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9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必要的准备，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道路。实践表明，五四运动及其光荣传统，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五四运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最鲜明的旗帜，也是五四运动最本质的内涵。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前头，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相比较，具有本质的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江泽民文选》第1版第1卷第120页）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具体地表现为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争取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艰苦求索、顽强斗争。

　　五四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国家主权。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顽强反抗和英勇卓绝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也为争取国家独立、实现民族解放这一时代主题注入了新的历史内涵。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处理战后的国际问题，1919年1月在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举行了“巴黎和会”。北洋政府作为协约国一方派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和会，并提出废除袁世凯政府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以及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正当要求。但“巴黎和会”的实质不过是列强的分赃会议，他们根本无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维护民族权益的合理要求，竟然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和中国其他地方攫取的一切特权无条件转让给日本。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德国劫走的天文仪器。北洋政府为了获得西方列强支持，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西方列强无耻的侵略行径和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民，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强烈的爱国情感。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迅速行动，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般爆发。

　　五四运动的旗帜，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是近代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在爱国主义这面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旗帜下，先进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社会各阶层空前团结，使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先锋是进步的青年学生。他们敏锐地看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看清了北洋政府软弱无能、媚外求荣的卑劣行径。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不受反动政府的利诱，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些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标语口号，举行游行示威和总罢课，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表现了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发文告、散传单、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还捐献出自己的血汗钱。他们反抗日、英、美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不仅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还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五四运动中，商人也表现出进步的一面。他们积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实行罢市，同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

　　在人民群众强大的力量面前，在全国范围和各阶层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得到了实现，这场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二、五四运动孕育了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也是一场促进思想空前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在全社会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氛围，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鸦片战争以来将近8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极为顽固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迷信盛行，旧文化、旧思想根深蒂固，成为束缚思想解放的枷锁、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坚决而彻底的姿态，向专制和迷信这两个大敌宣战。《新青年》明确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是民主，二是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恶之答辩书》，表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主张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和反对愚昧落后、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最有力的武器。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旧文化批判的尖锐性和彻底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决绝的姿态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由此作者进一步向旧制度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强烈质疑。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页）

　　更为可贵的是，在运动中，爱国志士们将爱国主义情感与民主、科学精神紧紧联系起来，为爱国主义情感注入民主与科学的新内涵，并把这一强烈的情感与理性思考付诸实践，转化为改造社会、打碎旧制度、旧思想枷锁的巨大力量。他们在传播民主与科学过程中，表现出奋不顾身、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运动中，不少师生、工人遭到军阀监禁，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李大钊后来惨遭杀害、英勇就义。这种为多数人的幸福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和宝贵的思想财富，时至今日仍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往直前、拼搏进取。

　　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解放潮流。五四运动前，接受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仅限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少数知识分子，1919年5月以后，民主思想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接受的人越来越多。显而易见，这场爱国政治运动对传播新思潮、新观念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并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主与科学这一五四精神的核心，也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容、新的意义，在更深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五四运动初期所说的民主，主要是指人权平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以及法、美等国的民主制度；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学习俄国，强调劳动阶级的民主，即以广大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民主。五四运动初期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以及詹姆士、柏格森、杜威等人的社会科学学说；五四运动后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中国人民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理论。历史反复表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之路在中国走不通，真正继承五四优秀传统、不断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

　　三、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历史转折

　　五四运动最丰硕的成果，在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先进人物作出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抉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终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五四运动实现了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这一伟大转折，是中国先进分子大胆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反复实践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学习西方、追求进步的努力屡屡失败，民族危机越陷越深，社会状况越来越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未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未能改变人民的困苦处境。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照旧一天天地坏下去，中华民族的危机也照旧一天天地加深。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约”以及山东主权的丧失，无情地戳穿了“公理战胜强权”的假象，使中国人民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中猛然惊醒，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产生了进一步的怀疑。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良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李大钊明确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陈独秀起草的《新青年》宣言则大声宣告：“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灾难，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无可救药的内在矛盾，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的广阔道路，仿佛一声春雷，使处于彷徨和苦闷中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从遥远的北方，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图景。中国人民的眼界一下子豁然敞亮了，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到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响亮地喊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人也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实践上有力地促进了它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这时也认识到，辛亥革命的老办法非改变不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１２页，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经过长期的摸索、认真的研究、激烈的争论、反复的比较和实践的选择，中国的先进分子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聚集起来。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结合。新文化运动初期，其倡导者虽然意识到了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的意义，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历史作用还缺乏充分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他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剧烈变化。李大钊接受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寄希望于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共同创造历史。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辛亥革命时期不曾有的姿态，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时，就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而是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卷入这一浩荡的洪流当中。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许德珩说，五四运动发展到了六月三日，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已是一个革命运动了。六三以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便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了，这一结合，五四运动的意义就与以前不同了，它指示了政治运动的路线，增加了运动的力量，同时也使工人阶级觉悟了。以前，反帝爱国运动只限于知识分子群的学生，现在扩大到了工人、商人、学生中，成为各阶层共同的任务，结成各阶层的统一战线了。所以五四运动到了六三罢市，接着工人罢工以后，军阀统治阶级就不能不接受惩办卖国贼的要求，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了。强盗分赃的巴黎和会的和约，在这样情形之下，中国的代表也不敢签字……五四运动到了此时，形式上是发展到最高阶段，走上结束之途，而实质上就导入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的革命阶段。”（《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1６—２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经过反复的摸索、实践，从工农群众中找到了可以依赖的革命力量。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等人的倡导下，一批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投身实践斗争，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农运动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成功的中国革命道路。正如胡锦涛同志在《李大钊文集》出版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那样，李大钊同志是一个无畏的播火者，又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进一步以探索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中。从《李大钊文集》中可以看到，他在实践中提出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依靠农民、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必须通过武装斗争达到革命目标等思想，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最早的宝贵贡献。

　　五四运动从文化运动走向政治运动，从单一的思想启蒙走向全面的社会改造，从追求西方民主政治转向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艰苦探索的历史过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90年，是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与时俱进，不断创造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90年。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要在历史的新起点上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不断解放思想，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