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求解放的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期望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各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郑重地指出：《共产党宣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提出：“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列宁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俄国革命模式绝对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过往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的具体特点很多，其中就包括中国珍贵的历史遗产。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已经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应当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考虑。毛泽东同志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都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具体地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基于这一认识，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首次使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概念，提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互相结合起来”。这里所讲的中国文化，并不是指中国古代文化，而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就此解释说：“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由此牢固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命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也使用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概念，如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又产生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概念，并评价两大理论成果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初步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含义。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首次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作了概念和理论的准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两个结合”的思想。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提出：“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也就是说，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延伸要求。2021年3月22日，他初步提出“第二个结合”：“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正式提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两个结合”纳入党百年“坚持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2022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了深刻阐述，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就要有肥沃的土壤，这就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就要在价值观上高度契合，这就是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融通、与中国人民价值观念的贯通，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赋予鲜明中国特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夯实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历来主张尊重和继承历史遗产。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传统文化就是必须承继下来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指导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体上经历了从“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再到“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但对这种古代文化，要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进行清理，“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文化精华，是指“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这是后来我们党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主张要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具体分析，不仅要区别封建主义文化和非封建主义文化，而且要区别封建主义不同时期的文化。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他在提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时指出：“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江泽民同志认为，“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他概括了中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四个方面：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认识集中体现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的新论断。他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的寓意，需要把握以下关系。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同中国古代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这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根本上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华民族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中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我们要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曾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的观念。这种批判是辩证的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扬弃。恩格斯曾就唯物主义形态的变化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摒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照此理解，对待传统文化理应采取批判的态度。

　　批判地吸收、利用中国古代文化，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其基本含义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样理解的“批判”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辩证的否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主张：“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同样主张：“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对封建主义的东西要批判地吸取。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得到了正确理解，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内涵得以沿用。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遗产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不能不加鉴别地统统继承下来。这不是学习历史的正确方法。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精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扬弃”观，主张对我国传统文化，“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他提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在此前提下，他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论断。他深䆳而敏锐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指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前者是改造，后者是完善，目的是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更具体地说，“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给予更为积极的肯定性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儒家思想提供的。“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思想，后经历代吸收融合，逐步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尽管人们对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有各种解读，但儒家思想总体上为我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了精神支柱”。中华传统文化呈现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多向多元发展态势。“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研究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不仅为使用“小康”概念来确立中国的第一步发展目标，而且为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更容易得到中国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儒家文化历来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孔子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孟子的“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荀子的人“最为天下贵”，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对于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推崇儒家思想文化是不是厚古薄今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更为科学的回答。他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论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就是说，我们既不要片面地厚古薄今，又不要片面地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二是明确中华传统美德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重视发挥礼仪文化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的作用是维护既成的社会秩序，因此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反应。在旧中国，对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要破除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道德。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坚决抨击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的党，改革开放新时期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道德教育在稳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方面，我国古代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规范显露出其积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道德教育渗透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礼者人之规范，守礼报以立身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特别是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要善于从中汲取道德滋养，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继承创新，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

　　三是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地位，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一起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古为今用是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主张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目的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他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由此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存的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三种文化统一起来，提出：“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三种文化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要培养造就一批善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人才，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作者简介：张峰，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