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散见于《论犹太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中，贯穿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马克思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幻共同体展开了结构性分析，又从历史叙事角度分析了前资本主义共同体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发展历程，指出了超越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真正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同体概念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建构和具体运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01

　　政治解放语境中的共同体

　　马克思首先是在政治解放语境中讨论共同体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面对鲍威尔讨论犹太人问题的不彻底性，马克思指出了双重解放：一是政治解放，二是人的解放。政治解放构成了政治共同体，但这种共同体由于其立足点和内在结构的双重问题，因而还是不彻底的解放。

　　政治解放指的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通过政治革命，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将现代国家称为政治共同体，但这种共同体的立足点并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而是市民社会。这里的市民社会并不是广义的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经济制度，而是狭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关系。政治解放的实质是市民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这种解放看起来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层面保障了人的普遍自由和平等。但由于立足点的问题，实质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这种解放必然有其内在限度。这种限度表现在现代国家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性质。所谓的基督教性质指的是现代国家虽然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了政教分离，但现代国家中的人依然处于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分裂的状态。这一点正如宗教信徒过着世俗世界和天国世界的双重生活，只不过这种分裂不再仅仅表现为宗教生活，而是表现为现代国家中人的普遍生存状态。

　　在市民社会中，具有各种特殊利益的利己主义个体追逐着自己的利益，将他人视为工具的同时，也将自己变成他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在这种生活状态中，人是一个偶然形式的人，是丧失了自身的人，是外化了的人，是受人的关系控制的人。而在现代国家中，宪法的主权在民原则使人们把自己想象为国家主权中虚构的成员。人们虽然获得了普遍的自由、平等和人权，但这种普遍性实际上是非现实的、虚幻的。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因为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结果必然是国家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

　　这种承认、服从和统治表现在马克思对政治共同体普遍性的还原和解构。所谓的人权就是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就是利己的个人权利。人的自由实际上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式自由。自由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而是分离。私有财产权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及其运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安全是利己主义的保障。人权没有超出利己的个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私人利益和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联结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利己人身的保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并不是真正的共同体。在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个体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与共同体相分离。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才被予以承认，只有以抽象的公民形式才被予以承认。这种分裂和颠倒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非社会性和政治共同体的虚幻性进行了双重解剖。虚幻性植根于非社会性。这就启发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揭示市民社会的秘密，寻求超越政治解放的人的解放。

　　02

　　唯物史观形成语境中的共同体

　　剖析市民社会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答案，从现实的人出发必须破除唯心主义的束缚。在恩格斯关于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启发下，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的洗礼下，马克思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实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建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从生产与交往的辩证关系入手，分析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共同体形式。

　　第一种是部落共同体，基础是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分工主要表现在家庭分工及其扩大化。共同体的构成只限于父权制的部落首领、部落成员和奴隶。随着人口和需求的扩大，随着战争和外部交往的扩大，潜藏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才慢慢发展起来。

　　第二种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也是一种共同体，主要是由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共同体中，公民的联合主要表现为共同支配奴隶。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开始形成。随着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私有财产不断集中，平民小农开始向无产阶级转化，这种共同体也开始趋于瓦解。

　　第三种形式是在乡村建立起来的封建等级所有制。随着蛮族的入侵，生产力遭到破坏，城市居民减少，罗马帝国趋于瓦解。在日耳曼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封建所有制开始形成。封建等级结构和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统治农奴的权利，直接从事生产的小农奴与共同体相对立。与土地占有等级结构相适应是同业公会所有制，也就是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封建等级制度在农村主要表现为乡村中的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在城市中主要表现为行会中的师傅、帮工、学徒。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商人开始出现，工场手工业开始取代封建行会，商业资本取代等级资本，金钱关系取代宗法关系，工业和商业瓦解了封建共同体。大工业的出现意味着机器生产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自由贸易、普遍竞争、工业资本的发展、资本的集中和加速流动消除了民族特殊性，开创了世界历史，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局面。虽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在市民社会之外并与之并列的独立存在，但资本主义国家同样表达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分裂，并以虚假的形式呈现为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有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以前各种个人联合形成的共同体不过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工具。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它们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剖析了人类历史中各种虚假共同体的阶级本质，指出了在物质生产与交往的基础上，人类终将扬弃各种虚假的联合形式，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03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共同体

　　列宁曾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原理。《资本论》及其手稿是唯物史观的具体化阐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分析资本关系的历史起源，揭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形成过程。因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目光再次聚焦到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共同体形式。此时，马克思关注的是前资本主义各种共同体形式如何瓦解并形成了孤立的个体，对共同体的讨论则是聚焦财产关系。

　　此时，亚细亚生产方式已经进入了马克思的视野。第一种共同体的形成是基于自然形成的部落。随着人们从游牧转向定居，土地成为共同体的基础。在亚细亚共同体中，土地是共同体的公有财产，每个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才能占有土地。因此，共同体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个人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只有共同财产和私人占有，没有私人所有，个人只不过是公社财产的占有者。随着个人的财产越来越不依赖于共同劳动，以及个人能力的提高，这种共同体也越来越表现为消极的统一体，个人私有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

　　第二种共同体形式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代表的古典古代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主要是在城市中形成的。在这种共同体中，公社财产与私有财产是分开的。作为公社成员，单个人是私有者，但公社成员的身份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个人在自给自足的生产中，也将自己公社成员身份再生产出来。因此，尽管这里存在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两种并立的形式，但由于私有财产是以公社成员的身份为中介或条件的，因此，实际上私有财产只不过是公共财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比如，在罗马，土地归公社所有，一部分土地作为公共财产归公社支配，另一部分土地则被分割归个人所有，但个人所有的前提是其必须是罗马人。

　　第三种共同体形式是日耳曼的共同体。这种形式主要在农村形成，个人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的基础，公社仅仅存在于各个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虽然在这种共同体中仍存在公社的集体财产，但其不过是各个部落个人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因而只是个人所有制的补充。公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公社仅仅是基于亲缘、语言和共同历史等的联合，不是联合体，是各个独立土地所有者的统一，但又不是一个统一体。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血缘、语言、习惯等虽然是各种共同体形成的自然前提，但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了前资本主义各种共同体经济制度的基础，经济的目的主要是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对土地的占有是劳动的前提，而不是结果。这里也不存在单纯劳动的个人，孤立的个体总是属于特定公社的成员，个人绝不可能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工人那样表现为“单个的点”。只有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随着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和共同体的瓦解，才形成了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得以形成。

　　纵观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讨论共同体始终抓住的经济关系是生产关系，是作为共同体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和财产关系。共产主义作为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意味着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就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讨论共同体提供了分析思路。当我们从公共理性、关系理性、商谈沟通、本质意志等角度讨论共同体时，不能忽视经济关系的基础性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研究”（22BZX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