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纵观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可知，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关照两制关系的发展走向时，重温马克思当年的伟大设想——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成了一种历史回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再次审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意义就在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规定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证实了从有待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跨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是高度现实可行的。

　　从以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卡夫丁峡谷”跨越论的研究已经走出理论本身的争论，在回应现实问题中达成了诸多共识。比如，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不同角度来理解什么是跨越“卡夫丁峡谷”；从跨越的前提（充分利用资本和世界市场、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联合的行动等）、跨越的结果（进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等方面诠释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方式与方法。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卡夫丁峡谷”跨越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不过，以往的研究一般都重点论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性以及跨越的条件，而忽视了跨越的手段。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使得我们对如何真正跨越“卡夫丁峡谷”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今天，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性跨越问题，有助于我们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更好地续写“卡夫丁峡谷”跨越论，进一步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更好地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构想

　　在19世纪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历史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世界历史的辩证特性及其发展趋势，在东方社会的具体语境中生发出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的理论构想。这一理论构想的创见在于，他们对如何走不被资本裹挟，不受资本主义控制，但又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方向性探索。

　　按照马克思的原初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之问指的是，如何在俄国农村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的条件下，“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在什么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设定下，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和社会性质作出了一般性规定。

　　第一，注重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先进的生产力、管理方法、技术成果等，为探索更高级的社会发展形式和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物质性内容。针对俄国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从而“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马克思提供的解决思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大工业时代，由于世界市场的建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游走，东方社会中的原初自然经济结构被打破，落后国家通过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从而达到同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这就成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客观条件。

　　第二，在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的条件下，东方社会要保持民族发展的独立性，特别是保存农村公社的公有制特征，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提供一个明确的经济制度规定。以当时的俄国为例，“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在世界历史的实践场域中，东方社会要想根据自己所处的独特而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寻找适合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预设，即它们要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进行社会生产。正是因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使得跨越“卡夫丁峡谷”具备明确的社会基础，这可以成为建立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

　　第三，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和俄国革命的结合，必须有一个主观条件，即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方面坚持一种“同时革命”的观点。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提到，俄国有必要进行一场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的社会革命。“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这说明，俄国公社虽然具备一定的社会公有制特征，但公社的改造不是靠自身，而要靠西方工业无产阶级或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跨越“卡夫丁峡谷”之问设想了一条不同于《资本论》所指明的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道路。《资本论》第1卷于1872年在俄国出版，在当时的俄国思想界引发激烈争论。他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理解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即是说，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是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马克思后来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但是，随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开辟，东方社会不得不受铁面无情的规律即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支配。要想打破受资本积累一般规律主导的世界历史的束缚，东方社会可以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并通过利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的成果，缩短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这种各文明国家相互支持进行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和跨越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的一条可能路径。

　　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设想，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和社会性质作出了一般性规定。这些一般性规定与唯物史观的呈现方式相契合，内蕴着深刻的方法论原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变动性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复杂特点。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

　　二、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关于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构想中，明确了跨越后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因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也是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留下来的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性难题在俄国没有最终解决。在我国，“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超越资本逻辑、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而是从有待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跨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条件下，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达到资本主义文明所达到的生产力高度，更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解决资本主义文明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提出，表明我国已经找到了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道路。

　　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卡夫丁峡谷”跨越论的实质。以往关于“卡夫丁峡谷”跨越论的研究容易将重点放在“跨越”一词，而忽视对“卡夫丁峡谷”本身的理解。如果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而言，这里的“卡夫丁峡谷”不仅指资本主义制度，更是一种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生产方式。“资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东西。它是通过商品生产而再生产社会生活的一个过程，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我们所有人都深深地被卷入其中。”虽然马克思主要是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但在交往普遍化的条件下，实现资本增殖并最终完成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东方社会被迫卷入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从跨越的理论角度说，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路径是通过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摆脱对资本主义的依附，从而走出一条异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新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和“卡夫丁峡谷”跨越论的实践路径不同，但发展方向一致。从跨越的实践角度说，中国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与苏联模式的失败说明，东方国家实现跨越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的“自然分娩”，而是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简单来说，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如何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对自身的剥夺，用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将“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作为跨越的原则性界限。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的探索中，带领人民通过不断完善社会制度、筑牢物质基础和激发人民活力，开创了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理解“卡夫丁峡谷”跨越论提供了重要视角。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设想，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直接跨越的。从更深层次来看，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的特定发展形式也是可以跨越的。但是，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不可以直接跨越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跨越的原则性界限。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一“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指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不可跨越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不是针对生产关系而言的，也不一定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而主要是指生产力的客观发展水平。

　　中国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进程中，没有走上有些后发国家选择的依附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是立足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走出了一条制度建构、物质积累和人的发展并重的现代化道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条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之路，又在保证“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同时，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种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跨越的内在规律。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社会生产力，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列宁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重要论断。他进一步写道：“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社会性质是由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直接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一般来说，生产力可以划分为社会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两种类型。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异化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说，资本不具有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无偿的自然力，像一切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不容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在其异化形式中创造出了巨大的解放潜能，这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一般来说，我们所讲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现代化是同一个问题。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推动的生产社会化进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处的位置是马克思所说的有待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资本的生产力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两个：一是公有制，二是共同富裕。在此阶段，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工业化、市场化，以开放姿态借鉴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在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下，进一步提出正确看待资本的生产力的“物质文明面”，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从政党领导、人民主体性、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等角度内在规定了资本的发展方向和目的，支持和引导资本的规范有序发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还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和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大战略决策，通过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科技自立自强赋能现代化产业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实现高质量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现代化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将现实的人作为跨越的社会主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不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而是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论断规定了生产力发展阶段不能逾越的历史规律问题，但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体的历史创造性和主动性。现实的生产力状况规定着这种跨越的限度，现实的生产关系决定着这种跨越的可选择性。现实的人正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着实践活动，特定社会关系构成了特定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这种生产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当然，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又不断生产着社会关系，不断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国来说，社会制度实现“跨越”后造成的问题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矛盾”，是生产力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公有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统一起来，把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将生产力的发展目的聚焦于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总的来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历史实践问题，是历史规律与历史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世界历史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展示了如何在不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创造出同资本主义一样的生产力成果，破解了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性难题。这不仅通过走自己的路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老路，还在人类社会发展征程中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提供了靠什么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答案。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

　　今天，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其理论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创、坚持和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跨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达到生产力发展一般要求的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可行性、优越性和超越性，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向了新高度。

　　第一，以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为内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回顾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通过社会革命跨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已经得到回答，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究竟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在“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这也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不是生产力的单向度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平衡与全面发展，它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呈现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进路，破解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性难题，在世界范围内证实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可行性。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强调“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对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更高要求，目的是形成能够驾驭社会化大生产和满足全体人民需要的社会生产力；其次，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物的现代化推进到提高制度竞争力的制度与文化的现代化；最后，强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将现代化进一步推进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环境恶化、牺牲他国利益等问题，暴露出这一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富含中国特色的“新元素”，其要建成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模式摒弃了发达国家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受资本主宰的逻辑，破除了发展中国家不能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发展悖论，把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展示的未来景象变为现实。这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它不仅为其他希望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理论和道路，更成功引领了人类现代化实践的发展方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苏东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在全球面临的被动局面，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要义是缩短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这既包括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包括避免或减轻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痛苦和弊病。在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苏联模式一度让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误解。苏联解体更是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道路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证明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证实了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价值，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使社会主义道路摆脱了危机。具体来说，现代化的核心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社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支配性地位，从而进一步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就要求我们党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要注重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社会形态的转换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是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否定过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他们在“卡夫丁峡谷”跨越论中对社会主体的强调就阐明了这种作用。因此，我们不能脱离上层建筑来抽象地谈论经济基础。如果没有成熟的上层建筑，那些渴望发展又想保持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会很难“既要和资本主义打交道，也要摆脱资本主义的‘内控性’、剥夺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鲜明的制度特色来规制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全体人民的磅礴伟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又通过现代化的创新突破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整体推进中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相结合的方式使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摆脱了危机。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将人民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突出现代化发展方向的人民性。真正的现代化“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而是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的是物质生产力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同步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模型，即“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解决了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书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还要求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在这里，人的生产不只是种的繁衍，还包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生产力是人们历史活动的产物，是人们的实践能力，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而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的创造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统一起来，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充分发挥人民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从而使得现代化朝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一致性。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主体的发展不仅是单个人的发展，还是所有人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服从于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呈现的是资本与人的主体地位颠倒的世界图景。主体地位的颠倒导致社会发展目的的颠倒，这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一边是物质主义的财富积累，一边是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愈益加剧。与此相对，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逻辑，按照人的发展规定社会存在的具体表现形式，恢复和激发了被资本遮蔽的人民的主体力量，强调的是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深入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一般性规定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建构了以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一方面，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出适合自己的道路，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解放，使社会主义拥有了可以比肩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用社会主义的方式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优越性和超越性，回答了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破解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性难题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形成了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人类进行现代化实践的新文明形态，为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四、结语

　　在两制共存的时代，大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引领现代文明发展方向，是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回答了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凸显了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迸发出新的活力，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与方式。在今天“东升西降”的大趋势下，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在制度优势、发展模式和文明视野方面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使世界历史始终朝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前进。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4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