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来源，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借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列宁指出，“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在马克思因为遭遇到“物质利益的难题”而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前，至少有这样三个部分构成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二是马克思同时代人的研究；三是马克思自身研究立场的转变，这里主要是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突破。这些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马克思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初始形态

在17世纪中叶，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随着诞生。在这一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突破构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社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不仅仅是纺织、煤炭、冶金、造船等工业部门，农业也日益成为商品性农业。此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主要面临着以下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生产关系的冲突；其次，英国同其他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最后，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矛盾。因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聚焦于生产。在思想文化方面，培根和霍布斯的哲学思想构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背景。培根关于自然规律作为客观存在的理论和霍布斯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对此时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产生了影响。他们试图去寻找在经济运行过程背后的客观规律和内在联系。马克思也曾提到，“一般来说，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因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第一，研究对象聚焦于生产领域。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首先在于增加生产。当然，他们也关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因此，围绕生产，劳动生产率需要提高，相应的分配制度、交换制度等也需要建立。第二，是主张自由主义，即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竞争、经营、贸易等各个方面都应当自由。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才能使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而国家扮演的是市场的“守夜人”角色。第三，是对抽象法和演绎法的重视。前者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事实的总结和提炼，归纳出一般性的原理；后者则是首先提出一般性的原理进而对经验事实进行解释说明。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是威廉·配第（以下简称配第）、亚当·斯密（以下简称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下简称李嘉图）。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

配第的劳动价值理论。配第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同样也较早对劳动价值理论开始了研究。马克思称其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中，配第将商品价值的来源归结于劳动，这可以视作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开端。配第首先区分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前者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概念，它代表了某一商品与其价值相等的价格。而后者，则是指按照生产者在生产某一商品过程中所实际耗费的劳动和开支来计算的价格。在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关键问题上，配第给出的回答是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或者说是劳动时间。在《赋税论》中，配第用了一个生产谷物与开采白银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把一盎司从秘鲁的银矿采出来的白银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6这个例子让配第的概念变得显而易见。“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商品的价值。配第认为，一蒲式耳谷物与一盎司白银的价值之所以相等，是因为他们消耗了相同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对此的理解是，“此外，配第明确地指出，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7不同的商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等量的人类劳动，决定了不同商品在“自然价格”或者说价值方面的相等。这也同样构成了不同商品之间能够交换的基础。由此可见，在配第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构成了商品价值的来源，这也正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配第还认识到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即生产某一特定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减少，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配第指出，“一百个农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二百个农民来做的话，谷物价格就会上涨一倍。”显然，配第已经看到存在于商品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反比例关系，即劳动生产率愈高，则商品所含价值量愈低。配第同样认识到劳动分工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即劳动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他以织布的工序为例，认为纺纱、织造、拉引等不同工序由不同人完成时的成本是低于一个人从事整个工序的。

当然，配第此时的劳动价值理论仍存在很大不足。首先，他仍然将金银和货币视为唯一的价值形式，这体现在他对劳动的区分上。配第认为劳动分为生产金银和生产其他商品两类。其次，此时他也没有认识到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存在，而仅仅认为只有金银的生产才产生交换价值。而其他商品只在一种条件下才产生交换价值，即在同金银交换时。最后，将劳动喻为父亲、土地喻为母亲是配第最广为人知的观点。显然，这还是一种认为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但配第没能够认识到只有抽象劳动才创造价值。配第的劳动价值理论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他同样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性评价。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称配第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斯密被认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他在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被认为是一部系统阐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在《国富论》中，斯密首先将分工视为起点。他认为，分工是提高生产力的原因。一方面，分工能够提高工人对某一特定工序的熟练程度；另一方面，分工能够避免工人因为工序变动而造成的时间损耗。此外，分工能够简化工人的劳动过程，这也使得工艺改进和机器的使用更加容易。进而斯密从人的利己主义倾向出发，讨论了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关系，即交换导致了分工。而商品种类增多给交换带来的不便则呼唤了作为中介的货币。他认为货币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被普遍接纳的商品。随后，斯密就阐述了自己的价值理论。

第一，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这可以说是斯密在经济学史上所作出的创举。“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9斯密认为，在表示效用时，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表示购买力时是物品的交换价值。显然这里斯密所做的区分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分。甚至，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中，马克思就将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由“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改写为“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10由此可见，斯密关于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得到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斯密还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并且试图将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但是，他又认为这种还原的尺度并不容易被准确地找到。

在讨论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时，斯密处于一种矛盾和摇摆的状态。一方面，他试图承认价值是由劳动所决定的，并且在配第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体现在很多地方。首先，他认为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创造了价值，而并非像配第那样，将价值的创造局限于金银的生产。其次，斯密认可劳动产生了交换价值的观点。与配第不同，他把这一范围从与货币的交换拓展到一切商品的交换。最后，他认为商品价值量的变化与所耗费劳动量的多少存在正比关系，同时与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另一方面，斯密混淆了两种劳动，即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和交换过程中所购买的劳动。在斯密看来，由于等价交换，这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只有生产商品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才决定了商品的价值。而在流通领域中，该商品能购买的劳动仅仅是它交换价值的体现。斯密认为劳动决定价值仅仅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发挥作用，而不能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他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价值来源分为三个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即商品的价值由劳动者的劳动、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三者决定。这也是斯密的价值理论存在的不足之处。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对李嘉图的研究相当深入，并将其视为结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与斯密矛盾和摇摆的状态不同，李嘉图十分坚定地认可劳动对商品价值的决定作用。他明确了两点，第一，只有耗费的劳动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而不是斯密认为的购买劳动。第二，不同性质的劳动并不改变劳动时间对价值的决定。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最突出的进展就是明确了商品价值与劳动时间的关系，这也是他相较于斯密有所进步的地方。他将商品分为了两类，一种是稀少的书籍、古币、画作等，另一类是生产过程中可以竞争的商品。前者在他看来，价值由其稀缺性决定，但在交换中只占据很少的部分。而后者，在交换中占据绝大部分，并且其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由此可见，李嘉图此时已经得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观点。而商品所含的价值量的变动也是因为与其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动。此外，李嘉图区分使用了间接劳动和直接劳动。他认为，间接劳动和直接劳动共同决定了商品的价值。直接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而间接劳动则转移了已经形成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转移愈多，生产资料本身的磨损也就愈多。

经济学家在当时就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提出了质疑。第一，如何在劳动时间决定交换价值的前提下理解工资，即劳动的价值；第二，在同样的前提下，为什么劳动的交换价值是小于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的；第三，如何理解商品的实际价格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不等于它的交换价值；第四，诸如地租，不包含劳动的商品为何具有交换价值？

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劳动价值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配第、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成果都成为了马克思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丰厚理论养料。马克思正是在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构起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而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奥秘。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缺陷：一方面是囿于他们自身的阶级立场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也是在克服了这些理论的不足之后，才实现自身对劳动价值理论的重构。

二、马克思同时代人的研究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他阅读、研究了广泛的资料。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马克思同时代人的经济学研究同样对马克思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与这些同时代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流甚至论争。但本文主要讨论在马克思正式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作为理论背景出现的同时代研究者和他们的理论进展。这其中既有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也包括后来走向对立面的赫斯以及蒲鲁东等人。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在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伊始，他们就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13从这个角度而言，“第二小提琴手”实乃恩格斯过分自谦的说法。从时间上来看，恩格斯介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间显然是早于马克思的。这种差异主要是源于恩格斯的个人经历。恩格斯很早就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的商业运行中，他能够实际接触到运行中的工厂和劳动的工人。旅居英国的经历也让恩格斯能有机会接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诸如斯密、李嘉图、萨伊等。

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给予这篇文章相当高的评价，将其称之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甚至可以说，恩格斯的研究对马克思深入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之后，他和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以私有制和竞争为前提，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商品。对于萨伊的效用决定价值和麦克库洛赫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两种不同的观点，恩格斯都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竞争状态下，抽象的价值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在未来社会中，价值才能实现。此外，恩格斯还批判了李嘉图等人，指出他们在关于“抽象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使用上的混淆。在恩格斯看来，他们并没有看到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说“效用”。关于价值的范畴，恩格斯则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恩格斯这篇文章更为重要的影响，应该是他所采取的无产阶级立场。恩格斯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经济学不过是这些学者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张目的理论。恩格斯揭示了政治经济学视而不见的前提———私有制，并对它的合理性发出质疑。这一立场也正是为什么恩格斯能够突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维护的私有制，以一个批判者的姿态进行怀疑和反对的原因。不可否认的是，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仍然有不足之处。马克思、恩格斯在1871年4月13日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提到，这篇文章“只具有历史价值”，不仅因为“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也因为具有“黑格尔的风格”16。但无论如何，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对经济学研究刚刚起步的马克思来说，都具有相当的推动和助力作用。此时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研究的路径，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殊途同归。”

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赫斯往往以一种背景的身份出现。这当然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赫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对象的形象出现不无关系。当然，这也与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赫斯的否定结论有关。他们包括梅林、卢卡奇、奥伊则尔曼等人。18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重新认识了赫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不论如何，马克思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说明自己读过并且利用了赫斯的几篇论文，它们发表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

在《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开始从社会关系理解人的本质。他还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但是，赫斯此时将交往视为生产的原因而非结果，相较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这应该说是一种倒退。而且，他没有认识到这种广泛的交换具有的历史性，即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图景。赫斯还在文章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认为社会关系在经济过程中被异化了。不过，此时赫斯还是从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价值立场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批判与马克思此后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就完全是隔靴搔痒了。

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蒲鲁东曾是一位排字工人，也是一位法国的经济学家。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曾经和他有过相当深入的交流。对于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也译作《什么是财产？》），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甚至称之为“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15。马克思还反驳了“批判的蒲鲁东”，为蒲鲁东进行辩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经常引用蒲鲁东的观点。马克思还曾经为蒲鲁东讲解黑格尔哲学，进行长时间甚至通宵的谈话。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蒲鲁东是早于马克思的。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观点。而在价值理论方面，蒲鲁东批判了萨伊的效用价值论，认为衡量产品交换价值的标准应该是生产它所耗费的时间和费用。对于萨伊提出的土地、资本、劳动分别具有生产力的观点，蒲鲁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生产环节需要这三者结合起来。蒲鲁东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他认为这种交换是不自由的，也是不平等的。某种程度上，蒲鲁东已经意识到对于工人而言资本家付出的工资并不等于他们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欣赏，主要是因为他试图证明私有制导致了工人的贫困。

三、马克思研究立场的转变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马克思原本计划在大学谋得一份教职。但这一想法因布鲁诺·鲍威尔和政府之间的麻烦而化为泡影，而此时马克思正与他合作，研究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因而马克思只得通过新闻出版来谋求生计。马克思的这段编辑经历直到1843年3月17日，迫于普鲁士政府的压力辞去《莱茵报》编辑部的职务才结束。在这一时期，由于对德国社会现实的接触，马克思逐渐向唯物主义的立场转变。这也为他后续正式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批判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价值理论埋下了伏笔。

马克思所遇到的物质利益难事。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述了自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历。他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4在此之前，马克思研究的内容还局限在哲学、历史和法律当中。由于马克思还没有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此时他只能从法律和哲学的角度为穷人辩护来争取利益。也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让马克思意识到有必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行辩护。他认为，捡拾枯树和盗窃林木是截然不同的行为。在文章中，马克思批判了立法者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而试图否认穷人捡拾枯树的习惯权利的行为。此外，在一年多之后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写作中，马克思又一次深深感受到了国家行政机构与贫苦农民之间的冲突。但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没有完成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他只能对他心目中“自私自利的立法者”进行基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尽管马克思此时还没有认识到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但他看到了国家与理性和法不一致的运行方式。

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还没有以一种经济的视角来探讨，也没有解决经济上的理论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马克思此时认为自己还没有掌握足够的经济学知识。但他却在文章中使用了价值、货币等一系列经济学的范畴。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是这样定义价值的，“价值是财产的民事存在的形式，是使财产最初获得社会意义和可转让性的逻辑术语。”22随后，马克思又说价值是“由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得出的客观规定”22。显然，马克思此时还是在交换过程中来理解价值，价值让财产能够被交换，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还把商品所具有的物的属性和社会属性同等看待。这至少说明，马克思此时对于劳动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还停留在初步的阶段。他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出发点还是法学。这些仅仅构成了马克思试图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而没有对他的理论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这些经历，让他充分接触了社会现状，从理念的世界走向真实的人间。通过调查研究，马克思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德国现实的立法过程并没有践行对个人权利、私有财产的保护。他们仅仅是保护甚至是扩大了一部分人的财产和权利，而侵犯了另一部分人的财产和权利。这种冲击使得马克思开始反思黑格尔法哲学的合理性。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撰写了诸多政论性的文章，这些文章标志着马克思的立场开始向无产阶级和唯物主义转变，这也成为马克思随后开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决裂。“物质利益难事”让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国家和法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和困惑。他在随后的研究工作中，就开始着手解决对黑格尔国家观的疑问，特别是关于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最终走向与黑格尔主义的决裂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将在黑格尔那里本末倒置和充满神秘化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当然，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并没有不加批判地接受费尔巴哈的观点。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产生的强烈影响，主要是通过《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一文。费尔巴哈通过这篇文章，阐述了自己的人本主义观点。这为马克思开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彻底转向共产主义立场，而是“真正的民主制”。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于他揭示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基本关系都是头足倒置的。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的现实基础是市民社会，并且市民社会绝非是个体。

来自费尔巴哈的影响同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一样，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仅仅表现为一个过渡阶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论述了自己对费尔巴哈哲学不认可的地方，以及自己新世界观的主要观点。马克思首先反对费尔巴哈对于自然因素的过度强调。他在给卢格的信中指出，他不满意费尔巴哈的地方在于“过分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23在直到1844年初的随后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市民社会。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分析人的活动时指出，出于利己的目的，人的活动和产品只有通过金钱才能进行。24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分析了英法两国和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它看来，德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英法。24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英法，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调节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之间的财富分配和权力。而在德国，问题则在于私有制对人民的统治。因此，马克思的结论是，在法国，革命必须由逐步解放产生；而在德国，只能由代表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来完成，人类解放的使命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身上，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以及历史使命。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有着多方面的理论来源，它是马克思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新回溯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的过程，对于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新特点、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形成的源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