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国家都应该把自己的存在论基础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并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普遍性力量”。如果一个民族国家是阻碍世界历史进程的，则该民族国家便失去了其世界历史意义。

　　（一）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程“普遍性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历史哲学的基础问题是探讨关于世界历史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同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历史观。但总体来说，哲学家们都试图为世界历史提供一个终极目标，以便人类能够在这一目标中实现人类这一物种的终极价值。西方自古希腊起，以柏拉图“理想国”为标志，便开始了探讨如何避免城邦由于不正义而发生冲突，并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16—17 世纪诞生一批倡导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家，撰写了《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等著作。直到19 世纪早期又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恩格斯将上述探讨世界和平与发展思想一并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到近代，康德明确提出“永久和平论”，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马克思更是提出了消灭阶级斗争，实现人类和平与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思想。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提出“天下大同”的理想。总之，人类思想史上一直把探讨世界大同、实现永久和平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主题。

　　如果坚持历史进步观，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各个民族国家都参与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特别是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1]的背景下，各个民族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单个民族国家的行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就成为理解世界历史的重大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每一个历史时代，那些能够把握世界历史趋势的民族国家，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黑格尔指出：“民族精神是以特殊形式出现的普遍精神；世界精神超越了这种特殊形式，但是只要它存在，它就落实到特殊领域中了，因为它一旦成为实际存在者，就会以一种特殊面貌出现。”[2]按照恩格斯的合力论观点，每个民族国家尽管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最终世界历史的结果却不是由每个民族国家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因此，对于单个民族国家来说，能否掌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历史哲学问题。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在掌握世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民族国家，就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普遍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理论，因此天然就是“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决不能丢掉这一终极层次的关怀，无论马克思主义怎样完成他的“中国化”和“时代化”，都绝不是在单纯的中国自己的发展视野中狭隘地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而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解决“人类问题”或“世界问题”。这就把中国自身的发展命运先天地置身于世界历史的普遍进程当中，承担着人类性的使命。如果背离这一尺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意向中，避免狭隘的民族视野就必然要呈现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开辟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境界，就显得格外重要。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达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历史主题的思想。他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31 马克思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他试图通过消灭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人类和平的目的，并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53。这两个观点充分表达了他对于世界历史“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形态，毫无疑问继承并发扬着马克思主义向往永久和平这一重要思想。“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赋予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是，进一步思考，人类为什么要“自由和解放”呢？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能够实现永久和平之下的美好生活。所以，“价值观”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的现实生活在“观念”中的反映，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世界各国人民无不向往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人类天然具有的价值取向，没有人愿意接受“悲惨生活”“不幸生活”，如果说有“天赋人权”的话，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所以，“天赋人权”不是西方“神创造了人”这一唯心论意义上的权利，而是指每个民族国家的人民都天然享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这一权利不是“后天”被别的国家和民族所赋予的，而是“先天”直接拥有的，即自然权利。

　　（二）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个民族国家的自然权利

　　正是基于人类所具有的追求“美好生活”的普遍自然权利，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应该在追求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美好生活”时，破坏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好生活”。然而，在现实中，特别是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来，出现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这意味着，人类内部原初被赋予的那种享有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然权利，被资本主义制造的“两大敌对阵营”以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所破坏。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东方”是非资本的世界，却是被资本所入侵的世界；“西方”则是资本的世界，是实施资本入侵的世界。西方凭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东方的统治，在本质上剥夺了东方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表现为“现代化”。但是，这两条现代化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特定的世界历史关系中，被赋予不同的命运。

　　（三）现代化成为“普遍性力量”的前提是尊重每个民族国家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过程或发展道路。但由于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不同价值观指导之下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不同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有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只是“特殊的”现代化，亦即仅仅对于自己国家和民族而言有利于实现“美好生活”，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来说，则是制造灾难和“悲惨生活”的过程。因此，没有把实现全人类的“美好生活”作为自己民族特殊性基础上的“普遍性”的现代化之路。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从其开端便同时具有这一“普遍性”特征，即人类进步和世界大同的理想，致力于全人类实现“美好生活”。“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4]。而且，这一现代化道路是在极端艰难的殖民地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恰恰是在东方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当中，诞生了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普遍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使命。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性继承，而且是最为深沉的和最为顽强的继承。

　　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普遍性力量”，首先要继承马克思开创的实现“和平与发展”世界历史主题的唯物史观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够成为推动21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一支“普遍性”力量，这是站在世界历史理论的高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国情和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开辟出来的。就中国特定的历史国情来说，这一“现代化”是从推翻“三座大山”开始的；就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而言，则是对马克思开创的人类永久和平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始终致力于“人类进步”和“世界大同”。前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后者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中国式现代化把“和平与发展”世界历史主题纳入自己的本质要求，这一主题是自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创立之初便被赋予的人类性价值旨归。在当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之下，在资本主义新矛盾的阻碍之下，中国式现代化所持有的这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仍然没有改变，并且沿此方向开辟着世界历史的新面貌，为世界历史带来了新图景，为世界历史灌注了新活力。

　　总之，尽管一切民族国家的一切行为都参与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但是更多时候是从自己国家民族主观利益出发的，所以，并非一切国家的一切行动都和世界历史发展“正相关”。这里的“正相关”代表着世界历史的进步方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参与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但其进步意义仅仅在于马克思所指出的相对于从前的封建生产方式而言的，而再向前进步的时候便作为特殊的阶级而以“历史的终结”的方式试图阻止世界历史的前进。中国式现代化尽管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却因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被先进的无产阶级立即转变为“自我意识”，因而迅疾成为世界历史进步的普遍性力量，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方式与世界历史达成“正相关”，因而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普遍性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5]23“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历史主题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而且是“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5]23-24

　　（一）关于“现代化”概念的抽象界定

　　在抽象的意义上，“现代”不是相对于“古代”和“近代”的时间概念，把“现代”理解为与“古代”“近代”相并列的概念是在历史学意义上划分时代的通常做法，比如，一般总是把历史区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比“现代”更近的时代就是“当代”。在历史学上理解“现代”，这是抽象的做法。尽管历史学对时代的划分是以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为根据，但对于一个自然时间序列来说，每个时代都可以把自己的时代称为“现代”，因而每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时代的全部社会活动理解为“现代化”。这就意味着，“现代”只是生存主体对自己所处时间方位的总体性判断，而和具体的生存活动的内容无关，因而“现代”这一概念仅仅剩下一个“时间序列”的称谓，所以是抽象的。

　　然而，“现代”这一概念如果超出历史学划分历史时期的意义，便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就“现代化”的一般规定而言，一方面，是在提高生产力意义上特指生产的现代化，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而生产的现代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因此必然需要“科技现代化”。现代化隐含的诉求是，可以通过尽可能少的人类的体力劳动而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在精神方面，现代化总是和“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价值观相关联的，每个民族国家以及每个历史时代，人们都在追求上述两个目标。因此可以说，自古以来人类就在追求着“现代化”。“现代”在一种历史进步观的意义上，总是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大体来说，“现代”是与“先进”联系在一起的，以此表明社会历史的进步，因此，“现代化”被赋予“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一内涵，不再是抽象的“时间序列”。

　　与“现代化”相反的概念是“落后的”或“愚昧的”。人类使用其智慧越多，就表明越是“现代化”，这一智慧无论用在生产力上的科学技术发展进步，以便节省体力劳动，还是用在社会生产关系上，都更加趋向于公平正义。总之，我们可以在抽象的意义上，把“现代化”理解为人类更多地使用自己的智慧，在物质生活中体现为生产力的技术化程度，而在生产关系上体现为更接近“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这是“现代化”的抽象界定。显然，这种在一般的抽象意义上所理解的现代化，并不能把握现代化的本质。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现代化必然和特定的“社会形态”相关联。不存在抽象的现代化，现代化总是特定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现代化首先无疑是生产力提升意义上的现代化，然而，生产力总是处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之中的。这些具体的规定使得不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呈现不同的性质并具有不同的特点。

　　（二）西方“二元分裂”的现代化阻碍“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

　　就西方来看，“现代化”从两个维度展开。首先从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开始，现代化因而特定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取代。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3]33-34。（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开启。人从宗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打破“禁欲主义”，便是现代化的首要内涵。由于这一生产关系领域的现代化，必然导致人们观念上的现代化。因此，西方便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大运动被视为西方现代化的“精神版本”。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西方现代化的“生产关系版本”，那么，“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便构成西方现代化的“精神版本”。前者在现实中表现为人性的解放，亦即欲望的解放；后者则表现为康德意义上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6]。

　　可见，西方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中展开的，而这两个世界却始终处于“二元分裂”关系中：资本主义不断壮大而破坏着理性精神，理性主义的思想（哲学）及其科学技术在捍卫着理性精神而批判着世俗化的感性世界。这种分裂导致西方的现代化是“虚假的现代化”，因为，它一方面在精神世界试图以理性的方式通向真理，亦即“向神而在”；另一方面，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把人贬降为“非人”，亦即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最终，把精神层面的民主自由虚化为“虚假的意识形态”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历史性扩张开辟一条“普世价值”的道路，进而使西方现代化走向自我否定的资本逻辑宿命。这是西方现代化本质上先天固有的自我否定的宿命。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自我毁灭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因为，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被“资本”所定义的，西方“资本的命运”决定了其“现代化的命运”。

　　（三）出身于“救亡图存”的中国式现代化原始地指向人类“和平与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救亡图存”开始的。这就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内涵。西方的现代化是在追求生产力提升的社会发展的自然逻辑中“水到渠成”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于封建生产关系，进而逐渐发展到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自然历史过程。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却是和一个国家民族是否能够独立地生存这一更为具有终极性的重大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只有现代化才能生存，如果不能现代化，则会灭亡。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和“生死存亡”这一民族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一现代化的内涵及其分量是极端沉重的。形象地说，西方的现代化是如何过上“美好生活”的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起初面对的是如何“活下来”的问题。显然“如何活下来”和“如何活得好”决定了两种现代化的命运和指向是不同的。中国近代解决“如何活下来”是直接关涉人类性的共同生存的普遍性问题，而西方解决“如何活得好”则是通过殖民扩张剥削其他民族国家的主观性问题。这是东西方两种现代化原初就在各自的血液中被先天地固定下来的根本性质上的差别。

　　“救亡图存”是由什么导致的？是由资本殖民主义所导致的。因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作为“现代化”的“出身”，直接被赋予了反抗资本逻辑的使命，这一使命当然是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所点燃的。这样的现代化“出身”表明：只有解决人类性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救亡图存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解决中国救亡图存的问题，本质上是解决人类性问题。这种“出身”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普遍性地位。它把中国式现代化直接引向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高度，它拯救的是中华民族，但同时具有反抗资本殖民主义的世界历史精神。关于这一原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3]66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中国从一开始就踏上了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救亡图存”，即通过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生产方式的确立，作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现实道路。这条道路被历史性地托付给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落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肩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人类关怀和中华民族自己特殊性命运的一体化过程。这一现代化表明，人类应该向着开拓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进步方向来完成对自己民族的拯救，因此，资本主义还未来得及在中国扎根，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和现实道路已经在中国开启。

　　总之，资本主义的“文明冲突”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资本霸权，是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冲突的最重要的根源。中国式现代化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其参与世界历史进程的主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世界永久和平的先天基因；第二，中国近代以来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经历，同样以战争的方式警示了和平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第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基础看，“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理想也被保存下来。因此，从多个维度都可以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大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命题。这两大命题蕴含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坚强捍卫。概括起来，辩证文明观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和平与发展”世界历史主题的根本思维方式，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由于坚持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世界充满矛盾冲突的根源。

　　（一）“辩证文明观”对西方形而上学文明观的超越

　　西方形而上学文明观认为，文明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且不可通约，优越的就是优越的，低劣的就是低劣的，坚持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不能交流，只能“冲突”。这是典型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因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无法看到文明中的“共性”和“普遍性”，正如恩格斯把形而上学的特点比喻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树木”就是特殊性，“森林”就是树木的共同体，即普遍性。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强调文明的差异性，尽管提出“普世价值”，但本质上不是因为价值本身的普遍性，而是把“特殊价值”美化为“普世价值”，本质上仍然坚持的是文明的特殊性，而不承认真正的文明的普遍性。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倡议的第一条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第二条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辩证文明观”，即坚持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性”和以文明的共同性为原则的“文明多样性”，是文明多样性和共同性的辩证统一。唯有坚持这一“辩证文明观”，“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历史主题才能实质性地得到坚守。

　　为什么要强调“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西方资本主义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文明持有排斥态度，坚持“西方文明优越论”或“西方文明中心论”，这实际上是对其他民族国家文明的否定。这种文明观所隐含的文明歧视从根本上否定了其他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因而必然导致文明霸权主义，企图用西方文明取代其他民族国家的文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全球文明倡议”开篇提出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文明多样性乃是前文所提到的每个民族国家的一种“自然权利”，因此必须得到尊重。否则，如果某个民族国家的文明不能得到尊重，就无法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为什么强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一方面，如果仅仅强调文明的多样性而忽略文明的共同性，这些多样性文明之间因为缺少统一性的价值共识，也同样会陷入“文明的冲突”而无法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提出的“普世价值”并非真正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西方国家试图以西方的价值观取代其他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因而这种“抽象的同一性”本质上是对其他民族国家价值观的否定，因而也无法实现世界历史的和平与发展。尊重差异不等于放弃共同性，这是辩证法的要义。比如，如果一种价值是反人类的，这种特殊价值就不应该被尊重。不是所有的特殊文明、特殊价值都应被尊重，而是有前提的，这一前提就是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如果一种文明把侵略扩张作为其特殊性，那就违背了人类价值的共同性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文明观”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形而上学的文明观，坚持“差异性基础上的同一性”和“同一性基础上的差异性”。“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概念”是抽象的。东西方都把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作为价值观。这些概念作为“语词”是相同的（抛开翻译上的语言之间的差异），但是，每个民族国家赋予这些概念的“内涵”却是不同的。而至于把这些“内涵”落实到自己国家的制度和实践的时候，就更是情况迥异。因此，必须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同时，这种文明的多样性必须以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条件，两者相辅相成。

　　（二）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平与发展”世界历史主题的“辩证文明观”

　　中国式现代化把人类文明新形态纳入自己的“本质要求”当中。“全球文明倡议”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人类普遍文明形态的努力，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所持有的“辩证文明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坚持在文明问题上“不可通约”的原则，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普遍文明的可能。然而，一个假象的问题自然会提出来：西方的“普世价值”不是承诺了一种普遍的文明形态吗？事实上，在形而上学的文明观下，“普世价值”是把西方民族的“特殊价值”当作“普世价值”，试图抹杀其他民族的特殊价值而推行自己的“特殊价值”，这在本质上否定了价值观的多样性。因此，只有坚持“普遍性之下的特殊性”和“具有特殊性的普遍性”才是有意义的。

　　按照辩证法原理，在“全球文明倡议”中，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尊重“文明多样性”，另一方面主张“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表明，尊重文明多样性是以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条件的，如果一种特殊的文明形态破坏其他民族国家文明形态而违背“全人类共同价值”，那么，这种特殊文明形态就不应当被尊重。因为这种特殊文明形态是违背人类共同价值，是给其他民族国家带来灾难的。这种特殊文明形态因为违背普遍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而失去其真理性，因而不应当被尊重。此外，如果坚持虚假的普遍性文明形态，即抹杀其他民族文明的特殊性而推行“无差别的同一”的文明形态，这种“抽象的普遍性”文明形态也是虚假的普遍性，因而也是背离辩证法原则的。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和平与发展”世界历史主题的现实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诸多民族国家“单个主体”为单位而构成的“共同体”。每个民族国家的主权必须被尊重，除非该民族国家以侵略其他民族国家为目的。文明观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对人类命运把握上的差异。试图排除国家民族的差异性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为，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普遍性是去掉个体性差异的“抽象共同性”。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似乎也追求“普遍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是这一“普遍性”是排除了个体差异的“抽象的同一性”。“普世价值”本质上就是用西方的特殊价值取代其他民族国家的特殊价值，因此是“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排斥个体性差异的普遍性，在具体的现实中就表现为“资本霸权”“世界西方化”“资本抽象化”等。然而，每个民族国家都没有权利强行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行加给其他民族国家，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建立起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命运共同体。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命运共同体，而只能建立为了自己国家民族利益的“利益共同体”，而一旦彼此之间失去了共同利益，就会变成“敌人”。“冷战”的本质就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具体形态。因为利益只能是特殊的，利益属于你就不能属于我，属于我就不能属于你，因此必然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国家民族之间只能以“利益”为基础而形成共同体，并且这种利益是以侵略其他民族国家利益为前提的，这在本质上就只能是“团伙”而非“共同体”。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乃是基于“共同价值”，而非基于“主观利益”。只有尊重“彼此利益关切”，而且尊重每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关切，才能建立真正的“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