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立的伟大业绩，缅怀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建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历史功勋。毛泽东在我们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哲人其萎，后世继之。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于毛泽东的是：您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因为您的离去而停滞，相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您创建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也得到了新的重大发展。

　　一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过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称之为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国受屈辱的历史，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为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最鲜明的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正是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才有可能得出一系列关于民主革命的新结论，从而冲破本本主义和外国经验的重重束缚，起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旧中国是多重矛盾的集结点，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容易使人们在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对社会性质能否正确认识，是影响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如果社会的性质都不清楚，那么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目标等等也都不可能清楚。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党是群众的响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旧中国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它既非封建主义的，又非资本主义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的重大发展，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和路线赖以确立的出发点。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但由于还保留着中国政府的统治，还具有某种半独立性，因此不同于帝国主义直接治理的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从那时以后，在中国，封建主义已不再独占统治地位，而逐步形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共同统治的局面。在旧中国、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就是这三座大山，人民大众同三座大山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三座大山。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力量薄弱并受三座大山压制的民族资本主义，这样的革命按其性质只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同历史上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式民主革命不同，它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因而是新型民主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两点：第一，二者之间的界限不容混淆，那种认为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①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个革命胜利后，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需要再通过一次暴力革命。所谓“两次革命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国后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毛泽东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并以中国的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革命的对象和性质明确以后，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样组织革命队伍，依靠哪些阶级、社会力量来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呢？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可见，正确解决革命动力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又一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也面临着同其他国家的革命(例如西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情况。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抓住了三个关键：第一，必须确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第二，必须明确农民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军；第三，必须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比起农民数量要小得多，但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生产资料、饱受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是一个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阶级，是一个自己的劳动必须同他人的劳动相结合才能推动生产进行的阶级。这个阶级比起同样是劳动者的小生产阶级有明显的优越性：它的一无所有和饱受剥削、压迫决定了它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它同大生产的联系，使它摆脱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它同其他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密切联系，决定了它具有集体主义和高度的纪律性。因此，无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当然盟主，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并且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所武装，因此，无产阶级的领导又必须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绝对不能动摇，动摇了就会使革命遭受挫折。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几乎把中国革命引上绝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农民同样受到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是不可思议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了占人口80%的农民，就是解放了生产力的主体部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根据农民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同，可分为自耕农(相当于中农、上中农)以及半自耕农(相当于下中农)和贫农。毛泽东指出，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属于半无产阶级。农村的半无产阶级是农村人口中受剥削、压迫最深的阶级。毛泽东说“所谓中国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是工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军。自耕农根据情况不同虽可划分不同的部分，但是自耕农作为小资产阶级，其整体都是中国革命的盟友。毛泽东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民主革命中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敌我混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中农的侵犯。中农的向背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把中农排挤出革命的行列，把它推向敌人一边，这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之一。

　　在革命动力问题上最为复杂、最容易发生混淆的莫过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充分显示出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显示出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卓越才能。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它是革命的对象，还是革命的动力？如果是革命的动力，那么它同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什么不同？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往往发生在对这个问题缺乏正确认识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这本身也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不推翻三座大山，不可能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余地。因此，在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革命的盟友。但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无产阶级有着尖锐的矛盾。这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可以参加革命，又缺乏革命的坚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团结它参加革命，而不应当把它拒之于革命的门外，更不应当把它当作革命的敌人。但同时又要对它的动摇性保持高度警惕，要防止它扰乱革命阵脚，特别要防止它篡夺革命的领导权。这就是毛泽东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出发所作出的精辟论断。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中一个最复杂的问题。

　　从革命动力的学说出发，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其要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敌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党甚至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结成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不仅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等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果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发出，从别国的经验出发，中国的民主革命很可能走上歧途。正是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再一次显示了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在旧中国，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很薄弱，大城市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势力、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革命力量处于劣势。因此，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引起革命高涨这种典型的欧洲革命方式在中国就不适用，“左”倾盲动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破产。中国革命只得另辟蹊径。中国的大城市没有革命力量容身的余地，但是广大的农村却为革命力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在这里，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特别是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的存在，造成了白色政权的割据和相互之间的战争。毛泽东指出：“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②这种情形就为红色政权能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可以在这里积蓄力量，发动群众，发展革命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割据同反革命的武装割据相对抗。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作为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就是这样形成的。尽管这条道路曾被“左”倾机会主义者嘲笑为“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但实践证明，这条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富有独创性的革命道路，是通往胜利的道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们党打破了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克服了党内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几经曲折后，迎来了革命的转机。由于毛泽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我们党终于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一方面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另一方面着手恢复生产，擘划经济建设。由于从革命到建设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苏联的经验虽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但又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始了一个比之民主革命还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的探索阶段，一个新的长征��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征。在这个新长征中，我们既取得过辉煌的成绩，也经历过重大的曲折。当毛泽东和我们党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而什么时候毛泽东和我们党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从主观的意志出发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时，我们的事业就遭受严重挫折。

　　民主革命胜利后，当我们开始进行建设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都有人表示过怀疑。尽管马克思曾预言，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前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没有先例。俄国虽也是在落后经济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它并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早已是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从社会形态说不属于前资本主义。中国要跨越资本主义，从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可能？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此作出了回答。在理论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组成部分和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由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在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存在一道鸿沟；又由于中国原来的经济落后，基础薄弱，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毛泽东又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期。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基本内容。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曾以萌芽的形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出现过。在该书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既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它所要采取的国家形式，既非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又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第三种形式，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他说：“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③毛泽东还论及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同样指出它们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带有过渡性质。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不同于列宁的理论，因为列宁说的过渡是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反映了中国和俄国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是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列宁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由于毛泽东既排除了否认过渡时期必要性的“左”的观点，又排除了主张长期延长过渡时期的右的观点，使我国得以顺利地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我们党用了七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过渡，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逐步使我国从一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用自己的实践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论断，并以自己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这是毛泽东在新时期最重要的贡献。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新时期的一个突出贡献。毛泽东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虽部分地可作参考，但并不完全适用。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思路是：第一，通过组织起来，把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引上一条“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发展道路”，而不采取苏联集体农庄的形式；第二，通过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这一思路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他领导下的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写下了新的光辉一页。关于对资本家赎买的问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曾经提出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列宁的这一构想并未付之实现。毛泽东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和它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创造性地实现了列宁的这一构想，确立了定息这种特殊的赎买形式。定息不是一次性对资本家的赎买，而是通过资本家每年从企业分得一定红利和股息的形式，逐步实现对资本家的赎买。正是由于毛泽东创造了对资产阶级改造的这种形式，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一项最复杂的任务得以平稳地、顺利地完成。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对待苏联经验，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在建设初期，由于我们自己经验不足，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很强调学习苏联。这是必然的，因为当时没有别的经验可资借鉴。苏联的经验对我国的建设既产生过正面作用，也产生过负面效应。当这种负面效应已暴露得很明显时，毛泽东毅然提出要摆脱苏联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没有提出改革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已开始进行某些改革性尝试。这是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毛泽东的改革性尝试，突出地体现在他写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报告里明确地提出，对于外国的经验，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他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④在苏联经验被当作天经地义的当时，敢于对它提出怀疑，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这说明苏联经验对于中国来说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论十大关系》主要是讲经济问题，强调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其中既涉及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又涉及了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这说明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同苏联经验有所不同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新思路。尽管在当时我们还不可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但是这种探索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思路的萌芽。

　　提出完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是毛泽东新时期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他纠正了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毛泽东还以他的独创精神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完成、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告一段落后，大量存在着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论断直到今天仍有重大现实意义。鉴于人民内部矛盾常常牵涉到人的精神世界，又鉴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常常同意识形态相联系，人们在作出判断时容易发生混淆，因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特别讲到：“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⑤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果这一学说能在实践中贯彻始终，就可以避免苏联3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混淆甚至颠倒敌我的悲剧重演，就可以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加健康，更加顺利。可惜，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实践中没有认真贯彻这一正确的理论，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反差，以致我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重蹈了苏联的覆辙。尽管这一学说没有很好地在实践中贯彻，但其理论价值不容抹煞，它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

　　这一时期，毛泽东一方面顶住苏联的压力，突破外国经验的束缚，率领全党勇敢地进行探索，并继续取得重大成就；但另一方面，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认识不足，由于在理论上过份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对这种变化作出了不恰当的反应，毛泽东以及在他影响下的我们党又不止一次地犯过违反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错误。

　　1956年我国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的起点很低，实际上处于社会主义的幼年时期。在这种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都需要有一个过程，而决不能随心所欲。但是，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工业和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在5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业连续几年获得大丰收的情况下，毛泽东滋生了一种不正确的观点，以为只要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借助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权的力量，就可以超越社会主义当前的发展阶段，超越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谋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发展速度，建立一种近乎空想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设想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都有一定的规律，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违反了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什么是党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反复。本来，党的八大已经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八大”正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从原来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成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只能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也就是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八大”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八大”的方针还未全面实施，1956年下半年起形势骤变，毛泽东没有对变化了的形势作出实事求是的、冷静的分析，而是夸大了阶级斗争因素，从而使他对“八大”的正确方针产生了某种动摇。在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弱化、经济建设需要强化的情况下，反而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从而使党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发生了偏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受到了扭曲。这种认识上的偏执终于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形成，在这条路线影响下，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大动乱，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20世纪特殊的时代条件和中国特色的历史条件造就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天才。如同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其璀璨辉煌的一生中难免留下某种遗憾一样，毛泽东在其晚年也留下了这样的遗憾。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悲剧。这种悲剧的形成有其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不能过份苛责于毛泽东个人。同时，正如薄一波说的：“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机。”⑥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这段历史。综观毛泽东一生，他不愧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他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76年，中国20世纪的革命伟人毛泽东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仍在进行。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关系到我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我们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光明。毛泽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注释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3�684页，第675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45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

　　⑤转引自《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国国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442页。

　　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74页。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