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经济震荡推动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国家干预政策，其中以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最为突出。一方面，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已成为美联储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显示出常规化使用的趋势；另一方面，美联储不断创新其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的转移支付相配合，形成了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倾向。这两方面使得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尽管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效果在学界仍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它对经济产生了负面作用。据联邦储备经济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0%，达到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亚特兰大联储的研究显示，美国已经开始技术性衰退，面临滞胀风险。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些政策又带来哪些风险？未来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向何处去？

　　围绕着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一系列问题，学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首先，学者们研究了是否应该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问题。持凯恩斯主义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由于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中存在制约，因此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应成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措施，而应依赖于财政部门增加支出。相反，货币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供应量在应对经济危机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强调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学者们关注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一部分学者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能够应对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银行能够为市场提供额外的流动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是通过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来维持信用体系的稳定。还有学者强调，以往的宏观理论主要侧重于总量分析和供求分析，这是事件驱动的，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论框架需要进行进一步扩展，以便更好地探讨其在经济危机救助中的作用。

　　再次，从政策效果来看，部分学者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提供流动性、降低长期利率等方式，使货币政策产生永久性调整和转变，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减轻危机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存在较大政策成本，他们主张非常规货币政策会改变信贷和财富的分配，影响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引发通胀的大幅上升，并限制未来的货币政策空间，这可能会导致宏观政策面临长期的挑战。此外，他们还警告货币领域的风险可能会传导到实体经济，导致危机的加剧或者危机时间的延长。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没有明显影响，他们主张使用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随着经济危机逐渐平息，大量的学术文献开始讨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其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时机。对此，当前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观点是，随着经济复苏，中央银行可以利用资产工具的自动收缩机制、调高准备金利率、回收流动性等方式，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具有不确定性。具体而言，易宪容等人提出，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的通胀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因此从客观经济形势看，美国不急于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此外，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可能对房地产等市场产生负面影响，阻碍美国经济复苏。因此，美联储何时结束非常规货币政策尚无定论。吴培新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且不稳定，美联储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具体地，廖国民等通过分析美国政府债务情况、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以及美元体系的现状，指出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将逐步常态化，同时具有周期性。第二个问题是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部分学者如边卫红等认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会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两个层面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表现为外溢效应。另一些学者如吴培新等则提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会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紧，从而使美元指数上升。

　　整体来看，当前的研究主要与现代货币主义、现代货币理论、后凯恩斯主义等货币理论相联系，为解读当下经济现象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是，在经济实践中，基于这些理论的分析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当前的政策困境。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分析视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货币现象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是需要被视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解非常规货币政策背后的复杂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质影响，更全面地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和风险，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与主流货币政策理论所倡导的“单一规则”的政策原则不同，无论是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还是在此次由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冲击中，美联储都通过政策创新推出了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危机。例如，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美联储构建了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MMIFF）、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ABCP  MMMF）、定期证券贷款工具（TSLF）、定期拍卖工具（TAF）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在此次新冠危机中，美联储推出了如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一级市场企业信贷融资（PMCCF）、二级市场企业信贷融资(SMCCF)、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薪酬保障计划流动性工具（PPPLF）、市政流动性工具（MLF）等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甚至发起无限量化宽松以应对危机。

　　表1 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及使用概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联储货币政策报告整理

　　表1显示，2008年至2020年期间，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构成复杂，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将其分为四类：一是美联储通过扩大贷款对象的范围、降低抵押品的要求，降低对于贷款的信用要求，向金融机构提供大规模贷款。例如，使用定期拍卖工具、市政流动性工具、薪酬保障计划流动性工具、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普通民众贷款计划等政策工具。二是美联储提供贷款担保，间接促进债务扩张和投资者对金融产品的购买。例如美联储通过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定期证券贷款工具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产品提供担保。三是美联储直接购买金融产品，维持国债等金融产品的价格。例如经济危机期间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二级市场企业信贷融资、国外和国际金融机构临时回购工具等政策工具。四是美联储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调整金融部门的期限结构，延迟信用违约的大规模爆发。例如，危机期间美联储在贴现窗口提供额外期限、期限延长计划和再投资计划等。

　　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应用具有常规化趋势。2008年至2021年期间，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具体表现为：除了在2016年、2017年、2018年中美联储曾小幅度调高利率以外，美国联邦利率长期维持在零利率水平；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集中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颁布，但2011年至2021年间，美联储又通过政策工具创新推出了期限延长计划和再投资计划，继续推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此后，随着危机的缓和，2016年至2018年期间美联储试图收缩资产负债表，但随着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美国宏观经济再次出现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2019年美联储再次调低利率。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覆盖范围和政策规模都远大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由此可见，当前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逐步呈现出常态化、制度化的趋势，部分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虽然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短暂退出，但是在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中又以新政策的形式出现。由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大规模使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迅速扩张，从2007年不足9千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2.3万亿美元，在2014年达到4.5万亿美元，到2020年6月，已经达到7万亿美元的规模。这种扩张表明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中的重要性。

　　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备受关注，然而，关于这些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经济结构方面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则存在巨大争议。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和风险进行分析。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短期经济总量的变化情况来看，美联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危机中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均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使2009年第3季度美国GDP止跌回升，并在2010年实现了从-2.6%到2.7%的增长。而在2020年新冠危机中，美联储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使2020年第3季度美国GDP从-2.8%的负增长转为2021年的5.9%的正增长。于此同时，美联储向市场投入的大规模的流动性没有带来短期内通货膨胀率的快速提高，如表3所示，2008年-2020期间，美国居民消费者指数总体稳定，其中，2009年、2010年美国CPI增长率分别为-0.36%和1.64%，2011年美国CPI在达到3.16%之后，在2012年回落到2.07%。因此，从短期价格水平的变化来看，非常规货币政策没有导致美国的通胀率出现大幅上涨。

　　表2  2007年-2020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美联储（圣路易斯）数据库

　　（二）长期中非常规货币政策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

　　虽然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起到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在长期看，这种依赖于“再金融化”驱动的短期经济复苏，并未带来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反而可能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从2006年至2020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的变化可以看出，2008年之后美国制造业总产值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始终未达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同时，非常规货币政策推动了金融资产价格的回升，扭曲了价格体系。这在2020年新冠危机中尤为明显，美国道琼斯指数从2020年3月23日的最低点18591.93回升到2020年11月2日的26925.05，增长超过40%。这表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不同部门的价格影响力不同，可能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

　　图1 2006—2021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增长率

　　（三）非常规货币政策加剧了收入差距和不平等问题

　　非常规货币政策推动资产价格的上升和短期利率下降，虽然由此带来的就业增加和债务效应可以改善低收入家庭的处境，部分抵消收入分配效应，但经验研究表明，量化宽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仍然是负面的。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可能的原因包括劳动力市场的长期恶化等。却没有引发经济系统的根本性变革，也未能推动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因此非常规货币政策仅是延续了以不平等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目前的研究成果验证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主要效果是推高资产价格，加剧收入不平等。罗尚（Rochon）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他发现非常规货币政策有助于增加银行储备，但是货币的内生性导致银行贷款不会随着储备同步增加，因此非常规货币政策只推高了资产价格，提高金融资本家的收入，最终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由于量化宽松降低了利率，国债收益减少将影响非政府部门的利息收入，依赖政府利息支付的退休人群的消费将随之减少，这种影响会进一步鼓励储蓄者减少消费以储备足够的积蓄，进而导致消费和支出的减少，非常规货币政策无法再形成有效的刺激，甚至会产生收入和支出减少等负面作用。这种分配效应也体现在对不同资产价格的推动效果的差异上，表现为股票价格的涨幅远超住房价格的涨幅，而住房资产是中低收入家庭的主要资产，股权则集中在富裕家庭，因此非常规货币政策会极大加剧不平等。

　　（四）非常规货币政策加深了资本过剩和金融泡沫

　　虽然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通过缓解流动性紧张，避免了危机的升级，但非常规货币政策助长了金融投机活动。当周期性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部门的投机活动通常会增加，此时中央银行的反危机政策可能会间接为投机者提供所需资本，从而进一步助长投机行为。特奥菲卢斯（Argitis）的研究表明，非常规货币政策过于关注流动性，而忽视了杠杆和权益结构，从而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产生了负面影响。更具体地，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弱化了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之间以及存款和贷款之间的联系，推动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扩张。这些扩张的业务由于其高风险性、关联性和顺周期性，因此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压力。此外，由于非常规货币政策增加了流动性，带来超低利率，促使大量资本流入新兴国家的债券市场，增加了全球金融系统的风险。这些游资对新兴市场的金融系统稳定产生了严重冲击，使其成为全球金融系统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在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探讨中，由于主流理论强调对均衡路径的分析，将经济危机视作对均衡增长路径的短暂偏离，因此，中央银行的反危机政策，特别是那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难以被纳入主流理论的解释框架。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变得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应对危机的各种可能策略。在这个视角下，中央银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被视为对短暂经济扰动的反应，而且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一种调和手段。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非常规货币政策是为了管理和应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经济矛盾。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质

　　虽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构成十分复杂，但是其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具有共性，即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购买金融部门的债务或其他金融产品，实现对这部分资产所代表私人劳动的“伪社会确认”。通过这种方式，美联储通过扩大自身资产负债表来抵消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收缩，以缓和经济危机。在这个过程中，美联储借助等级制货币机构的传导，对货币总量进行调节以增加货币供给。具体而言，一是促进贮藏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缓解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二是调节个人信贷和企业信贷，改变流通中收入性质的货币和资本性质的货币的比例；三是通过改变资产负债表，影响特定行业的资产价格，进而影响货币在行业间的分布结构。因此，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通过放松对信用体系的金融镇压，通过降低货币品质的方式，增加货币的供给，满足流通中所需的货币；另一方面，改变货币的结构，调整货币在不同职能、不同性质、不同行业间的分布。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承担了世界货币职能。1976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货币价值和美元的相对价格之间存在偏离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尽管美元的价值被视为全球商品的抽象交换价值的代表，但其实际价值并非始终与劳动时间成精确比例关系，而是受到美国军事实力、跨国公司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更具体地，根据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货币机构向资本家提供的贷款事实上是对私人劳动的预先确认，而中央银行接受商业银行的票据是对商业银行及私人贷款的预先确认，由此产生的货币都属于“私人劳动的伪社会验证”，而私人劳动真正的社会实现只有当产品出售时才完成。当危机发生时，私人劳动无法转换为社会劳动，这部分货币的价值就会丧失，同时，与之相关的货币机构也将遭受损失，大规模的价值丧失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金融危机的形态。在不可兑换货币的背景下，在无法通过通常的货币政策手段应对经济危机时，中央银行通常会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来增加货币供应，通过扩大对商业银行和私人贷款的“伪社会认证”，将金融部门的矛盾转移到整个货币系统中。

　　同时，在经济危机中，美国政府通过扩大赤字的方式增加预算支出，以弥补私人支出的不足。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实现财政赤字货币化，导致美元实际货币价值降低，再借助货币价值的不平等交换，又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成本转移给其他国家，从中获得其他国家的剩余价值。通过货币价值的不平等交换，美国获得了本国货币资本循环之外的货币存量。

　　这一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为了应对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美联储在将基准利率降低至零区间的基础上，发起了四轮量化宽松，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机构证券等金融产品，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经济危机前的0.9万亿美元增加至经济危机后4.5万亿美元的水平，本质上就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弥补私人资本的损失。而在2020年新冠带来的经济危机中，这一机制表现的更加清晰。2020年3月开始，美联储推出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并配合施行信贷扩张计划：一方面大规模购买金融部门的金融产品，通过央行资产负债的扩张弥补居民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信贷标准扩张信用。这两方面的政策都导致货币价值的降低，从而将金融部门的“价值丧失”内化到整个货币系统，将金融部门的矛盾转移到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中。

　　尤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积累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爆发金融危机。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美联储介入货币资本循环，调节货币价值。当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发生时，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会降低美元价值。但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职能，发展中国家通常通过发行美元债务在国际市场筹集资金，再通过出口商品赚取美元以偿还债务，这一过程有助于维持美元的货币价值，因此，美元的输出存在自我强化的性质，危机中美元汇率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因为美元的避险效应，产生其他货币“向高质量货币逃离”，引起美元升值。因此，经济危机的影响往往被转嫁给其他国家。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危机的输出可以有效地使本国减少价值损失。哈维指出，当处于不同货币体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相互竞争时，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将国内矛盾和危机输出给其他国家，使其他国家在危机中首先遭受价值损失，那么该国的价值损失就会相对较小。通过输出过剩资本来获取剩余价值，缓和了本国资本过剩问题。因此，美联储通常会通过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将过剩的资本输出到其他国家，从而减轻美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损失。

　　（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潜在风险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货币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其中，作为收入产生的货币和由信用产生的货币具有不同的性质，虽然货币政策可以影响信用货币，但由于生产和实现之间没有统一性，因此，作为收入产生的货币的实现不能得到保证。因此，货币的社会经济基础无法仅通过干预来实现。在这种背景下，非常规货币政策无法改善引起危机的各种失衡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界有观点认为，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是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再金融化，引起价格体系的扭曲。

　　特别是，在不可兑换货币的背景下信贷本身放松了货币与商品之间的联系，私人信贷转换为货币，并不代表相应的商品已经转换为货币，而是将未来的生产和消费纳入当前的资本循环，通过逃避狭义上的生产，将其转移到商品流通的整个领域中，以回避当前生产过剩的危机。随着货币系统矛盾的不断积累，资本流通领域中的危机转变为货币形态的危机，将未实现商品和信贷贬值造成的价值损失转移给每个持币人，最终使工人承担了危机造成的主要损失。此外，如果通货膨胀破坏了“两个主要阶级”之间达成的“妥协”，通货膨胀可能变得“更具爆炸性”，因此，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大规模使用是导致当前通胀风险的重要原因。

　　（四）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困难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购买金融部门的债务或其他金融产品，实现对这部分资产所代表私人劳动的“伪社会确认”，以此维持资本循环，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但其中代表的私人劳动并未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存在无法实现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由于资本积累和实现之间的矛盾，金融部门中有很大比例的产品代表的是强行扩大再生产而不能实现的部分，即货币资本难以回流部分。同时，由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推高了金融产品的价格，金融部门进一步扩大这种“人为体系”，通过金融化过剩资产以维持收益，这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的失衡状况。

　　此外，经济危机的爆发通常伴随着金融部门的投机性泡沫。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得以“预先确认”的金融产品中，存在相当比例的已经降低的价值或者无法实现的价值。这其中包括已经失败或者无法实现的生产性投资，也包括纯粹的投机活动。因此，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困难，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

　　本文探讨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经济危机中的使用及其深远影响。虽然这类政策被广泛采用，且能带来一些短期效益，但它们并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矛盾的进一步积累，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本文强调非常规货币政策并非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寻求更为综合的宏观经济政策。基于以上分析，文章进一步提出以下具体的政策建议：

　　第一，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货币政策的创新应注重从价值补偿与实物更新相统一的角度进行，通过创新结构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促进资本积累的有效实现，促进金融部门服务于实体经济，达到保持国民经济再生产顺利进行的目标，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除了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创新外，需要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特别是在全球技术革命加速的背景下，需要在优化传统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加强产业转型升级，以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提升产业竞争力。

　　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在经济运行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应对经济危机，特别是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环境下应对经济危机的必要措施之一。具体而言，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失业人口、缩小收入差距，以便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实现经济的公正与平衡，防止劳动力的过剩或不足，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有效提振内需，促进社会再生产的循环畅通，从而更有效地防范和应对经济危机。

　　第四，着眼于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规律强调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机结合。因此，非常规货币政策虽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能发挥一定的效果，但不应被视为唯一或长期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就业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使用，以克服经济中可能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共同推动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齐鲁学刊》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