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要坚持“洋为中用”原则，充分吸收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资源，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打破西方格式化的思维方式、学术范式与话语模式。正由于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高度警惕西方自由化思潮的渗透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并指出这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问题。“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精神独立性，概而言之，是讲一个社会在精神层面上对如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评价问题、解决问题有自己独立的不受他者主宰与左右的思维、价值和方法。当一个社会在如何认识世界上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如何评价世界上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立场，在如何应对世界上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路径时，我们就可以讲这个社会保有了它的‘精神独立性’。”

　　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多领域予以推进，但亦有重点。所谓重点，即是西方话语体系一直以来向我们强势输出，长期对于我们的认知乃至实践产生很大消极影响，在我们现代化建设中亟须反思与澄清的话语内容。按照以上分析，民主话语建设应该是当前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民主就作为启蒙理念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德先生”获得了至高无上地位，但当时国人所接受的民主话语实际上是西方的纯粹舶来品。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民主话语又经由大量西方政治学、法学理论等的译介在国内流行开来，国人较长一段时间内基本处于单纯学习者、被动承受者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民主话语及其内含的价值与思维影响极深，甚至内化为某些人的无意识。这样一个过程尽管有助于打开视野、吸纳提高，但一定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群体精神被殖民化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当前中国民主话语建构进程中尤其需要对西方民主话语进行一番彻底的反思批判工作，对中国自己的民主实践进行一番总结提升工作。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已展开相关研究，本文也是在此方面的一个探索与尝试。

一、西方民主话语的实质

　　西方民主话语有其特定内容，体现特定思维方式，隐含特定利益追求。因此，对西方民主话语的分析、批判可以从内容、思维与利益三个维度展开，而解构的有力思想武器则是对西方意识形态进行过深刻批判、揭露了其实质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资产阶级政治话语进行过鞭辟入里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我们透视今天的西方民主话语也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1.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

　　经过近现代以来几百年的发展，西方民主话语的内容已经颇为完备，这就是西方世界经常自我鼓吹的所谓“自由民主”。作为典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谓“自由民主”主要包括天赋人权论、竞争选举论、公民社会论、三权分立论等方面的内容。

　　天赋人权论是西方民主话语的理论基础。按照西方民主理论，民主权利归根结底源于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天赋人权并且也是为了保障天赋人权。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这种所谓天赋人权的虚伪性早就有过一针见血的批判。马克思指出，所谓人权是封建社会瓦解后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而这种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资产者是利己的人。在此意义上，所谓天赋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典型意识形态，所有具体的人权规定最终都服务于资产者个人主义的利益维护与资本增殖。“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平等，在这里就其非政治意义来说，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就是说，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既然天赋人权究其实质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源于并服务于天赋人权的民主权利也就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换言之，是资本的当家作主。当然，这样分析并不是否认西方民主在发展进程中普通大众的逐步参与及其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而是就其根本与实质而言。西方民主这种资本主导的特点，在当代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也正是这种资本主导的民主，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冲击或变革，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将是一个长期的必然趋势，这正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分析得出的结论。

　　竞争选举论是西方民主话语的核心内容。资本主导的民主是不可能实行实质民主与全民民主的，所以民主的精英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正是顺应这种民主的精英化要求，多数人统治意义上的古典民主与人民主权意义上的近代民主被改造为通过政治领域的竞争性选举产生领导精英的现代选举民主。这一改造与转换主要是通过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实现的。“（在古典民主理论中）选举代表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标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标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假如我们把这两个要素的作用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做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换言之，我们现在采取这样的观点，即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同时我们规定：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通过这一改造，程序民主代替了实质民主，政治精英代替了人民大众。说得更露骨一些，“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熊彼特以一个经济学家的异常坦率赤裸裸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精英特质。在此以后，政治领域的选举民主论被不断重新论证与诠释，逐渐作为主导话语在西方广泛流行，以致成为很多西方学者的无意识，他们据此来划分所谓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事实上，今天很多西方学者已经到了离开党派的竞争选举就不知如何言说民主的境地，也正基于此，他们对非西方社会的民主误解多多。这种将民主狭隘化为选举民主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异化。“我们并不认为选举能左右决策；对民众来说，它们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安慰而已。吸引民众参与政治活动有利于巩固政府的合法地位。”“事实证明通过选举这一途径来解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比直接废除歧视性的法律和法令更为艰难。”“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被这样教育——平等的民主理念只能适用于政治领域，不适用于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自由就是自由市场，以至于任何通过把资本置于政治控制之下的方式来矫正自由市场所产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做法都被看作是非民主的甚至是独裁的。在这种世界观的笼罩下，人民很难理解到经济体系本身也能成为一个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人们比如工人被一种非民主的方式所统治。”也正是因为民主内涵被狭隘化为选举民主，民主的真义被阉割，资产者才会呼吁并拥护民主。

　　公民社会论是西方民主话语的重要支撑。依据流行的观点，公民社会是在政府与市场之外的公民自主活动领域，结构性要素包括社会组织、公共舆论、社会运动等。按照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宣传，公民社会维护公民权利、对抗国家强制、抵御资本侵害、关心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平，不仅可以培养公民自主结社、社会参与的能力，而且可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对强势的权力与资本进行有效监督制衡，并通过提供非垄断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客观而言，以上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公民社会的存在确实也具有一定社会功能，但实践中的公民社会却远非西方理论所宣传的那样理想，绝非充满正能量的纯然规范之域。被认为是公民社会核心要素的社会组织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经费来源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与企业资助或外国捐款，严重缺乏自主性，且很多社会组织本身也从事营利活动，唯利是图，内部治理效率低下、问题多多。公共舆论也并不纯粹，各种观点冲突交锋，其中不乏谎言、诡辩、欺骗与偏见，而背后则往往是不正当的利益寻求。实际上，公共舆论是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反映，只要现实生活中阶级、阶层与群体的利益存在分化与冲突，众声喧哗的媒体与舆论就不可能是完全理想的，这样看问题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理，各种具有不同诉求的社会运动也不是完全规范的，其性质也需要具体分析。概言之，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现实出入很大，那种纯净同质、完全规范、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一种并不真实的假设。

　　三权分立论是西方民主话语的制度理念。自近代以来民主理论传入中国，三权分立理念就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按照西方的民主话语，只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才能更好地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所以三权分立是实现所谓人民主权的制度设计。应该说，这种看法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要真正理解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还必须回溯到这种制度设计的原初语境。深入分析西方权力分立的原初语境与历史条件，可以看到，这一制度设计的根本目标是警惕所谓“多数人的暴政”，抵御民众的参与压力，保障有产者的私有财产。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在《民主的嘲讽》一书中通过分析美国开国精英的观念意识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论述。“开国者们相信权力受限的政府不可能危及自由或财产。鉴于开国者们认为权力是一种会变坏的势力因而集中权力是危险的，他们赞成将政府权力分割成若干能够相互制约或妨碍的独立实体，以防万一某个部门对自由或财产构成威胁。”“以将其作为一种对付多数主义（民众多数政治）的防御工具和作为一种保护精英自由与财产的补充手段。”

　　2.等级普世的思维方式

　　话语的内容与表述都体现着特定的思维方式。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不仅具有源于西方特别是英美国家的特定内容，还体现了基于特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民主话语建构与确立的过程中，西方强势的话语主体就已经开始以之作为标准来分析、评判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其他国家与民族，并致力于这种民主话语的对外传播。所谓西方的话语主体，不仅包括建构与运作民主话语的精英群体，也包括被民主话语有效灌输的普通民众。他们在与非西方世界的交往中，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展现与宣扬着西方民主话语的“文明”与“伟大”。以强势而霸权的西方民主话语审视整个世界历史，西方与非西方的政治对比便具有了文明与野蛮的等级差别，而西方政治文明则提供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范本因而具有价值上的普适性，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顶峰也成为野蛮或半开化的非西方最终将趋向的历史目标。在此意义上，文明的等级思维、价值的普世思维、历史的终结思维构成了西方民主话语内含的特定思维方式。

　　文明的等级思维。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开启，西方在全球殖民的过程中依托强大实力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关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一种文明的等级思维开始孕育形成，西方国家自诩为文明国家，西方世界则自诩为文明世界，而民主与非民主的区分即是这种文明区分的核心内容。在此，“‘文明’不是一个普通的中性概念，而是‘西方社会’（主要是英法等列强）表达自我意识的一个专有名词；‘文明’也不是一个孤立的词汇，其背后隐含在一套话语系统，一种影响深远且广泛的等级理论，与其相对应的是西方社会想象中的一种世界模式”。在西方殖民者眼中，以西方的经济模式、民主制度、生活样式、价值理念为综合标准，整个世界在地理空间上可以划分为文明、半开化、蒙昧、野蛮等不同区域，而这种空间差异同时又具有时间意义，因为这种划分同时体现了文明的不同等级与历史必将遵循的进化次序。这样，空间的差别被诠释为时间的线性次序，地理的划分被提升为历史的道路。这样一种文明的等级思维体现在由西方开创的各现代学科中，比如现代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法学等。换言之，这些现代学科在形成之初共享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等级论，并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此的塑造。特别是这一学说于19世纪初期还进入了英美等国的中学教育，成为西方国民的通识，并逐渐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的民族心理与牢固偏见。而随着西方的全球殖民，这一观念又流传至世界其他各地，很长时间内一度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精英所认同，当然，落后国家的精英之所以认同这一观念，是基于进化主义的思维力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推进自身国家的救亡与发展。在此意义上就可以理解近现代中国诸多精英对西方民主为何如此艳羡与推崇。今天，这种文明的等级思维早就受到强烈批判，影响远不如昔，但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依旧阴魂不散。

　　价值的普世思维。文明等级思维的确立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成为标杆和规范，意味着西方的政治文明应该最终拓展至全球，意味着落后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架构应该和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看齐，就此而言，西方民主话语具有强烈的普世思维。基于这种普世思维，西方精英甚至产生出一种“使命”意识，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向全世界推销其民主话语，在必要时可以迫使或强制落后国家“进步”与民主化。这种宣扬“进步”的普世思维不仅为近代西方的殖民侵略提供了借口，而且也成为今天西方国家对所谓非民主国家任意指责、干预的遮羞布。“直到今日还有人强调，一些‘传统’和‘欠发达的’社会需要别人的大量指导，才能达到类似的‘发达’阶段。从最初发现野蛮人到今天，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那时，人们大谈文明的使命，后来对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现在，人们动辄要对传统社会实行干预，尽管身处不同的时代，但这些人做事的语言和想法却一点不让人感到陌生。”

　　历史的终结思维。谈到“历史终结论”，一般认为是冷战结束后福山提出的观点。确实，冷战的结束让沉浸在狂喜中的西方世界产生了大获全胜、唯我独尊，西方自由民主一统天下的感觉，历史终结思维由此出笼。但实际上，历史终结思维体现了西方民主话语自身的必然逻辑。天赋人权的理论设定，文明标杆、进步尺度的自我定位，加之近现代以来的霸权地位与良好感觉，让西方精英无法想象出还有比自由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模式，在等级的文明观与线性的历史观中，自由民主将会实现于全球并永世存在，就是历史发展的终结。按此思维，现代化也就意味着西方化，意味着西方民主模式将是各国民主发展的必然选择。当然，今天人们已认识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政治现代化道路并不具有唯一性，民主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中国更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新的道路选择。

　　3.强势资本的利益追求

　　话语背后是利益。自由民主话语作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追求和维护的是西方国家有产阶级特别是强势资本集团的利益。天赋人权一开始就是对作为资本精英的西方白人而言的，因为西方国家中的普通民众、弱势群体，半开化、未开化、蒙昧、野蛮国家和民族的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住民根本就不被视为人。选举民主沦为精英把持的“选主”游戏，权力与资本很大程度上主导所谓公民社会，三权分立使得普通民众难以影响精英主导的政府体制从而有效避免了大众民主对于资本利益的冲击。西方所谓民主国家在很多领域并没有体现出很强的治理效能，特别是自认是世界民主灯塔的美国，贫富差距悬殊、种族冲突、骚乱事件、侵害人权、阶层撕裂、政府失灵等问题大量存在。换言之，美国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与实际的民主现状之间张力很大。“美国政治的表象虽然来源于民主政治思想，但要了解美国政治的真实情况，精英理论却比民主政治思想更为有用。”美国学者戴伊深入分析了美国政治的现实，归纳了精英论的六点内涵:（1）社会分为有权的少数和无权的多数。负责社会收益分配的只是少数人，国家政策不是由民众决定的。（2）统治人的少数不代表被统治的多数。精英大多出自社会经济的上等阶层。（3）非精英只有接受精英的基本观点，才能进入统治集团。（4）精英们在社会制度的基本准则和保持现行社会制度不变等方面意见一致，只是在很少一些问题上有分歧。（5）国家政策并不反映民众的要求，而只反映盛行于精英中的价值观。（6）精英受民众的直接影响很少，精英对民众的影响多于民众对精英的影响。戴伊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就此而言，西方民主话语内含形式与内容、多数与少数、民众与精英、劳动与资本、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张力。再者，西方民主话语成为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发动颜色革命的工具，而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则往往社会混乱、政局动荡、政权更迭，不仅在政治领域容易沦为西方附庸，社会领域被西方所谓非政府组织大量渗透，经济领域更受到西方强势资本的控制。这是因为，西方民主话语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其他国家如果政治上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相对应的则往往是过度自由化与私有化，而这最便于西方资本的进入与控制。就此而言，西方民主话语不仅是一种政治话语，更是一种包蕴特定政治、社会与经济要求的全方面话语。正是由于话语背后是利益，西方民主话语体现着未曾明言的资本逻辑，所以西方国家才如此不遗余力地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

二、中国民主话语的内容框架：“五位一体”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民主话语的建构正是以以上所分析的西方民主话语为参照系，这一是因为中国的民主话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话语，所以自其建构开始就显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话语的自觉区别与批判态度；二是因为西方民主话语传入中国日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国内的影响巨大，这就更需要在中国民主话语的建构中对之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分析、鉴别、扬弃。实际上，当代中国民主话语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对西方民主话语的观点内容、思维方式、利益实质进行深入反思、深度解构的过程。对于西方民主话语的虚伪性与危害性，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搞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就更自由、更民主、更稳定了吗？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坚定。”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打破西方民主话语迷信与神话的过程中，中国的民主话语才充分显现出建构的自主性以及重要意义。

　　显著区别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中国民主话语的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中国国情、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继承以往好的理念与做法、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如此建构起来的民主话语则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内容丰富完整的有机体系。概括而言，中国民主话语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民主的具体国情论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必须根植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才能具有生命力、稳定性，从而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这里的具体国情包括发展阶段、地理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宗教、民众诉求、形势任务等。当然，强调具体国情并不是否认现代民主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与共通的一面，但共性是蕴含在个性之中的，共性容易抽象论述，而真正体现在各国具体国情的个性之中则非易事。主张民主问题上的具体国情论，就是要秉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明确反对民主问题上的单一模式论与机械照搬论。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理想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或迷信搬用，实际上是霸权思维与教条思维的体现。这种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照抄照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就曾尝试过，比如民国初年的多党竞争与设立议会，但被证明不过是闹剧。至于当代那些移植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结果更是有目共睹。“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同时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 “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2.民主的政治特色论

　　中国民主的政治特色集中体现在民主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底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政治原则；必须坚持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改旗易帜；等等。在以上诸方面中，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为根本。“我们必须搞清楚，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处理好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从而给民主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才能有效解决权力、资本或社会强势群体对民主的干预破坏等问题从而给民主发展提供保障，才能切实推进各领域民主的有序发展，才能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此而言，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内容、进程与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的。

　　3.民主的国家能力论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模式，要想得以建构并长期有效运作，需要诸多前提条件，而国家能力则是其中最为基础、至为关键的一个方面。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基本的国家能力，经济萎靡、政治衰败、社会混乱、秩序缺失、价值分化、冲突严重，不论什么样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建构并切实发挥作用。王绍光曾概括了一个有效国家必须有能力履行的六项最重要职能：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塑造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确保国家机器的统一、协调，保障经济安全、维护社会分配正义。“没有一个有效的国家，就不可能有稳固的民主制度……在民主转型期间，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必须改变，但国家权力本身却不应被削弱。民主改革者不应一味地试图限制国家权力，相反，他们应该努力在原来国家权力缺失的领域建立起国家机构，在原来国家能力薄弱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国家能力。”换言之，尽管民主的建立健全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但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单纯削弱。而这与长期以来西方民主话语所主张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按西方民主理论，政府是必要的恶，民主的发达不仅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而且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收缩与后退，意味着小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减少或避免权力对财产与自由的侵害。但欠发达国家的民主实践则表明，在民主推进的过程中如果一味削弱或分散国家权力，将会导致严重问题。民主之果很大程度上是结在国家能力这个根上的，一个具有中央权威与治理能力的国家权力是民主制度逐步建立健全、民主作用持续有效发挥的可靠保障。

　　之所以有这种差别，是因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先形成民族国家，建立权力架构与法治秩序，具备基本的国家能力后再去实行或放开民主，后发国家则往往并不具备相关的前提性条件。20世纪后期很多欠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所以出现大规模回潮、难以巩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国家能力严重不足，无法为民主制度的形成与运作提供必要前提与可靠保障。正如亨廷顿分析的：“美国人从未为创造一个政府而担忧。这一历史经验的差距特别使他们看不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奠定有效权威方面的问题。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对于许多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这个公式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在我国民主推进过程中，党和政府一直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注重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并且特别强调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这说明我们充分认识到国家能力对于民主发展巩固的意义所在。“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主发展对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借鉴。

　　4.民主的领域过程论

　　如上文所述，西方主要是政治视阈内理解民主，并将其狭隘化为选举民主。这种狭隘的选举民主论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在民主建设方面并未取得显著进步，因为中国并未普遍放开各个层次的竞争性选举。这显然是错误的。由此引出了以下问题：民主是否仅是一个纯粹政治领域的问题？如何看待这种选举民主论的观点？如何全面理解现代民主？中国的民主建设到底秉持何种思路？要有效回答以上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在西方选举民主论的视野之内，而必须跳出其思维框架，客观理性地审视当代中国的民主发展。立足中国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到，中国民主具有比选举民主广泛得多的领域，并具有全过程性。就此而言，中国民主是一种广义的民主。

　　一方面，中国民主的存在领域具有广泛性。在当代中国，民主不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是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际关系等诸领域。就政治领域而言，中国民主的最大特点就是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特定的民主内容与民主形式，影响巨大而广泛。这一是指中国共产党针对自身的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民主集中制是其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内民主在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党也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思路。二是指中国共产党针对民众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强调党员干部要自上而下积极主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把握民意、汇集民智，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民主的功能，实际成为一种独特的民主形式。群众路线不仅具有价值论意义——强调一切为了群众，奠定了党领导的正当性基础；具有功能论意义——强调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伟力之源；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大大推进了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其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具有现代民主机制无法完全替代的独特功能与巨大价值，应牢牢予以坚持并不断创新发展。除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群众路线外，在政治领域，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就经济领域而言，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民主的形式，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社会成员在产权得到有效保障的基础上自由、平等地从事经济活动，也是经济民主的重要内涵。就文化领域而言，我们注重保障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文化权益特别是受教育权，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和均等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就社会领域而言，社会成员在个体私人领域中依法享有自由，也可以自主参与法律允许的各种社会组织，公众和社会组织可以以多种形式、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就生态领域而言，公众与社会组织也可以作为主体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国作为一个为人类谋大同的负责任大国致力于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所针对与批判的就是维护旧的国际秩序的西方民主话语。“从政治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国际关系，由国内到国外，中国共产党在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要求中不断深化民主实质内涵的认识，将民主理念应用于各个领域。”

　　另一方面，中国民主的运作机制具有全过程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的民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过程。“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中国民主的设计非常注重民主程序与环节的公正、严密、完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运作的实际效果，这与西方民主仅强调选举环节形成了鲜明对比。“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5.民主的实践功能论

　　民主既是我们追求的崇高价值与理想目标，同时又是中国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手段，就此而言，不能把民主抽象化、原则化、理想化、浪漫化，追求不切实际的制度模式，而是要注重从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合适的民主设计，充分发挥民主在实践中的积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民主建设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将民主建设的进程统一到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的总体进程中去。西方的民主制度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论其话语宣扬的多么美好，只要妨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我们就要坚决拒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自觉批判西方民主话语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强调发展—治理的民主功能评价标准。“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如果说，西方民主可以表述为‘自由民主模式’，那么，‘中国式民主’可以表述为‘发展—治理型民主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直至2000年左右，我们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民主的内容与形式。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此就有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强调经济民主、权力下放的分权式民主，指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 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后两点实际上都是生产力标准，而秩序稳定也和生产力发展息息相关。“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涵括生产力发展在内的治理则成为更为全面的民主功能评价标准，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发展任务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相对发展起来以前，生产力发展是摆在第一位的、最突出的任务，而相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仅不比不发展时少，甚至还要更多，这时就需要在改革、发展、稳定、安全各项任务之间进行统筹协调，强调整个国家治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八个能否”尽管是就政治民主而言，但扩而广之，其实际体现了我们党在整个民主评价标准问题上的治理思维。发展—治理的功能标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取向，推动着中国的民主发展立足当下、实实在在、稳步前行。

　　中国民主话语的以上五个方面描绘了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基本图景：具体国情论指出了民主根植的条件土壤，国家能力论指出了民主成长的必要前提，政治特色论指出了民主建设的政治原则，领域过程论指出了民主发展的总体格局，实践功能论指出了民主运作的评价标准。这“五位一体”的内容框架内在相关、有机联系，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每一个方面都与西方民主话语形成鲜明对比。

三、中国民主话语的主要特点：内生性、人民性、完整性、吸纳性、时代性

　　通过以上分析，总结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比西方民主话语，中国民主话语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话语的内生性

　　中国民主话语当然具有现代民主话语的一些共同范畴，比如民主、平等、权利、法治、自由、公民、选举，等等，这说明中国的民主话语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故步自封的产物。承认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尊重现代民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既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选择，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固有使命。但要看到，中国民主话语不仅体现了普遍性，更具有特殊性、原创性和内生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普遍性的范畴，其实现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条件和语境下，会有不尽相同的现实内容和表现形式，现代民主话语在当代中国的实现同样如此。众所周知，这是一种世界性和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具体国情，包括独特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性质、政治体制、发展阶段、现代化任务、国家治理诉求、民族复兴使命等种种因素又使得中国的民主话语产生了很多特有的范畴、理念与理论，这些特有的范畴、理念与理论都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制度、理论与实践，具有内生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时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比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等，这些提法都是中国民主政治话语所独有的，是中国民主探索的智慧结晶。总结以上，中国的民主话语或者是对现代民主话语的共同范畴作出了具体化的个性阐释，或者是基于自身国情提炼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特有范畴、理念与理论，而这两者都是中国民主话语具有适应性与生命力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道路时曾指出，这条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一论述同样非常适用于中国民主话语。

　　2.话语的人民性

　　中国民主话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民主曾与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观诸近代西方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在与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封建王权的斗争中学到了民主与平等的理念，并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平等的形式性和虚伪性，要求进一步扩大民主的主体，拓展民主的领域，推动形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人民民主与实际平等成为工人阶级与弱势群体对抗资本压迫的有力武器。随着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日益保守，大众民主“日益被看成一种无论在价值还是在目标上都与社会主义具有很大共同性的制度和理念，一种一旦实现就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广泛的实质民主，民主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范畴。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要想既保持民主之名而又避免人民民主冲击资本之危险，就必须对民主进行改造、阉割，局限于政治领域，特别是去社会主义化，以上所说熊彼特式的选举民主与精英民主就体现了这样一种要求。区别于西方这种民主话语，中国民主话语以其鲜明的人民性重建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关联，重新高擎起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伟大旗帜。“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的民主讲程序和形式，但更重实质；讲民主选举，但更讲全过程参与；讲政治民主，但更重经济与社会民主；讲部分利益，但更重多数利益和整体利益。相比于西方民主话语，具有人民性的中国民主话语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代表了人类民主话语的历史方向与发展趋势。

　　3.话语的完整性

　　一方面，中国民主话语的完整性体现在民主内容的全面性和形式的丰富性。就内容而言，中国的民主既涉及政党层面，又涉及国家层面；既涉及政府层面，又涉及人民层面；既涉及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也涉及社会领域、文化领域；既涉及民族层面，也涉及区域层面；既涉及中国自身，又涉及整个世界。就形式而言，中国的民主既包括票决民主，也包括协商民主；既包括民主选举，也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既包括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也包括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既包括直接民主，也包括间接民主；既包括线下形式，也包括网络形式。另一方面，中国民主话语的完整性体现在话语要素之间的有机配套性和内在协调性。正如上述，中国民主话语既阐发了民主的产生条件与根植土壤，又分析了民主的政治意涵与权威前提，既说明了民主的涵括领域与内容层次，又明确了民主的功能取向与评价标准，各话语要素之间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内容框架与逻辑体系。除了西方民主话语外，当代中国恐怕是唯一能够有效建构起这种具有完整性、系统性民主话语的国家。也正由此，中国民主话语才能够全方位有效对抗、遏制乃至消解西方民主话语。

　　4.话语的吸纳性

　　这种话语的吸纳性一方面是指不忘本来、古为今用，对本民族优秀传统话语资源的研究、继承、吸纳、弘扬。比如中国民主话语对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传统范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是指吸收外来、洋为中用，对国外包括西方民主话语资源的分析、借鉴、吸纳、扬弃。批判西方民主话语的精英性质、资本逻辑与普世价值，并非对西方民主话语彻底否定，相反，对西方民主话语好的理念、思维、做法，中国民主话语应该虚心学习，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加以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只有如此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对西方舶来的“治理”一词就予以灵活地借鉴吸收。治理一词在西方是针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主张公民及其组织对相关公共事务的参与，在主体与方式方面特别强调与传统管理的区别，属于西方民主话语的重要概念。随着治理理论在我国学术界成为热点，这一概念也进入了我们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领域的改革则是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在主体上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由此可见，治理被赋予了鲜明的中国化的内涵，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话语的关键词。这也说明，在今天的深度经济全球化时代，完全抵制西方民主话语并不现实，“正确的方法只能是辩证的扬弃和指向明确的规范再造：肯定并发扬其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语解读功能，避开其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语义陷阱；同时，在舶来词汇的外壳里注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特点的新内涵，实现语义的规范与再造，并以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使用和广泛使用确立话语主导权……如此，一则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中，可形成彼消我长之势，西式民主话语体系难以成为洪水猛兽；再则，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可由此不断与时俱进，担负起引领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应然重任。”

　　5.话语的时代性

　　中国民主话语的时代性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时代性所决定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开放语境下，因循守旧、封闭保守、复古教条、照猫画虎都是不可取的，旧理论、旧话语、旧理念难以适应新时代、应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基于时代要求的创新求变是大势所趋。“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那么，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什么呢？是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版。伟大社会变革是如此，蕴含于伟大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民主话语当然亦是如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等都是我们在解决国内外难题时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民主话语的理念或范畴。也正因此，中国的民主话语才能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

四、中国民主话语的价值意义：解决中国问题、解构西方话语、体现世界潮流

　　中国民主话语的意义首先在于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有效性：其有效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历史悠久的东方社会主义大国，在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进程中民主建设的指导原则、道路方向、具体内容、实现形式、机制程序、推进次序、评价标准等问题，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将进一步助力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征程。由于中国民主话语的建构很大程度上自觉以西方民主话语为参照系，所以，中国民主话语在自身建构过程中深刻剖析了西方民主话语的经济社会根源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虚伪性，指出了掩饰在普世光环下的西方民主话语的地方性身份与霸权化逻辑，形成了对西方民主话语的强大解构力量。

　　中国民主话语总结了以往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深刻的历史思维、宏阔的世界视野、前瞻的时代眼光，博采古今中西各种话语资源，将社会主义的民主话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与时代高度，使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话语、社会主义的民主话语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主话语的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中国民主话语总结了历史上与现实中发展中国家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强调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民主问题上必须打破迷信、摆脱依附，依据国情独立自主探索，依靠中央权威予以推进并选择“合脚”的策略，从而给世界上那些既需要发展民主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论是就社会主义的维度而言还是就现代化的维度而言，中国民主话语都形成了对西方民主话语的强大制衡力量。

　　中国民主话语具有内生性，内容完整，在功能上注重发展—治理，可以切实防止出现西方民主那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问津的现象，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各类国家机关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进而言之，中国民主话语根植中国大地，但同样放眼全球，表达着对整个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秩序规范化的理念与诉求，其批判了西方民主话语的文明等级思维，主张文明平等与共同价值；批判了西方民主话语的单一模式思维，主张文明互鉴与道路多样；批判了西方民主话语的历史终结思维，主张文明进步与永续发展；批判了西方民主话语的单边主义思维，主张文明对话与共商共建。在反思、批判西方民主话语并借鉴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中国民主话语为人类民主话语增添了实质性的新内容、作出了开创性的新贡献，实际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民主话语形态。综合以上两点，中国民主话语形成了对西方民主话语的强大超越力量。

五、结 语

　　以上分别分析了西方民主话语的基本内容、霸权思维以及背后的资本逻辑，中国民主话语“五位一体”的内容构建、鲜明特点与重要意义。必须认识到，一方面，尽管现在西方民主话语内部张力巨大、问题多多，颓势已显，但由于西方硬实力的加持以及长期的灌输宣传，其在当今世界仍非常强势，且不排除其内部在一定限度内进行调整改革的可能。在此意义上，其衰败与式微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应有充分认识。而且正如上文已指出的，对之批判并不意味着其毫无借鉴价值，对其积极因素和合理成分还是应认真学习与努力吸纳。另一方面，中国民主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很大程度上展现出活力、潜力，影响与日俱增，但其发展仍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包括国内民主政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自身民主话语还需要进一步概括提炼、西方民主对于国际话语权的强势垄断还需要进一步有效打破、中国民主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增强提升。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耐心与时间，也需要策略与方法；既需要条件与时机，也需要积累与努力，必须以一种积极而稳妥的心态，久久为功。换言之，与西方民主话语进行全方位、高强度竞争并战而胜之绝非短期内轻而易举之事，对此也应有充分认识。可欣慰的是，对于中国民主话语建设，党和国家已经具有了非常自觉而明确的意识，实践中也已经致力于相关制度机制的探索与加强，尤其当今世界发展的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我们既具有定力和底气，也具有决心和信心。伴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逐步推进，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一步实现，伴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民主话语必将愈益成熟完善，必将在全世界展现出更为强大的感召力和引领力，建立起相对于西方真正具有优势、更为强大的话语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