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重建问题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个体与共同体间的辩证关系，所有制与社会关系变革等角度切入，对共同体重建问题展开宏观范式或微观范式的理论研究，这在呈现出马克思有关共同体重建问题核心观点的同时，遮蔽了马克思探寻共同体重建问题的整体思维进程与重要理论推进环节。事实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共同体的具体样态展开剖析，极大地深化了早期有关共同体重建问题的逻辑判断，在共同体重建缘由、重建进路与重建进程上形成了具体化认识。揭示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共同体重建问题的深化认识，对于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回应诸多有关未来共同体生成问题的理论争论，以及构建新时代共同体新样态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深入货币与资本主导下的共同体内部，具体在社会关系纽带、个体发展程度与价值取向上表征出的多重矛盾中进一步透视共同体重建的深层缘由。

　　1.货币关系纽带：联系普遍化与社会关联同质化

　　关系纽带的历史性变革内生出普遍化的社会关联。回溯历史，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交往范围主要局限在狭小的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范围内，展开更多的是一种以满足个体与共同体生存所需的有限交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与壮大，货币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必然中介和主要润滑剂，它在变革既有主导关系纽带的同时，不断突破人们交往的有限边界，内生出了普遍化的社会关联。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关系纽带确立后本源共同体内部的依附关系逐步崩溃瓦解，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新关系纽带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在《手稿》中认同蒙塔纳里的观点，指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马克思对于货币出场引发的社会效应的具体指认，是其立足于“现实个人”的物质生产与生活，在社会历史辩证法视域中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社会交往关系生成的客观结果。他反对黑格尔意义上在抽象自由意志的统摄下理解货币的内在特质，即把它视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绝对统一体，而是深入到商品交换的具体进程中透视经济物化中介关系的现实生成。在他看来，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才逐步具有了抽象的社会属性，是在具体交换社会个体劳动的过程中确立起的新关系纽带，它能够把不同陌生主体拉入现存的共同体内部，创造出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的社会交往关系。从生成丰富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角度看，此种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普遍化关联，不仅“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也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它本质上是一种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自发形成的社会关联，是在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中所形成的阶段性产物，既非观念中的抽象物，也非天然的存在物。马克思通过辩证性地剖析货币的出场及其内在特质，进一步明晰了货币关系纽带的历史性生成及其重要作用。

　　占据主导地位的货币关系纽带生发出同质化的社会关联。货币关系纽带的确立，在使具体化的社会关联逐步抽象化的同时，也使得多样化的社会关联日益单一化。马克思在《手稿》中强调，货币作为一切价值的代表，逐步把个体生命挤压至货币这一唯一平面上。在“货币平面”上，不同生命个体的生活主要受“抽象统治”且呈现出“唯一尺度”。在《手稿》中，马克思运用“抽象统治”等词汇意在表达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已以一种象征性符号的形式与生产、财富、权力发生了深层关联，逐步生成了一种新的具有统摄力的关系纽带。事实上，货币关系纽带的生成与社会化生产之间成正比关系，“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当货币日渐成为商品交换和流通世界的“上帝”,它就愈加作为一种支配力量获得了某种神秘的权力，不仅直接与财富绑定在一起，成为其合法的代言人，也拥有了交换非自身劳动的天然权力条件。这主要源于在承认“货币是共同的标尺”的共同体内部，货币具有普遍的效用关系与适用关系，不同形式与质的东西都可以被置于具有同一基质的货币价值体系中进行交换。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把将原本就不易分清的普遍化的商品形式所引起的社会关系转变以及社会内在结构的质变给呈现出来了，并强调“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共同体中，货币已从单纯的“手段”转化为最终“目的”,成为经济运行中真实的权力因素，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日益表现为单一的物与物之间的抽象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此阶段深化了早期在人本主义视角下对货币特性与货币共同体存在的理解，不再仅仅把货币看作是一种统治人的“异化的本质”“异己的本质”的颠倒幻象形式，而是把货币关系纽带主导下的共同体看作是“真实的共同体”,意识到“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是在商品交换中逐步消解掉人的社会化本质的现实共同体。基于对货币特性与货币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形成了有关资本主义条件下共同体具体样态的深化认识。

　　2.资本权力逻辑：个体自由拓展与物的权力统治强化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孕育出了一定的自由个体。马克思在《手稿》中借助于需要及其满足视角对个人发展状态展开了进一步剖析。在他看来，资本作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不断打破个体自然需要的界限，在扩大化的劳动中创造出了满足个性丰富需求的物质条件，生成了众多发展程度较高的自由个体。具体说，一方面，在资本的驱动下，人的现实需要被置于需要体系的核心地位且不断得以强化和塑形，人的原初“自然需要”逐步转化为一种“历史发展了的需要”,且被编织进一种普遍有用性的需要体系中。马克思指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在于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新阶段，不停留于“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正是在满足“历史发展了需要”以及“普遍有用性的需要体系”过程中，个人自由发展程度才真正呈现出质的跃升。另一方面，从需要的满足层面出发，相较于以往，资本不仅极大激活了个人的无限欲望，更使自然界不再是一种自为力量，成为人们作用的真正对象和有用物，正是在后天不断塑形起来的有用物的生产过程中，人的社会化关联得到了极大拓展，“自由和平等的实现”愈加成为可感现实。在资本主导下的共同体内部，普遍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已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且成为重塑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人们的扩大化需要能够凭借具有差异化的劳动和商品得到满足且在其内部生发出一种联系个体的新关系纽带。此外，个体劳动作为社会劳动中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内在驱使着人们在劳动中结成普遍的社会化关联，不断生成满足自由个体全面发展所需的社会关系。所以，资本本质上具有生产性质，能够不断打破阻碍资本运动、发展和实现自我增殖的多重限制，既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也是创造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主要场域。

　　现实个体深陷物的权力关系的统摄中。马克思在考察资本超越属性的同时，注意到此种“超越”具有明确指向，即它主要瞄准那些阻碍资本自身增殖运动的多重要素，而非指向一切要素，这致使资本只在自身的界限，尤其是扫除过障碍物的空间內感到充分自由，没有任何限制。他在《手稿》中明确指出：“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处于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共同体之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现实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个体获得的自由实际上是极为有限的个人自由。这也是为何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资本促进个体“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获得真实自由的同时，更重点强调了消极意义上个体自由的产生，即一种“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后获取到的形式上的自由。在他看来，个人身处以资本为关系纽带的共同体中所表现出的限制，虽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所展现出的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即一种政治统治关系，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限制，而是身陷更强大物的关系统摄中。简而言之，处在“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的关系共同体中，人们“自由得一无所有”。对于消极意义上个人自由的产生，马克思在《手稿》中不仅在历史比较分析视域中形成了一种总体性判断，更从生产方式视角展开了深刻剖析。在他看来，此种异化关系的产生主要源于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资本作为支配生产运行的“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不断挤压以直接满足人们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空间，并把整个生产体系放置于交换价值坐标系中。随着交换价值坐标系的确立，劳资关系作为维持价值增殖生产体系运转的关键要素被再生产出来，发展成为巩固和维系物的奴役关系的主要经济社会要素。对于马克思所描绘的物的生产体系，列斐伏尔从“空间的生产”角度加以理解，认为这是从“空间中的‘物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即一种从“地理空间中的‘物的生产’到抽象空间中的‘空间的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物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外在映射，具体说是一种与外表上独立个体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它主要作为一种必要性因素在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的共同体中被不断再生产出来，且成为一种愈加普遍化、神秘化与隐蔽化的统治形式。

　　3.利己价值取向：个人主义原则凸显与共同价值虚无化

　　人的主体性的彰显与个人主义原则的凸显。个人及其物质利益在货币与资本主导下的共同体中被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且得到充分重视。过去依靠神圣宗法关系或血缘关系纽带的原初共同体逐步崩溃瓦解，交换价值体系成了最神圣的东西，不仅无限放大了个人的物质需要以及欲望要求，也以强有力的震慑方式摧毁一切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处在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抽象共同体内部，人人一律平等，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与价值理念逐步取代宗法社会中的生存秩序与共同价值。马克思充分肯定新的社会关系体中主体向度彰显的重要作用，认为其不仅使得人们摆脱了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且在笼统的总体中分化出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主体或群体主体，可以依靠独立的主体性与他人生成一种非压迫和剥削的平等关系与自由交互空间。马克思对抽象共同体的理解始终是持一种包含有肯定性的理解，而非不包含有任何肯定性因素的彻底否定性理解。在日本学者不破哲三看来，马克思眼中的“肯定的理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准备阶段，具有历史性作用”。马克思在社会总体辩证法的视域中，把原本处在客体位置的个体拉入到主体场域中且生成了复杂的主体间关系，真正把主体个人的生活空间楔进了整个社会共同体内部。

　　物的关系统摄下共同价值虚无化。在以追求物的生产为核心的关系共同体中，个人所生成的共同体日益处于一种背离个体自由发展与需要满足的异化状态。他在《手稿》中明确指出：抽象共同体仅作为手段而存在，“共同体本身对一切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一种在工具性意义存在的个人与关系共同体逐步淹没了人与关系共同体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货币共同体中，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已被逐步构建起来且彻底取代了以往主导人们生活与交往的价值体系。其中，物的价值体系处于最高等级，有关人的价值体系在物质的天平上日益虚无化。马克思摒弃掉西方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体性哲学原则,转而在社会历史性原则下理解和把握价值体系变化及其内在缘由。在他看来，“历史的过程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分离开；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了，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这里，陷入“否定关系”的矛盾双方，不仅包括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也包括个体与共同体。在货币与资本主导下的共同体内部，“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普遍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实则是外在于人的本质的一种观念体系。马克思通过立足于现实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洞察到了价值体系内部的对立性与冲突性，而且察觉到整个价值体系的天平已经失衡且完全滑落至物的价值体系这一端。在高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的过程中，有关人发展的价值取向已被淹没在满足物的普遍有用性的需要体系中，愈加呈现出碎片化和虚无化的趋势。

　　由上可知，马克思窥探到货币和资本主导下共同体内部孕育出了多重积极要素的同时也蕴藏着多重异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并非囿于观念与现实间异化表征的逻辑论证，而是通过深入考察现实共同体在关系纽带、个体发展以及价值取向上表现出的矛盾表征与内在冲突，形成了有关共同体重建缘由的具体化认识。

　　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变革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关系、生产与交往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入手，强调实现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内在的统一，破除货币价值体系与资本生产关系的局限以及塑形“结合劳动”与“共同劳动”形式，把“社会中的个人”再生产出来，创造出由主体支配且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在社会总体性视域中探寻重建现实共同体的主要进路。

　　1.确立起个体对劳动客观条件的肯定性关系

　　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是共同体内部产生多重异化的主要根源。马克思在《手稿》中详细探讨了三种本源性的所有制形式，即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以及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分析了与这三种所有制形式相适应的共同体样态及其瓦解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这三种共同体形式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但整体上隶属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三者存在内在的一致性。这里的“一致性”突出表现在劳动者与劳动资料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特别是劳动者作为土地的天然所有者，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和主导权。马克思在《手稿》中进一步窥探到在货币与资本主导下的关系共同体中被逐步消解掉的统一性，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是支配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内在关系的主导原则，即“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当作只是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随着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劳动者从原初的关系共同体中脱离出来后，主体性与独立性日益增强，其劳动力成为可交换的商品。在资本对立性关系中，劳动者加工的材料以及使用的工具始终是隶属于他人，而非个人的所有物。由于产品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属他”特性，致使劳动者在投入大量劳动时间后反而变得更加贫穷，因而不得不持续被动地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进行重复繁重的劳动。马克思意识到社会财富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化力量，此种力量的产生“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所以，破除既有的所有制关系，在新的经济基础上重置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内在关联是重建共同体样态的重要前提。

　　实现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内在的统一是重建共同体的根本进路。马克思指出：“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这种调节消灭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终结物化逻辑，重新确立起对先前劳动客观条件的肯定性关系是塑造社会关系、重建共同体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在《手稿》中基于历史事实具体指认出，原初“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但这种“统一”也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瓦解个人与劳动客观条件间的否定关系中进一步展现出来。因为，在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结合的共同体内部，单个的人作为所有者是既存的客观事实，自身能够自觉地被嵌入共同体中，成为共同体关系链条上的天然一环。更重要的是，共同体成员成为生产资料的天然所有者，能够确立起对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占有体系，明确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真实共同利益，打破多重奴役个性的统摄逻辑。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及自由实现问题时，明确指出要构建起自由人联合体，实现最高层级的自由，需要“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因为他们“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虽然马克思较早已意识到重建社会共同体是扭转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逻辑及其所带来的异化关系的主要途径,但对于彻底变革共同体内在关联的根本进路，是随着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才最终加以确认的。在他看来，只有实现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内在的统一，才能不断生成众多真正自由个体及新的关系共同体，真正祛除物化逻辑所生成的异化关系与偶然性关系，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

　　2.破除货币价值体系与资本生产关系的局限

　　超越货币价值体系的有限界限。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人的自身价值通过货币关系纽带得到进一步彰显，但两者并非处在一个完全对等的物化关系体中。货币价值体系有其自身无法逾越的边界，尤其是人的丰富需要以及社会化本质是货币无法完成通约和对等交换的，要不断突破隐藏在货币关系纽带中的不对等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强调要把控盲目追求价值增殖、财富增长的生产与交换，真正回溯至以人为目的的生产关系中，展开更多以使用价值为导向的生产与交换。当人们的社会生产日益扩展为一种不满足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劳动时，货币开始更多地发挥交换价值职能，这致使“手段”与“目的”间的颠倒加速完成且外在披上了一层合法性外衣。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即“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识破这是特定条件下受抽象观念支配的狭隘性认识。在他看来，这种异化只是历史的阶段性表现，并非不可突破和超越。要从非货币关系角度理解和把握人自身价值所内涵的丰富性与完整性，在新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基础上超越货币价值关系的有限边界。

　　摆脱资本权力逻辑下的对立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基于对资本的深化认识，进一步指出处于物的依赖关系中，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这也是为何人们直观感受到在这个关系共同体中“更自由”,但外部关系不消灭，人们始终不能真正摆脱客观存在的多重异化状态。这里，马克思没有停留于对资本积极本质的肯定性理解，而是充分意识到了“资本的限制”及其消极作用。在他看来，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就资本的本性而言，是在对立性的基础上追求价值的无限增殖。人们在此种对立的关系中进行生产，实则是为他人不断创造财富，为自身制造贫困。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生产方式真正走出资本主导下的对立化生产，交换价值更多地聚焦于使用价值，才能跳出价值增殖的自然定律。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马克思不再是从异化逻辑思维角度理解对立性和颠倒式样态的出场，而是从客观的物质生产角度洞察到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体内部结构性矛盾激化的客观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与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反对把共同体实体本身与共同体内部多重异化捆绑在一起，而是觉察到异化表征是关系共同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出来的具体样态。要依托新的经济基础，在破除资本本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逐步超越资本权力逻辑。

　　3.塑形“结合劳动”与“共同劳动”形式

　　在摒弃异化的“结合劳动”形式中确立真正的社会关系纽带。马克思在《手稿》中借助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形式的分析，不断探寻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纽带的现实进路。马克思认为，在货币和资本主导下的共同体中，“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或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在此种关系共同体中劳动已被塑形，不仅化身为可以自由出卖和交换的活劳动，而且被转化为一种可衡量和计算的劳动能力。虽然工人们在此种劳动雇佣中被结合在一起，但此种“结合”是一种“自在的结合”,而非一种“自为的结合”。究其根本，是因为“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在此条件下产生的结合既不能满足个人社会化本质的关系需要，也不能表现出个人支配劳动资料与劳动工具的主体性。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厘清不同属性的劳动生产，进一步确认了要以人为目的，发挥满足使用价值的结合劳动生产的积极作用，抑制以物的生产为目的以及满足价值增殖的结合劳动生产的负面作用，消除商品、货币和资本对人的本质属性的奴役，使劳动真正成为满足人的现实需要，进而全面彰显人自身本质的实践方式。摒弃掉异化的劳动结合形式，是凸显劳动者的主体性与确立起真实联结个体的社会关系纽带的重要进路。

　　在构建新的“共同劳动”形式中重建社会化关联。马克思在《手稿》中沿着物质生产的线索，意识到确立起新的社会劳动形式对共同体的重建具有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为，在新的结合形式下的共同生产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与共同控制，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无需先变成一种特殊形式，跳跃出了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的交换价值体系。这里，“中介”的消解意味着单个人的劳动“先天”具有一般性，无需再放置于货币与资本的交换价值体系中“后天”获得。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当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时，也意味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生产物的要素的异化形式被摆脱。通过重塑个体结合劳动形式，个体劳动的社会属性成为一种“天然”的存在形式，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能够不断从新的关系共同体中被再生产出来，进而把人从货币与资本占主导的抽象共同体中解脱出来，生成与人的社会化本质相适应的新关系纽带。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单个人的劳动不具有一般性，才不得不借助于货币这一中介。换而言之，不同个体生产的产品只有通过对象的中介作用，转化为具有同一形式与同一基质的货币，才能获得此种社会属性。所以，在新的社会劳动形式下生成的共同体既不同于原初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样态，也不同于建立在私有财产下分化劳动所产生的共同体样态，它是在社会共同劳动基础之上被生产出来和派生出来的“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在望月清司看来，马克思视域中的共同体演进，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包含无中介的社会结构的共同体→作为共同体协作和分工关系异化形态的社会→由社会化了的自由人自觉地形成的社会”,其中建立在共同劳动之上且摆脱异化的共同体样态处于最高阶段。

　　马克思在此阶段对现实共同体重建进路的探寻，主要是在货币与资本主导下共同体内部的矛盾运动中寻求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变革进路。这三重进路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再生产出“社会中的个人”及受其支配的社会联系。其中，所有制变革作为重建共同体的根本进路，是彻底破除既存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与劳动关系且实现个体与共同体间本质性关联的前置条件。与此同时，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变革推动着所有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发生整体性变迁。

　　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对大机器体系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与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形式展开历史辩证性剖析，进一步洞察到共同体的重建需历经一个历史性超越资本主义共同体与高级复归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复杂历史过程。

　　1.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历史性“超越”

　　在动态考察物质生产中明确重建共同体的客观历史性进程。与众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拒绝把货币与资本主导的共同体看作是既有的或永恒存在的，而是把其看作是后天形成的历史产物，并指出：“如果把这种单纯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他反对使用一种玫瑰色的笔调去描写具有人格化资本家所生成的关系共同体。马克思在批判性视域中指认出既存共同体尚未抵达历史终结点的同时，更清醒地意识到个体仍处于一个不断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且逐步趋向总体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本体论与存在论双重视域已内嵌于他对共同体重建问题的分析中。具体说，马克思意识到只有在新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同时，更看到新的共同体要素生成于既存的共同体内部，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在他看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共同体样态，跳出“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生成一种新的共同体样态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可感的客观事实。因为，货币与资本主导下的共同体内部其实蕴藏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与矛盾，正在生成否定性因素的同时，也生成了未来共同体所需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剖析机器体系与科学技术中探究对狭隘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超越。马克思洞察到随着机器体系的发展，物质生产的科学化和社会化趋势不断增强，在提升物质生产力与拓展社会交往范围上具有强大效能。其中，新技术的革新，尤其是机器化大生产的推动，使得人的自由活动时间得以增多，交往范围进一步延伸，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积聚以及个人交往范围与程度的拓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这里，马克思剥离了财富自身与资本主义形式下财富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意识到就财富自身而言，它其实是人对自然运用能力的展现，但这种运用能力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才得到充分发展，促使财富实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财富的累积与增加折射出在货币与资本主导的关系共同体中人自身能力得到充分运用，满足扩大需求的产品极大丰富，交往范围急剧扩大，这都对既存关系共同体的瓦解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单是科学……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因为，科学技术与财富发展存在内在关联，它不仅是财富的产物，也是财富的生产者。人们为了满足普遍有用性的需要，会自觉加快自我革新，不断破除不相适应的阻碍要素。此外，节省劳动时间的竞争压力始终存在，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增加了人们的自由时间。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直接关联着社会化自由个体的生成。所以，扬弃抑制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关系共同体是一个建立在物质生产不断变革、物质财富以及社会化个体逐步增多基础上的历史性过程。

　　2.对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高级“复归”

　　在追溯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过程中深化认识未来共同体的历史性生成。在马克思看来，正确考察已经形成的共同体样态，会提供给我们一把联通历史与现代的钥匙。因为，那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马克思在《手稿》中依托大量的历史材料，确认了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对未来共同体的重建方向与重建进程形成了深化认识。他基于对前资本主义共同体样态的剖析，洞察到原初形成的自然共同体形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政治组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上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明确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在他看来，这种“崇高”的显现关键在于原初共同体内部“手段”与“目的”未发生根本分离和颠倒，生产的目的是其展开各种活动和交往的核心指向，“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其实，对于人类原初所有制形式的关注，追溯早先历史生产方式的存在，为他确立未来共同体重建方向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在他看来，所有制的问题与共同体形式问题相关联，甚至直接关联着共同体的主要样态。如果不脱离资本主义这种狭隘的共同体形式，不仅个人在需要层次和范围上是狭隘的，在需要的满足方式上更呈现出逐利化和物化的功利性特征。对此，马克思认为，“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挣脱一定历史条件下狭隘生产关系内所自发形成的社会化关联，确立起彰显个体社会化关联以及生存目的指向的新关系纽带，把“稚气的古代世界”较为崇高的一面充分地展现出来。

　　对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高级“复归”不是简单地回溯过去。尽管原始关系共同体内的个人生活在诸多学说的描绘中成为人们向往和推崇的对象，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上还是在个体发展程度上它都处于较低水平。在早期人们还未发展起丰富的关系，一种独立于个体且对抗性突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更未成为制约个体发展的现实力量。如果“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虽然资本主义立足新的经济基础阶段性完成了对原始共同体的彻底变革，但实质上尚未真正走出浪漫主义的思维路径，而是凭借浪漫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变种把人们重新限定在虚幻的共同体内。在马克思看来，要沿着生产力发展——财富增加——自由个体生成的思维进路历史性重建新的共同体形式，即一种以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社会关系体。通过充分考量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断再生产出实现自由的个体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体形式。这里的“个体”既是获得高度自由与充分发展的独立个体，又是不脱离真实社会关系纽带的现实个体，是生成未来超越抑制个人自由发展新关系共同体的真正主体。在此阶段，马克思注重从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把握共同体重建问题，充分意识到“复归”并不是一味地歌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陷入对自然原初共同体的盲目崇拜，而是要在对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历史性超越中实现对前资本主义共同体的高级“复归”,在社会历史辩证法视域中理解未来共同体的现实生成。

　　马克思通过对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与劳动形式展开实证性考察与批判性分析，在共同体重建缘由、重建进路与重建进程上形成了具体化认识，彻底摆脱了主客相分离的重建思路，确立了有关未来共同体生成问题的科学认识。当前，结合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有学者在人本主义或结构主义视域中寻求依靠道德批判或价值批判的伦理关系共同体、政治国家共同体、艺术革命等重建进路，也有学者从理性交往、生命政治等批判视角提出弥合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断裂，如哈贝马斯针对民族国家整合能力削弱的情况，主张扩展包容性的政治共同体。哈特和奈格里针对资本的生命权力和金融控制，认为可以重构主体，以诸众身份穿越帝国，重建大同世界。朗西埃面对治安对感性分配领域的区分与控制，提出无分之分者通过不断将自己主体化，冲破人为的间隔，成为可见的真正主体参与到公共事务中，重塑公共领域，确立基于平等原则的共在和共享的共同体。以上新构想与新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指认出了资本和等级化的统治所带来的诸多分裂与不平等，特别是以货币与资本为核心的关系共同体对身体、感性造成的新控制与支配，但因其在变革既存共同体上缺乏现实性、整体性与历史性，使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不断遭遇新的困境。事实上，如何走出形式共同体理论范式，在现实共同体内部不断历史性生成满足个体自由发展所需的物质与精神要素，不仅是马克思有关未来共同体生成问题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层面持续探索的主要课题。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旨在通过直面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多重需要，在不断变革需要满足方式中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多重弊病，逐步生成未来共同体所需的各种现实要素与文明因子，真正寻找到了一条历史性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新样态的可行路径。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