”,“工作日”这一概念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统治的时间逻辑。

　　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将马克思所揭示出的时间的抽象统治诠释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时间暴政”,即抽象劳动通过抽象时间对个人、自然与社会实现全面的统治与规训。普殊同从时间性维度考察资本主义的权力建构并提出了历史时间与抽象时间两种社会统治形式，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表现为抽象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分野。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历史时间是与生产力相关的、速度可变的特殊时间形式，而抽象时间是由定量的、连续的、可公度的惯用单位所度量，“普遍意义上的事件与行动，以及特殊意义上的劳动和生产，现在都发生在时间之内，为时间所规定——这一时间已经成为抽象的、绝对的、均质的时间。”但由于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持存与发展的中介，抽象时间才是价值增殖的唯一源泉，它构成了资本逻辑的客观基础。“抽象时间也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发展而历史地出现的形式，它为这一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它也历史地促成了这些利益的构成，同时，它表达了一种超越阶级统治的统治形式。”这意味着，抽象时间既是分配利益与控制社会的根本形式，也是整合社会与实现团结的有效手段，它在展现出强大的社会规训力量之际也潜藏着社会矛盾与危机。

　　马克思通过抽象劳动揭示出时间结构的内在紧张，即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相互冲突，资本家通过所掌控的时间霸权实现了资本增殖、阶级剥削与社会统治。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时间剥削的方法相对简单粗暴。囿于雇佣工人竞争、产业后备军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升劳动强度等方式可以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马克思称其为资本家“盗窃”了工人的时间。但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建立，时间剥削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反而导致工人遭受更为严重与深刻的剥削。马克思引用西尼耳的《关于工厂法的书信》并指出：“‘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劳动时间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随着机器等规模的增大，‘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唯一手段’。”资本家通过采用机器大工业、先进的工艺与科技手段，既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而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又在提升资本有机构成之际降低了劳动力的占比，这一境况之下时间需要被重新规划才能继续获得统治力。简言之，在缩短工作日时间之际又要增加剩余价值量的途径只能是提升劳动强度，机器大产生的普及、泰罗制与福特主义的流水线以及各种时间压缩与高效生产方式归根结底是重新进行时间筹划，通过时间结构的变构、时间节奏的变奏与时间叙事的重构再次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规训。

　　随着数字社会的来临，抽象时间获得了新的表现形态与支配路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描绘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时间规训图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每天花费大量的工作时间，通过无酬的抽象劳动为资本创造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已经变成处于一个工厂中，变成工厂生活。工厂不仅限于雇佣劳动的空间，而是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它通过“即时生产制”模糊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界限，包括休闲生活、个人娱乐与社会交往都处于数字规训之中。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从时间商品化视角揭示出数字资本通过“弹性时间”的增殖秘密，指出在数字社会中人们陷入除睡眠时间以外都是工作时间的困境，数字时代人们上网的时间早已超过了睡眠时间。即使是数字社会所标榜的“弹性工作制”也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劳动”,“数字零工”只不过是被智能算法所规训与控制的生产工具而已，且几乎将自己的自由时间都耗费在创造剩余价值之上。在此意义上，生产方式的变迁并不能改变抽象时间对现代社会的支配与统治，时间的商品化、时间的抽象化与时间的资本化合谋，共同构建了现代社会的时间逻辑，但也同时制造了现时代的时间困境。

　　虽然断言当代社会已进入数字社会尚言之过早，但人类社会的智能化转向或数字化转型却是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数字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主体形态与典型特征。同样，深受数字化形塑与建构的社会形态也陷入抽象化的支配与统治之下。数字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社会生产的高度数字化、社会发展受大数据驱动、社会交往进入网络全覆盖、社会运行的加速化与社会治理的符号化等。如果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是由物化逻辑、货币逻辑与符号逻辑共同塑造了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那么随着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的深度跃迁，由一般数据、抽象符号与算法权力所规训的社会图景获得了新的总体性规定，抽象统治从内容到形式、从外观到实质都发生了数字化变革。

　　“一般数据”是近年来学界比照马克思的“劳动一般”“生产一般”“货币一般”等价值形式范畴所建构的重要概念，特指当大数据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融入劳动过程之中，生产资料数据化导致数字劳动成为创造价值的新型生产方式，数据成为具有相对独立自主性的劳动主体。就此而言，“数字时代的全新对象，就是数据。这种数据保持了它自身的运转，让自己在云计算的装置中生成和演化，变成了一种独立于主体意识的存在。所以，我们既不能从物质的层面，也不能从主体的层面来把握这种数字对象。”虽然学界关于“一般数据”概念能否成立尚处于争议之中，但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与研究进展可以发现，一般数据本质上是生产资料的数据化，而它正是对马克思抽象劳动思想的拓展与深化。

　　时至今日，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与秩序发生了显著变化，科学技术已经深度嵌入并深刻影响着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旧有效并影响深远。以奈格里、维尔诺、拉扎拉托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充分肯定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的论述，他们极为重视并积极阐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一般智力的论述，“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在意大利自治学派看来，“一般智力”是马克思对人类抽象劳动的创造性发展，他洞见科学技术将在未来成为生产力的主导性因素，并进而展望了在这一人类未来的历史时刻劳动者与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与内在紧张将如何重塑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解放的新路径。为此，奈格里与哈特在其名著《帝国》中高度赞扬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论断，“一般智力是由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社会的智力。劳动的价值由此被一种新的普遍而具体的劳动力经过占用及自由使用新型生产力加以实现。马克思所视为未来的正是我们的时代。劳动力的这种激烈的转换和将科学、交流与语言融入生产力的行为业已重新定义了整个劳动的现象学和全世界的生产景象。”如果说马克思的“一般劳动”思想揭示了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基础与动力机制，那么“一般智力”概念则是马克思对20世纪以来由科技革命所主导的社会变革的深刻理解与前瞻预测，进而“一般数据”这一概念则是对在21世纪正在发生的由数字技术、信息产业与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生产变革的精准勘定。

　　一般数据融入生产要素之中并成为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劳动主体，这既是数字时代生产资料数据化的必然结果，也意味着劳动主体的数字化重构，人机联合或者说主体数字化将成为劳动主体的未来形态。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据生产资料化重构了劳动主体，主体数字化成为未来劳动的新形态。一般数据不是指具体的数据，而是指生产资料可以被数据化，可以用二进制即0与1的符号或其他代码来表达，抽离掉数据本身的应用场景与特殊用途，数据本身都将被简约化为符号，自然语言转换为人工语言是人机合作的必备条件。生产资料总体上要进入数字化的界面与程序之中，无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都不足以涵盖劳动主体的全部规定。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将“数字人”或“数字主体”称为新的劳动主体，但劳动主体深受数字技术的影响与形塑，各种人-机联合体、脑-机协同体、智能机器人纷纷进入劳动岗位并担纲劳动主体，虚拟现实重构了真实的劳动场景，数字平台制造了虚假的消费需求，生产劳动日益受到数字技术的规训与支配。

　　其次，一般数据创造了新的劳动空间生产路径，数字空间构成了新的空间再现。空间既是劳动活动的具体场所，也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时空境域，空间社会化是从自然空间走向人类空间的必经之路。人类空间交往的传统路径是以在场的方式、具体的交往、地方性知识与经验世界为特征，在数字化时代空间交往则是以“以全球、无界、虚拟、互联、在线、同时为基本特征”。劳动空间的数字化生产具有典型的“脱域化”特征，它变革了以往高度依赖机器、厂房、工人等具体场景，数字化大生产几乎穿透与影响了我们的一切活动，从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到工作学习，从网络购物、在线社交到线上娱乐，包括刷抖音、看视频、用APP等，都是在创造可以商品化的数据与进行数字化生产。数字平台制造了虚假的消费需求，产消劳动模糊了厂家、用户、平台与媒介的身份边界，数字化成为当代社会的总体性规定。如果说工业社会是商品拜物教，那么今天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数字拜物教”。

　　最后，一般数据激活了劳动价值论的智力要素，非物质劳动也成为劳动价值的重要来源。虽然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与信息革命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溢出了马克思当年的社会预测，但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对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的根本作用以及关于一般智力的分析都阐明，科技特别是知识因素将成为创造价值的重要来源。马克思对物质劳动的重视并非意味马克思忽略了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性，科学、技术与发明创造都将成为创造价值的重要来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不仅如此，非物质劳动依然属于马克思关于智力的论述范畴，而智力是人的劳动能力与创造使用价值的源泉，“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进而言之，一般数据融入生产要素并参与劳动过程理当属于智力劳动，这一劳动形式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根本目的是攫取超额剩余价值，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则将成为生产社会财富与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来源。

　　当一般数据被纳入生产要素并参与新的数字主体的建构之中，数字抽象就演进为抽象统治的当代形态与前沿进阶。作为对数字经济的直接规定与对数字资本的深刻把握，一般数据不仅是对生产劳动重新赋能，将数据融入生产资料并抽象化为生产力的一般要素，更是将社会生产与人际交往建基于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数据生产、交换、消费与分配环节。一般数据参与到对人类社会的技术规训与抽象统治，同时也展开了世界历史数字化的新路向，即朝向数字全球化与数字世界新纪元。同时，数字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是资本主义扩张表现为数字殖民、数字剥削与数字霸权的新趋势，全球资本主义将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数字抽象对个体生存、社会发展、世界格局与人类命运产生深刻影响与形塑之际，亟需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高度开展反思与批判。

　　首先，数字抽象是抽象劳动的当代形态，它没有溢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解释框架。数字社会的来临重置了抽象劳动的理论语境与时代情境，生产资料数据化将数字要素赋能为新的劳动主体，数字化主体成为活劳动的主体并在价值生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方式数字化重塑了现有的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大模型等数字技术使得活劳动(固定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比重越来越低，数字技术及数字化装备的广泛应用提升了资本有机构成而降低了剩余价值率。消费需求数字化重构了消费社会的景观拜物教，数字化生活不断地制造出虚假的消费需求，人们过度关注物所表征的符号而遗忘了其真实的使用价值。虽然在数字社会中产业结构迭代升级，生产模式愈加数字化与智能化，大众消费模式与心理深受数字平台的影响或操控，阶级关系与阶层冲突进入数字场景中进行着数字化交往或斗争，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与合法性。作为抽象劳动的最新形态，数字劳动参与到价值生产过程之中所使用的数字化装备、数字化场景与数字化平台都是基于物质劳动所建造。无论是从事“一般智能”活动的数字工程师、数字程序员等劳动主体，还是作为非物质劳动的数字技术、数字系统与智能算法，目前都属于马克思所勘定的劳动力商品范畴，都符合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与数字经济中，无论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还是复杂的智力劳动，最终都可归结为无差别的、具有一般性的抽象劳动。

　　其次，数字平台是数字抽象的中介基础，数字时代的平台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其攫取剩余价值的私有制本性。数字化的网络平台以消费者用户为目标群体，通过聚合海量的商品与服务等大数据信息，在用户、市场、消费者与供应商之间搭建起商品流通、服务消费的数字中介与桥梁。数字平台本身具有整合市场资源、提升劳动效率与满足用户需求的优势，但数字平台的资本主义应用无法克服其内在困境：一是数字平台建构了基于算法权力的数字控制。智能算法受资本逻辑所支配，背后隐藏的“信息茧房”“算法鸿沟”“算法黑箱”或“算法歧视”等构造了不透明、不平等、不公正的算法等级秩序。二是数字平台塑造了数字化的劳动等级。虽然数字劳动有着显著的快速化、群体性与智能化的优势，表现为劳动空间与时间弹性灵活、就业门槛宽松便捷、劳动者的参与性更高，但数字劳动者要么是“无保障劳动”的“数字零工”,要么是受雇于资本家而必须承受算法规训的高级雇工，劳资关系的雇佣特征与剥削本性始终存在。三是基于数字劳动的数字化生产提高了资本积累效率。在数字平台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将数据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数字劳动是进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其独有的弹性积累机制使得资本积累更为灵活高效，但金融资本成为数字平台资本积累的终极赢家。正是在数字平台的中介之下，资本主义的数字抽象将个人变成数字用户、数字劳动者，资本主义社会也蜕变为由数字资本所支配与规训的社会机器。

　　再次，数字产消是数字抽象的消费景观，数字产消资本主义仍旧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剥削逻辑。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标示着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发生着从生产性逻辑向消费性逻辑的转向，数字平台、数字媒介等将数字用户所从事的数字劳动转化为生产与消费逐渐融合的“产消合一”行为。20世纪70年代，斯麦兹首次提出“受众劳动”概念来分析受众、媒介、广告商之间的关联互动与利益共存的纽带关系。托夫勒首次正式使用“产消”一词描述在进行消费的同时也在进行生产的组织或个人，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则开创性地建构了“数字产消者”的社会学理论，提出“作为消费者的生产者”与“作为生产者的消费者”的平衡。福克斯等数字资本主义者则进一步提出数字平台用户在进行消费时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数字消费者已超越单纯的消费属性而同时兼具生产属性，随着整个社会日益被视频网站、社交软件、网络购物以及各类APP所影响或控制，数字产消实际上是由数字技术所生成的消费景观，它就是数字社会的消费拜物教。就此而言，“数字产消”是用户以数字技术为媒介，在数字平台中进行生产与消费有机结合的实践活动。数字产消的资本主义应用则是数字资本占有了由数字用户所生产的大量“剩余数据”与剩余价值却没有向其支付应得报酬；而数字用户在消耗了自身资源之后却没有获得应有回报，反而深度沉迷与依附于这一由海量数据、智能系统与算法权力所规训的数字世界。数字产消资本主义通过低成本商品、高频次传播与快速化交换提升了资本周转速度和次数，从而总体上提升了剩余价值率。数字产消主义为了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加剧了资本扩展规模与垄断程度，各数字平台之间以及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深，剩余价值与社会财富加速流向由数字资本控制的数字平台，造成了更为隐蔽但更为深刻的社会危机。

　　最后，数字抽象是抽象劳动的时代形态与最新进阶，它是抽象统治对当代社会的本质刻画与时代映现。数字资本主义实质上是由包括资本、私有制与一般数据所统摄与操控的社会系统，资本主义的数字抽象既是资本主义的弹性调整与结构转型，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将更加复杂、更为深刻。正因如此，人类社会亟需从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开掘与倡导数字社会的合理面向，亟待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原则高度重建合理的数字世界。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建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支撑。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并擘画了数字中国的战略蓝图：“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加快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有效释放，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大幅增强，政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数字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社会精准化普惠化便捷化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数字技术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应用创新全球领先，数字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数字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打开新局面。”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推动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为人类文明所贡献的中国智慧，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做出的原创性贡献。（注释略）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