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人类个体由片面到全面的丰富与完善过程以及由传统向现代的建构与升级过程。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审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探索实践，能够科学把握现代化演进规律的本质内涵，拓宽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人的现代化建构路径。在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西方社会率先在资本与理性的合力作用下终结了封建神学对人类社会的束缚，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历程。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现代化模式，通过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进行批判性重构和超越性发展，拓宽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为那些囿于现代化困境的民族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化选择方案。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人类社会在后危机时代的交往联系实现了从竞争性互动向合作性互动的范式转化，极大推进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等现代化属性的整体发展。
一、资本与理性合力揭开人类现代化探索发展的历史序幕
在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中，走现代化道路是人类摆脱封建束缚、追求自身解放的根本路径，也是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构建全球现代性的根本方法，但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探索和转型并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复线性的世界历史过程。作为启蒙现代性的核心内容，资本和理性在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合力揭开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序幕。
（一）资本历史性出场及其对现代化的主导作用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货币、银行以及信用票据的出现极大削弱了中世纪的封建秩序，加速了欧洲农奴制和封建行会的衰败，这为欧洲的对外扩张和现代流动性社会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中世纪晚期，货币的广泛使用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巨大能量，利润没有被用来消费，而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被转化成更多资本”，日常生活的货币化以及利润的资本化严重冲击着封建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推动了封建社会向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社会转型。资本的历史性出场揭开了人类通过现代化道路追求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序幕，对于冲破封建神学束缚的社会关系，建构起一种新的现代生产生活关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围绕利润资本化的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
以香料贸易为起点，欧洲早期的对外扩张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引发了欧洲的商业革命，同时商业革命又为欧洲的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本支持和市场空间。大量资本注入到生产力领域，许多新的技术发明由于受到资本的刺激而不断更新换代，“技术革新不断地以加速度进行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无生命动力的工业化时代。马克思在分析资本逻辑建构的现代生产力时指出，“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逻辑推动了生产力的指数级发展，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生产力需求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资本逻辑也在不断重构着新的现代生产关系。传统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小农生产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生产面前被碾碎，生产工具的变革使以“手”为劳动工具和以“经验”为生产准则的传统生产模式遭到破产，资本对生产效率的极致追求使得田园牧歌般的传统生产在竞争中被淘汰。资本建构的现代生产方式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中生产规模狭小和束缚人们眼界的桎梏，不仅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还开拓了世界市场。
此外，资本逻辑对现代化的主导作用不仅表现为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表现为政治革命。在欧洲，由经济革命创造的城市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宗教神学的信仰束缚和封建王室的沉重赋税，他们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断追求着新的权利，他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并认为民众参与政治是自己固有的权利。欧洲的政治革命打破了由神把人划分等级的观念，使人类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有了全新的认识。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逻辑在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重塑着全球现代性关系，并开启了资本主导全球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
（二）启蒙理性的发展及其对现代化的内在规范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形成亦或是工业社会的确立都经过了思想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的启蒙发展。比如东方农业社会的辉煌成就得益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启蒙运动，西方的农业文明虽然由于古希腊成果遭受破坏而未充分发育，但不能否认农业启蒙运动为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和确立农业文明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兴起于17-18世纪的近代欧洲启蒙运动，则为工业革命成果的确立和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思想支撑，促进了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根本性转变，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
有学者将肇始于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视为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解放的启蒙”和“法学的启蒙”，这揭示了启蒙运动的双重世界历史使命。一方面，启蒙通过高举理性大旗，使人从封建蒙昧状态中得以解放，另一方面，通过签订契约和制定规则来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凸显了人的存在主题。在这一过程中理性被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宗教领域的“砸烂可耻的东西”、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以及政治领域的“社会契约”思想都成为启蒙理性的核心内容，启蒙通过运用理性力量使人挣脱封建枷锁从黑暗走向光明。同时，任何事物都要接受理性的检验，启蒙理性成为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尺以及批判封建传统秩序中最革命的因素。人的主体性也被启蒙理性重新确立以批判一切封建权威，使“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于是，资本在理性的庇护下也获得了合法性存在，“启蒙理性为近现代社会发展奠定了一套全新的宇宙论、生存论和价值论，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秩序，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当然，启蒙理性对现代社会的内在规范是一种复线性的建构过程。启蒙理性通过在思想领域对封建蒙昧的神学束缚进行消解和祛魅，在生产力领域不断激发人的创造活力以实现生产技术的解放发展，在生产关系领域围绕实现人的权利进行现代政治体系的建构，不断为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建构路径和价值归宿确立规范，客观上极大地拓展了资本逻辑的逐利空间，进而促进了理性与资本的联姻，使理性和资本成为建构资本逻辑主导现代社会秩序和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
（三）资本与理性共同主导现代化的尺度与限度
资本的历史性出场推动了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全新发展，“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它通过对封建神学和传统等级制度的批判与重构，以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动力为现代社会的建构确立规范与划定边界，推动着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此同时，在人类摆脱封建蒙昧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启蒙理性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确立了人的主体性，揭开了人类现代社会发展的序幕，在构建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学者指出，“现代史乃是资本之物质力量与形而上学之理性力量的汇流”，资本与理性的有机互动与融合发展，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初级阶段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现代化进程，并成为衡量早期现代化建构标准的尺度。一方面，资本为理性的出场提供时空场域。资本凭借其巨大的物质生产与增殖能力打破了前资本社会封建神学思想的束缚，为理性的萌生和发展提供时空场所，助力于理性形态的转化，推动理性从精神场域走向实践场域，为理性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理性又为资本的增殖逻辑奠定理论基础。启蒙理性的根本旨趣在于破除宗教神学的迷信和盲从，使人摆脱蒙昧状态，实现人性的解放，理性形而上的理论属性契合了资本在世俗世界无限追求利润的属性，理性在精神和制度方面所建构的理论推动了资本从原始向现代的转变，为资本的全球化逻辑提供理论的合理性。二者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从民族区域性走向世界历史性，进而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生存状态的大变迁和文明发展的大进步，揭开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序幕。
虽然资本与理性建构的现代社会揭去了束缚人类社会发展的神秘面纱，但现代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反而随着资本形态的升级变化和极端工具理性的发展，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逐渐丧失，并沦为资本逻辑提高生产效率和追逐利润的工具，人越来越成为资本和技术的“手段”，资本和理性主导的现代化逻辑正不断冲击着其内在张力的极限。现代人在工业社会竞争逻辑中的畸形发展实践并没有使人成为启蒙哲学家口中的“目的”，反而与启蒙哲学家所主张自由与平等的人文信条发生背离，也正如恩格斯所言，“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现阶段，资本与理性所建构的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其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能呈现衰竭态势，现代社会已经陷入了全球风险之中，人类社会如何有效应对全球风险、破解全球现代性危机已经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性互动超越资本与理性主导下的竞争性互动终将成为全球现代化重构和人的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全球现代化实践作出历史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垄断地位，开创了人类走现代化道路的全新实践，拓宽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路径，为那些既希望保持自身独立又追求自身发展的民族国家提供了新的现代化模式参考与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实践，创造了人类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在主体、动力、价值、目标方面为全球现代化道路实践作出了新的历史贡献。
（一）主体贡献：人成为现代化道路建构的核心主体
自资本与理性揭开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序幕后，资本逻辑便开始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主导现代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世界历史初级阶段现代化与全球化交织发展的产物，是文明与野蛮并存，进步与退步同在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资本对现代化的主导终结了人类封建文明，开辟了人类现代文明，“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另一方面，资本现代化的发展通过对外扩张和对内吸纳，对人的剥削和压榨“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使人的发展畸形化且呈现单向度属性，人沦落为资本增殖链条的重要环节，并“在对资本增殖的追逐与膜拜中遮蔽了现实的身体”。概言之，虽然资本逻辑对现代化的主导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全球性发展，但在人类命运呈现共同体的现时代，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已经达到其内在张力的极限，不再能够契合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人作为社会发展主体，在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呈现与自然、自身、他者全面异化的关系，严重背离了人类追求现代化的价值归宿。所以，全球现代化的建构发展客观上呼唤新的现代化建构主体。
作为人类追求自身解放与发展的实践样态，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现代化的目标是建构现代完整的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出场，契合了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开创了现代化发展的新模式。人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构主体，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开辟，围绕着“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展开，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作为探索现代化和构建现代性的核心主体，在理论和实践中生动诠释了人民的历史主体性，确立了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主体性地位，一方面超越了“物的逻辑”对“人的逻辑”的统治与支配，在对“物”进行有效合理地利用、引导和规制的前提下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纠偏了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人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资本进行批判性扬弃，成功驾驭资本，使资本成为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有益因素，人民取代资本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主体核心和旋转中轴，实现了现代化主导逻辑的新发展与新超越。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与后工业化进程中，资本现代性危机频发，客观上要求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实践要实现从竞争型现代化向合作型现代化的转变，而隐藏其背后的主导逻辑则是要实现从资本向人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以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和整体性发展超越资本逻辑对现代化的主导，为全球现代化实践探索做出了主体贡献。
（二）动力贡献：“内生型”动力超越“外向型”动力
所谓现代化的动力是指现代化得以向前发展和运动变化的推动力量，在人类现代化建构的不同历史阶段，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动力源。当资本和理性揭开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序幕后，现代化便开始借助资本的趋利属性来推动自身发展，其动力结构会随着资本形态的升级而不断发生变化，以一种“外向型”动力推动现代化向前发展。作为资本最初形态的商业资本，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揭开了人类的现代化历史，通过对市场进行原始垄断和暴力掠夺，推动着现代化的粗放式发展，可以说商业资本主导的现代化“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资本开始从市场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变，在自由主义指导下对内要求推翻封建专制政权，建构自由主义国家，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法则，通过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政治、思想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改造，推进了人类工业资本的现代化发展。金融资本则是伴随着“借贷资本的产生、信用制度的普遍化和虚拟资本的泛滥”发展成为资本的高级形态，金融垄断帝国主义依靠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双重逻辑，推动了资本全球利润的最大化，进而实现金融资本主导现代化的发展。总之，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这一动力结构会随着资本形态的升级而呈现由显性到隐性的变化。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现代化实践作出的动力贡献，就在于以新型现代化的“内生型”动力超越了传统西方现代化的“外向型”动力，开创了现代化依靠“国家-市场-人民”的“内生型”动力结构，弥补了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动力结构单一的不足，为全球现代化实践贡献了新的动力体系。有学者指出：“衡量动力机制的标准主要是速度、效率和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蕴含的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以及中国活力对全球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中国速度生成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国人民的伟大创新能力是中国速度的动力基础，中国速度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国速度正在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整合推进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形成中国效率。其中，党的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方向引领力，市场配置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结构推动力，人民主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目标牵引力，三者的有机结合能够最大程度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布局，能够科学有效地激发社会发展各要素各领域的动力与活力，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旺盛的生命力，推动全球现代化建构更加健康高效地向前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蕴含的“内生型”动力结构开辟出现代化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依靠资本对抗性趋利属性的“外向型”动力结构，为全球现代化实践作出动力贡献。
（三）价值贡献：共同价值夯实全球现代化的建构基石
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价值方面曾得益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建构，它使民族区域历史不断向世界历史的纵深处发展。然而，21世纪以后，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开始受到人类社会现代性建构和全球现代化发展的各种挑战，西方文明不再能够支撑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普世价值”主导下的现代社会陷入乱象丛生的境地。从哲学视角来看，西方“普世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对抗性哲学思维外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文明，非西方世界应从属于西方世界，正如黑格尔所言，“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这种讴歌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历史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就是为了“标榜西方价值的普世性和西方道路的唯一性”，使东方社会从属于西方社会，使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显然，这与现阶段人类社会处在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历史方位存在结构性矛盾。现阶段世界历史已经发展到全球化和后工业化阶段，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建构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形成于工业社会早期的“普世价值”已经完成推动世界历史初级阶段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使命，不再能够支撑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现代化建构。全球现代化建构必须立足于人类现代化发展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来寻求人类社会的价值交集，以一种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新价值理念来引领全球现代化实践朝着实现人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蕴含的共同价值为全球现代化的建构奠定了价值基础。共同价值从唯物史观出发，以现实世界中人的“共同的需求和利益”为价值基石，批判了“普世价值”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同质价值观，超越了“普世价值”“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的哲学基础，致力于推进全球现代化发展模式由竞争对抗走向合作互动，为全球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价值理念，夯实了现代化建构的价值基石。其中，和平与发展是全球现代化建构的客观需求。现阶段“普世价值”蕴含的自由竞争文化是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原因，自由竞争的异化会导致人类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对抗性冲突。而在全人类命运与共的现阶段，和平与发展是保证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全球现代化得以建构的客观需求。公平与正义是全球现代化建构的内在规定。虽然全球现代化初级阶段的不平衡和野蛮性发展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向前发展，但资本的趋利本性使得全球现代化初级阶段毫无公平与正义可言，“普世价值”范畴的公平与正义仅仅是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分赃的准则。真正的公平与正义必然是契合主权国家的发展需求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需求，这也是全球现代化建构的内在规定。民主与自由是全球现代化建构的本质追求。共同价值蕴含的民主与自由是在尊重民族国家利益前提下的民主与自由，是以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交往为基础，超越了“普世价值”理念中形而上学的抽象民主和自由。全球现代化实践就是要在国际行为主体平等交往的基础上通过公平与正义的具体实践举措，创造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以保障各主权国家在全球现代化建构中的民主和自由。
（四）目标贡献：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解放
纵观人类现代社会的演进历史，竞争作为现代社会初级阶段建构的核心要素，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现代社会的建构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与活力。但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逻辑引发的竞争已经走向其历史的对立面，不仅造成物质资源消耗的增加，而且使人类社会内部的对抗性思维凸显，不仅“腐蚀了社会关系以及人的生活形态，也增加了社会总体上的资源消耗和运行成本”，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逐渐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全球现代化发展格局。这种现代化格局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依靠“金融霸权、文化霸权和军事霸权控制世界的统治方式”，不仅加剧了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公平与不均衡，也使全球现代化发展陷入了赤字凸显和矛盾激化的泥潭。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现代化目标就是要确立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霸权，确立全球发展的等级结构，为巩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现代化建构的“中心”地位，为实现“人格化的资本”对人类整体的持续统治，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现代化已经将人类推进风险社会的深渊。而现阶段人类社会已经在全球化浪潮中融合为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不再是孤立存在的民族区域个体，“共同的命运已超越了人类其他一切文明、野蛮和蒙昧”。因此，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现代化霸权目标终将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中走向破产。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现代化建构的新模式，推动了现代化建构从竞争对抗向合作共赢的模式转变，确立了超越资本主义霸权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解放目标，契合了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客观要求。现阶段人类社会已经处于全球风险之中，区域风险全球化和全球风险区域化，各种常规风险和非常规风险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作为“类”存在的人的解放，由资本逻辑引发的各类全球现代性危机已经威胁着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生存，资本与理性对世界历史的推动作用已然让位于合作共赢对世界历史的引领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蕴含的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解放目标，就是要通过打破传统全球现代化的“中心”等级结构，推翻资本主义的霸权统治，推动民族国家走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应对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在资本竞争文化的基础上确立资本的现代化边界，既要激发各民族国家的创新活力，倡导民族国家之间通过平等合作的交往互动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要纠偏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在已有生产力基础上改善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最大程度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作为“类”存在的人的共同解放。
三、人的现代化属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得到新发展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人的整体性生成与现代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球现代化实践中，契合了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使人的社会性、历史性与实践性等现代化属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中得到新的历史发展与飞跃，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对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束缚，推动了人的现代化朝着自由全面的方向迈进。
（一）人的社会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得到新发展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人存在的本质属性，人的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关系的现代化，人对现代化的追求本质上要求人的社会性在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不断深化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中经历了“从被动适应世界现代化挑战到逐步主动迎接挑战的过程”，不断扩大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社会性，使人的现代化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根本目的。人的社会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不断扩大，推动了现实的人和完整意义的人的生成，超越了“以物为本”和以少数人为本的现代化建构目的。
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中，人的社会性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加深联系，夯实了人的社会性发展的物质基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物质生产实践，走出了符合国情、历史、现实的现代化新道路，在物质生产领域实现了大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并在2020年实现了超过100万亿元的发展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增强了个体成员的社会性，个体与自然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与交往不断深入发展，进而使人能够实现跨阶层、跨民族、跨区域、跨职业的社会性整体交往，克服了传统现代化视阈下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以现实的和具体的人的存在样态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视阈中人的抽象和虚幻样态，标志着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得以保证、潜能得以开发、需求得以满足。同时，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共同富裕更加强调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的合理性，不仅蕴含着实现社会整体物质充裕的目标，而且蕴含着实现社会成员精神富足的目标。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客观上要求共同富裕更加重视社会结构和发展的优化，通过理顺社会利益结构，确立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价值理念和行为取向，保证社会成员个体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激发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进一步促进了个体的社会性发展。
（二）人的历史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得到新发展
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存在，其社会性揭示了人横向发展的生存样态，使人成为现实意义的人，其历史性则揭示了人纵向演变的历史样貌，使人成为历史意义的人。“从世界历史视野看，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成过程”，从自然状态下对人的依赖发展到工业社会对物的依赖，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个性与全面发展，“人类个体的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概言之，人是在与自然、自身以及社会的历史互动中实现人的历史性发展，是从生产力不断变革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演变而来。现代意义的人生成于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形成于全球化演进的历史实践中，可以说“人的形成是历史积淀的结果”，科学把握人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立足人的历史性，只有这样才能够跳出形而上学的认识误区，从动态的视角把握人的本质。
迄今为止，人类在对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两种模式，一种是资本主义18世纪开辟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另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贡献在于揭开了人类社会整体性发展的历史序幕，奠定了人的现代化生成的物质基础，使人类社会在短期内实现了物质财富的极速增长，但其历史局限也不断凸显，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度使人的历史性止步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的时间、空间、实践以及社会关系在西方现代化关系中不断被扭曲，它所建构的竞争对抗型社会互动结构和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均使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异化。所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要实现人的历史性发展必须以新的现代化模式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性生成，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片面的工具理性，在现代化建构的历史实践中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使人的历史性得到了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开创，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构主体，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形成中，人民群众从革命、建设、改革的旁观者转变为主要参与者，从国家治理的对象转变为国家的主人，通过对西方现代化视阈中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异化关系进行批判，使人的历史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构历史中生成，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得到深入发展。
（三）人的实践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得到新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场域中，人之存在的意义在于社会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现实的“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要路径。从唯物史观视角来看，人的实践活动包含劳动实践与革命实践双重内涵，二者对人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动实践能够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且在劳动过程中能够扩大社会成员间的社会性，使社会成员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结成新的社会关系。而革命实践则是无产阶级废除私有制、打碎剥削阶级政治枷锁的实践过程，它能够使无产阶级获得政治上的独立性与合法性，从而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概言之，社会实践是消除社会异化和建构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人的实践性是衡量人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人的实践性将不断得到新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革命实践、建设实践和改革实践开创的，人的实践性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萌芽、形成、发展和完善各阶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人的实践性需要从微观国内视角和宏观国际视角两个方面把握。从国内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探索符合本国基本国情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践，人的实践性主要体现为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性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极大解放，无数社会主义劳动者践行工匠精神奋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行业各领域，人民群众实现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人的实践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建构中得到极大地纵向发展。从国际视角来看，人的实践性不断增强主要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交往互动实践的新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主张在风险社会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威胁人类生存的挑战。现代社会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传统民族的、区域的风险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演变成为全球性、世界性的风险，自然风险转变为人为风险，物质风险升级为道德风险。在此背景下，中国向国际社会倡导通过深度互动合作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对逆全球化思潮，即从工业社会早期的人类竞争性互动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性互动转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人的实践性的横向国际延展。
四、结语
概言之，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实现作为“类”存在的人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早期实践就是围绕着人的理性解放展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以及极端理性主义的泛滥，作为“类”存在的人的现代化逐渐让位于资本的现代化或物的现代化，并使人类社会陷入全球风险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优秀传统文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围绕着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而开创的一种新的现代化建构路径，既成功驾驭资本又使其服务于人的现代化发展，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垄断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性生成契合了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复线性发展需求，弥补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缺陷与不足，拓宽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路径选择，推动了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等现代化属性的发展，为那些既想谋求现代化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的民族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为全球现代化实践和人类现代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实现作为“类”存在的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作者简介：乔玉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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