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是一个在国际政治和政治哲学领域被广泛使用和探讨的范畴。从词义来看，现代汉语语境中的“秩序”是一个内含价值判断的概念，意为“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英文语境中的“order”更侧重于经验层面的描述和解释，意为“社会、世界等的排列方式及其规则和习俗体系”。这一认知差异意味着，要理解世界秩序的意涵，需要锚定其所处的历史情境。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加速发展并进而向垄断形态过渡，世界体系加速形塑，以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国际分工和世界货币为表现形式的世界性经济联系以及与之适配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这一时期世界秩序演进的历史情境。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现实关切，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古典政治哲学对世界历史的先验理性主义注解，运用科学历史观系统考察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生发历程、霸权属性、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进而提出了新的世界秩序观。

　　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前，“世界秩序”是一个抽象的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哲学范畴。早在各民族尚处于分散孤立状态时，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就已经尝试从思辨的哲学范畴出发思考人类的终极意义和世界的发展前景，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世界主义思想传统。世界主义原意为世界公民，之后逐渐被引申为一种以世界公民观点为核心的普遍历史观念。不同时代的世界主义者分别以普遍人性、自然权利、道德伦理、绝对理性等抽象范畴为理论基点，以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与发展、自由与平等为价值目标，对他们所认知的世界秩序进行前景预想和模式设计，为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想蓝图。但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逐渐深化，世界主义及其构建的世界秩序观越来越显现出理论的乏力和错谬。而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以“世界主义”为哲学基点的抽象世界秩序观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批判，构成其世界观和方法论革命的重要一环。

　　在经济学向度，马克思恩格斯剖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经济观的资产阶级立场。亚当·斯密、边沁等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世界性的自由贸易体系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市场理性来实现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统一。恩格斯在评述上述观点时指出，斯密构建的国民经济学，只不过是为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边沁的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质，不过是使自由竞争成为伦理道德的实质、根据物的规律调整人类关系，带来的也只是“旧的、基督教的、自然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结束，即外在化的最高点，而不是那种应该由意识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创造的新秩序的开始”。马克思也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指出其企图“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概言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世界主义”经济观无法推动实现一个更符合人性的世界秩序。

　　在政治学向度，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封建等级秩序的保守性，剖析和批判了各种超历史的、否认民族差别的“世界主义”政治观。1840年，恩格斯就德国民族解放问题批判了“德意志狂”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强调后者“否认民族差别，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联合的人类”，其实质与先验的宗教理性主义一样，不过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1842年，马克思剖析了普鲁士政界人士将社会类比为自然界、将一般等级差别视为“神的世界秩序”的终极结果而停步不前的观点，认为这“只不过表明他对这种世界秩序的研究是肤浅的”。针对路易·勃朗将法国人视为世界主义者、认为“法国的将来就是全人类的将来”的浅薄观点，恩格斯强调：“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应当否定本国的历史，应当拒绝对充满贫困、暴政、阶级压迫和迷信的过去负任何责任”。

　　在哲学向度，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在世界主义和世界秩序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立场，以及卡莱尔对现代基督教世界秩序抱有的救世幻想。继康德为世界主义嵌入历史目的论的逻辑后，黑格尔将世界历史视为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强调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唯一最高裁判官是普遍的绝对精神，即世界精神”。受其影响，鲍威尔、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世界秩序观进一步抽象化，一方面将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形式抽象为哲学观念，进而在“批判的批判”的哲学思辨中大谈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世界历史性，在民族偏见和民族局限性的影响下强调德意志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性。马克思恩格斯对上述观点予以深刻批判，认为这些“伪善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人的概念”，此时已然倒退为德意志民族的“意识形态狂热”，其实质是“打着理论的世界统治这面旗帜而宣布德国的世界统治”。此外，恩格斯在批判卡莱尔的宗教观时指出，将利益升格为“人类的纽带”的基督教世界秩序既造成人类的普遍分散状态和原子化，又使金钱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使人变成物的奴隶，“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初步探知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真实面貌。

　　在与各种保守和抽象的世界主义、世界秩序观点划清界限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出发来认识和界定人类社会的发展，明确了资本主义时代市民社会与世界历史的互通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思想中介，一方面从人的本质出发考察劳动的哲学和经济学意义，将世界历史视为“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切入点，强调当私有财产以工业资本的形式呈现时，它完成了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建构和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明确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属性，强调由市场竞争引致的财富日益集中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扩张本性，决定着市民社会既要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又要超越民族国家这一特定的空间范围，市民社会的竞争性和等级性特征亦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复刻与再现，个体“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释了市民社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嵌入机制。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和以“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为载体的竞争性、等级性社会秩序。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依托生产工具、交通方式和商品价格的竞争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复刻了这一秩序，形成了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等级性结构。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扬弃了古典政治哲学基于先验理性的世界主义，他们对世界历史的物质性、结构性认识，为其后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论前提。

　　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作为世界政治基本单元的现代民族国家与世界之间构成了“器官与机体的关系”，前者只有在同世界的普遍交往中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并且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形成了等级性的发展位序。通过对欧洲资本主义大国博弈的经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现代民族国家在追求领土、财富与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赋予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霸权属性。

　　其一，揭露欧洲列强外交政策的虚伪性。“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马克思揭露和谴责了18世纪英、俄不择手段牺牲他国利益的外交秘密，并以沙皇俄国为瓜分瑞典帝国、谋取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而采取的转换联盟、撕毁条约的背信弃义之举为例，指出欧洲列强的外交政策只是服务于扩张自己势力的工具，并不具备实现欧洲和平稳定的真实效用。19世纪50年代，“东方问题”成为欧洲列强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的交汇点。所谓“东方问题”，即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及其属国的领土和权益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问题，其直接后果是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东方战争）的爆发。在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克里木战争的进程、原因和性质进行了考察，揭发了各参战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利己动机：作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支柱，沙俄的目的在于谋求霸权，“号令整个欧洲”；英国和法国参战的目的则在于从俄国手中抢走克里木和高加索，进而削弱俄国在近东的势力。因此，无论是英法等国的政客和官方报刊把英法对俄战争说成“保卫”土耳其独立、反对“专制”、争取“自由”和“文明”，还是沙俄将其侵略行为描述为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战争”，都只是掩盖其谋求本国私利和争夺霸权目的的虚假谎言。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东方问题”只可能由欧洲革命来解决。

　　其二，剖析英国称霸世界的野蛮行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在欧洲范围内表现为通过维持均势秩序来保证自己的经济垄断地位、避免因战争扩大化而导致欧洲革命的爆发，在世界范围内则表现为通过殖民侵略和扩张来确立其世界霸主地位，“英国这个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并用自己的巨手来扼制整个世界，并且一度担负欧洲复辟费用的国家……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对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和侵略行径，马克思指出其背后的利益动机和政治强制性特征：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真实目的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谋求鸦片走私的利益、保护海盗划艇和实现公使常驻首都；在印度，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尽管英国的殖民扩张在客观上为印度带来了现代化的可能，但其卑鄙的自利动机决定了其所作所为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

　　其三，揭露大国联盟的强权政治本质。在拿破仑帝国覆灭后，英、俄、奥、普“四国同盟”在1815年主导了维也纳体系（亦称“欧洲协调”）的建立，以定期举行会议的形式讨论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作为维也纳体系的伴生物，由俄、普、奥三国建立的“神圣同盟”则把实现“正义、慈爱与和平……胜过神圣宗教的那些理念”作为自己的口号。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维也纳体系不过是维护欧洲大陆君主专制秩序的工具，也没有如后世学者所说的带来欧洲“百年和平”。从具体的政治行动来看，各大国之间一方面通过各种外交手段来避免战争，另一方面又对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防堵和镇压，从而“箝制了所有一切不管叫什么名字的第二流国家”。对于欧洲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它们更是联合起来“进行神圣的围剿”。从本质上看，维也纳体系是以强权政治为底层逻辑，以各种密谋和交易为手段，以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形成的“小圈子”和“大国俱乐部”。维也纳体系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性，决定了其必然走向瓦解的命运，克里木战争则是其走向瓦解的标志性事件。

　　在克里木战争之后，欧洲列强之间的权力格局开始了新一轮调整。在经历了法国、萨伏伊和意大利对奥地利（1858—1859），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1864），普鲁士和意大利对奥地利（1866），普鲁士和日耳曼诸邦对法国（1870—1871）的四场大战后，全面战争的恐惧慢慢出现并笼罩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公民心上。19世纪70年代，俄国重返巴尔干并对其进行武装干涉，并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圣斯特法诺条约》，而德国在实现统一后则致力于通过构建大陆联盟体系来改善其地缘环境。在俾斯麦的斡旋和主持下，欧洲列强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通过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对巴尔干地区进行了新的瓜分，而巴尔干人民“没有任何有效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1884年柏林会议上，列强又以同样的形式瓜分了非洲。无论是战争、订约还是两次柏林会议，都是列强以本国利益为考量的权力游戏，因而不可能真正实现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末，欧洲在俾斯麦之联合与结盟的外交策略影响下，基本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恩格斯在1890年将当时的欧洲国际局势概括为“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其中一个阵营周围”，并在揭露军事集团之反动性的同时预言了未来世界战争的爆发。

　　其四，批判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合理性基础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宣扬以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爱国主义为内涵的民族主义，以及将自由、平等视为普遍人权的抽象“普世价值”。从本质上看，这种民族主义不过是掩饰大国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话语工具。具体地说，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使国际斗争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则因资产阶级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的世界性质而“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其宣扬的“普世价值”亦不过是美化资产阶级世界性统治的伪善措辞：自由竞争实现的只是“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将自由竞争视为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自由之终极形式的观点“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由资产阶级统治所引发的道德和精神上的不平等则在意识形态层面被用来论证“各文明掠夺国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径”的正当性，其实质是肯定以暴力和压服手段实现平等权利的合理性。

　　逻辑的方式是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以科学的抽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资本逻辑即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在考察各种经济关系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之结构性次序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抽象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并以之把握资本的本质、运行机制、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明确了资本的历史生发之于世界历史的直接推动作用及其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形塑作用，进而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洞察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之霸权属性的经济根源。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实际上是资本确立其世界性统治能力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分工和交往为主轴，在对世界历史形成过程的阶段性考察中剖析了资本在不同分工阶段的表现形式，同时着重强调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工业资本对生产和交往关系的普遍性塑造及其对世界历史形成的推动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资本的扩张性及其作为世界性权力的基本表现：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计划”中，马克思意图在第五册“对外贸易”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条件，在第六册“世界市场”中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经济危机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普遍展开和不断深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主线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本质颠倒的历史现实，对由资本逻辑所促成和支配的世界历史之发展历程和基本景象进行了科学论述。

　　资本的历史生发直接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生产形式的考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在于突破了存在于以往一切社会阶段中的“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并且第一次将整个世界纳入其独特的扩张动力中。换言之，世界历史自形成伊始就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是资本逻辑运行下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像基督教一样，本质上是世界主义的。”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形成的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国际分工和世界货币等经济运行机制，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活动，形塑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全球扩张性和无秩序性特征。

　　其一，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建立的现实场域，世界市场在狭义上构成了世界各国进行国际流通和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在广义上则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总体性概念，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后形成的资产阶级国际社会。狭义世界市场发源于大工业的生产需要，但其形成和发展在早期主要是通过建立殖民地、奴隶贸易、商品输出和国际战争等强制手段来推动的。世界市场的日益扩展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进而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在各国被卷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落后民族和地区被迫“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承受“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

　　其二，作为资本权力关系的直接表现，世界贸易是机器大工业的必要条件。它发源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以奴隶制和殖民扩张为历史前提，以满足生产需要为第一要务，因而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在强国压迫弱国、富国剥削穷国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发达国家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方式或手段：前者的实质是“资本的自由”和“世界范围的剥削”，后者的实质则是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其三，作为资本逻辑主导下大国霸权的经济表现形式，“工业国—农业国”的二元国际分工既是英国经济霸权的直接彰显，也是英国得以在世界范围实现经济垄断的关键环节。恩格斯在论及19世纪40年代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鼓吹的自由贸易时指出，英国自由贸易派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在英国的资产阶级看来，“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工业国—农业国”二元分工形式背后的资本逻辑进行了学理性论证。他指出，这一分工形式实质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生产能力和资本积累能力的差异，因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当发达工业国内部出现生产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下降时，该国资本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更有利于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以期通过榨取世界范围的剩余价值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被榨取的对象则在经济上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在政治上沦为发达工业国的殖民地。

　　其四，作为国际金融的重要表现形式，世界货币具有明确的对外扩张属性。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作为世界货币的金和银“既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产物，又是进一步扩展流通范围的手段”。世界货币一经形成，就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贸易，并且重新形塑了商品所有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商品所有者的世界主义就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而与阻碍人类物质变换的传统的宗教、民族等等成见相对立”。此外，世界货币影响了民族国家和世界的双向互动模式。一方面，货币内含的无限积累属性使之不断转化为资本进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进而驱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拓殖和世界市场的扩张，货币贮藏者“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另一方面，世界货币流通与世界市场危机在国际信用制度条件下存在必然联系：在产业周期的危机阶段，对借贷资本的巨大需求与贵金属的外流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促使一国信用危机的爆发，而由国际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引发的国际性生产过剩则意味着贵金属外流和信用危机会在一切国家依次发生，最终引起世界经济的总崩溃。

　　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和辩证法的理论高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逻辑之于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决定性作用进行深入考察的同时，以批判和革命的态度揭示了世界秩序变革的历史必然性，进而构想了世界秩序的未来前景和变革方案。

　　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必将被新的世界秩序所取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分析了人的解放的程度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的一致性，指出，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私有制的消灭，“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才能自觉地驾驭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在此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在肯定资本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揭示了资本的限制性作用在于使一切发展表现为与人对立的形式，这种片面化发展“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而世界市场危机构成了“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恩格斯则将由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所引致的国与国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视为“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只有扬弃了资本逻辑的世界秩序，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

　　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跨国阶级结构的现实存在，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须通过世界革命来变革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构成了“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及其对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剥削与压迫则意味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对无产阶级而言，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是“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因而作为无产阶级领导者的共产党人要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既要在一国范围内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又要“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基于上述原理性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于国际工人运动，并从国际主义的原则出发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提供了可行性思路。

　　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加强工人阶级国际联合的组织性。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工人阶级在国际联合方面的理论认识和斗争策略还十分有限的现实情况，积极推动成立了第一国际，为无产阶级的国际动员和斗争提供了组织依托。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要想实现解放世界的历史使命，必须首先认清资产阶级对外政策的反动性质，积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寡头统治和秘密外交政策的斗争，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行动准则实现“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通过“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以及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宗派集团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针对德国工人党在《哥达纲领》中提出的实现所谓“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马克思指出：“这句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话，是要用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

　　二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积极反对民族压迫，实现国家间的平等交往和合作。马克思恩格斯曾以爱尔兰问题为例，强调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职责是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宗主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应当同情和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愿望和斗争，因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1882年恩格斯在谈到波兰民族解放斗争时指出，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是与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各民族的独立、平等是无产阶级国际运动的重要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批判和超越，遵循着逻辑与历史、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理论路径：通过批判各种抽象的世界主义及其对世界历史和世界秩序的先验性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逻辑，以唯物史观的建构实现了认识世界秩序的方法论变革；准确把握世界秩序的本质规定，批判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霸权性及必然导致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全球扩张性和无秩序性特征；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必将被未来新世界秩序所取代的历史命运，以及无产阶级在超越资本逻辑、变革世界秩序中的主体作用。

　　经历漫长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世界经济在广度（伸展到非资本主义地区）和深度（经济联系向纵深发展且愈益紧密）上拓展，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世界进入殖民帝国时代，全球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建立，形成了“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帝国格局的演变超出资本主义各国的控制能力，新老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以火和剑来解决争论问题”，最终导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宁深入剖析帝国主义本质及其霸权行径，深刻批判企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所谓“欧洲联邦”来避免战争的虚幻性和反动性，号召无产阶级以世界革命根本变革旧的世界秩序，实现各国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列宁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批判和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创的“一球两制”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为变革和重塑世界秩序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和实践经验。

　　人类在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灾难后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越来越成为时代潮流。但在国际关系现实中，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依然盛行，单边主义大行其道，战争的阴霾并未消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秩序、怎样推动世界秩序变革，仍是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以其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不可能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企图维持单极独霸的世界秩序，与当今“全球南方”崛起和世界多极化大势相背离，也无法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在当代世界秩序处在变革和重塑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秉持“人类优先”理念，鲜明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全球倡议，为推动形成更加公平、民主、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举旗定向，为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作出了意义深远的中国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