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深入研究和回答“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为什么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问题，对此，笔者已在两篇文章中作过讨论。应该看到，讨论“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问题，仅仅理清我们自己的思路、从正面做出回答，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只讲自己怎么看，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信不信由你，那么，既使讲得有理有据，仍然可能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它很可能是无的放矢，缺乏现实针对性。我们必须直面各种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的观点，回答它们提出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和梳理，弄清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究竟有哪些观点，进而研究它们的论据，回答它们的提问，认清它们的实质。笔者认为，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形式多样、内容庞杂的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五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外来文化论”、“实践否定论”、“非学术论”和“指导思想多元论”。除对“指导思想多元论”笔者已专门讨论外，本文拟对其余四种观点作一些评析。

　　一、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正当我们批评“两个凡是”的僵化思维方式，实行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之际，又出现了如邓小平在1979年春敏锐地指出的“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就是这股思潮中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过时论”的基本说法是，马克思主义曾经是真理，但时过境迁，已经不再是真理了；过去曾经是有用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发挥过作用，但现在不再有用了。多年来，这种观点一直存在，具体的说法不断变化，比如：它是一百多年前建立的理论，那时的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面貌无法同今天相比，它怎么能不过时呢；它是革命的理论，不是建设的理论，能够指导革命而不能指导建设；搞计划经济时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现在搞市场经济了，怎么能仍然用它来指导呢；如此等等。

　　这种种质疑，归结起来就是以时间的推移为理由，指责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真理性了。从理论层面来分析，这是一个真理观的问题。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首要依据，就在于它符合客观实际，是科学真理，因而能够指导我们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然而，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适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它就不再是真理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境遇是否如此呢？

　　应该看到，抽象地、笼统地说一种理论已经产生了许多年，因而过时了，这不是科学的态度。牛顿力学、欧氏几何产生多少年了？今天我们不是仍然在学习和运用吗？因为它们仍然是真理。孔子、老子的书，《孙子兵法》这样的书，不是更加古老吗？今天我们不是仍然当作宝贵的文化遗产给予批判的继承吗？因为它们包含的一些真理性认识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可见，一种思想的“新”和“真”、“老”和“假”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最新的时髦的学说不一定是真理，也可能是谬误，而古老的真理也可能今天仍然是真理，甚至永远是真理。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具体的真理都同时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真理的相对性决定了对它的运用不能超出自己的适用范围，它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向前发展，而真理的绝对性的表现之一就是，一种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确立起来的真理，在自己适用的范围之内是不会过时的，是不会被推翻的。

　　因此，判断一种理论是否过时的科学方法是，把它的内容同它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相对照，考察它是否仍然在自己的适用范围之内。只要我们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基本原理，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回答种种有关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问题。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过时了吗？有人不无讽刺地说，辩证唯物主义无非是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些谁不知道，还用讲吗？他们想说的是，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大白话，没有必要去论证、去学习。其实，最重要、最深刻的真理常常正是表现为最简单、明白的形式，但是把这些真理确立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要真正弄懂它们也殊非易事。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当作不必去专门论证的大白话的思想，恰好无意中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观点在千百万人的实践中反复经受了检验，因而得到了人们最广泛的不容置疑的认同。这不正好是对它们今天仍然具有真理性的一种证明吗？它们的价值同样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没有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没有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又如，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过时了吗？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揭示了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人与社会、个人与人民群众、主体的实践活动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关系，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今天，人类社会不是仍然在这些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吗？面对当代世界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我们分析问题、指导实践的有力武器。再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过时了吗？前些年我国有过一场围绕着劳动价值论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过时，它今天仍然适用，它自身也在实践中发展。近来我们又看到，正当一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如海啸般由美国向全球扩散时，一些西方媒体惊呼“金融危机捧热了《资本论》”，马克思成了“走红人物”，《资本论》成了销售量猛增的畅销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没有过时的又一次证明。再如，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过时了吗？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改革开放30年来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而这不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显现吗？只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没有完结，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没有完成，它就没有过时。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之交，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被一些世界著名媒体评为“千年伟人”之首，这正表明，马克思主义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是其他任何学说都不可比拟的，它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和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它的当代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干部群众中受“过时论”影响而质疑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志常常表现出两点认识上的缺陷。一是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没有亲身感受到马克思宁义的精神颗力，而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一百多年前产生的东西，怎么能不过时呢。二是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以为它停留在原地不动。的确，一百多年来，沧海桑田，人间巨变，今天的世界是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所未曾见过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而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又为他们自己和无数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向前推进的思想理论体系。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就是后继者中的杰出代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而不只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正如物理学不是伽利略或牛顿个人的思想．而是世世代代物理学家共同推进的科学，因而是不断生长着的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是一个生长着的活的生命机体，它不断增添着新的内容。这样的理论，如同扎根在沃土中的大树总是不断生长出新的繁茂枝叶一样，是不会枯萎的。克服“过时论”的影响，需要帮助干部群众了解马克思主义，了解它的思想观点和它的发展。

　　二、评“外来文化论”

　　“外来文化论”是又一种被某些人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的思想武器。持这一观点的人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不是中国本土文化，不能用一种外来文化当作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观点在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和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中都有表现。有人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有人攻击马列主义这种“异族文化”、“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极点”。当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探寻救国救民之路时，就曾有人宣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用实践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外来文化论”是这种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弹。它一面以刺耳的声调喊出尖锐的政治结论，一面又以学术的面貌出现在文化理论和思想文化史的领域，因而在干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需要认真对待。

　　从真理观的视角看，“外来文化论”是以地域的不同为理由，否定指导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这同以上我们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所体现的是同一种理论逻辑，区别只在于，“过时论”是以时间为尺度，“外来文化论”是以空间为尺度。这种真理观和理论逻辑的谬误不实，我们在讨论“过时论”时已经做过分析，兹不详论。

　　对“外来文化论”还可以从文化观的视角去分析，因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产生的一种文化成果。作为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是在近代欧洲思想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自然带有它所由产生的历史文化的特点。这里应该看到，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总是在其民族、地域的特殊性中包含着超越民族和地域限制的普遍性。这正如同语言和思维逻辑的关系一样，语言是民族的，不同民族的语言是不同民族的身份证，而不同的语言表达所遵循的思维形式的逻辑规则则是全世界一切民族中通行的，离开这些共同的规则，人们就无法正常的思维和交流。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包含着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既有社会心理层面的，也有思想理论层面的，既有宗教和艺术的形式，又有哲学和科学的形式。就文化中的科学和哲学而言，它们一方面有其民族的和地域的形式特征，另一方面其积极的成果又总是包含着超越民族和地域局限性的普遍的理性认识的真理。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以来的数百年间，产生于欧洲的近代自然科学已经普及和运用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任何人都不能以“外来文化”为理由拒绝它。马克思主义同样是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真理。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掌握和运用具有普遍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照搬经典作家表达和阐述这些基本原理的民族文化形式和语言文学风格。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又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经深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害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牢固地确立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亟须解决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并作了深入阐述。他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学它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科学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自从延安整风以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已经在全党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想原则。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已经在全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不断得到解决，产生了伟大的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总结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十条宝贵经验即“十个结合”的第一条，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它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既是科学真理，又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生长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沃土之中，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它的思想内容、表达形式乃至语言文字风格，比如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他们的著作和他们的语言，已经同悠久的中华文明、同中国老百姓自己的生活经验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深刻而又简明、通俗，新鲜活泼，充满生气，渗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之中，为广大群众耳熟能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并且必将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就文化而论，所带来的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的生机与活力，它促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升华到新的境界。

　　用“外来文化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其认识上的原因而言，除了未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外，一个根本的错误是，它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已经中国化了这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实，无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不懂得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是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更是要求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理论成果和实践业绩面前，“外来文化论”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三、评“实践否定论”

　　根据社会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和社会生活中的消极面质疑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质疑，首先是存在于许多干部和群众中的思想认识问题，也往往被某些人所利用，拿来当作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根据。干部、群众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大量的是从对实际生活的思考中而不是从理论讨论中产生的。比如，苏联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苏联的解体是否表明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失败了呢？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那么，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呢？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侵害群众利益等种种问题和矛盾，是不是可以归因于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呢？对于大量存在的这一类思想认识问题，需要通过具体分析分别做出回答，但是，它们都包含着一个共同性的理论或方法论问题，即都是基于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某种理解，认为实践中、社会生活出现的负面现象都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指导地位的否定。我们姑且称之为“实践否定论”。

　　这种质疑不无道理。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又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错误的理论支配了人们的行动，肯定会导致实践中的挫折。如果实践中发生了失误，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消极现象和问题，很有可能是因为指导实践的理论不正确。所以，面对社会实践中的问题，重新审视理论的科学性、价值和应有的地位，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但是，如果一看到实践中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误，甚至直接拿来当作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依据，那就未免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了。回答这一类质疑，必须研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

　　理论与实践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除了统一的一面外，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是有矛盾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强调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的。如果理论与实践自然而然地就是统一的，那就没有必要反复强调将它们统一起来，而且这样一来，这一对矛盾就被取消了，这当然是与客观实际情况相背离的。实践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而理论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两者分别属于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两个不同的领域。实践的客观对象，都是本质与现象、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具体事物，而理论对事物的反映，总是舍弃了现象而抓住本质、从个别中找到一般，它是以经过思维抽象的纯粹的形式反映事物的。实践对象与理论各自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是有矛盾的。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有各种表现，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人们的实践一认识活动中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或不一致，就是二者之间矛盾的表现。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言，这样的脱离或不一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理论脱离实践，一是实践脱离科学理论。理论脱离实践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一种常见的错误。如果以教条之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或者把理论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实践发展了而理论仍然停留在原处不向前进，因而失去了真理性，都会导致实践中的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王明路线，就是以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正因为如此，反对理论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是深入人心的。另一方面，实践脱离科学理论的情形，在实际生活中也是经常发生的。如果人们在口头上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实际上言行不一，并不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轻视、忽视理论，没头没脑地随意行动，或受到错误思潮影响、干扰，偏离了科学理论，甚至盲目搬用某些根深蒂固的或风行一时的错误理论，被错误的理论所支配，都会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在实践中遭受挫折。我们实践中的失误和实际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大量地正是在上述理论脱离实践或实践脱离科学理论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实践中或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都不表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错了，不能由理论本身来负责。在这里，错误的发生是由于对待理论或对待实践的态度不正确，或者说，是未能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结果，因而根据实践或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质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是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的表现。

　　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因此，在历史地发展着的实践与理论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中，归根到底是实践决定理论，是社会实践判明理论是否正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正是由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反复证明的。但是，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是长期的、复杂的。社会实践本身具有无限性、绝对性和有限性、相对性这两重属性。无限发展着的整个人类的社会实践终究可以对人们的一切认识都做出检验；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实践又都是有限的，不能对一切认识都做出完全的检验。因此，实践检验真理的能力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包含着诸多因素的复杂过程：在实践中支配着人们行为的思想，不是某一个简单的认识或观点，而是由多方面的认识和感情、意志等其他意识因素构成的复杂的实践观念，实践的结果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可能同时包含着成功的方面和失败的方面。实践过程和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其中既有必然的趋势，又有偶然的因素和偶然的表现：在社会斗争中，思想正确也可能因为在力量对比中暂时处于劣势而招致失败，这使得社会运动中思想是否正确与实践是否成功之间的关系又多了一层复杂性。由于这些原因，如果人们简单地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仅仅根据实际生活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就对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及其价值加以否定，就未免过于武断了。

　　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马克思卞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所应有的科学态度。苏联解体这样的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不同立场观点、不同学科的人们都在讨论，见仁见智，争论不己，可以肯定的是，就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关系来说，它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实践的结果，相反，正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1992年初，邓小平就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是对凭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来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这种“实践否定论”最及时、最有力的回应。同样的道理，我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也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而恰好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深刻分析“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性质和原因的同时，又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在起草这个《决议》时还强调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和邓小平的讲话，体现了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科学态度。至于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比如腐败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有什么理由将其归因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呢？相反，马克思主义正是指导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剖析腐败现象的原因和实质、教育党员干部提高防腐拒变能力的有力思想武器。只要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就可以看到，各种因实践中的错误、挫折和生活中的消极负面现象而质疑、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四、评马克思主义“非学术论”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与此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地位。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学术、没有学问，他们或明或暗地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中排挤出去。这种观点，我们暂且称之为马克思主义“非学术论”。

　　这是一种更加彻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因而危害更大的思想和行为。如果说那种被用来论证“指导思想多元论”的“学派论”虽然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毕竟还承认它是一个“学派”，是学术百家中之一家的话，那么，按照世纪之交迅速流行起来的“非学术论”，马克思主义连一个“学派”的地位也不能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根本就容不得它，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当然也就谈不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了。这不是更加彻底的否定吗？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认识这种“非学术论”的表现。世纪之交，某高校出版社以“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为题出版了一套丛书。每本书的封面都印着“人文素质教育教材”的字样，由校长署名的《总序》称它“为大中学生提供了一套高质量的人文素质教育教材”。在这套“教材”中，马克思主义被置于什么位置呢？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是举世公认的。我们不妨看看这套丛书中的《经济学是什么》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该书共290页，15万字，据笔者粗略统计，全书共讲到了几十名经济学家及其他学者的著作、观点，列小传介绍的有19人，13人还带有肖像，但其中没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推荐了6本“阅读书目”，其中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克思的名字在该书中一共出现了2处，相关内容都无足轻重。一处是说，马克思把商品价值在市场上实现的过程称为“惊险的一跳”；另一处是在介绍剧作家莎士比亚时，顺便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引用过他的一段话。除此之外，全书中再也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著作和观点，全部篇幅都被西方经济学所占据。由此看来，该书充其量只能称为“西方经济学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大中学生都通过这本“教材”来了解“经济学是什么”，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会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似乎人类经济学的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一位名叫马克思的经济学家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如果这些学生将来从事经济方面的实际工作或理论工作，他们的头脑中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位置吗？既然以“经济学是什么”为书名并以大中学生的“教材”相标榜，那就有责任至少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科做比较全面的客观的介绍。如此露骨地将马克思主义排除于经济学领域之外，即使同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严肃的西方经济学著作比起来也相去甚远。我们不妨拿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一个对比。这本西方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2008年出版了第18版的中文译本。它通篇都是讲西方经济学，是一本代表西方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成就和影响，它多少还是予以某种承认，在书中给予一定的位置。该书的目录中两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前言”的最后一段列举了从早期到当代的6位经济学家，其中包括马克思。书中称“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书中的专栏文章《卡尔•马克思：革命的经济学家》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评论说：“像许多伟大的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为劳动人民的斗争所感动，并致力于改变他们的生活。在这方面他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要更加地激情澎湃。”文章说：“统治阶级确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颤抖了一个多世纪！”该文引用西方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作为结语：“19世纪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对于全人类有着如此坦率、准确和强有力的影响。”

　　被西方学术界评价为做出了“不朽贡献”的、让统治阶级“颤抖了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是什么》这本推荐给中国大中学生的“教材”中居然被一笔勾销了！这种现象，除了出于顽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偏见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意图外，是很难做出其他解释的。它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非学术论”的特点及其实质。

　　近年来一些人推销的马克思主义“非学术论”，通常并不提供理论性的论证，而是直接表现为一种在学术领域中排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或行为。只要你的文章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的，就说你没有学术背景，没有学问，你没有与国际“接轨”，不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而这就表明你没有学术水平，所以不能进我这个学术殿堂，不能进学术会议、上学术刊物。这种思想和行为影响所及，造成了某种将党的理论与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分离开来的现象。一方面，在党直接领导的主流媒体和理论阵地上高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每天都有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发表；另一方面，在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在科研究和教学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被排挤。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曾经指出：“一段时间以未，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刘国光教授描述的经济学中的这种情形，在哲学社会科学其他许多学科中同样存在，以至于在学术领域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氛围：许多年轻的学者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在专业和科研方向的选择上避开马克思主义，不愿或不敢选马克思主义的题目、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马克思主义的参考书目，因为那样可能学位论文不易通过，论文难以在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著作难以出版，求职和晋升职称都不能不因此受到影响。社科学术领域中这种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学术队伍萎缩的现象，同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红红火火发展的形势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非学术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是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根本背离的。科学是人类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各门社会科学都是以人和社会的本质和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对象的客观性、科学规律的重复性和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体系的逻辑严谨性，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基本条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和剥削阶级偏见的影响，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曾经长期被唯心史观所统治，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的缺失使各门关于社会生活的学问就整体而言未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直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才使各门社会科学有可能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哲学和社会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它代表着人类科学思想的最高成果，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一百多年来，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科学技术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经过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取得了前人从未达到的极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建立起恢宏的理论体系，而且已经或正在社会科学的其他多个学科中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等等。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既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又跨越哲学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创造了人类发展中最辉煌、最宝贵的业绩。正因为如此，它才能用真理的光辉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历史进程中指引我们不断夺取新胜利的指南和理论基础。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它的指导地位。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地位，表现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利益关系、价值关系；社会科学的主体，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价值追求的人，因此，作为意识形态，关于社会历史的不同理论学说是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追求。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公然宣布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在有些人看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总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统一起来，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为现实服务、包括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它就失去了学术的纯洁性，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企图将它排除于学术领域之外。应该看到，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社会科学研究中真理发现与价值追求是否能够统一，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从根本上说，这取决于研究主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利益与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是否一致。剥削阶级的偏见使他们歪曲社会的历史，而“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大公无私的阶级品质，决定了它能够从实际出发去认识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揭示社会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它的价值追求是统一的，它的意识形态性丝毫没有削弱它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我们还不能不看到，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学术地位的人们中，固然也有一些学者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学术见解，但确有一些人实质上是基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反对这种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在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有意避开政治的领域，避开同党与国家指导思想之间的正面对抗，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以学术的面目出现而已。

　　从2004年4月开始，党中央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我国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积极投身于这一伟大工程之中。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已经被确立为包括5个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学科建设正在扎实推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又有对哲学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的研究。随着工程的发展，已有40余种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的编写工作进入或即将进入工程之中。工程的布局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和对哲学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的研究两个方面共同构成，这种总体设计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表现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各个学术领域的决心和气魄，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于社会实践之中，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实现各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化和当代化，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那种将马克思主义同哲学社会科学割裂开来，企图将它排除于学术领域之外的思想和行为，既是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背离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历史趋势，只能把哲学社会科学引入歧途。

　　五、未结束语

　　笔者围绕着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已在三篇文章中连续展开了讨论。

　　自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间，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中国应该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并且今后还将继续下去。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先有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英勇进攻，马克思主义同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也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竞争高下。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入研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阐明了只有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才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他热情地歌颂“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礡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回顾了百年来中国人为了复兴国家历尽千辛万苦寻求真理，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它为指导取得胜利的历史，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他还深刻地分析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思想本身没有独立的历史，各种思想理论竞相表演的舞台，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历史经验表明，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决不是孤立的思想领域中的事情，它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同时，思想领域不同理论的较量及其结果，又对经济、政治和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同时，随着国门打开，马克思主义同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理论再一次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一争高下。处于思想潮流前沿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具有某种特殊的敏感性和代表性。据笔者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研究，从1978年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学生中先后出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尼采哲学和实用主义等几次西方思想流派热。年轻的大学生们随着潮流扑向这些风行一时的理论，又在多少了解了它们之后很快离开它们而另作选择。大学生们仍然更多地关注着马克思主义，思考着它同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90年代以后，一种盲目崇拜和照搬西方思想理论的新的教条主义开始在我国逐步蔓延，其中主要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崇拜。1995年，我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年来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新自由主义“代表着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西方国家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工具”。“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至今仍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进入21世纪，有些人又从国外搬来了民主社会主义，声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还有一些人，打出“大陆新儒家”的旗号，宣布要“儒化中国”，用儒家“取代马列主义”，“同马列主义正面对抗”。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是停留在字面上的抽象空洞的理论争论，它直接同代表不同阶级、社会集团利益和意志的不同理论在思想领域的交锋和争夺相关联，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不同经济、政治力量的相互较量。一些人在提出种种观点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推出了种种西方资产阶级的乃至源自封建社会的思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和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也是在一定经济、政治的基础之上，在同其他思想理论的争夺、较量中确立并不断巩固和发展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决定了这种争夺必然会长期继续下去。面向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回答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问题，是这种思想斗争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应该为之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作者：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

　　

　　网络编辑：何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