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文艺复兴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使当代西方国家发达，但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三个紧张”又使发达国家的发达难以持续，新兴国家的崛起难走老路。

　　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西方大国经济的发展，都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特别是近代西方世界在原始积累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以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来掠夺资源。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这就是所谓“守成大国”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以及他们的现代化之路，一度展示的“世情”和世界秩序。于是，引起如下三个关系的“紧张”，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破除的桎梏。

　　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期形态，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市场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形成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孙中山早就敏锐地发现：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也是行霸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映出这个世界体系形成之初，就开始解构。二战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重新整合：从西欧到美国。同时，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强大的与之对抗的力量——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其结局说明，文艺复兴推动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运行的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的。只要世界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超越它的世界体系就建立不起来。

　　但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也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核威慑”的恐怖，使大国之间不得不寻求相对的“核妥协”“核均衡”。当代超级大国以霸权、霸凌、霸道来薅取羊毛、巧取豪夺的“世界秩序”，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在不断加剧紧张、制造冲突、引爆危机。

　　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天、地、水、空气都在遭到破坏。

　　三是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象。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人失落了信仰，也就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经济怎么繁荣，如果放弃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大家都心浮气躁不思进取，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心高气盛欲壑难填，社会不能和谐稳定，发展又如何协调持续？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虽然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人又被神化、异化。那么，出路何在？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新的文明复兴，已躁动于时代的母腹，呼之欲出：它要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和谐世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促进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要求。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明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基于两点：

　　一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汤因比在比较世界各种文明的发展后指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以外表示过帝国主义野心，传统上就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为了说服谁、取悦谁、欺骗谁，而是基于自己的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理念体现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道路选择，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是中国倡导“新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活力、动力机制，渐现其先天不足和负面效应。发展颇有冲劲，缺乏平衡功能。人欲不断扩张，节制日渐式微。好比一部越开越快的汽车，油门不断加大，刹车一再失灵。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世界，处在一个极端——以神为本，以君为本，极度贬低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世界，又摆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人本，人权、人性、人欲，极度抬高人。人“就像一部发疯的钢琴”。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人在各种欲望不得满足时处于痛苦的一端，得到满足时便处于无聊的一端，人的一生就像钟摆一样在这两端之间摆动”。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又要革故鼎新。因为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建造和谐的人。它既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又要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

　　人类社会发展先后经历了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当代西方“新人文主义”。但“新人文主义”并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理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种“见素抱朴”的人文主义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底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不断生发、生生不息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当代中国大力贯彻“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宗旨始终不渝。顺应时代、借鉴创新、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实践中，最广泛最深刻地凸显了“新人文主义”。

　　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中国要走向世界，在世界和平崛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高举起促进“新的文明复兴”的大旗，把握住“新人文主义”的话语权，高举起“人类和平、世界和谐”的大旗，站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使冷战战略、冷战思维彻底成为历史，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就为中华民族赢得和延长实现伟大复兴、重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战略机遇期。

　　（作者为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导）