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属于历史，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时代。他们的生卒年就是他们的时代；每个哲学家面对的问题都是时代性的，面对的是自己时代的课题；每个哲学家的回答都具有历史性，因为他不仅要回答历史上哲学家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自己提出的回答也不可能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衡量一个哲学家的地位，取决于他的智慧在何种程度上超越自己时代的限制，对人类具有长久的价值。转瞬即逝的哲学是时髦哲学、流行哲学，而转瞬即逝的哲学的作者是流行哲学家。正如流行音乐或流行歌手一样，这类哲学家只能算作哲学领域的过客，而不是真正的智者。

真正的哲学既具有时代性又超越时代

　　为什么真正的哲学既具有时代性又超越时代呢？一方面，哲学具有时代性，因为哲学是哲学家的哲学，任何哲学家都是具体的现实的人，都生活在一定时代，他的哲学思维水平必然受具体时代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哲学不是技术而是追求智慧和真理，因此它必然包含超越自己时代的具有普遍性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读《道德经》、读《庄子》、读苏格拉底、读柏拉图的原因。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事，只看到现实中发生和存在的事，这叫时事，叫新闻，哲学则要穿透事实而看到其中的普遍性，从特殊中看到普遍，而普遍性必然具有某种超越性。

　　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小知即小的智慧，小知不是哲学智慧，至多叫聪明，即使精于计算，但仍然目光短浅。《红楼梦》中的凤姐，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叫精明而非智慧。哲学是大智慧。大智若愚，考虑的是大问题，而忽略小问题，因而在生活上显得木讷甚至愚蠢。不与人争夺，不与人计较，仿佛很蠢，但不争是大智慧。《道德经》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在老子看来，“夫唯不争，故无尤”。

“三种关系”问题兼具永恒性与时代性

　　所有哲学都离不开人类普遍存在的大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既是人类面对的永恒性关系，又是具有时代性特点的关系。

　　它们是人类面对的永恒性关系，这决定于人的生存方式。人不可能没有自然界，否则不能生存。人本身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的对立面。因此，在任何时代，人与自然都存在矛盾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是人类的大智慧。人生活在社会中，天生是社会动物。人的社会性决定了每个人永远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古人有所谓“隐”，其实“隐”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一种表现，或避官或避市，但绝不可能避人。在人之外，人不可能成为人。即使陶渊明的归隐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少无适俗性，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里，一去三十年。羁鸟归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田园将芜胡不归？没有田园，没有人烟，也是隐不成的。任何时代的人都只能生活在社会中。人除了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外，还存在与自我的关系。人既是类存在即社会性存在，同时又是个体性存在，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唯一者即我。我作为我，存在肉体与精神的关系。在原始人那里，它被视为肉体和灵魂的关系。原始人不理解梦，把梦视为灵魂与身体分离。死亡也是如此，被诊断为灵魂离开肉体。肉体可以腐烂，但灵魂可以不死。当人从宗教进步到哲学思维时，肉体和灵魂的关系就变成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人与自身的关系极其复杂，涉及宗教、哲学、心理学、医学等众多学科。人对于自然永远是人，自我像自然、社会一样是一个永恒研究的领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比自然、社会更为复杂。我们的自然科学在突飞猛进，如今能上天入地，对社会的研究也在不断进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后，人类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重大跨越。可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仍然很落后。虽然随着医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人类对于自身生理的解剖学知识有了长足进步，但对自身最重要的领域即精神领域的认识，仍然在艰难探索之中。

　　从哲学来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既是永恒性关系，又是历史性关系。因为是永恒关系，中外哲学有共同性；因为是历史关系，哲学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个体性。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社会的发展同时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人们懂得尊重自然、顺从自然。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何止生产，就养生来说，也要顺从自然。老庄学说的突出特点就是主张回归自然、道法自然。一切人为的都是伪。伪者，人为也。这种思想在工业社会被颠覆。工业社会的产品都是人造的。工业化时代，是强调人改造自然的时代。可是物极必反，过分开采自然，向自然无限索取导致生态恶化。这种教训使一些哲学家主张回归人的自然本性，回归自然界的固有本性。因此，后工业时代的学者批判现代化。可是，如果没有现代化，人类社会重回风光绮丽但生活贫困、交通不便的农业时代，人们愿意吗？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只能前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出路不是片面强调自然或片面强调人，而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显然，这是中国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后，传统文化热得以重新兴起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不是单纯的哲学观点问题，而是涉及社会制度的安排。资本的逐利本性不是哲学宣传能解决的。不解决现代化的社会性质问题，不解决人类发展方向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难以实现的。只要看看美国反对气候条约，发达国家把洋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就能明白这一点。

　　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变化的。小农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充满人情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充斥着竞争，认钱不认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也不是独立的，它受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制约。两者矛盾的激化会导致人与自我的矛盾也随之激化。现代人的生活尽管可以现代化，但焦虑和抑郁程度远超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就没有当代这样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更没有由于工业污染产生的生态恶化问题，也没有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竞争关系，没有现代人的焦虑和烦恼。因此，一些人产生复古思想，也有不少人逃避城市、逃避现代文明、逃避工业化。这都是一种消极方法，不懂得问题的实质所在。在当代社会，逃避社会，回归山林，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我们非常需要一种能够理解和改变这三种关系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停留在这三种关系的表面，而是深入问题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建“三种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与社会制度的优化不可分。当自然成为掠夺对象，成为利润来源时，自然的恶化就是必然的。破坏自然环境的是人，而支配人的是对利益的追逐。只有当人不把自然单纯作为获利对象，而看成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并看成审美对象，爱护自然与保护自然才有可能。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最终必然要求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同理，只有消灭贫富对立，才能消灭仇恨，和谐人际关系；只有消除失业，人人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减少社会性的和个人的焦虑。企图依靠逃离社会、遁入空门或参禅修炼来追求灵魂的平静和安宁，对个人可能，对一个社会则不可能。而且，对个人来说，依靠逃避来追求内心的安宁，或服用心灵鸡汤之类的“大补丸”，代价也太大。中国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肉体活着，而心已死了，这同样是一种痛苦——被麻醉的痛苦。社会主义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就是制度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原因而造成的精神性疾病和各种焦虑大大减少，因为精神性疾病有社会和文化原因。当然，焦虑作为一种疾病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因为它也有生理因素乃至遗传因素，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改变了考察上述三大关系的视角，不再把它们单纯作为道德问题、人性问题，而是把它们置于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下来考察，在合乎人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重建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摒弃私有制，是人和自然矛盾、人和社会矛盾的解决，是人向人自身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社会本性的复归。阻碍这种复归的就是社会的阶级制度和财产制度。因此，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消灭贫富对立、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系的；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反对霸权主义、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相联系的。这是人类面对的艰巨任务，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历史潮流，代表着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