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既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在武昌起义后的长沙新军中扛过半年枪，也不像朱德那样是云南讲武堂的正规军校行伍出身，却成为揭开我们党独立领导大规模武装斗争序幕——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早创立者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党史和军史的一大传奇。怎样认识周恩来的这段传奇经历？怎样评价他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6周年之际，我想谈点个人看法。

　　亮相中国政治舞台的我党早期革命家人数众多，其中有昙花一现者，但大多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而周恩来自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初就光彩照人，并有幸始终伴随革命前行。在他奉党中央之命回国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他作了这样的评语：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1924年9月，他抵达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广州后，就一直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形象代表之一，在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场合中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历史选择周恩来充任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至少有这样几个重要因素：

　　——参与平定商团叛乱，显示出敏锐政治意识和果敢工作能力。周恩来回国后一个月，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商团，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策划军事叛乱，推翻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10月10日，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身份发表演说，警告反动商团，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枪，死伤群众100多人。随后，周恩来等参加孙中山成立平定商团叛乱的革命委员会临时军事指挥部，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周恩来撰文指出：国民党必须与革命的左派联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才能得到革命的工农群众作革命的基本势力”。

　　——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才干初露锋芒。1924年10月，党中央任命周恩来为重建后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所辖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一个月后，他又被选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经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制定士兵政治训练计划，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他征得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是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黄埔军校成立两个教导团，他选派共产党员担任教导团下各连党代表。他指导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成为周恩来联系青年军人的重要渠道。1925年1月孙中山北上后，广东军阀陈炯明拟乘机进犯广州。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黄埔军校以两个教导团为基础组成黄埔校军约3000人参加东征，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身份负责黄埔校军政治教育。这是我党第一次领导军队政治工作。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不断加强我党骨干力量，军校面貌呈现勃勃生机。

　　——参加两次东征战役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出色表现，赢得社会进步各界赞誉。1925年2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率黄埔军校校军出发东征。他主持政治部制定严明纪律，规定不强拉伕役等，深得群众拥护；制定战事宣传计划，派宣传队向群众宣传东征意义。革命军每到一地，群众自愿帮助运输、做向导，政治工作效果显著。这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十分罕见。周恩来在东征军所到之地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军队为人民打仗的宗旨，动员人民援助革命军以迅速歼灭敌人。2月中旬，东征军向淡水城发起进攻，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到前线鼓舞士气，增强部队作战能力，击退陈炯明军。2月下旬至3月上旬，东征军攻克海丰、进驻揭阳，他迅即派遣共产党员恢复农会、建立农民武装自卫军、重建中共党组织和组建国民党党部。3月中旬，黄埔校军教导1团千余人与陈炯明主力部队在潮汕激战，周恩来亲赴前线激励士气，陈军败逃窜赣，东征取得决定性胜利。5月中旬，驻守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利用东征军主力远在东江之机，密谋武装叛乱，推翻革命政府。东征军主力迅即回师，向叛军发起进攻，周恩来指示铁甲车队配合东征军主力作战，6月中旬迫使杨希闵、刘震寰两部缴械，广州政府再度转危为安。9月中旬，陈炯明旧部又向广州进攻，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被授以少将军衔。他就职后，抽调共产党员到政治部，组织160多人的宣传队开展各方面宣传工作。10月，东征军出发东征，他参与指挥惠州战役，组织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东征军经30小时激战，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11月，东征军入闽全歼逃敌，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主政东江四个月，开创我党实际局部执政之先河。1925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县行政工作。1926年3月16日，他因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代表，“事繁责重，不能兼顾”，主动请求免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之职。在主政东江期间，他将东征战役缴获的400多支枪发给海陆丰党组织，充作武装农民之用；健全工会组织，活跃工人运动，举办各种工农运动人员讲习所，为东江工农运动培养骨干；提议成立中共潮梅特委，汕头市以工运为主、各县以农运为主开展工作，要求各县市党团员尽可能取得领导地位，采取团结革命左派、联系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打开工作局面；指导成立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扩大和巩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主导地位的统一战线；提出以孙中山建国方略为依据开展各项建设的计划，强调革新行政，实行民主政治，惩办贪官污吏，下令撤销汕头不法市长和揭阳等六县反动县长职务，委任国民党左派或中派人士为上述各县县长；在所属地区建立革命秩序，统一财政，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商讨收回多所教会学校的教育权，使汕头“树全国收回教育权之先声”。这近四个月的工作，可以说是周恩来以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身份，在国共合作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代表我党实行的局部执政。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积极参与北伐准备工作，强化叶挺独立团的北伐先锋作用，是这支“铁军”的精心培育者。还在主政东江期间，周恩来就指导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全团扩充为约2000人，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任团长和参谋长。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党支部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他亲自过问排以上干部任免和重大军政训练问题，多次听取叶挺汇报。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由肇庆、新会出发。途经广州时，周恩来召集连以上党员干部讲话，说明党决定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重要意义，号召干部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起先锋模范和骨干作用。在北伐战争中，独立团英勇善战，屡建卓功，为第4军赢得“铁军”称号。他在广州期间，以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经常约集国民革命军中由共产党员作党代表的各军党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北伐准备工作，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努力使我们党在北伐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与领导并直接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将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提升到新的阶段。北伐军攻克武昌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武汉后，周恩来离开广东秘密抵沪，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2月中旬，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占领杭州。为响应北伐军，是月下旬，上海区委决定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由陈独秀、周恩来等参加的特别委员会为起义最高指挥机关；并由周恩来等组成特别军委，制定起义计划，组建武装工人纠察队，进行秘密军事训练，等等。起义的计划是“罢工后立即暴动，夺取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3月20日，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特委于21日发动上海8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起义工人使用劣质武器装备，分别在南市、闸北等7个区域与敌作战，最后的激战在闸北，由周恩来、赵世炎直接指挥。他们亲临现场，以3000名武装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力量，依靠广大群众支援，经过30个小时战斗，于22日下午攻克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壮举，为开展城市武装斗争作了英勇尝试。

　　——积极应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坚决主张讨伐蒋介石。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于1927年3月下旬到达上海。这时，他羽翼已丰，不仅窃取胜利果实，而且密谋反共清党，撕下假革命伪装，于4月12日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3日，为反抗蒋介石叛变，上海20万工人罢工。周恩来、赵世炎参与有1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示威，遭到叛军残酷镇压。面对骤变形势，周恩来在多次特别会议上分析北伐各军对蒋介石的态度后认为，“蒋的力量并不大”，只要武汉政府出兵，有“五万精兵一月即可削平”蒋介石的势力。他还指出：四一二事变说明“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4月5日发表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

　　综上所述，从1924年大革命蓬勃高涨到1927年大革命走向失败的三年间，周恩来一直处于革命发展的旋涡中，代表中国共产党活跃于政治前台。这期间，尽管有不少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从事武装活动，但像周恩来这样直接受党派遣在国共合作的高层进行军事工作的，却不多见。他既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又是两次东征中我们党在军队中的最高党代表；他既参与军事指挥，又主政东江，实际代表党在这里局部执政四个月；他既参与广东区委领导，又征得孙中山同意创建了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他既参与北伐军出师的各种准备，不断加强北伐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又转身到上海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充当起义总指挥；他既与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国民党军政要人合作共事，又在他们叛变革命后主张坚决反击。他是党的五大代表，虽没参加大会，但仍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1927年5月下旬任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7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主持全党工作。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革命，宣布同共产党决裂，从而宣告大革命的失败。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历史选择周恩来临危受命，担当如此重任，与他的上述经历密切相关。他在革命过程中积累的武装斗争经验与他对革命大势的深邃思考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使他成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的不二人选。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是因为我们党能够控制的军事武装力量，在“东征讨蒋”名义下，均已从武汉调至九江地区。这些部队是：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还有第4军第25师在叶挺独立团基础上整编的两个团（第73、第75团）等；在南昌还有朱德原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等。这是起义的基本骨干力量。

　　1927年7月下旬，汪精卫和他倚仗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感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之名将两人召至庐山解除兵权。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知情后赶赴九江，与贺龙、叶挺商量对策，决定将部队开到南昌附近待机行事。

　　（一）周恩来赶赴南昌主持中央前委会议，否定张国焘错误主张，毅然决定发动八一起义。由于宁汉合流，我党一些负责人先后抵达九江。7月20日，李立三、叶挺、聂荣臻等在谈话会上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贺龙所率第20军与我们一起，“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个意见转告中央后，得到同意。7月24日（或25日），周恩来在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发言，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接济军火物资。会议最后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确定起义后部队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赶到九江，向正在讨论有关起义问题的李立三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具体决定。针对讨论中发生的是否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的争论，他提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统一了大家认识。随后，组织起义队伍向南昌进发，他交代聂荣臻将在马回岭的第4军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次日，周恩来秘密到达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会议决定在7月30日晚举行起义。第二天，他前往贺龙处，告以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行动计划。贺龙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7月30日晨，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在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应该征得张发奎同意，否则不可动；并说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前委成员一致反对这一主张。周恩来坚决表示：“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次日晨，再开会，张国焘不再坚持。前委决定，8月1日举行起义。31日夜，起义军发现一个副营长跑到敌军指挥部告密，前委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我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全城。起义军按照中央事先决定，仍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旗号，于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3人未到南昌）、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并以宋庆龄等人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毁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已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

　　8月2日，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马回岭起义的第4军第25师两个团3000人赶到南昌。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周恩来见到他们后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蔡廷锴（非共产党人）部第11军第10师也临时参加起义。这样，起义军最多时兵力达到20500人。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下辖第9、第11、第20军共3个军。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11军军长，朱德为第9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

　　（二）周恩来率起义军南走东线，两胜敌军，主力入潮汕。8月3日至7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先前决定陆续撤离南昌，时有两条路线：一是西线，沿赣江南行，经樟树、吉安、赣州，取道韶关，直下广东。这是条比较富庶的大道，但多为敌军重兵驻扎地区，势必会腹背受敌。二是东线，这是周恩来等所主张的，即走赣东，取道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东江地区，占领汕头海口。这条路多为山地，敌军薄弱，且东江为周恩来曾主政之地，农民运动发达，有较好群众基础。前委赞同走东线。5日，周恩来向中央报告南昌起义情况和撤离路径后，与中央的联系就中断了。南下征程路漫漫，对起义军是个考验。仅仅行军一天，蔡廷锴部第10师脱离大部队折往浙江，拉走近1/4兵力。起义军走山路，每人负重很多，给养困难，饥病交加，部队减员严重，军行三天，实力损耗近1/3。7日起，部队到达抚州，改变军需办法，部队得到短暂休整。12日，起义军进抵宜黄，陈毅赶上队伍，周恩来分配他担任第25师主力团73团指导员，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爽快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8月下旬，起义军南下瑞金，遭遇敌军，接连两仗皆胜。第一仗在瑞金北壬田市，第20军与敌钱大钧部和增援的黄绍竑部交火，战斗持续到次日清晨，钱大钧部被击溃，起义军进占瑞金，取得首仗之胜。接着，主动进攻防守会昌的敌军主力，由第25师、第24师担任主攻，打了一场恶战，钱大钧部伤亡、被俘、逃散达6000人，只余下3000人退走。起义军赢得这场大胜仗也付出不小代价，伤亡千人，占全军人数不小比重。9月5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长汀，周恩来向党中央报告说：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请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他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攻取东江计划。会议决定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

　　起义军在长汀稍事休整后，沿汀江经上杭进入广东，9月19日占领位于汀江、梅江、梅潭河汇成韩江合流处的三河坝。按照长汀会议决定，起义军在此分兵：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直下潮汕；朱德率第11军第25师等部留守三河坝，以监视尾追的钱大钧部，掩护全军侧背。分兵无疑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但潮汕敌军闻风撤离了。周恩来同前委大多数人一起又回到他离别了一年多的汕头。

　　9月25日，起义军进驻汕头，发布安民告示，成立市政府和东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部，遍贴“实行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标语。26日，召开万人大会，周恩来发表讲演，号召人民起来奋斗，争取自身的解放。

　　（三）扼守三河坝部，在朱德、陈毅领导下进行“赣南三整”，与毛泽东会师，成为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主力。三河坝分兵后，朱德率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的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在这个重要交通枢纽进行坚守。9月底，钱大钧部两万多人到达三河坝。两军隔江对峙，于10月1日战斗打响。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革命力量，经过三昼夜血战，在歼灭敌军1000多人后，朱德率部撤出阵地，2500多名指战员突围出来，准备前往潮汕与起义军主力会合。在途中获悉潮汕失败消息，部队官兵的思想有很大波动。朱德在粤赣边的茂芝对起义军说：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这个讲话对稳定军心、凝聚部队起了巨大作用。他率部转战粤闽赣边界，到达安远、大余、崇义，进行著名的“赣南三整”，即在安远天心圩进行思想整顿，加强政治教育，振奋革命精神，扭转部队混乱涣散局面；在大余开展组织整编，将仅存的七八百人，改编成纵队，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将党团员分到连队，使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崇义上堡开展军事整训，包括整肃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物资全部归公，加强军事训练，改变作战形式，学会打游击战。经过“赣南三整”， 八一起义军余部经受住了极端困难条件的考验，官兵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它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其指导思想和建军宗旨基本一致。“赣南三整”彰显的理想信念伟大力量，根植于深深依靠人民群众的厚土之中，成为我党政治建军的重要基本原则。这也为不久之后八一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井冈山，成为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主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起义军对敌军悄然集结潮汕周围失察，寡不敌众，汤坑失败。在起义军主力到达潮汕后，敌军重兵也在向潮汕地区集结。起义军急于筹饷，对周围严重敌情疏于了解。当敌军进犯潮汕时，起义军才匆忙迎敌。起义军兵力只有6000余人，不及当面敌军的1/3。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揭阳地区与敌军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鏖战三昼夜，撤出战斗。潮州、汕头无险可守，驻守部队先后撤离，集中于汤坑（今丰顺县城）一带，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9月底以来，周恩来身染重病，随前委机关撤离汕头，于10月3日到达普宁流沙。贺龙、叶挺也率揭阳前线部队撤至这里。起义军领导成员二三十人在此召开紧急会议。郭沫若回忆写道：“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接着又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做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流沙会议决定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实行土地革命。

　　会后，部队向海陆丰道上的云落前进。周恩来高烧到40度，由担架抬着，走在转移队伍后面。他对劝他离开部队的同志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部队离开流沙后，走山路被陈济棠的主力第11师拦腰切断。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指挥起义军还击，但因战士们连续作战太疲劳，部队被打散，一部突围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发着高烧的周恩来，同主力部队失散后，由叶挺、聂荣臻等几个人守在身边。他神志不清时还在喊：“冲啊！冲啊！”10月上中旬，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周恩来主政东江时负责党的工运工作）将他们转移到陆丰金厢镇的甲子港，乘小船出海。聂荣臻回忆道：“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以后他就走了。”

　　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就这样悲壮地失败了。

　　周恩来在香港九龙养病后，于11月上旬乘船到达上海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不正确分析，要求各地举行城市暴动，形成“左”倾盲动错误。会议还通过决议，在组织上对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予以警告处分。同时，增选周恩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曾要求废除“八一”为建军节，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的9月9日改为建军节纪念日。其根据是：八一南昌起义是城市中心论的产物，没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严重错误；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才代表了正确路线，因而应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言之凿凿，呼声高涨，一般人难以表态，最后是毛泽东本人予以制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对党的许多历史问题给予了科学说法。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和2021年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功绩作了肯定。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多卷本、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等著作，也都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历史叙述。但是，不少人包括党史研究工作者一直有个心结未能解开：怎样看待八一南昌起义的“城市中心论”，怎样从理论上给予八一南昌起义更为科学全面的历史定位。这里，谈谈个人的一点想法，求教于党史同仁。

　　（一）应将历史评价和历史教训加以区别，不能完全以事后成败来裁剪、解读历史事件。穿越时间隧道，看看97年前的那段历史。经历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两个反对共产党的严重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除极少数领导者和参加过辛亥革命转而信仰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如林伯渠、吴玉章等年长些外，各级领导干部，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至基层党员，多数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那时周恩来也才29岁，不满“而立”之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凡是站在历史正确和人间正义一边、要继续革命的同志，都怒不可遏、义愤填膺，满腔热血在胸中燃烧，第一反应就是要进行武装反抗，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至于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暴动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上根本没有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在党创立时认定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后，对于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便再没有深化的认识。是城市武装暴动，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在城市武装暴动失败后才始而提出的。当时并不存在“二选一”方案。如果有，可以指责它是选择了错误道路；没有这个前提，对它苛责就不合适了。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按照后来的认识来要求（那属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应当根据它是否对推进历史发展作出贡献来考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后来提出的是什么样的革命道路这个观念去衡量那段历史，以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臧否那时的历史事件。

　　南昌起义时期，我们党普遍地是城市武装起义观念，也只能是这个观念。因为这是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基于此，我们党才在上海接连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尽管一次又一次失败，但在那时还没有认识到城市武装暴动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继续进行。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怎样去反对它，首先考虑的也是城市武装暴动，所以举行南昌起义；那时，党中央也准备在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地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就毛泽东而言，尽管在八七会议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领秋收起义队伍确定的攻击目标也是要打长沙的，只是没有力量打下来才迅即掉转枪头向井冈山进发的，而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上山。直至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在经历了多次的城市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央才决定不发动城市武装起义，但还没有认识到要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还没有觉悟到城市武装起义完全“行不通”。那时中央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所以才有接连三次“左”倾错误。毛泽东的超群过人之处，一是他没有去“鸡蛋碰石头”，死打长沙不放，而是见机行事，走上“上山”道路；二是善于总结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思考，通过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认识到，要到反革命势力薄弱的边远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才有发展前途，并且在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后，经过开辟中央苏区艰苦卓绝的斗争，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怎样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在黑暗中苦苦求索之后，到1930年初才体悟到的。

　　（二）八一南昌起义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艰辛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时期，不少人头脑中有一种观念，好像八一南昌起义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是相向而行而是相悖而立的，认为秋收起义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八一南昌起义则不是。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既然是探索，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会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不能说成功的是探索，不成功的就不是探索。无论成功与否，都是探索，都起了有益的作用。没有成功的，告诉人们“此路不通”，这不就是探索了才得出的结论吗？ ！知道“此路不通”，就起到了警示作用。不去“摸着石头过河”，就不会知道“此路不通”。这正如公路交通有红绿指示灯一样，绿灯是放行通过，红灯是不准通过。能说绿灯指示就有效益，红灯指示就无作用吗？显然不能这么说。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看待。但是，如果参照这种思维方法来认识八一南昌起义，改变那种线性的思维定式，那么对它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就会更全面一些。这样说，不是讲八一南昌起义没有缺点错误，要为其辩解。拙文只是认为八一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历史作用是相向而行而不是相悖而立的。毛泽东曾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显然，这里毛泽东认为三大起义起了相向的历史作用。这样的定位符合历史实际。基于此，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至少可讲三点：

　　第一，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如毛泽东指出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第二，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开端，标志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八一南昌起义首先亮出以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旗帜，参加起义的部队是党领导的第一支大规模军队。正因为如此，1933年7月11日，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指出，鉴于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南昌起义开始组建的，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工农红军是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一”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再过几年，就是建军百年，人民解放军将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展现强军新的雄姿。

　　第三，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按照党的历史发展而言，八一南昌起义前属于大革命时期，此后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八一南昌起义是这一段党史分期的界碑。这不仅因为它打响了第一枪，党有了自己的独立武装，还在于中共中央在决定南昌起义时就提出这次起义应以实行土地革命为政治纲领。周恩来在1927年7月25日由武汉到达九江后，传达党中央意见，强调起义“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起义后发表的《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即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党中央还明确指示：叶、贺南昌暴动是以“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正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是以实行土地革命为政治纲领的，所以它是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起点。

　　（三）八一南昌起义可视为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伟大开篇的重要内容。2007年7月，在南昌起义80周年前夕，胡锦涛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创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缔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这是给八一南昌起义的一个重要历史定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

　　第一，南昌起义作为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可以视为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重要内容。党自创立后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积极地投身革命实践斗争，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运动中，党虽然参与一些重要决策，积极发挥党的重要作用，但不是领导大革命的主角。从南昌起义开始，党以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才真正展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由于城市武装起义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党不得不考量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使革命成功。这样，道路问题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无疑成为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重要内容。它为中国革命新道路进行的探索，可视为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起点。

　　第二，南昌起义为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革命道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不在于那时不该在南昌起义，而在于起义后不该继续执行起义前中央决定的南下潮汕、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重新北伐的既定方针。因为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已转到反革命方面，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再重新进行北伐战争。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能从实际出发，改变中央攻打长沙的决定，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比较拘泥于执行中央指示，缺乏毛泽东那样的审时度势、善于应变的政治智慧。对此，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本人在延安整风后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讲得很清楚。他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重新审视历史，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从辩证法的转化论来分析，南昌起义为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篇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后，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辗转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为开辟井冈山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在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揭开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上述周恩来讲的南昌起义的一个主要错误是没有就地革命，转战湘、鄂、赣三省，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南昌起义军主力南下失败，这个错误在总体上无法克服，但留在三河坝的南昌起义军在朱德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半年之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则在局部弥补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历史缺陷。随朱德上井冈山的还有南下潮汕的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的南昌起义军，大多属于北伐时期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装备比较整齐，枪近千支，优于其他各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两支部队会师后组成红四军，其领导成员中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占较大比例。在军一级，除党代表毛泽东外，军长朱德、参谋长王尔琢和教导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都属于南昌起义军。讲南昌起义，一定要讲上井冈山的这一部分，这样才比较完整，才是南昌起义的全史。因此，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无论是对南昌起义的评价，还是对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认识，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上面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八一南昌起义可视为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伟大开篇的重要内容。既然如此，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无疑是参与这条道路的主要探索者之一，或者说是探索这条道路的伟大先驱之一。虽然他率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了，但他的领导作用还在发挥。特别是他到中央参与核心领导、负责军事工作后，还在继续探索这条道路。这可视为他在完成八一南昌起义未竟之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道路的继续。

　　（一）指示八一南昌起义军余部坚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斗争。1927年，周恩来参加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后，就留在中央工作，指导地方军事斗争。年底，他得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活动在湘赣交界处，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也转移至湘南活动。12月下旬，他以党中央名义致信朱德，“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这时，朱德正派毛泽覃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东也先后派伍中豪、何长工等来到朱德部，报告井冈山区的地形、群众、物产等情况。中央来信促进了二者的井冈山会师，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具有指导意义。朱德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装备整齐，有近千支枪，比井冈山其他各部都多。他们的上山，空前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成为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强大生力军。此外，打到流沙的起义军主力余部第11军第24师1200多人，在董朗、颜昌颐带领下遵照周恩来嘱咐，进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武装结合，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师，发动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建立广东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初步实现周恩来倡导的工农割据构想。

　　（二）反对“左”倾盲动倾向，指导全党创建工农红军、实行武装割据斗争，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提供领导支持。周恩来到中央工作后，尽管“左”倾盲动倾向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感到应该注重实际，反对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针对青年团组织普遍存在的盲动情绪，他指出，若不注意，青年团将变成冒险主义；这很危险，会牺牲许多同志；“无动不暴”是一个严重问题。时任团中央书记任弼时赞同周恩来的看法，认为团的同志将暴动看得太容易了，对暴动为何物还不太了解，随便暴动是很危险的。周恩来在代表中央起草的若干决议和给地方省委的指示中，提出要坚决扫除“表面上革命的盲动主义”，不能有玩弄暴动的危险倾向，强调暴动是武装夺取政权，必须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中去发动和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才能进行。他批评苏、浙、闽、湘、鄂、赣、云等多地的暴动计划，坚决反对实行“烧杀政策”，有力地遏制住不断膨胀的盲动情绪。他赞同贺龙等去湘鄂边组建红军，“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开展武装割据。贺龙不久就拉起队伍，组织起工农革命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开辟了湘鄂西根据地，组建起红二军团。周恩来还不断派遣军事政治工作干部到鄂豫皖等根据地，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三）非常关注“朱毛红军”，不断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朱德率三河坝余部经闽赣粤边到达湖南后，周恩来赞同其发动湘南暴动。党的六大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军事报告，介绍了红军发展情况，特别是“朱毛红军”会师后的井冈山斗争情况。六大后，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军事工作，负责联系苏区。在1928年11月下旬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他还介绍了“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的情况。他还通过党中央刊物多次宣传“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在中央和周恩来的推荐下，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学习井冈山的办法，连队建立党支部，灵活运用各种游击战术。至20世纪30年代初，以“朱毛红军”为代表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在湘、鄂、赣、粤、闽、浙等省边界初步形成，陆续建立起10多块革命根据地。

　　（四）努力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领导人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农村割据新道路。共产国际对周恩来十分器重。在他们看来，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最聪明、最讲究实际、最有经验、最负责任和唯一的实际工作领导人，是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可替代的人物。周恩来一方面尊重共产国际，另一方面又不唯命是从，有不同意见仍据理力争。1928年4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在2月发布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该决议对党纠正“左”倾盲动错误起了积极作用，却反对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周恩来发言不同意这个看法，指出：中国与俄国不同，农民占了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发生中国革命在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农村的革命不能等待城市暴动，需要建立红军，加强党对农村斗争的领导。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布哈林在报告中说，天下绝不可能有无城市的政权长期存在的事实。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和反动势力的加强，与中国不能统一，以及革命不平衡性，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在南中国各省，目前就有割据局面的准备。1930年4月至7月，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途中在德共《红旗报》上撰文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的主要特征，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支援中国的苏维埃斗争。他应邀在联共十六大作报告介绍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有它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在同斯大林会见时，他介绍农村红军的发展和游击战争的情况后，斯大林承认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提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随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

　　周恩来在八一南昌起义后，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形势的新认识，不仅实现了由城市中心论向农村中心论的认知转变，而且帮助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最终认同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这是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伟大探索所作出的无人能替代的重大功绩。

　　（作者简介：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