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至今虽已过去整整20年。但它给世人，特别是各国执政的共产党人的深刻教训仍然是十分现实的。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一次座谈中，谈到要重视对历史和国际经验的比较研究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国际经验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始终要注意经常地照一照这两面镜子，鉴古知今，博采众长。这样，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加扎实、更加有力。”

　　苏联剧变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挫折，也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一场空前灾难。关于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原因和教训的研究，至今仍在继续。这不仅是一个学术理论课题，也是一个现实政治课题。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我们将会发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向性错误、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背叛，既是苏联剧变的直接的、也是根本的原因。

　　一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要改变，或是推翻现行的社会制度或政权，无论是通过和平的，或是暴力的方式，都必须先制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工作。任何阶级、任何集团无一例外。戈尔巴乔夫制造舆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倡导所谓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等口号，实行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

　　“公开性”口号是在1986年2月25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的。大会强调指出：“公开性”是打破改革的“阻碍机制的突破口”。同年3月，戈尔巴乔夫对新闻媒体发表讲话，倡导“舆论多元化”。他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应当指出，当时提出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还是有一定的政治界限的。其前提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加强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和政治体制的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但是不久，这种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调子也越来越高。在是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实行“彻底的公开性”。在1987年1月的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要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强调“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1987年7月，面对在全国各种刊物上出现的大量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文章，戈尔巴乔夫鼓励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在同年11月发表的《改革与新思维》中，他对此讲得尤为集中，明确要求“让公开性大放光明”。1988年1月，在会见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人时，他再次强调，“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肯定意见的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他还说，必须废除过去的“精神垄断”和“意识形态专制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以外各种思想和意见自由存在和传播。很快，“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成了戈尔巴乔夫倡导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搅乱党内外思想、支持和扶植反对派的口号。

　　为了制造舆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戈尔巴乔夫指示当时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大批撤换各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从而控制了各大新闻媒体及主要舆论阵地。如，苏共中央主要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科索拉波夫被撤职，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他夫人赖莎的同窗好友弗罗洛夫取而代之;任命雅科夫列夫的亲信、政治投机家柯罗季奇为有大量读者的《星火》画报主编;一些影响较大的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旗帜》、《新世界》等，也纷纷撤换了领导。

　　为了显示“公开性”效果，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一些著名的政治犯被平反或释放。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亲自给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罗夫打电话，允许他从流放地高尔基城返回莫斯科，从而使他很快成为全国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重要领军人物。在“公开性”方针的推动下，在1986-1987年间，一批过去被禁止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得到解禁。如，亚历山大•别克描写斯大林时期苏联官场阴暗面的小说《新任命》、阿纳托利•雷巴科夫歪曲斯大林时期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以及在谢瓦尔德纳泽庇护下摄制的、以寓言方式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专制制度”的格鲁吉亚影片《忏悔》等。雅科夫列夫曾得意地说：《忏悔》的公映是苏联“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这些作品的公开出版和放映是经他本人点头的。他还充满感慨地说：“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大批文学作品的开禁在当时被称为继赫鲁晓夫的“解冻”以后的“第二次解冻”。需要指出的是，当年赫鲁晓夫搞“解冻”时，心里多少有点矛盾，担心引起局面失控，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因此在1957年初和1961年底曾两次刹车。当然，严重的后果已经酿成。可是戈尔巴乔夫的做法不同，非但没有刹车，反而不断加速。由此可见，失控和混乱的局面正是他所需要的。

　　“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不仅使大批被禁的作品纷纷出笼，而且引发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必须重写历史教科书。1987年2月，在全国宣传工作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更具体地指出，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这很快成了重新审视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公开号召。同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卡达尔的一次谈话中说，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都是错误的;实际上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予以否定或纠正。1988年6月，《消息报》载文进一步指出，苏联历史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推动下，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包括流亡在国外的文化人，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追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论调，集中攻击斯大林与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批判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广，使得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的批判相形见绌。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毫无根据地夸张受害者的人数。他们跟着西方反共反苏学者的论调，说被迫害致死者有2000万-2500万，甚至还更多。不少人还进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经济学家瓦•谢柳宁说：“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认为，“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这就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的原则”。对由“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苏联科学院院士、前《真理报》总编辑维克托•阿法纳西耶夫沉痛地说：“鞭打死尸(从真正死尸的意义上说的和鞭打政治死尸--现在已不在位者)，这并不是什么公开性。对‘耸人听闻’消息、对‘热点’问题的热衷，往往导致凭空臆造、无中生有、断章取义，而这则是对我国人民和党的造谣诬陷。”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剧变以后的一次谈话中说：“公开性”“为各种言论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但所有新出现的言论都是针对苏共、针对苏联历史及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苏共用自己的舆论阵地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论坛。”

　　为了进一步推动“舆论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同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这是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为幌子，主动放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迈出的重大一步。

　　俄文“公开性”一词从其本意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日文中译为“资讯公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透明度”或“知情权”。列宁当年曾多次使用过“公开性”这个词，目的是让劳动人民充分了解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实际活动，让党和政府更好地了解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从而加强党群关系，改进工作。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表现。但是“公开性”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无限的，其前提是必须对革命事业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列宁在提到“公开性”时从不认为，公开性是绝对的、没有限度的。仅举一例证明：1921年5月下旬，俄共(布)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当时新闻界为了报道会议的情况，致信会议主席团，请求准许他们使用会议发言的速记记录。5月26日列宁在这封信上给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做了如下批示：“依我看，务必委派一名专人做责任编辑，负责仔细整理发言，加以压缩，删掉一切不完全适合公开发表的内容。”

　　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以“人民应该知道一切，自行判断一切”为掩护，实质是让各种错误思潮任意泛滥，默许人们否定历史上很多不应该否定的问题，从而为各种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大开绿灯。他还以“反对教条主义地解释马克思主义”为借口，倡导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他宣布“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实质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唯一指导思想。

　　其实，所谓“公开性”、“舆论多元化”，只不过是反社会主义的“公开性”和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多元化”而已。尼娜•安德烈耶娃的著名文章《我们不能放弃原则》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后，戈尔巴乔夫立即指示媒体进行“严肃而有原则的答复”，并称安德烈耶娃的文章为“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并且，《真理报》发表了由雅科夫列夫修改定稿的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编辑部文章，对安德烈耶娃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其他一些报刊也跟着调子对安德烈耶娃进行围攻。这就充分暴露了所谓“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的真实面目。

　　二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在1988年6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在此之前，苏共一直把198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有计划地完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基本方针。这一提法的变化非常重要。尽管这一思想在代表会议上还来不及作出系统的阐发，但是转折的端倪已显而易见。西方舆论在评论这次会议时敏感地指出：会议提出的改革目标是要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大厦从根本上进行翻修。这次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向改制转折的开始。

　　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文，这是他思想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明显的标志。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思想，据我们今天的理解，首先是自由的思想”，“而且是指这样的自由，它依据人的理智，依据关于在同其他人相处中具有个人权利的人道主义观念”，所以“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文章在谈到改革时说，“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我们可以有完全根据地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文章第一次正面肯定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要求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文章还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并表示要充分研究和运用社会民主党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目击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读了这篇文章，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十月革命周年讲话和《改革》一书发表的两年来，思想变化之大深深打动了我。文章一方面仍表示坚持‘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这个词的内涵做了新的界定，其内容与其说是属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毋宁说更接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

　　在1990年2月、3月举行的两次苏共中央全会上，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通过了准备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交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草案和《苏共党章》草案。在这两个文件中，删去了过去有关文件中所有折衷和含糊的提法，明确提出了“结束意识形态垄断”、确立“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等原则，宣布“改革的实质是从集权官僚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

　　1990年7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这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在苏共党内最终确立。从此，苏共不仅放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改变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以伯恩斯坦思想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当代变种，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主要理论观点，包括“全民党”、“全民国家”和“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等思想，与当代欧洲各国社会党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同一种东西。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唯一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尽管在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反复和曲折，但最终的趋势不会改变。科学社会主义还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共产党，联合广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则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它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伦理思想、西方古典哲学、基督教教义等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体系都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它不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己任，而是把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社会改良，以实现抽象的自由、公正、人道和纯粹民主等价值观作为奋斗目标。它不承认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相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当代社会民主党是由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松散的共同体和议会党，虽然也关注工人运动，但它以中产阶级为主要依靠力量，以争取更多的选民，以便在议会中发挥作用。

　　戈尔巴乔夫无论从世界观，或是从政治信仰上说，都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此他本人并不讳言。不过在推行“改革”初期，他没有公开说过。据苏联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透露，戈尔巴乔夫在和雅科夫列夫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说过“内心里感到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改革”后期，他不止一次地对社会民主党表示肯定。例如在1990年《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文中写道：“今天，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在人道的和民主的价值观的基础上不仅政治立场还有世界观方面的立场都相互接近了。”苏联剧变以后他开始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1999年，戈尔巴乔夫组织成立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并自任该党主席。2000年11月该党又与俄罗斯十多个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新的统一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继续担任该党领袖。由此可以证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伊始就已经心中有数要朝哪个方向走了。他在苏联剧变后坦言：“在改革那几年我们就想使苏联共产党成为社会民主党。当时已经起草了预定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相应计划。但是，叛乱以及叶利钦采取的实际上禁止苏共活动的政策使得这次代表大会无法举行”。

　　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教训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救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实施民主社会主义，最多只能进行某些社会改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民主社会主义，只能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三

　　亚•尼•雅科夫列夫曾回忆说，早在1985年12月，他就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明确提出要通过“公开性”等手段，结束苏共的一党执政，在苏联实现两党制，轮流坐庄。雅科夫列夫写道：“信中我力图论证把苏共分成两个党的必要性，甚至这是无上的命令。这样，两个党就可以构成民主竞争的局面，在这条路上，它们会自我更新，通过民主选举互换执政地位”。雅科夫列夫接着说，当时戈尔巴乔夫对此颇感兴趣，但认为现在“为时过早了些”。不过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在此后的改革中，逐渐采纳了“信里所讲的很多东西”。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在党内最终确立以后，多党制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正式成为党的行动指导方针。作为放弃党的领导的第一步是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本是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提出的革命口号。当时国内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提出并争取实现这一口号，意味着号召工兵代表苏维埃从临时政府手中夺权。戈尔巴乔夫搬出当年列宁的口号，是把国家的领导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的一种障眼法。另外，戈尔巴乔夫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明显地是以解决当时政治体制中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为名，行放弃党的领导之实。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一语道破了这一“改革”的实质：“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义，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尽管从这次会议的文件上看，苏共还不准备立即实行多党制，但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苏共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所谓“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实际行动。在党的1988年7月和8月的全会上，对中央和地方党的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组，把原来苏共中央20多个部级机构削减到9个。问题当然不在于机构的减少，其实质在于取消和放弃了党对国家机关的组织领导关系。

　　在1989年5月举行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以萨哈罗夫为首的反对派正式提出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没有被列入议程。但是由于苏共自己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因而对反对派的反击显得十分软弱。在1989年12月举行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萨哈罗夫再次提出上述提案，虽然被否决，但戈尔巴乔夫已经招架无力。他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共产党要以行动来表明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而不是依靠法律条文，并认为列宁主持制定的苏联宪法中并没有这样的内容等等。1990年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如果多党制产生并符合社会利益的话，我看不是悲剧”。总之，在党内外的不断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在实行多党制的问题上一步一步地向反对派退让。

　　据前面提到的马特洛克大使透露，早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就联合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就结束共产党合法的独裁专政问题，试图得到政治局的支持，但没有成功”。

　　苏共中央1990年二月全会是推行多党制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民主派”代表极力主张实行多党制。叶利钦在发言中说，必须“从坚持一党制的党，过渡到允许多党制并准备在政党和社会组织法的基础上同其他政党共同行动的党”。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派”的这种要求最终采取了迎合的态度。他在会议报告中说，党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要为取得执政党地位而斗争，但是这要严格在民主程序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权”，从而明确表达了要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6条中关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规定的思想。最终，在全会通过的苏共中央提交的党的二十八大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中明确指出：“党认为必须通过立法动议程序，把涉及国家根本法第6条的有关建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同时，根据1990年二月全会的精神，苏共中央1990年三月全会通过了《就政治体制问题(苏联宪法第6条和第7条)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建议》，并决定将其提交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1990年3月举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决定“设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职位”，同时还决定从宪法序文中删去“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的表述，并将第6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从而在法律上取消了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这一变化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例如一位德国学者指出：“这是对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则的一个决定性的背叛”。原《真理报》主编、俄罗斯国家杜马前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在苏联剧变20年后深为感慨地说：“宪法第6条被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被抽掉了顶梁柱一样，抽掉以后大厦立即就倒塌了。”这短短的两句话是当今俄罗斯人民对20年前发生的苏联剧变具有代表性的反思。

　　2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受到严重挫折以后已经开始逐渐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首先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由于吸取了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正变得更为坚强、更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蓬勃发展和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