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德国联邦政府总理默克尔近来郑重提醒欧洲和世界不要过高估计德国的实力，但还是有不少人比较看重这个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经济潜能，把它视作目前欧洲的明星、欧元的救星。在德国国内，早就有一批精英在研究一系列更为深刻的问题，例如德国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德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哪些重大忧虑，欧元、欧元区和欧盟的未来究竟会是如何，等等。笔者拟在这篇短文里，在简明介绍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的表现之后，着重与读者讨论与上述德国精英正在研究的几个方面相关的三个问题，即德国经济相对稳定增长一直是由它的一种特殊的“稳定文化”指引着，而今这种“稳定文化”似乎正在受到全球化、一体化和现代化的某些侵蚀；德国经济相对稳定增长长期是由它先进发达的工业制造业部门支撑着，但这一最大台柱子显然正在遭遇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压力与挑战；德国经济相对稳定增长从来是由一张德国人精心编织、细密结实的“社会网络”守护着，然而这张以社会伙伴、福利保障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已经被戳出许多洞点。人们普遍关心德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是自然的，因为德国经济的表现不仅仅直接涉及德国自身，而且还深度关系到欧洲的前途。

　　一、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表现总体正面积极

　　正当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家庭财富纷纷缩水之际，德国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有”。根据德国联邦银行（中央银行）2012年5月25日发布的数据，德国公民在储蓄账户、养老金计划以及股票市场中的总资产达到了4.7万亿欧元（只是货币资产，不包括不动产）。尽管欧元区面临种种困难，但德国人的货币资产在过去一年中还是增加了1490亿欧元（[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12年5月26日报道：“水泥黄金”为德国人带来财富），即大约增长了3%。

　　德国人财富的增长是德国经济长期（包括最近这几年）发展的结果。二战后，自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至今的63年中，德国经济只有2年负增长（1975年GDP比上年下降1.16%（笔者根据下述资料计算：[德国]Jahresgutachten：《Weiter auf Wachstumskurs（1986/87）》，第195页），2009年萎缩4.7%（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1年零增长（1967年，资料数据来源同1975年），其余均为增长年份。诚然，年均增速在按顺序排列的各时段呈减缓趋势。即使是在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以及2009年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德国经济在熬过了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年份2009年之后，2010年就迅速复苏回升3.7%，2011年继续增长3%，2012年难得保持增长l%，2013年预测将进一步上行1.5%～2.0%。在这些相对有利条件下，据德国联邦政府预测，德国人可支配收入预计在2012年和2013年将各增长3%以上，这是这一指标10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劲增长。与此相应的，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9年3.2%、2010年4.3%，经2011年1%，下降到2013年的预计0.2%（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埃森经济研究所、哈勒经济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12年春季经济形势评估报告）。失业人数2012年280万,2013年将进一步降至260万，失业率略高于6%，在欧盟大国中表现最佳。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成了拯救欧债危机的最大“金主”：在2012年7月正式启动的“欧洲稳定机制”（ESM）最高可提供50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中，德国承担了1900亿，占38%；连同此前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中德国的出资额，德国为缓解欧债危机共答应掏出4000亿欧元（[德国]《世界报》2012年3月31日讯），约占这两项有效资金总额8000亿欧元的一半。自然，德国对此也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与条件。德国在欧债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主要可归结为下述六点：即起初坚持“不救助”原则，认为它违背欧盟条约（事实确实如此——笔者注）；后来同意参与救助，并承担“大头”，但同时要求“受援国”接受必要的严格条件，包括紧缩财政和改革经济；主张私人投资者也应参与救助行动；反对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即反对欧元区所有成员国债务共担；主张开征金融交易税；倡导加强欧元区中长期经济治理，深化一体化，建立财政联盟甚至政治联盟。德国的这些主张与条件，总的说来是合理的，但某些重债国对此颇为不满、反感甚至憎恶。面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外部压力，德国被迫在2012年6月29日欧盟峰会上作出了几项重大让步，例如，允许ESM救助基金用来向“问题银行”直接注资，而无需所在国政府财政担保；允许EFSF和ESM资金用来直接购买“问题国家”的国债，而这在以前是不被许可的。但与此同时，却引起了日益增大的德国国内压力，例如，160位德语国家的经济学家2012年7月5日发表公开信，反对最近这次欧盟峰会的决议；7月3—4日“明镜在线”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4%的德国人认为，一次又一次地投入数十亿欧元救助共同货币已经不再有意义，大多数德国人赞同布鲁塞尔应进一步加强对各国财政的监管。不过无论怎样，欧元区幸亏有德国这个“金主”与其他国家合作，否则事情恐怕真的就更难办了。

　　二、德国经济增长由一种特殊的“稳定文化”指引着

　　德国经济表现较好的主要标志是它的长期相对稳定增长。这是在德国人所特有的“稳定文化”指引下所取得的成果。德国人对经济“稳定增长”有特殊的感受和理解。这些感受主要来自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所经历的痛苦遭遇。一战后，1923年发生的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让德国人从此染上了几乎是永久性的恐惧症；二战后1948年货币改革所引起的价格大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态。加上德国奉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共同富裕、社会公正同行；德国主流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财政收支平衡与货币币值稳定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与前提，有人甚至认为通货膨胀是对人权的侵犯；德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环境保护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德国人一二百年来一直是技术发明创新的领先者，同时又越来越关注技术安全。所有这一切，使德国的“稳定文化”几乎囊括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经济稳定方面，德国致力于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不允许经济体制“大翻个，底朝天”；在社会稳定方面，既要努力创造财富，也要公平分配财富；在货币稳定方面，首先是要保证国内币值的稳定，保持物价稳定，对外则尽力适当调节汇率，但主要是提高本国对汇率变动的适应能力；在财政稳定方面，坚持总体达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严控赤字，以“丰年”补“歉年”；在环境稳定方面，既要经济增长，又要环境改善；在技术稳定方面，既要不断发明创新，又要确保技术安全。例如磁悬浮铁路，德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汉堡建成运行，但一直没有推广，因为有人提出存在放射性问题。与此类似，在苏联、美国和日本先后发生核电站事故之后，德国决定要在今后十多年里分期分批关闭目前尚在运行的17座核电站（它们占到德国发电量的大约1/4），不惜工本开发费用昂贵的可再生能源。对于经济“增长”，德国人也有自己的衡量尺度。作为一个老牌工业国，德国认为不可能、不需要像当今某些“新兴”国家那样去追求GDP年均10%的增速，2%的年增长率也可接受，3%更好，4%～5%已是高速度，在1950-1973年二战后经济复兴时期曾经有过，而今恐难企求了。德国人更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然而实际上，德国的“稳定文化”并没有像设想的那样贯彻得好。这里仅以经济增长速度起落为例。1951-1955年间，GDP年均增长9.4%，1956-1960年为6.6%，1961-1965年为4.9%，1966-1970年为4.5%，1971-1975年为2.1%，1976-1980年为3.6%，1981-1985年为1.2%，1991-1998年为1.8%，1999-2008年为2.6%，2009年为-4.7%，2010年为3.7%，2011年为3%，2012年为1%，2013年预测为1.5%～2.0%（上述资料数据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年份的报告）。显然，德国在过去的63年中，经济增速呈明显下降趋势：由20世纪50年代的8%，60年代的大约5%，70年代的接近3%，下降到80年代至今30年的年均GDP增速仅在2%上下。其中还有三个经济绝对萎缩的年份：1967年-0.001%（可称零增长），1975年-1.160%，2009年-4.7%。20世纪50年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战后复兴因素之外，还深受时任总理阿登纳所推行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优先，资本积累优先，社会公平排后。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经济增速的明显减缓，与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重新现代化三者密切相关。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由于欧美经济金融关系紧密，经过危机传导，让德国承受了大约5000亿欧元的负担，以救市（救银行）和“刺激经济”（救企业）。这是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一个实例，且不说“新兴”国家20亿劳动力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影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则体现了一体化内在的机制漏洞和其他缺陷，使德国承受空前的压力。欧洲的经济结构、社会状态中有许多方面都已不合时宜，需要重新现代化，包括德国。欧洲人长期沉溺于安逸生活的时代恐怕是该结束了，他们必须捋起袖子干活。

　　不过人们对德国经济的总体印象还是比较稳定的。这特别表现在德国在应对汇率变动的高度适应力与调控力上。德国的货币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52-1973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德国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由于外部世界对马克升值预期高涨，不可控的货币流入激增，德国联邦银行的货币供应量有时几乎失去控制；1973年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德国开始实行灵活汇率政策，德国联邦银行通过调节汇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保证价格水平稳定，做得相当成功，直至欧元问世；1999年欧元诞生，2002年欧元正式投入流通，欧洲央行的政策以德国联邦银行为典范，推行低利率政策，可惜未被一些成员国恰当利用，最终可能反而成为如今欧债危机促成因素之一。但是不管怎样，美元对马克汇率由1960年的1∶4.17，下降到1970年1∶3.65，1975年的1∶2.46，直至1995年的1∶1.43（[德国]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Zahlen zu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97》，表46）；欧元对美元汇率由1999年初的1∶1.18降至次年10月的1∶0.82，再由2002年7月的1∶1，升到2008年7月的1∶1.6038，接着又回落到2010年6月的1∶1.20，2012年7月的1∶1.23，德国货币（马克与欧元）对美元汇率如此大幅涨跌，德国经济总的说来却依然正常运转，它的适应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因素很多，其中德国工业制造业高度的国际竞争力与适应力功不可没。

　　三、德国经济增长由一个先进的工业制造业部门支撑着

　　在德国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制造业部门迄今依然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德国公共和私人服务业占其GDP的23.6%，加工制造业占20.7%，金融、租赁和服务于企业的服务业占30.4%，商业、酒店业、交通占17.2%，建筑业占4.1%，农、林、渔业占0.9%，其他生产性行业占3.1%。考虑到金融、租赁和服务于企业的服务业相当大一部分服务对象是工业制造业，因此可以确定，在德国经济中工业制造业所占比重约为30%～40%。这一点与美国、英国、法国不同。据经合组织统计，2008年加工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为13.3%，英国为12.3%，法国为11.9%。显然，德国比美、英、法更注重发展实业。

　　在德国工业制造业中，支柱产业的领先地位长期突出，这有其历史原因。当年英国工业化时，蒸汽机、煤炭、纺织机是“领头羊”，德国工业化比英国大约晚了一个世纪，它的领头产业则是更为先进的电力、钢铁和化学医药（特别是有机化学产品塑料、人造纤维等）。它为德国工业制造业中的四大支柱产业——机械（机器）制造、汽车制造、电器工业（后来又加上电子）以及化学工业奠定了历史基础。这四大支柱产业在过去100年中不断地得到现代化，并且为其他新兴产业所补充、促进，至今仍代表着、象征着德国的进步和力量。

　　德国工业制造业中的支柱产业部门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与适应力。2011年德国每两个工业就业岗位中有一个是与出口型企业相关的，70%的机械工业产品、75%的汽车工业生产和80%的电子产品用于出口（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012年6月公布的数据）。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占世界出口比例一直在10%上下（[德]托尼·皮伦肯珀尔：《联邦德国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刊于《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一书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导论第5页）。2011年德国企业出口商品首次突破万亿欧元，达1.06万亿欧元（德国联邦统计局，2012年2月8日公布的数据）。德国工业制造业的强大国际竞争力来自何处？首先是德国人倡导把劳资关系变为社会伙伴关系，对抗少，妥协多，社会和平。其次是创新能力强。德国有创新、发明传统，是目前世界上拥有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之一。1796年发明顺势疗法，1817年发明自行车，1854年白炽灯泡，1861年电话，1876年奥托发动机、冰箱，1855年汽车，1891年滑翔机，1897年阿司匹林，1905年相对论，1930/31年电视，1939年喷气式发动机，1941年电脑，1957年锚栓，1963年扫描仪，1969年芯片，1976年液晶显示屏，1979年磁悬浮列车（首驶于汉堡），1986年扫描隧道显微镜，1994年燃料电池汽车，1995年MP3，2005年空客A380,2007年硬盘革命，2008年STED显微镜。而所有这些发明、创新都源自德国拥有一支优秀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队伍。德国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来自优质的大专院校，目前德国劳动者中13%拥有大学水平；德国的熟练技术工人来自二元制教育体系，他们在高中毕业后，必须再经过2～3年专业培训才能进入工厂。德国现有370所高校培养着200万名大学生，占同龄人的比例为43.3%；取得博士学位的，占同龄人的2.3%。为了培养人才，德国用于教育与研发的费用合占GDP的大约10%。再次是区位优势，包括交通物流业发达，企业税费负担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等等。最后是德国的经济组织形式值得重视：德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各有所长，优势突出，例如鲁尔区是高科技和服务中心，慕尼黑与斯图加特大区专长于高科技和汽车，莱茵—内卡地区化学领先，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科隆、汉堡的强项是港口、空客飞机制造以及媒体，等等；德国企业还重视集群效应，生产商、零配件供应商和研究机构彼此比邻的网络，沿着一条价值创造链构成，成功的集群中有巴符州的汽车工业、图林根的医学技术企业的汇聚、环德累斯顿的芯片区、柏林—勃兰登堡的生物技术集群，等等；德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石是在德国证交所DAX上市的30家大公司，同时还有数万家各自拥有特长技术的中小企业（500人以下），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往往非买它们的产品不可。德国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相对较小，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只有4座（柏林343万人，汉堡173万人，慕尼黑135万人，科隆101万人），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德国共有81座。

　　但是还须强调指出的是，目前德国的工业制造业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与挑战：主要是“新兴”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当然也有不少合作机会）；其次是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例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对德国不利；最后是德国产品的最大买主欧元区和欧盟国家处境困难，它们分别占了德国出口的40%和60%。

　　四、德国经济增长由一张细密的“社会网络”守护着

　　德国经济之所以能长期相对稳定增长，还得益于这个国家有一张细密的“社会网络”守护着。这个“社会网络”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资关系是一种社会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几乎惠及全体公民。

　　劳资关系本质上是对抗性的，但在德国它却是一种社会伙伴关系，劳资之间的矛盾和诉求，尽量通过谈判协商得到妥协解决。德国实行“工资自治”制度，政府一般不加干预，让代表雇员（劳方）的工会和代表雇主（资方）的联合会，双方共同商定下年度工资增幅、假期长短和其他劳动条件。双方达成的劳资协议，会影响到国民收入分配，在大多数年份都有利于雇主。雇员有时考虑到经济形势不佳，保全就业岗位第一，往往不会提出过高的工资增长要求。例如，加入欧元区以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的工资涨幅比当地劳动生产率增幅高出25%～35%，其中法国25%，希腊近40%；而德国加入欧元区10年来，工资涨幅仅比劳动生产率增幅共高出5%，在2000-2008年期间，德国的工资涨幅甚至一直低于劳动生产率增幅。2000-2010年，德国劳动力成本年均涨幅仅为1.7%，欧元区平均为2.8%，欧盟为3.3%（[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11年12月16日讯）。这有利于维护德国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在最近两年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建议企业缩短工时而不要解雇员工，政府对因缩短工时而减少的工资给予部分补贴；同时，对转岗的员工由政府出资进行培训；政府所设的职业介绍所，努力为下岗工人寻找新职业。在这些背景下，德国劳资对抗很少出现，因罢工而造成的工时损失和社会混乱极少。

　　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举世闻名的。目前，每年GDP的26.7%用于公共福利支出（美国15.9%，OECD国家平均20.5%），主要用于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和护理老人。90%人口从中受惠，但支撑这一全民福利体系的资金已日益难以为继。

　　德国的“社会网络”正面临日益加重的困难。主要有三大难题：一是德国本国的人口发展状况十分不利，出生率太低，寿命越来越长，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劳动人口与养老人口之比不久将接近2∶1。二是外来移民问题，德国有外来移民670万人，已占人口总数8.2%。“外国劳工”可能成为问题：这些低素质劳动力有利于简单劳动、计件工资和三班倒制度，但不利于合理化与现代化；外国劳工其实并不廉价，政府需为其进行大量公共投资以建设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大多数外国劳工不愿回国，德国渐渐成为移民国家，而这些移民又很难融入德国社会（[德]托尼·皮伦肯珀尔：《联邦德国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刊于《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一书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导论第18页）。三是社会分化加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的贫困家庭已经占到家庭总数的1/4，他们的月净收入只有780欧元左右（德国外交部：《德国概况》中文版，德国社会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

　　德国经济历来注重稳定增长，1950-1973年间成绩优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迄今30年间总的看来也表现尚可，但未来却面临着不少新的考验。

　　（作者简介：yl23455永利学部委员）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