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学说。几个世纪以来，从其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生产”“劳动”“资本”等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为本位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以上两种政治经济学可以从本质上理解为一种“生产政治经济学”。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作为商品的“物”极其丰富，因而经济活动的重心从“生产”转向“消费”。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看这一转变，标志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已从“生产社会”进入到“消费社会”。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消费社会批判理论以“消费”为核心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对消费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这一批判理论的非常有影响的代表作。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是继“生产政治经济学”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消费政治经济学”。本文旨在对这一新的理论形态的“消费政治经济学”的生成逻辑和批判逻辑作一初步的探讨，以图对其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及其局限性有比较客观和准确的认识与把握。

一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

　　1615年，安托万·德·蒙克莱田在其《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表明他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封建主义解体之后西欧诞生重商主义经济学学派，重商学派强调“工商业本位”，认定货币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重商主义主张：国家为防止金银的非必要输出，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将贸易顺差同增加生产密切联系，并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控制商品交换和流通。这使得生产活动服从于贸易的需要，而在保证国家贸易出超的过程中交换环节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倾向对外输出的政策实际上形成了以“交换”为核心的经济运行体系。重商主义对流通领域的重视波及社会政治机制，实际上也形成了以“交换”为核心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也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雏形。但工商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农业萧条和自由贸易禁锢，重商主义体制单纯重视工商业无法解决国内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更无法根治经济危机，重商主义这一内在矛盾进而促使了重视农业生产的重农学派诞生。

　　18世纪50～70年代，法国的古典经济学诞生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认为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货币的职能只是流通手段，不能与其他生产物相交换。“货币是在交易时同一切种类的商品财产的售价等价的财富。货币或者金银（他们可以当做货币）本身绝不是消费性的财富，因为货币可以说只是贸易的工具。”与重商主义相比，重农学派将经济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从流通转向生产，并以“自然秩序论”为基础，提出了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纯产品学说。由于重农学派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所以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仅单纯地推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向农业倾斜的分配过程。魁奈之后，重农学派的杜尔哥根据土地耕种的产品分配和净产品收入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土地耕种者）、薪资阶级（工匠）和可以自由支配阶级（土地所有者），土地耕种者不仅获得耕种的报酬还生产了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重农学派强调土地问题并深入研究土地分配，但其没有将研究延伸到整个生产领域范畴，生产领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没有正式地建构完成，仅形成了具有封建主义局限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以“分配”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曾将整个重农主义理论体系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其对生产领域的研究思路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在威廉·配第提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土地和劳动之后，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强调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此后一直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劳动的解读都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生产领域为研究对象，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单一经济环节下的财富观进行批判。对于重商主义强调的对外贸易，李嘉图认为：“对外贸易的扩张虽然大大有助于一国价值总量的增长，从而使享受品总量增加，但却不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量。”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自由贸易学说的论断。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他通过解读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来论述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如利润、利息和地租等问题，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随着其研究对象，即自由交换经济思想发展，仅在不久前，即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才逐步成为特殊的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为基础试图阐明资本与经济的内在联系，但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下的雇佣劳动当作合乎人本性的、永恒的社会制度，没有彻底地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对劳动的解读只看重量的方面而忽视了对质的分析，没有延伸到对生产关系的解读，再生产理论方面无法根本批判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道路，因而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

　　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但受历史条件限制未从根本上展开对劳动本体的解读，因而也未能揭示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剥削的本质。马克思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创造价值学说深入到劳动二重性的研究，揭示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从而创立了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柯尔施认为“它是从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在决定性的观点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批判。”马克思结合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分析，解释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其他经济范畴，揭示了商品的本质；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再生产进行分析，彻底将经济研究对象转移到生产领域，进而从革命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指出资本带来的桎梏，“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源于金融自由化和供需脱节的弊端，1857年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危机后马克思开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商品形式的奥秘，“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马克思以“生产”为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梳理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经济原理，剖析剩余价值是资本利润的主要来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下的雇佣与被雇佣的经济关系延伸到政治领域，形成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政治关系。资产阶级通过劳动控制劳动者，凭借财富优势和生产优势获得政治地位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为内核，实际上形成了以“生产”为核心范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一体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迫和剥削本质，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弊端——根源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法避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以“生产”为范式的“生产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而剩余价值的最终来源只能是生产领域中的雇佣劳动，因而自由竞争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必然过度强调生产。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必然日益丰盛。社会在满足日常需求之外仍大量堆积丰盛的商品。“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资本主义世界遂以“消费”为出路保障大量囤积的商品得以不断进行消耗，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消费社会。这一阶段，资本主义通过丰盛景观，利用媒介手段刺激感官，以信息爆炸的方式诱导消费，并通过各种改良方式如“津贴”等福利手段提高阶级购买力、缓和商品压力，但实际上这一行为隐藏着“强制消费”的驱动力。在消费社会中以消费为手段控制消费者的需求欲望，通过平等的消费行为构造消费需求面前的平等民主，实质上以消费能力为基础重建阶级体系。“这种逻辑延续了阶级的逻辑，不再通过生产工具所有权，而是通过对意指过程的掌控来界定自身。”资本主义将被统治阶级划定为具有同等消费权利的同一消费阶级，通过控制“消费需求欲望”的方式实现消费平等削弱阶级对抗性。事实上，资本主义通过“消费”的外衣构建民主氛围的新剥削形态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层面）的分析。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是以生产为视角对资本主义展开的批判，这一批判的前提是劳动生产逻辑，等同于其批判视角还局限于资本主义价值交换体系的框架。“所以，马克思其实并没能真正改变资本的逻辑，他力图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本身，可却又无意识地沦为‘资本精心阐述的最巧妙的意识形态幻象’。”他认为当今社会已不是马克思所处物质匮乏的生产社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消费社会”特征，仅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不能解释当前已经进入消费社会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鲍德里亚以物体系为基础分析商品的功能性系统和非功能性系统，解读消费符号形态下人与人之间诞生的新消费关系，建构消费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关于生产层面的批判，那么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便是以消费为核心范式的新批判路径，也是对西方经济从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控制蔓延至消费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回应。西方的四大经济领域——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模式也随之变化，而相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体现就从重商学派到重农学派再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今进入消费社会阶段，产生了西方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其实质就是以“消费”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消费政治经济学”，并以这一体系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剥削路径。

二 消费政治经济学的运行逻辑——资本运行下的现实转化

　　所谓“消费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独立的、在现有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外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消费社会以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心由“生产”转向“消费”，从而形成了以“消费”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这一“消费政治经济学”是如何生成的？其内在的现实逻辑是如何展开的？

　　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消费社会以后，整体呈现物质的极大丰富，“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在物的丰盛之下，经济若要得以继续维持，就必须通过刺激消费来疏通商品、货币及其相互的交换。消费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从生产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提升到了消费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主人公”。“消费”地位的这一变化，也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重心、范式和形态必然发生转化——从生产政治经济学转化为消费政治经济学。

　　以消费为中心的消费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呢？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是不能强迫的，只能是消费主体的自愿行为。一方面，“物”是如此的丰富，大量的“堆积”在人的周围；另一方面，这些物又不能通过政治强权的方式强行销售。因而，资本采取了诱导性的方式，借助媒介、景观等方式诱导大众进行消费。由于“物的丰盛”，消费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而更多的是消费商品背后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人们今天在消费中更受吸引的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码意义。”符号价值承担的是“物”所代表的不同地位、声望以及时尚的象征意义，商品被赋予新的符码意义。符码意义的出现对物的功能性价值造成冲击，大众从购买物的功能性价值（使用价值）走向购买物的非功能性价值（符号价值）。但这一消费行为转向并没有建立在物的用途的维度之上，而是“物趋向于变成一种地位的符号，每种社会地位都将被交换符号的整体所规定”。这种被交换的符号带来的象征意义将消费行为演化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根据消费行为能力的强弱和符号价值的高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对社会各阶级进行了重新划分，从而使得社会不同阶级只能通过消费来实现阶级流动，以消费符号为手段提高社会地位。在消费行为中大众有了符号消费的心理，这一心理实际等同于承认了由消费行为带来的社会优越性，也默认了这种阶级的划分，这种心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消费社会后形成的新的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消费社会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呈现三个特征：第一，商品的极大丰盛，呈现空前的堆积，但这种堆积并不是散乱的无序，而是以体系化、符号化、编码化的方式呈现；第二，社会阶层以符号消费进行划分，消费的符号差异体现阶层的差异；第三，生产异化走向消费异化，消费意识形态正在生成。

　　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来看，社会商品总量需要对等的货币总量开展经济活动。在生产社会阶段资本家雇佣劳动生产出来的物，通过消费环节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售卖获得价值，物与货币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再生产得以持续进行。整个过程以资本为起点进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过程，循环进行再生产过程。在消费社会阶段，物的极大丰盛呈现商品世界的繁荣，琳琅满目的商品使大众有了诸多的选择，人们把这种丰盛的选择视作物质富裕。这种富裕在满足人们日常需求的同时商品依旧表现出盈余的状态，因而出现了浪费即丰盛的概念，“个人与社会一样，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情况时，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人们通过浪费获得的物质满足感实际体现了繁荣的假象，繁荣假象的背后隐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更深层的危机。源于资本逐利的本性，物的极大丰盛带来的不是共享而是将商品推向新的消费市场，在需求无法支持所有消费商品的过程中大量的货币被囤积，货币不流入市场便造成了商品积压，社会再生产无法顺利进行。从资本运行看，资本只有通过最后的消费环节才能最终完成整个生产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只有流通出去才可以维持现有的货币体系运转。因而进入消费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并没有改变其根本矛盾的同时，还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人们创造的社会价值与货币的价值矛盾。解决资本主义的新矛盾的关键是消耗与消费。由此，资本主义推动消费因素进入生产活动的全过程，可消费性成为商品的自然属性，以符号消费为中心的新逻辑体系以资本为起点不断刺激再消费，这个过程就是消费异化的过程。

　　在消费社会，生产成为资本控制消费的手段，“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给消费主人公”。源于资本对消费的追求，“需求性生产”已经过渡到“消费性生产”。从前在“需求性生产”阶段，物用自身功能性和不可替代性进行交换，实现其使用价值，这个过程“物与他的功能之间存在着一个必要的关联”。然而在“消费性生产”下，商品不再依赖使用价值这个必要的关联发生交换，而是凭借自身的表征性和象征性所展现的符码意义来体现交换的价值。在交换的过程中商品被赋予符号价值，同时沦为实际上仅具有符号意义的“符号物”，使消费成为实际上的“意义”或“内涵”式的消费。意义的符号交换使“生存需要消费”已过渡到“符号意义消费”，这改变了资本通过“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直接控制生产的逻辑，资本通过符号商品建立消费行为链控制再生产活动，并不断刺激消费进行再消费循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控制发生转向：从前资本家利用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将其固定在生产活动的生产线上的控制方式已经转向为通过消费行为赋予大众（生产者）消费者的身份进行消费控制，即从生产控制转向消费控制。生产行为链中的生产者直接进入消费行为链，成为与“符号物”（商品）相分离的消费者。

　　这样，从事符号生产的生产者其实也就成为符号的消费者，并通过消费行为被固定在消费行为链上，作为消费行为的被动方。消费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在消费行为链中消费者进行消费“符号物”的“内涵”式消费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符号差异消费，“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与其他物的关系之中，存在于依照意义的符码的等级而具有的差异之中。”这种差异式消费在以图像为基础构建起的“景观社会”渲染下令消费者诞生欲望，“景观是一场永久性的鸦片战争，是一场根据自己的法则不断扩张的、精心设计的、强迫人们把货物等同于商品，把满足等同于生存的鸦片战争”。在语言介质的辅助下景观设计诱导的消费欲望自觉指使人进行需求（虚假性的）消费，这个过程是欲望需求的满足而非实质的满足。被欲望引出的消费行为并不从属于消费者本身的需求欲望，诱导下的再消费过程实际上是消费行为的异化。消费行为异化导致消费者作为人的主体性丧失，并通过消费符号完成对自我角色的定义。在受到诱导的状态下消费者进行无动机驱动的消费行为改变了生产社会“人的生产活动就是类生活”的状态，消费活动演化为人新的类生活。在消费社会“凡是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都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当主体的欲望表现为伪满足时，消费演化为人存在的状态，这是以“肉欲”为核心强调的生存需要的满足。满足的过程即人们通过感官和行为力量满足于自身认可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表现为劳动生产，而在消费社会表现为符号消费。在以上两个行为过程中人都规定了自己的自然属性，未从生产链解放出来的生产者将自身转化为消费行为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变化体现了人最为类本体的变化——消费取代劳动成为人的本质。

　　人的形而上本质表现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然而在消费过程中人走向了自由的反面。“人的本质这个概念可以用来做一个例证……即按照自然或人的本质来生活。”这个例证在消费社会表现为人成为扮演消费者进行消费的角色，即自己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换句话说人成为消费自身的工具，消费自身过程如同“‘对人性的完美否定’已接管了人类存在的总体”。人的自然属性在消费活动中沦为欲望满足的工具，与人自身背道而驰。人的社会属性受到自然属性的影响被消费和符号所控制，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迷恋的消费力在无意识下交付于资本手中。当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承认消费带来的欲望满足感和物质优越性时，消费成功取代了生产成为财富的证据，“以消费的效用作为财富的证据，可归类为一种衍生的成长。这是透过一种选择性的程序来适应一种新的区分目的，人类的思维习惯中早就存在并且编列好这类区分。”

　　这类区分以“消费力”为标准虚构了消费区间，消费者所处的消费区间的差异诞生新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关系。“目前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法首先是由扮演消费者角色的需要和既定社会标准的摆布，对其成员来说，这个标准就是扮演消费者角色的能力和意愿。”由于消费差异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过程的新的驱动力，阶级关系隐藏在消费关系之下，被统治阶级只能通过提高消费力改善阶级地位实现阶级流动。但消费者却以为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实现了消费力面前的阶级平等、民主和自由，其实这是资本控制下消费诱导行为构成的假象。这种心理使人的思维受到同化，默认消费状态下的阶级关系，并成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消费者根据自身消费力自觉地归类，将购买的符号商品作为识别同类的证据。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产生异化并通过消费以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来。消费社会是在资本的控制下将消费者进行消费行为的权利转移到资本家手中，资本通过消费行为链隐藏其控制消费者（也是从前的生产者）的过程，消费权利的异化等同于消费行为的完全交付，消费与消费者的关系发生置换。

　　资本主义以消费异化为起点建构“资本——消费——生产——交换——消费——资本”的消费逻辑新体系，在内化作用下被统治阶级沦为消费行为链上的消费者，呈现“消费力——消费关系”状态下的新社会关系模式。“尽管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始阶段，政治经济学仅仅把无产阶级视为必须获得最少的绝对必要的报酬，以保持其劳动能力的工人，而从未看到他休闲和人性的一面。”当生产者彻底沦为消费者时，消费者作为有闲阶级的一面被放大。消费异化逻辑得以蔓延进入消费者的全部生活，消费意识支撑了大众的意识形态。“所见到的世界就是商品的世界”，商品逻辑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生活的逻辑，尤其网络文化的发展使消费意识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从前马克思解释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分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商品具有一种神秘的属性。马克思把这种神秘性称为商品拜物教，这一阶段的商品拜物教的异化特征是生产异化。现在鲍德里亚分析商品拜物教中的人文逻辑已转变为“消费意识形态”，强调媒介的社会功能与意识形态间的必然关联，异化逻辑从生产异化走向消费异化。消费异化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被符号所代替，一切的社会阶级以符号意义为基础呈现。

　　西方通过消费意识形态对大众进行普适化作用，而这一思维路径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蔓延。各类科学技术、媒体媒介迅速发展，在各种介质的作用下消费意识形态得以渗透进入大众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对符号象征价值的消费正在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选择，甚至超越了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考虑。大众传媒的渗透以及西方国家、城市、高收入群体、知识分子的示范作用推动了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扩散。受疫情影响，2020年在美国及欧洲的奢侈品市场需求全年萎缩约45%的情况下，中国市场需求不降反升，达到约30%的消费增长，约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比重的35%，中国奢侈性消费的势头愈演愈烈。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蓝皮书》称，2010年2月至2011年3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超过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奢侈品牌进入中国。中国的消费文化渗透虽然没有如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来势汹汹，但利用符码意义体现品位、追求奢侈性消费的思想仍在不断演化，与此同时消费带来的各种弊端如消费生态问题等也需时刻警惕。消费文化作用下，大众通过追求无止境的消费和消耗完成对自身的构建，以享乐和奢侈为标准作为人生幸福目标。由此可见，以“符号”为核心的消费意识形态彰显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另一幅面孔，最终从消费行为的异化走向思想的异化。

三 消费异化批判——消费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转向

　　生产批判转向消费批判以异化转变为导向，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劳动异化为核心批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下，资本无节制地奴役人，人成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附属，在这一理论阶段主要批判的是人受到物的统治。在资本主义世界，异化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马克思揭示了劳动异化的四种表现形式，批判物质世界的增值是建立在人类世界贬值基础之上的，这是在生产社会阶段产生的异化。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这种异化由劳动作为起点，延伸到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中，作用到政治中，人真正被物所控制，社会关系都在异化体系内被操控。而后随着时代发展，消费社会阶段的异化理论进一步发展，但异化本身没有消失，而是重新通过消费作为起点进行控制。在消费社会中社会结构从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转变为操纵者和消费者的矛盾关系，也表现为从劳动异化转向正在形成的消费异化。人不是简单地被物所控制，而是被具有各自符号意义的商品所控制，人本身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这种消费是被操纵了的消费。实际上在这一阶段，人是被符号所控制的。

　　在马克思主义商品拜物教中，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私人决定的支配和占有关系，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中，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劳动的颠倒支配。无产阶级的劳动受制于资产阶级的劳动，而劳动本身由无产阶级完成，但是资本增值却被资本家抽去了劳动的价值，单纯地强调资本而忽视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商品拜物教实际上是资本拜物教，原本应该对劳动与劳动者的崇拜变成了对资本和物的崇拜，这是拜物教给世人灌输的意识，而资本就是幕后的推手。但是，当前拜物教意识已经不仅仅存在于资本、货币和商品之中，它转向生活方面，人们对物的崇拜转向对个性、独特以及自身的崇拜。这一转换是在符号的作用下发生的，物被赋予符号意义，被注入时尚、个性和美等要素，体现个人品位和地位，人们把目光从对物的追逐中转向对自身“完美”的打造。在消费社会阶段，消费异化促使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模式——消费力与消费关系。消费力通过渲染被赋予一种魔力，拥有了消费的能力就可以达到某一顶点，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享受和其他人一样的声望和权利。但事实上，消费的“自由”就同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自由出卖一样。鲍德里亚曾指出，资本家给了看似“自由”的消费权利就如同当年圈地运动后给每个劳动者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一样，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所有阶级阶层进入这个资本主义运营圈。通过消费的形式，商品拜物教形态走向符号拜物教。符号拜物教突出符号的地位和价值，但是对符号的推崇却仍然是以资本作为根基和推手的，在资本的世界里，物和符号物一样，都是资本的产物。资本通过人员销售到广告媒体，再到橱窗里的海报和无数的渲染片段，推动消费的那只手越来越趋近透明。所有的消费都通过欲望的渲染得以完成，琳琅满目的商品都只是符号的堆积，小到杂货铺，大到百货商店，都是增加消费力的手段而已。而消费力掩藏的消费异化和符号异化都是通过工具理性进而发挥作用的。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源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论述。马克斯·韦伯把“合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后由法兰克福学派派生出“工具理性”一词，用于解释追求功利的行动动机，借助理性达到预期行动目的，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工具理性通过发挥工具有用性，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实现人的某种功利。这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又叫“功效理性”或“效率理性”。马克斯·韦伯把工具理性解释为两重含义——目的—手段理性和行使理性，通过对目标的系统计算进行精准定位，再通过规则控制精确范围和门类应用，并系统地安排成内恰的整体。这一切意味着极其严格的操作上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这也是工具理性的特性。出于工具理性的目的性，在经济体系内必须先有效率追求，才能为公平追求奠定基础；在政治体系中民主政治必须先有形式上的民主（如议会等），才能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运行机制中，也必然要先有程序机制才会有程序的实质。工具理性已经渗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项机制，而消费机制也演变为其生存的场所。工具理性深入消费机制往往伴随各种媒介手段，通过渲染、诱导等方式达成目的。进入大众视线的信息被包装成完美的商品售卖，品牌以符号的形式存在，在消费过程中工具理性通过“诱惑”的方式进行程序化诱导。

　　工具理性得益于媒介的大肆渲染，在消费中扮演着“中介人”的角色。街头林立的画报和宣传，视频镜头中营造出的唯美画面，以及层层品牌堆积出的连锁效用，从视觉诱导到消费链建立完成，媒介工具一直扮演着完美的中介人，所有的信息和发展进度都可以在大众触手可及的地方出现，做到真正的潜移默化。但是工具理性的初衷也在这种“中介”角色中丧失，工具理性追求的计算性和效率性在消费环境中被巧妙地转化为诱惑的手段。在消费社会，工具理性的理性被诱导消费取代，这里的理性成为盈利者的手段，而非启蒙和科学。工具理性的神话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原本是作为启蒙精神、科学技术的产物，但工具理性的滥用却转变为新的神话进而统治人。工具理性在消费社会阶段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是多方作用的结果，与其本身的理性相关；在统治阶级的作用下，工具理性演变发展并极大膨胀起来，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作为启蒙理性发展的工具理性甚至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而由于工具理性的统治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蜕变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韦伯之后，卢卡奇将工具理性批判引向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

　　在工具理性批判之后，社会批判理论进一步发展，由工具理性延伸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工具对人的奴役和毁灭不仅停留在社会层面，自然也是工具理性下欲望的来源，运用理性迫使自然为人类服务，这种控制自然的方式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欲望，走向毁灭。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毁灭文化的异化社会，并予以全部否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文化为指向，对理性本身进行了批判；而后哈贝马斯把批判理论引向批判科学技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交往行为理论框架，这一切矛头均指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的灌输和渗透一般是通过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方式，消费意识形态正是通过理性进入大众视野，通过表现合理的消费力形态促进消费产生差异，但是理性表征下的消费差异却掩盖了阶级的真实差异。

　　资本主义进行生产实现资本累积与增值前提是保持消费的持续性，因此统治阶级操纵消费力、控制消费者是关键条件。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工具，通过消费文化渗透、扩大市场控制以及国家政策实施等方式，倡导消费价值观，构造消费意识形态。各种广告媒介以资本作为倚仗，通过视觉听觉构造无意识状态，挖掘大众潜意识中的欲望本体。在资本系统的作用下，欲望不断地被扩张和放大，在资本设计的系统中，隐性的理性开始发挥显性作用，意识成为可计算的系统结果，欲望被资本以与它看似毫不相关的方式控制，而消费实体也在无意识中进行和完成。理性通过隐性方式完成了集体无意识的建构，消费意识形态在无意识中已然形成。虽然工具掩盖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但是消费意识形态的壮大和运作却无法隐匿。与消费意识形态对应的“消费力——消费关系”是其产生的根源，也是其存在的必要环境。消费力的生成是集体作用的结果，源于资本的劣根性，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消费关系的最终形成则是集体默认的结果。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提到的差异性生产和社会区隔只是消费意识形态作用下的雏形，并非消费社会阶段的最终形态，但是消费社会的整体运行态势已初具规模，长此以往在消费模式下，资产阶级必然构建起更加坚固的堡垒。消费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个契机，也是社会批判的新的起点。

　　因此，消费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存在一定合理性。并且，消费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全部推翻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补充和延伸。政治所体现的财富分配体制已经极大地发生了变化，那么必然整个社会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今天，仅用生产结构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已经远远不够，消费作为一种新的延伸使人与人之间增加了比生产关系更多的由消费产生的社会关系，社会区隔和人群阶层划分都有了新的逻辑方式和参考要素——消费力，社会经济运转也从“需求—生产力”到“诱惑—消费力”模式转换，伴随消费力发展而产生的消费关系被赋予了愈来愈多的政治含义。虽然这样的改变未曾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运行规则，只是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是依旧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单纯突出生产地位的补充，对资本主义批判存在现实价值。

　　（作者简介：李恩来，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