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警世之言。回忆建国时，毛泽东采纳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建议，其意在唤起取得了胜利的人们的觉醒：夺取全国政权这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改革开放在这个征途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其成就令世人瞩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谱写出了璀璨的篇章。

　　然而，距离“富民强国”的远大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国家的发展正处在重要时刻。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显露。能否妥善地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而且事关改革的成果能否保住，事关改革深化能否逐步接近“共同富裕”的目标。

　　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要旨。勇于正视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而不是文过饰非；认真地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矛盾，而不是敷衍塞责；虚心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而不是堵塞言路，这是衡量党的领导干部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志。在历史上，我们有因胜利而骄傲，招致失败的沉痛教训；也有因失误又缺乏自责，导致付出惨重代价的先例。忘记历史的教训，悲剧重演是可能的。

　　改革是前无古人，今无先例的艰巨事业。我们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方针。要求改革万无一失，不允许犯错误，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要求不犯大的失误，要求有了失误之后能够改正。这才是我们应取的严肃的科学态度。

　　早在１９８７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艰难的抉择：中国市场化改革》。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可能遇到的矛盾和难题。现在看来，经过１０余年的探索，实践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言。现在这篇文章算是它的继续和深化。可以说两篇文章是姊妹篇。不过，本文主要列数当前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重要问题。文章侧重实证分析，较少理论剖析。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在于引起人们对我们前进道路上种种险阻的关注。

　　一、奢靡之风��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又一公害。

　　腐败现在已经是“过街老鼠”。人们都把它看作是威胁国家和执政党命运与前途的一大公害。腐败未除，时下又多了一害，这就是势头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奢靡是寄生性、腐朽性的表现。腐朽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子，仅一字之差，岂可熟视无睹。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其特征表现为：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社会学家把这种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主导的社会称之为“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它不仅直接危及经济与生态平衡，而且威胁现代人类文明和进步。现在它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散。

　　回过头来看看咱们中国吧！今日中国ＧＤＰ已跃居世界第6位，进出口总额已雄居世界第７位。总而言之，中国虽说不上经济强国，但近20年凭着年均9%的增速进入了经济大国的行列。于是，在“与国际接轨”的一片叫嚷声中，奢靡之风吹遍九洲大地，什么“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等等都被当作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抛进了历史垃圾堆。

　　办公楼越建越豪华，南方一个中等城市的办公大楼建筑面积大到１７万平方米，气魄之大，可与人民大会堂、故宫媲美。办公室越修越华丽，水晶吊灯、实木地板、大理石贴面、老板桌、太师椅、空调机、饮水器等等，一应俱全。原本为办理公务提供便利的办公场所发生了异化，成为权势和富贵的象征。

　　内部招待所纷纷升级为星级宾馆，越修档次越高，住宿、餐饮、健身、娱乐设施样样齐全，甚至县城宾馆都专设豪华套间、总统套房。近４年全国星级饭店已陷入了全行业亏损困境。被称为“贵族娱乐”的高尔夫球场，遍及大中城市。仅北京就有１５座，还有１７座在建。一个高尔夫球场的投资能建多少座希望小学！

　　人工景点，景观，街心花园，城市广场兴建成风，从大城市一直到小城镇，一地赛一地，一城盖过一城。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要创。

　　在招商引资的旗号下，写字楼越建越气魄，越建越高，热中于建摩天大楼。纽约世贸大厦被毁之后，我国某市已决定耗巨资兴建世界第一高楼。不少城市在积极筹建自己的标志性大厦。

　　步行街、购物城、金街银街、仿古街、娱乐城、美食城、休闲街等，花样翻新，名目繁多。有的街道装修之豪华甚至连巴黎的香舍里榭大街也自叹不如。某市花巨资兴建的步行商业街，堪称“中华第一街”，最近又计划用１００亿元进行二次改造。不少中小城市大量挤占农田，耗巨资兴建大马路，有的县城马路宽达五六十米。

　　城市建设许多市政当局都选定了以世界名城为目标，什么“东方威尼斯”、“亚洲芝加哥”、“北方香港”、东方“巴黎”、“中国维也纳”等等，几乎中国将成为世界名城的会聚地。

　　公款吃喝成风，送往迎来设宴，逢会必吃，美味佳馔中外名酒应有尽有。去年仅餐饮业的营业额就达４０００亿元之多，还不包括内部招待所开销。法国“ＸＯ”酒在中国销量之大，令法国老板自叹：“法国人太穷！”

　　一些外国友人在中国城市走马观花，深为这些年中国的变化惊叹不已，甚至不相信中国人均ＧＤＰ仅不到８００－９００美元，还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实现的穷国。

　　然而，再看看现实中国的另一面，反差之大，令每个爱国志士无不为之忧虑。

　　中国ＧＤＰ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ＧＤＰ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ＧＤＰ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ＧＤＰ的１／５。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７５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３９名，美国居第２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５０９８亿美元，为世界第７贸易大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７％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１／６的人口，解决了１３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３０００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１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６００多万下岗职工、６００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乡居民缺医少药。

　　中国是５千年的文明古国，它曾以辉煌文化和科学成就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然而，现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却不能不令人发忧。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是世界上最低国家之一，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国家虽然实行了９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支撑，政府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拨款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５０％。２５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仅为2.1%，文盲高达８５０７万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占ＧＤＰ的比重不到１％，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低下。

　　我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至今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印度的７５％，美国和法国的５％。２／３的劳动力困在人均1.5亩耕地上，由于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每年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鲜设备一年就损失８００多亿元。

　　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经过５０年建设，我国基本上已经建成了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已进入到中期阶段。但是，工业总体的技术装备水平仍然落后。用于研究和开放的经费在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１１８０种专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26.2%。机械产品中达到９０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不到５％，我国单位ＧＤＰ的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8倍。劳动生产率低下，如煤矿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2.8%。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购置的设备６０％－７０％依靠进口。许多行业的装备如石化、数控机床、大型工程机械、轿车等都被外国占领。设备制造业丢掉了国内市场２／３的份额。我国钢产量破亿吨大关，但优质板材仍依赖进口。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部件的研究开发相当落后。

　　离开灯红酒绿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中国，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脱去华丽外衣的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我们究竟是追随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潮流”、“国际接轨”的旗号下，仿校他们的生活方式，赶超“消费社会”，把人民的血汗投入到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庭台阁楼的建设上，还是“坚持“延安精神”，艰苦奋斗，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上。靠那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能够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吗？能够增强我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实力吗？能够实现民富国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吗？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休闲时代！”错了，现在依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北京的颐和园这座皇家林园现在成了大众的休闲地，人们不会忘记这正是老佛爷的劣迹：兴建颐和园是以牺牲国防和近代工业为代价的！当我们在观赏颐和园秀丽景色时，千万警惕慈禧遗风的毒害！

　　奢靡之风大行其道，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它不仅为腐败分子骄奢淫逸的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成为他们侵吞公共财富、巧取豪夺人民血汗的重要途径。这正是奢靡之风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二、失业剧增，就业压力空前严重，已经危及到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永恒法则。当今世界各国历届政府无不把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施政的重要目标。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尽可能减少失业，为失业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我国是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是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难题。据估算，农村至少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和农村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大约１２００多万人。安置待业人口，除了开辟就业门路，提供就业岗位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投资和配套设施的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一方面，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将有约３０００万冗员下岗进入再就业大军。近二年国企改革步伐加快，为实现三年扭亏脱困的目标，推行“减员增效”，约１７５０万员工下岗。另方面，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产业结构提升，单位资本吸纳劳动力的数量相对下降，从而加大就业的压力。2001年末，城镇职工为13005万人，比上年减少462.5万人。2001年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57.3万人，当年新增下岗职工234.3万人。年末，实有下岗职工515.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者为６８１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８６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特别是我国入世后，近期由于外来竞争的冲击，今年城镇失业人口将可能增加200万人。2002年，下岗职工未再就业和失业人员，将达到1500万人。

　　近几年，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实现了ＧＤＰ高增长。但经济高增长却没能带动高就业。相反地，二者比例呈下降趋势：“八五”时期为１:120；“九五”时期为1:80；“十五”前几年降为1:40。如果仅看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下降的趋势更严峻：从1998年2001年，再就业率分别为５０％、４２％、３５％、30.6%。今年３月末，下岗再就业的职工为22.2万人，再就业率仅4.3%。按常规，高增长应当带动高就业，扩张性政策通过刺激需求应取得高就业的效应。但我国近几年却出现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目前城镇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达到8%以上。这是应当认真对待的。

　　就业形势的严峻还表现在农村潜在失业和流动性失业上升。一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就业难。据估算，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大体上稳定在７０００多万人的规模上。农民工就业的特点，一是流动性强，稳定性低；二是失业率高；三是社会保障覆盖面极小。近几年由于城镇下岗职工大量增加，农民工就业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些地方政府对使用农民工作出种种限制，某些工种或行业甚至禁止雇佣农民工。其次，关闭“五小工厂”，整顿乡镇企业，导致农村非农产业中大量家工返回田间，处于潜在失业状态。再其次，入世后外国农产品大量进口将可能导致农村减少1000万个就业机会。

　　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加剧了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缓解和减轻就业压力的重要支柱。但是，我国社保现状是：一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没有采取“先挖渠放水”的步骤，以致推行“减员增效”大量职工下岗后，社保才匆匆起步；二是社保覆盖面过窄，主要限于城镇国有企业，除二三个省市，广大农民则被排斥在外，绝大多数农民工和部分外资企业员工均未参保；三社保资金缺口大。去年的缺口约４００亿元。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遏制了经济增幅下滑的势头，却加深了潜伏的财政危机。

　　９０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全面“过热”。持续数年的二位数超高速增长，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节节攀高。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给经济“降温”，政府不得不全面紧缩银根。但当时同时潜伏着由于经济“过热”酿成的财政和金融危机。“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特区热”、“市场热”、“公司热”，……，一浪高过一浪，再加上“反保守”的政治风潮，迫使银行敞开口子放贷，财政敞开国库花钱，终于酿成了苦果，政府不得不紧缩银根。尽管在执行紧缩政策过程中采取了“软着陆”措施，避免了经济衰退，但１９９５年以后还是出现了ＧＤＰ增幅逐年下降的态势。在这一背景下，“适度从紧”的政策便被“积极财政政策”所代替，银根由紧转松。

　　１９９８年开始，我国政府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因为它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持续５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得了遏制经济逐年下滑的效应，使ＧＤＰ年增幅在７％－８％之间高速平台上运行。但是，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此项政策的效应已经在递减，负面影响在扩大。近４年ＧＤＰ年增幅均不低于７％的速度，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不仅没有减弱，相反继续强化。此项政策出现由反周期的短期对策蜕变为长期经济政策的趋势。它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财政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一是财政赤字成倍增长，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２００１年度财政赤字为１９９７年的4.24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为31.1%，中央财政则高达50.2%。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现在的强度继续下去，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使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导致整体财政崩溃。二是近几年税收以超出ＧＤＰ年增幅１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使扩张性财政政策得以继续。但用自上而下地下达税收指标的办法强化税收征管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不能增加财源，只不过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一政策引起征过头税，加重了企业和地方的财政负担，不是养育税源，而是竭泽而渔。这不仅使“积极财政政策”作茧自缚，而且为其日后淡出设置了障碍。在国民收入分配过份向中央政府倾斜的情况下，企业怎么能有经济实力取代中央政府充当投资主体呢？三是基层政府财力枯竭。县、乡两级政府的经济和财政近几年已陷入了不敷出的困境，财源匮乏，赤字和债务剧增。２００１年，全国５３４个县本级（占18.7%）、11811个乡镇（占27.1%）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国家统一政策工资，拖欠65.41亿元。此外，还有拖欠地方自行出台的当年津贴、补贴６５亿元。基层政府的巨额债务已经转化为财政的沉重债务负担。而这笔债务现在并未列入预算。四是随着改革深化，政府各种名目的隐性债务居高不下。许多本应由政府财政负担的项目却没有列入预算，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社会保障资金欠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等等。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政府的隐性债务积累已经达到ＧＤＰ的１００％。另据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对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进行测算，在未来３０年约达7.6万亿元。这些债务迟早要偿付，而且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必然形成对政府财政的巨大支付压力，迅速提高财政的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支付危机。五是国债投资的效益低。近几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债和配套资金一直充当主角。但投资的效益低下。２００１年与“六五”时期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6倍，但每元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财政收入下降54.2%财政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坛的可能。

　　四、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既要与财政政策相配合，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又要化解和防范自身的金融风险，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二个不少或缺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反周期中的作用是不可互相替代的。１９９８年以来，基于遏制经济增幅下滑的需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放松，连续８次降低存贷款利息。这是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但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却显得力度不够。货币当局防范风险有余，刺激景气不足。以致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无论广议货币或者狭义货币的供应量增幅均出现下降，企业普遍反映资金供应偏紧。今年２月末，Ｍ２余额同比增长13%，增幅比年初下降1.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同比增长10.9%，增幅同比下降4.4个百分点；１－２月份，金融机构贷款增加７６９亿元，同比少增加１１６６亿元。其中，国有独资银行贷款仅增加３５亿元，同比少增加１０３４亿元。据有关部门测算，金融机构贷款在全部资金运用中的比重，由去年底的73.2%降为今年２月底的65.5%，下降7.7个百分点，１－２月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中，贷款1.28万亿元左右。货币供应量偏紧的趋向不利于遏制经济增长下滑，不利于刺激需求增长。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潜伏的金融危机却限制了银根放松的空间。经过近几年的努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有所下降。据央行的资料，２００１年底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4%，比年初下降了3.81个百分点。其中，工商银行不良贷款为25.7%。但是，如果把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要高得多，距离央行的１５％目标相差甚远。我国商业银行盈行能力和水平过低，因而化解风险的能力十分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制推行扩张的贷币政策，势必火上浇油。这对货币当局来说，是两难的抉择。

　　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在渡过３－５年过渡期之后，外资银行将进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领域，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将面对跨国银行的挑战，市场份额将逐步被吞食，高素质人才将大量流向外资金融机构，优质客户将转向外资银行，银行新业务将被外资银行垄断。

　　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受物价低迷的困挠。即使全面放松银根，投资和消费保持了高速度 增长的势头，物价水平也不为所动。真像是“死猪不怕烫”。去年物价刚稍有回升，今年一季度又再次回落，根据当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况状分析，“通货紧缩”的阴影还难以摆脱。首先，市场供给相对过剩的格局依然如故。经过连续五年扩张性经济政策，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依然过高，加工工业严重开工不足，库存商品多达３万亿元之巨，据调查，今年６００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其次，加入ＷＴＯ后，我们承诺下调关税、取消部分商品进口限制，外国质优价低商品的竞争，必然会加大国内市场商品价格下降的压力。再其次，从需求方面看，无论投资或者消费都难有更大的增长。目前，我国投资率已经偏高，消费率偏低。二者比例为38.5:61.5，发达国家约为20:80，发展中国家约为22:78。当前我国就业的压力大、经济效益低，不能不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但消费率长期偏低，投资增长便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基础，最终速度还是会掉下来。所以，目前企图通过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扩大最终需求，进而推动物价回升，回旋的余地很小。真可谓进退两难。

　　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在被“通货紧缩”阴影困挠的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被释放出来，主要是由于现在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锁住”了这只“笼中龙”。居民非自愿性的储蓄阻拦了十几万亿元购买力变现。一旦财政或金融爆发危机，人民币贬值，挤兑风潮就很难避免。

　　五、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剧，已经把是否合理分担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

　　劳动是生存之本，收入是衣食之源。实现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检验市场化改革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标准，也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志。但是，市场化并不能自发地实现共同富裕。市场通行的法则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改革过程是人们之间利益大调整、大改组、大分化的过程。为了让这个利益调整过程按照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进行，政府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决不应当听任市场摆布，而应当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实施调节。邓小平告诫我们：“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２０余年来，我们经济改革和经济高增长同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普遍增加，由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造成的普遍贫困已经不复存在。１９７８年－２００１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３１６元增加到6859.6元，增长21.7倍；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2534.7元，增长18.97倍。

　　但是，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差距逐年扩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5年为0.388，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6，1999年0.457，2000年0.458，１０年上升1.62倍。1999年调查，最富有的２０％家庭占全部社会收入的４２％，２０％的贫困家庭仅占6.5%。二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有与最低的有差距超过３倍。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距。据2000年统计，全国尚有22.8％的县未上温饱线，８６％的县未达小康线，５％的贫困县与５％的富裕县人均ＧＤＰ相差16.4倍。三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进入８０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由于各行业收入增幅和工资收入标准拉开档次，到９０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与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产业收入增长470%，金融保险业收入增长542%，采掘业收入增长206%。四是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相对稳定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由失业者、无保障的离退休员工（包括不能按时足额领取退休金、退休金低于温饱线）、“老少边”地区和农村未脱贫和返贫的农民、伤残者等组成。据统计，目前全国城镇低保应保人数约1655万人。这个数字显然低估了城镇贫困问题的严峻形势。因为我国的现行低保标准低于联合国定的人均每天消费１美元的贫困人口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贫困人口将成倍增加，估计不低于3000余万人。五是出现了一个靠发不义之财起家的暴富群体。他们利用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钻体制和法律规章的空子。进行权钱交易，坑朦拐骗，制贩假冒伪劣，大搞“圈地”运动，走私贩私偷税漏税，高息揽储，非法集资等手段，聚敛财富。这个暴富群体与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有产者不同，具有极大的寄生性、腐朽性。他们靠改革而暴富，但他们的利益与改革方向却是根本对立的。

　　当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剧，已经或正在演化成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道路的问题。改革的前期，无论是公众或者政府都不需要支付多少有形的代价和成本，人人都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可谓之皆大欢喜。用一句经济学语言来说，实现了“怕累特最优”。但是，随着改革深入，几乎没有一项改革措施付诸实施不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无论政府、企业和居民都需要付出。我曾经把现阶段改革称之为“付费改革”。广大居民要为改革付费。因此，政府作为改革的领导者面临着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如何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合理地分摊改革成本和代价，要不要在改革成果的分配上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应不应当在推出改革措施、处理改革和增长关系时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的承受力。如果不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把改革的代价和成本一古恼都强加到广大工农群众身上，与此同时竭力维护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那末，改革就可能误入岐途，重蹈俄罗斯覆辙，改革就可能失去广大基本群众的支持。

　　经济转型时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实属难免。但出现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则另当别论。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学界深知收入分配问题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早已放弃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实行“效率和公平兼顾”，并且充分有效地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再分配，重视运用转移支付手段缓解贫富差距。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用“水多了掺泥，泥多了加水”的办法，而应当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指导思想，完善税法，规范分配制度。

　　六、农村深化改革和发展举步为艰，农民近期增收苦于无门，已成为扩大内需和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障碍。

　　我国是有94000万农村人口的农民大国。“三农”状况如何，是制约社会经济全局的头等大事。８０年代初，改革从农村走步，并且正确地按照生产力性质选择了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不仅避免了社会震荡，而且实现了繁荣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双重效果。但是，进入９０年代，农村改革陷入了举步为艰的困境，粮食供给短缺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甚至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下降。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和发展应当围绕这个主题做文章。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且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首要问题。

　　改革初期，1978年－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达到创纪录的17.7%水平。但后来却出现了始料不及的递减颓势。1985年－1988年降为4.9%；1989年－1991年又下降为1.9%；随后又出现徘徊和持续下降，1992年－2000年年增幅为4.6%，1997年－2000年年增幅分别比上年下降4.4、0.3、0.5、1.7个百分点，从１９９６年的９％降为2000年的2.1%。尤其是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收入出现绝对数下降。前者从1998年的2034元降为2000年1933元，后者从2031元降为1980元。2001年，全国５０％的农村家庭的收入不到2000元。2001年湖南省有近半数的县市未达到小康标准。

　　由于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对农民消费增长和农业生产发展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1997年－2000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递增仅为1.08%，同期城镇人均消费年递增却为6.09%。城乡消费差距从1996年2.49 : 1扩大到2000年的2.99 : 1。农户的生产投入也相应地减少。1996年－1999年，农民户均经营支出年均递减5.45%，2000年比上年略有增加,但仍低于1996年的水平。农村人口占６４％，但农村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从“六五”的58.8%，下降到2000年38.2%，比80年代初最高水平下降了近26个百分点。农村储蓄余额所占的比重不到１／４。农村与城镇的消费水平相距大约１５年左右。

　　充分发挥农村市场的巨大潜能，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希望所在。但是，近期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扩大农村需求，却难以找到有效的办法。

　　��农村人口城镇化：远水不解近渴。

　　发展小城镇，推动农村过剩人口转移，这是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的根本出路，但是，农村人口城镇化并不是农村人口大搬家。城镇化是非农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自发产物。这实际上是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不是短期就可成就的事业。而且推进这项艰巨事业需要巨额投资。农村人口降低到50%以下，需经历１０余年。所以，对于农民增收和扩大农村市场来说，这一办法远水不解近渴。

　　��提价增收：此路不通。

　　８０年代前期，依靠农产品提价，农民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再用这个办法已经行不通了。一则，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已不复存在，主要农产品的供应有的相对过剩、有的结构性过剩；二是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小麦高25.1%，大米高17.6%，玉米高36.8%，大豆高38%。入世后，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外国优质、廉价农产品的竞争，而且，政府对外国所作的承诺中许多条款均超过了ＷＴ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特殊规定。例如，对美国关注的８６项农产品的关税，到２００４年我国将下降到14.5%；农产品关税平均税率由46.6%降低到１９９９年的21.2%。在ＷＴＯ所有成员中，我国的关税降幅是最大的。又如，发达国家对出口农产品都由政府给予巨额补贴，我国政府却承诺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所以，农产品价格不仅不会提高，相反可能下降。这对农民无异于雪上加霜。

　　��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力不从心。

　　提升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品种，发展无污染农业，拓展农产品加工深度和广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也是农业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但是，提升农业生产结构实际上是传统农业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成就此项事业，必须以资本积累、增加投入为前提。在当前的条件下显然力不从心。

　　��进城务工：遭遇挑战。

　　目前有一支人数约7500-8000万人的流动性农民工队伍，在各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近几年进城务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大约有１／３的现金收入来自外出务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市场风险，有些地区的政府已经着手有计划地组织农民工的输出，为进城择业的农民提供从培训到安置一条龙服务，实行定点、定向派出。这项举措既有利于减少人力资源流动的盲目性，降低就业成本，又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

　　但是，目前由于每年有上千万的下岗职工待业，而城镇就业岗位又有限。因此，农民进城务工遇到了严峻挑战和竞争。有些城市政府为了优先安置当地下岗职工，甚至对使用农民工作出种种限制。所以，眼下这条路越走越窄。

　　��振兴乡镇企业：陷入困境。

　　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８０年代前期农民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主要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但早期乡镇企业从整体上看基本上属于手工业工场形态，效益低下，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经过多年发展之后，本应普遍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以提升乡镇企业层次，却陷入停滞不前状态，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强制关闭“五小”工厂，使许多地区乡镇企业遭遇“全军覆灭”，大批农工重新回到田间，农村出现了返贫群体。但是，关闭“五小”工厂并不意味着乡镇企业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应当寿终正寝。采取关闭“五小”这一极端强制措施，如同城市纺织业“限产压锭”一样，是要以此为契机加快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生产技术结构的升级。然而，当前资金和市场却成了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难以突破的“瓶颈”。

　　��减轻负担：突不破的“瓶颈”。

　　农民负担重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在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通过调节分配和再分配，减轻农民负担，这是增加农民收入、拓展农村市场的一剂“速效救心丸”。但是目前普遍推广安徽等地农民减负的经验却十分艰难。原因在于“吃皇粮”的人过多，财政包不了，也包不起。减负遇到了减人这道迈不过的坎。这个坎就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可见，近期农民增收要走出徘徊的困境，依然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七、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面临着依附性低效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和加入ＷＴＯ后来自跨国公司的双重挑战。

　　实行扩大内需，是确保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我国是有１３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当今世界上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把经济工作的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有利于我们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避免或缓解来自外部的冲击。

　　今年以来，世界三大经济强体的经济趋暖，开始走出衰退的阴影。这对我国扩大向这些国家的出口是有利的。同时，由于我国加入ＷＴＯ，我国出口遭遇的歧视和关税壁垒将减少，出口将有可能有较大的增长。因而，出口对ＧＤＰ的贡献率将可能相应地提高。

　　但是，ＷＴ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许是柄双刃剑。原因在于，首先世界市场的性质及其通行规律并不因ＷＴＯ的存在而改变。“商场如战场”，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实质上是利益对立的、为争夺有限市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奕关系。这里通行的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赢家通吃的法则。ＷＴＯ及其规划，不过是竞争诸方实力较量、互相妥协的产物。它没有也不可能取消或代替市场竞争规则。其次，当今世界市场的格局是几个发达国家居主导和支配地位，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却是处于受欺压地位的弱者。协议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何况现行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再其次，在双和多边谈判中，我国所作出的承诺有些超出了ＷＴＯ的规定。例如，关税减免，我国的农产品关税平均税率，２００４年要由１９９９年的21.2%降到15.8%。其中，对美国８６种农产品的关税下降到14.5%。在ＷＴＯ所有成员中，我国关税降幅最大。又如，出口补贴，我国承诺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享有的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对出口大宗农产品都给予大量补贴。美国国会最近通过新农业法，规定在未来１０年给农业提供１９００亿美元的巨额补贴。再如，进口配额，根据ＷＴＯ《农业协议》，初始的配额量为国内消费量的３％，最终配额为５％。我国承诺粮食配额占国内消费量的5.7－8.8%，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比重超过了１０％；棉花、糖、油料的配额数量为国内产量的２０％以上。兑现这些承诺，将导致大量农产品进口直接冲击国内农产品市场，损坏农民利益和农业生产。虽然所有ＷＴＯ成员国都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对手，但各国的经济技术实力却不可同日而语的。2001年，我国大豆市场因受进口大豆冲击，东北产的大豆有７成积压在农户家中。我国入世后受到冲击的，决不仅仅限于农业。

　　我国现行的出口结构对进一步增加出口，提高出口收益，是十分不利的。目前，我国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超过５０％，外资企业出口的比重近50%，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达50%。这３个５０％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是肥水流进外人田。我们所得的仅是低廉的加工费，利润都落入外商钱袋。二是无益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在国际市场中只不过充当打工仔角色。专为他人作嫁衣裳。三是受制于人，依附于人，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所以，这种依附型的低效外贸结构常此以往，是会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

　　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地威胁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面临着巨大的人口生存压力，已探明的资源储量贫乏，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近２０年来，经济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但环境治理却未能同步。由于增长方式的转变滞后，付出了恶化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未能避免“先增长后治理”的弯路。

　　��自然资源匮乏，破坏和浪费严重。我国国土面积虽然广阔，但资源拥有量贫乏，特别是人均资源占有量更少。但资源的消耗量大，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严重。４５种矿产储量中有１０种已探明的储量不能满足需要。石油是种重要战略物资，自１９９３年开始进口，现在进口量已增至6500万吨，占消费量的２８％。铁矿石只能满足冶炼能力７４％的需要。１０种有色金属只能满足６５％的需要。木材依靠进口，年进口原木已达１０００多万吨。由于技术装备水平低，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吨 钢能耗比发达国家高１－1.5倍。乙稀每吨消耗原料比世界先进水平高0.4吨。小矿山、小煤窑遍地开花，乱采、乱挖，使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水资源紧缺，水质污染，浪费严重，引起了水资源危机。全国有３００多座城市缺水，日缺水量达１６００多万立方米；农业每年缺水量达３００亿立方米；农村有６５００万人口饮水困难。工业和生活废污水排放量达３６０亿吨，其中８０％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等水域中，造成全国１／３以上河段被污染；９０％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４０％的水源已不能饮用；５０％的地下水被污染。城乡地下水过量开采，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面沉降，沿海城市海水入侵。水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仅0.4左右；工矿企业水的重复利用率约为５０％，我国是贫水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２５００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１／４。水资源污染和浪费加剧了水荒，并引发水旱虫病等自然灾害。

　　��土壤严重退化，人均耕地面积缩减。我国耕地总面积仅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耕地面积为1.5亩。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耕地面积呈现进一步缩减的趋势，而且土壤严重退化。全国有１／３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侵害，每年流失的土壤约５０亿吨。荒漠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８％，1.7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危害,2100万公顷农田受到侵袭，393万公顷草场受到威胁，严重退化的草场面积达9000多万公顷。全国受污染的农田面积达1000多万公顷。

　　��城镇环境质量堪忧。由于我国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城镇大气污染呈上升的趋势。大量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氧化物等排放到空中，导致严重的酸雨污染，受害地区遍及长江以南、四川盆地及青藏高原以东，约６０多个城市出现过酸雨。全国５００多座城市中只有少数几座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所有城市的降尘、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均超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极低。工业固体废物每年堆集约６亿吨，历年累计堆放的未处理量约64.4亿吨，占用土地５万多公顷。

　　��农畜产品污染严重，使人民健康受到直接损害。生态环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现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粉尘、噪声、大气等污染，它还通过农畜禽产品污染，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由于大量地施用化肥、农药，使用未经处理的污水灌溉，使致癌、致畸、致突变等污染物通过蔬菜、粮食、肉、蛋、奶、水产品等大量地进入人体，成为威胁人的健康的慢性杀手。

　　近几年，当局采取了不少措施，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力度，开始显示出效益。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按照经济自身的发展趋势，我国环境污染还有发展的可能。一是城镇化的步伐将加快，原有城镇的环境未根本改善，又面临着新城镇防污治污的任务。二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轿车进入家庭，将造成新的污染源。三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传统产业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将进一步增加资源和能源消耗，增加废弃物的排放量。四是用于生态建设和治理环境的资金难以大量增加，使环境治理的力度赶上污染程度的增加。可见，治理环境，将经济快速增长纳入可持续发展轨道，任重道远。

　　九、社会信用危机蔓延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使用法规和诚信商业道德双重约束为基础的信用经济。完善的行之有效的信用制度是包括信用法律、规章、司法、信用中介、信用信息、诚信道德等在内的完整体系。它是规范市场秩序、约束市场主体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作效益、防范市场经营风险必不可少的重要机制。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包含二位一体的任务：一是制度建设，可称之为硬件；二是环境建设，可称之为软件。二者相辅相承、互相配合、相互促进，而不可互相替代。改革２０多年来，我们进行了价格体系改革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开放了要素市场，建立了证交所，改革了财政和金融体制等等。这些硬件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相比之下，软件建设却严重滞后，突出的表现就是信用制度缺位，社会出现了全面的信用危机。

　　��政府信用下降。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热衷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虚报浮夸，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暗箱操作，改革专做表面文章。更有甚者，少数官员头戴“人民公仆”桂冠，烂用手中权力，徇私舞弊，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花天酒地，欺压百姓。这些害群之马损害了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信用。一些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为制造和贩卖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商充当保护伞。

　　��改革造假，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失信的一大特色。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策走型、机制变味、功能异化等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致使改革也面临着信用危机。例如，企业改制新瓶装陈醋、搞翻牌公司；打着上市旗号，干的是圈钱把戏；名义上兼并重组、摘牌，实际上逃废债务；会计帐目弄虚作假，欺骗股东。又如，实行招投标制，形式上公平竞争，实际上暗箱操作，内定中投人。

　　��在商品交易中，不法厂商制造和贩卖假冒伪劣商品，坑朦拐骗，搅乱市场秩序；偷税漏税；虚开增值税发票。

　　��在金融领域中，“三角债”累清累欠，累结不清。借企业改制大量逃废银行债务，使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据人行统计，２０００年末，在四大商业银行开立户头的改制企业62656户，欠贷款本息5792亿元，其中经查证被认定逃废债的企业32140户，占51.29%，逃废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31.96%。财政部抽查了320户企事业单位，其中，利润不实比例在１０％以上的占５７％，资产不实比例在１％以上的占５０％。

　　��中介服务机构造假，健全的信用服务机构是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专门从事征信、信用评级、商帐追收、信用管理等中介服务。改革以来，各地建立这些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之初，就定位不准，功能扭曲。许多中介组织不是以提供客观、公正服务为已任，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宗旨。所以，与客户串通一气编造假帐、假评估报告，欺编公众。

　　��伪造学历，买卖文凭，雇人代笔，骗取学位，权学交易，牟取职称。造假之风已泱及高校，祸至院所。

　　社会信用失缺泛滥成灾，搅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加大了经营风险，已酿成又一社会公害。据估计，仅经济领域中信用失缺所造成的损失高达6000亿元。

　　十、文化沙漠正在侵蚀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文明的、科学的、先进的、民族的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化事业改革的方向。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依存。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决不能以削弱甚至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追求经济的一时发展，指出要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在我国社会中涌动着一股暗流浊浪正在逐步地侵蚀和冲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大兴土木修建庙宇，不惜重金塑造神像。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小富起来之后求神拜佛成风，大惜巨资大兴土木建造或修复庙宇，塑造巨型佛像，与当地破旧校舍、民居形成鲜明反差。迷信活动广泛蔓延，每逢“黄道吉日”，庙宇香火旺盛。升官、求学、出国、婚嫁诸事均要求神拜佛。

　　��改善企业经营，增加企业盈利，不是从加强科学管理中寻求出路，而是乞求神灵保佑。许多商店和工厂供奉神龛，香火不断。有的企业开张时举行参拜天神仪式。更荒唐的是有家名牌公司不惜重资从全国各地招聘“算使大师”出任企业的智襄团。从人事任免、投资决策、厂门朝向、领导公差，都要由“大师”看吉凶观风水。但最终还是没能使公司摆脱资不抵债的困境。

　　��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受阻，适龄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一受义务教育经费不足所困，二是“读书无用论”抬头。有个经济发达的省，农村辍学率竟高达三成。至于校舍破旧，教学设备残缺不全，教师素质低，在广大农村更为普遍。农村“普九”教育落后状态已经对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产生负面影响。我国现有文盲高达８５００万人，大部分是农民。

　　��城市居民重物质消费，轻文化教育。现代家庭都注重装璜，各种陈设一应俱全，但不重视文化教育，不愿购置藏书。有个大市对１３００多学生家庭进行调查，没有藏书的占9.1%，１０册以下的占9.7%，10-50册的占32.1%。这种状况表明，家庭的教育功能正在被淡忘。

　　��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严重落后，技校毕业生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现有技工队伍素质低，高级技工仅占7000万，技工总数的５％，而发达国家高达40%。高级技工已出现大龄化趋势，人才断档。有的城市出月薪6000元高价招聘高级技工，竟难如愿。

　　��制造假冒伪劣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专业化甚至产业化的态势。例如，有以拼装旧汽车为业的汽车城，有与“一汽”、“二汽”齐名的所谓“第三汽车制造厂”。有些制造名牌烟酒的黑窝头，从制商标包装材料，供应原材料，加工制造，运输到销售，分工协作，形成一条龙体系。更有甚者，现在造假已经扩散到文化、教育、科技领域，有个城市竟公然出现“枪手公司”，公开营业，四处散发广告，专门代写论文，提供从写作到发表一条龙服务。有些人还打着“高科技”的旗号，利用计算机网络替人测字算命、占卜吉凶。至于在高新技术领域，明明从事进口散件组装、进料加工，却贴上“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标识，享受优惠政策待遇。对这种假冒行为人们似乎公司为常，没充分看到它的危害性。现代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决定的因素是科技实力，是否具有科技实力，不是看你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是看你是否拥有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衡量是否拥有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发展水平的标准，不应当是产品类别和产值，而应当是产值中所含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份额。一个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它的产值再大，充其量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打工仔，是别人的“装备车间”。

　　��一些地方政府，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打着发展旅游业的旗号，置国家法律不顾，公然出卖历史古蹟和风景名胜的经营权，有的则让私商承包经营。

　　以上对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和矛盾进行了粗浅的分析。其中，有些问题是历史积存已久的问题，有些是基于我国国情产生的特殊问题，有些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有的是当今世界外部影响下出现的问题，也有些是由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工作失误引起的。认真地剖析这些问题，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解决，实是保住改革成果、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前进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是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